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5日上午，国际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先生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101报告厅，举行了题为“800年前的官员档案：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演讲。此次讲座为厦门大学“南强学术讲座”之一。人文学院院长朱菁教授主持讲座，并为邓小南教授颁授了南强学术讲座纪念牌。杨际平教授、王日根教授、钱建状教授等学院近百位师生积极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了宋代官僚机制及其运行状况，同时对出土文献资料的利用问题进行了说明。首先，邓教授介绍了武义徐谓礼文书的出土与整理情况，宏观概括了文书的出土背景、整理过程、基本内容，并简要说明了文书整理时的常见错误。

其次，邓教授结合具体文书实例，从制度运行的层面，阐释了宋代官僚体系及其变革过程。邓先生指出，以所载内容的差异为标准，文书可以分为录白告身、录白敕黄、录白印纸三类。录白告身是委任宋代官员的证明，因官员流转方式和文书签发部门的不同，又可分为制授告身、敕授告身、奏授告身三种。录白敕黄由尚书省颁布，是以“牒”的文告形式，进行指挥政务、任命差遣的官文书，从中可窥宋代官员职任除授情况之一斑。录白印纸是宋代官员履职情况的记录，是朝廷人事核验的重要凭据，作为朝廷信息的征集系统，其关键在于记录事件，而非评鉴功过。此外，邓先生还以押字为例，分析了“录白”与原件的不同之处，揭示了文书誊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最后，结合对出土文书的剖析，邓教授强调了不同材料的相互发明与质证问题。对于“活”的制度史的考量，需“结合制度看文书，结合文书看制度”，形成周边材料组。王国维、陈寅恪先生所倡之“二重证据法”，对于史学研究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邓教授京腔圆韵，语言凝炼，逻辑明晰，深入浅出的报告，赢得了在座师生的热烈掌声。在互动环节，邓教授又热情回应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提问。讲座之后，若干同学恋恋不舍，或以邓先生经典名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而求签名，或另有求教，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文/厦门大学历史系  刘原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