“历史人类学”与学术研究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刘志伟
不知从何时起，“历史人类学”好像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幽灵，在中国史学这个深潭的水面上，搅起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涟漪。中国史学界好像比较喜欢讨论什么“学”的定义，记得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每次开社会史学会年会，都会有“什么是社会史？”的讨论，到最近几届，这种讨论终于沉寂下来了， 但“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又成为新的话题。正如郑振满先生在这个座谈会上说的，我们不小心用了这个标签，但自己其实并不清楚，也没有兴趣弄清楚，应该如何定义历史人类学。之所以选择这个标签，只不过是觉得自己做的研究，有那么一点儿历史人类学的味道罢了。我们编了一本刊物，取名《历史人类学学刊》，正因为我们不愿意下定义，所以没有写发刊词，而是先后刊载了张小军、黄应贵、庄英章三位先生谈“历史人类学”的文章，主张各异，目的也是想表明我们的立场——所谓的历史人类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实践。《学刊》已出9 期，刊出的论文和著作评介，其风格之纷纭，恐怕读者是不难看出的。
至于为何要用这样一个标签，那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有偶然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兴趣；有学术的理路，也有治学的传统。这些, 在萧凤霞、郑振满、丁荷生等人的发言中都涉及到了，我不再多谈。想多说几句的是，振满先生提到，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都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同时也都有人类学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影响，的确是不应忽视的。近年来有关历史人类学的议论，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或对话，是一种新潮。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也从一开始就深受人类学的影响。大家都知道，1920年代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学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就是把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放在同一机构中的。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中的著名教授, 全部都有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这些学术渊源, 对我们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今天，大家讲到历史人类学，就会同田野调查、区域研究或社区研究等等联系起来，其实，这些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刘平兄在发言中提到李世瑜、路遥先生的田野调查，就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历史人类学学刊》在去年专门刊载了当年和李世瑜先生一起在华北开展田野的贺登崧教授的一篇旧文，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提倡的田野调查，前辈学者已经有非常好的实践，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与人类学家合作开始在乡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激励我们的，不正是顾颉刚、容肇祖这些史学前辈当年在北京的妙峰山、在广东东莞考察的身影吗？
近来我常常想，为何大家会产生这种把所谓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视为新东西的印象？直到我看了王尔敏先生的《20 世纪非主流史学和史家》一书时，好像明白了一点。在学术的社会里，也许有一两种叫做“主流”的研究取向，其他则被视为“非主流”。在“非主流”没有进入站立在“主流”中的学者视线的时候，“主流”可能就是全部；一旦“非主流”进入了视线，就可能被视为新潮涌来，然后会产生“新潮”是否会成为主流的疑虑。其实，在学术上，“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都是“流”，但这个“流”一定要有源，不是随意泼出之水；也一定要循自己的河脉前行，不是四溢散漫之水。学术之“流”的格局，应该像珠江那样，尽管地理学家可能定义了珠江的主流支流，但实际上，珠江水系并无主流支流之别，几条江河并没有真正合流；到了三角洲的河段，主流支流更是难分莫辨, 所有水道都互相交错, 互相混合，最后还是分流入海。如果我们能够像理解珠江水系那样理解学术之“流”，那么，很多争论或者就可以休止了。
最后，我想用两句也许是老生常谈的话来归纳我的意见：我相信“史无定法”，但一定要“学有所本”。
（此文为《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特约评论人语，原载《文史哲》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