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
——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下）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梁洪生
四、民国后期张氏宗谱的全县合修及“三张”的融入
民国35年（丙戌，1946），星子县《张氏宗谱》再次编修。从留下的8篇序言看，这次于抗战光复后不久开始的修谱很热闹，而且在名目上特别突出是“全邑合修”。但细读序文，又不难觉察貌似众口一词而实存杂乱之音。细加咀嚼，更可进一步体会“三张”的融入在当时还曾引起一些负面的反应，而且还可看到这批乍进“合谱”的渔民还存有戒心。
首先给人强烈印象的是，此次修谱的“理论阐述”中政治味特浓，这集中表现在主修者张耕夫撰写的《丙戌全邑合修家乘小引》中。《小引》开宗明义，引中外古今之例，阐释国家和宗族这两个“团体”之间的关系。从江西地区谱论的阐释历史看，张耕夫只是接过了民国以来世人已经反复讨论的一个话题而已，仅此一点并无新意。但细读下去，更可看出1946年时一批地方文化人的政治心态，即为抗战胜利之大势而欢呼，“国家至上”的倾向空前强烈：
国家一大团体也，宗族一小团体也。大团体不结，则外侮之来，等于散沙，非一呼而可麕集也。小团体不结，则强邻之逼，形同孤注，非乞怜而可幸免也。是故国于地球之上，莫不各有一团体，以争存于世界。国家团体之结，主之者国民政府，分而为军师旅团，教之以坐作进退之法，靡不服从；宗族团体之结，主之者正副主修，判而为总监协纂，勖之以亲上死长之，又罔不听命，非压迫防乱源也。盖国家团体之破坏，多半起于比庐族党与夫不孝不悌之人，创为邪说，号召徒党，以与国家为难。其初，盖一小团体也。清室发逆之乱，洪秀全以整个团体假烧香获福名义，愚弄无数团体，蹂躏东南，民膏斧钺，十室九空。悯彼兄弟，谁非手足？而执迷不悟一至于此，亦亲亲长长之义未明，而宗族团体未讲也。夫在家为令子，在国为良臣。宗族团体固结，扩而充之而社会，而州县，而国家，其团体牢不可破。彼族虽雄，未易窥伺，此自然之理也。今四万万同胞之声浪，高唱入云。弃而父子，坏而伦常。姓氏之团体危于一发，而姓氏之关系已潜消于无形。整而理之，则又时局相抵触，未敢以为然也。
宏论之中，微词已经显见，一套国家话语已是全文强调的重心。
忧时者于省会举行大同，是隐寓全省收族团体之深意。西宁小邑也，无强宗大族为之保障。吾民聚族而居者四十余村，支分派别，未有统系。而又株守故乡，一出里门，尊卑长幼，多未识别。此皆离而不合之过，团体未结之由也。今文煊、靖
其所谓“枭音不靖”，或可猜测是隐喻已经开战的国共两党两军之争。最后，张耕夫将其理论的落实点，放到星子全县张氏合修宗谱上，并且不加隐讳地对族中“老成”作了批评：
吾族家乘失修，自壬戌迄今二十有五年矣。虽曰时势变迁，亦任事者多半流亡。而一二老成，率由旧章。一语合修，均有难色。而未省爱国思想，重在合群；合群之道，莫如团体；若团体之注重，首先宗族；宗族之宗旨，在于合修；合修之意义，取诸团结。团结一固，对外有御侮之能力，对内有亲爱之诚心，非止一宗派、联盛情而已也。
所谓全县“合修”，就意味着又有一批原本《张氏宗谱》无载的张姓人群及村落要融合进来。按此修谱序的排列顺序，可以看出一批颇有意思的表述，并令人揣摩其中的微妙之处。第一个提到新入谱者的还是张耕夫之《合修家乘序》，但说得含糊而巧妙：
……及均甫居星（子），子孙众多，光照谱牒者，四十有八宗。而贡树分香，亦代有传人。自幸世家之盛，未有超越吾族者。及博览柳林、板桥等世系，又发见成甫一脉，其先世贵盛，或为元公宰辅，或为御史大夫，而百里才尤其小焉者，未免见而增愧。然大夫不敢祖诸侯，礼也。世系所在，彼固出于自然，而又何愧焉？先正有言：人才多则发达自易，且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吾均甫公积德，以遗子孙垂三百余年，有如潜龙勿用，积数之极，则卷水上腾，受日光摩盪，走雷霆，变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
