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温铁军的乡建道路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应星

    温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二十年前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跟温老师去做过调查，当时被温老师敏锐的问题意识，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所感染。二十年来，我也一直是温老师作品的读者，温老师不仅提出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倡导了乡村建设这样一个思路。

    温老师讲到，他对于思想本身并不想纠缠过多的争论，而更多是在实践。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就乡村建设的实践方面请教温老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说的新乡村建设，是承袭民国的传统。这是一个大的说法，但是民国的乡村传统其实是不同的传统，比如说梁漱溟和晏阳初，他们所依据的资源和开创的传统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异，梁漱溟更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借用，在晏阳初这里是对教会和西方资源的借用等等。我们今天的乡村建设想接续民国的传统，如果细分的话，我们是要接续谁的传统？

    第二个问题，我们知道在民国时期，无论是梁漱溟还是晏阳初，他们在开展乡村建设时，都遭遇了很多的困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来遭到了失败的命运。因此，需要分析当年他们所面临的这些困境、导致失败的这些因素，我们今天是否还存在？比如说“我们动而农民不动”的问题，在今天如何更好地去克服？

    第三个问题，关于当年乡村重建，费孝通讲到了乡村社会解体，一个很重要的是乡土人才的流失，现在村里出来的大学生回不去了。目前整个乡村建设是两支队伍，两种力量：一个是大学生支教支农，一个是希望培养乡村在地的农民。而我疑惑的是这两块力量之间如何能够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连带关系。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成就确实是非常显著的，有20万支农学生，但是如果我们细究，这20万支农的学生，无论是农村出来的，还是城里出来的，他们又有多少人毕业后愿意扎根在农村呢？这个比例有多少？

    我记得我去台湾时，访问“美浓爱乡协进会”，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们曾经都是在大城市里工作任教的知识分子，后来回到了自己的农村家乡工作，而不仅仅是支教。我想回乡知识分子的建设，是乡建扎根特别重要的基础。今天，大学生支农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但是这支力量怎么能够扎下根来？本乡的知识分子，今天还回不回得去？除了交通、通信等等一系列问题，还面临其它许多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一个简单的意愿或者理想就能解决，可能会面临非常多结构性的问题。因此我想，下一步乡村建设在推展的时候，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即怎么能够让本土出生的知识分子回到自己的乡土？如果他们能扎下根，也许会让我们的乡村建设出现一个更新的局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第四个问题，乡村建设的一个要素就是要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但是我们看传统社会，无论是士绅制度，乡约制度，其实不光是制度层面，更重要的是有一套伦理的基础。我想请教的是，我们今天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的伦理基础在什么地方？复兴传统文化，是不是这样一个道路？或者说我们也许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处境，不光是城里人，包括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他自觉不自觉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西化。这种西化和儒家的伦理又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和结合，如何使得我们的合作社、乡村建设能够找到一个更扎实的伦理基础？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批判的矛头往往是针对资本，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但是我想请教的是，我们的资本是扎根在我们的国家之上的，因此这个资本和国家是一个什么关系？温老师的报告中对资本的批判我非常同意，我是想再进一步延伸请教，我们的乡村建设除了针对资本，我们和国家的力量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回望民国时代——梁漱溟也好、晏阳初也好——他们某种意义上的成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和政权、政治、地方军阀的力量关联在一起。而我们今天来看，乡村建设除了面对三大资本、全球化，是不是面临着更复杂的东西，国家的力量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原载《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台湾：人间出版社，2016年，第2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