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中国史打造更有效的研究典范？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邱澎生
我在台湾长大，我第一次认识刘志伟先生是在台湾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在香港教书，刚好有机缘认识他们。从1992年到现在，我一直在史学界，两年前我到香港教书，但是我一直在台湾长大、读书。我自己是研究16至18世纪苏州商人的团体，包括会馆、公所。我其实非常羡慕华南学派的同仁们，因为他们做的许多研究现在已经得到很多重要的回响，我时常受益于他们的研究，也有一些观察、感想与期待。我分四点展开。
第一点，华南研究的出现正好遇上研究典范转移的过渡期，恰好是在史学界进入某种理论真空或者是典范转换的时候。在80年代，大陆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开始慢慢地没落，日本的“中国史时代区分论战”也开始降温，这个时间上的巧合颇有意思，看来应该是明清史研究在当时发生的一种普遍性现象。在美国，现代化理论和费正清所代表的“挑战与回应”的说法也同样越来越遭到严重质疑。在台湾的明清史与近代史学界，也发生了类似美国的现代化理论逐步遭到扬弃的现象，而那些援用西方经济史方法研究明清经济史供给与需求的常见研究方法，也让大家越来越觉得解释力有限，无法真正切近更整体的历史变化。事后看来，华南学派即是在这样一种典范真空或者是典范转换的过程中慢慢出现、成长，而一直走到今天。当然，在社会经济史与明清史研究出现典范转换现象，也不是只有华南学派这一个阵营，还有其他学者也在摸索不同的研究取径，同样做出很优秀的研究。但是我相信，像华南学派这样能够结合这么多人，做出这么多成果，并且有计划地栽培后进学生，这确实非常特别，相信他们未来的影响仍会持续扩大与加深。
第二点，有效衔结文献与理论的自身条件与外在机缘。华南研究的学者本身都有很强的制度史训练的基础，在典籍、文献上都有很好的基础。也因缘际会，接触到很多海外的学问非常好的人类学家，包括台湾的陈其南、庄英章先生等，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研究极有兴趣。在那个氛围底下，遇上改革开放，他们刚好接上。所以，他们本身有很好的文献、制度史的训练，既有傅衣凌、梁方仲等史学大家研究成果的传承，再加上外来思想观念的刺激，这确实是很特殊的机缘。
第三点，超越二元对立方法论的旺盛企图心。华南研究的学者们在方法上非常有意识地要超越二元对立等研究方法的局限，其中包含个人与结构、汉人与非汉人、国家与社会、区域与全国、思想与行动等二元对立的既有研究范式。这个意图非常清楚，但至于实际能够做到多少，则是另一问题。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局限，但是华南研究的学者们在许多研究课题上做的长期努力，则都已经对学界产生了颇为重要的影响。从某个意义上说，他们长期努力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在发掘传统中国民间的力量，考察基层的中国到底是如何运作与变化。在明清时期五六百年的历史中，蕴育了基层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但由于种种因素，这些民间力量或者被抹掉，或者被掩盖。我们如何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我觉得华南研究学者们做出了方方面面的贡献，令人瞩目。
我们想要了解底层的中国，想要发掘民间的力量，到底如何可能？首先，前面讲的《民俗周刊》的《发刊词》，说及“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固然有道理，但如何拿捏轻重？如何重新面对所谓“圣贤的历史”？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如何具体实践，或者是明清某些士大夫意图“经世致用”的那些看似正经八百的思想，我们会不会矫枉过正因而太过分扭曲或低估它们的作用？16世纪以后，罗清、王阳明、袁黄乃至于戴震等人的思想及其实践过程也极为有趣而重要。如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郑宗义教授论证，从晚明到清代，似乎发生了一连串思潮变动的大趋势：学者对形而上的事情看得越来越淡，而更加重视的是形而下的部分。这类思潮变动若再配上种种通俗文学的发展，更可看出整个重视平民作用的思想力量不断抬头与交互渗透。像是清初李二曲编的一本小册子《观感录》，专门记录盐丁、樵夫、吏胥、窑匠、商贾、农夫、卖油佣、戍卒、网巾匠等各种各样底层的平民，如何因为听理学家讲学而决定自己要成为大贤人、大豪杰的具体事例。这些在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的种种思潮转变与社会实践，实在极为有趣而且重要。当然我们可以从学术史与宗教史的角度去解释这些现象，而不一定能高估其在社会文化史的意义。但我想说，所谓圣贤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或是儒家的思想，其内涵与变动也可以是很复杂的。这些内容如何能够像华南学派研究宗族与其他乡村社会组织一样，被纳入超越二元结构的分析，拓展更多重要研究主题而不断做出丰硕成果？我想，华南研究学派的学生辈除了继续做宗族、乡村这类既有课题，不妨还可以试图翻转看待所谓“圣贤、思想”的眼光。从某个角度看，这有点像是如何由过去“看山不是山”而进入到未来“见山又是山”的历程，我想，这样的研究历程在未来也许仍是有可能的。
再进一步看，我们讨论宗族、乡村等反映民间力量的事物，其实际是在探究16世纪以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如何处理个人的私利跟公共的利益之间的紧张、矛盾与冲突，可谓是在探究当时人们如何追求新的社会制度。我们可以说宗族是一个公司，也可以说会馆、公所是那些捐款商人对“公利之利”的制度性探索。这期间，政府面对种种民间新生制度，其实也在不断调整政策、法令甚至是心态。16世纪以后的中国，在国家、社会等很多层面，其实都在进行私利和公利的重新界定与持续调整。
今天我们由现在看过去，基于种种原因或是偏见，有些人会觉得过去不少事物是迷信，或者说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也不妨视为当时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民众正在努力处理私利和公利相互冲突与重新协调的问题。有的国家采用了民族国家、证券交易所、特许公司来解决私利和公利的问题。在中国，我们靠的是宗族、会馆、公所，靠的是其它方方面面出现的新生制度性力量。这些可谓是“制度创新”的社会变迁历程在明清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而且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还在努力地往前演化。在新的时代里，在快速变动的社会下，历史学者确实有很多需要继续考掘的研究课题。
最后一点，如何更有系统地训练后进。我认为华南学派对未来学生的训练应该更加讲究系统性的训练方法。这包含两重意思。第一重，华南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们当年曾经受到很好的经典文献训练，但现在的学生辈因为要效法老师一样出去做考察，甚至说要做更长期停留当地的田野，反而丢掉了史学家重视文献解读的长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应该认真矫治或预防此项流弊。第二重，第一代学者过去跟水准很高的人类学家互动，因而也学到不少史学以外的学科视角与方法，但现在各个学科能人高手辈出，环境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更难期待学生兼通其他学科。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跟其他学科做比较有计划的系统性训练，我想，这对于历史学的学生来讲比较迫切。
（原文刊于《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台湾：人间出版社，2016年，第49—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