张耕夫引经据典，表达了对新“发见”和入谱的柳林、板桥等张姓的客气和承认，将其作为过去不知道而被“遗失”在外的宗支来看待。但笔锋一转，下面的话就应该主要是对业已归入“四林”派系的“四十有八宗”——其中也应包括民国前期“收族”进入的张氏——子孙说的了：
虽然，亲亲之义不在荣显；合修之义，取诸团结。不知出此一去里门，贼防贵，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奚以合为？耕言及此，惧有不明大义者，长而傲，挟贵而骄，则不祥莫大焉。吾族孝友传家，说礼乐而敦诗书，尊卑之叙，长幼之节，夫亦各瞭然于胸中矣。
张耕夫所说的“长而傲，挟贵而骄”，应该是指四林家族中人还带有以诗书传家为重要文化资源的优越感和自傲，这些人看待“三张”的眼光是俯视的。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以更直接地说明当年合谱之后，是否产生过不和与冲突，但只需从常情设想，即难免有一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具体问题无法回避。譬如：一旦合谱，对那些原非同宗的“乡巴佬”如何称呼？如何排列长幼？祠堂中如何放置木主？入席如何坐桌？等等。否则，我们就不好理解为什么在此之前的“一二老成”会“一语合修，均有难色”，而且张耕夫对“不知出此一去里门，贼防贵，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的担心，也就没有了现实注脚——从中我们或已看到当时地方族群关系的某种紧张，对此容后再论。
而真正说明这次修谱如何“合”的细节的，是后面两篇序言。其一署名只称“七十世匡南敬序”，没有提到“四林”中任何一处，显然没有“地望”可以标榜。张匡南的名字，倒是作为主修者之一，在张耕夫等“四林”人士的序中屡屡提到。但因为我们至今只找到“三张”之一的“板桥张”的谱牒，从中没有查到张匡南的个人记载，不无遗憾，但经过比较，可以推断其属于“楢树咀张”或“咀上张”中的某一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张匡南所撰序言居前，首先即讲了一段有含义的模糊话：
家谱之所以修，合同姓而敦祖脉。其由来者远，蔚蓄者深，固由本本相生，支支相茂，由盛极而迁，由迁徙而发，由发达而久，由久远而不知所自来。又或知其所自来，而不知祖原根本。则一以故曩作于谱，各述其支，各详其谱。
其或代有其人则详，代无其人则缺。此故，我张姓合邑之修……。
接下来，他着意说明新入谱的“板桥张”与“四林”人群之间的关系：
然考我始祖，则远自挥公，近自道陵，再迁则自庚九而迁星子。其居星子荷叶塘，则为开仕板桥支；其居梧坡坂，则为均辅四林支。外如张道观、窍塘等，已附属于四林。而板桥支并硕然挺茂，与四林之蕃衍千宗，固无俟乎预言。有诚其长，宗义其次，有仁其季。惟长、次蕃于星子，有仁则支祥异地。由此而上溯柽公父子，再上而溯至南北二派，更上而知我远祖有四大发源地……。
对照前文张氏“四林”世系源流图，可见在“泛张氏”认同的前提下，此修谱为“四林”找到了“长房”——有诚一支——的后代。从修谱者都会宣称秉承的传统“宗法”意义上说，“板桥支”就天然地具有了“尊长” 地位。这一点，对于他们日后一步步变成张氏宗族中的强势力量，奠定了非常重要的伦理基础，尽管这一基础的最后夯实是在四十多年以后。
尽管如此，在此修谱中还是可以明显看出主修者很明白地将“张氏”分成“中（内）”、“外”两部分，不相混淆。出于“四林”中桃林一支的张起炤，在另一篇序言明显地作了这种表述：
吾族自壬戌岁，余父丹翁与族伯梅翁等主家乘以来，阅岁二十有四。生齿日繁，瓜衍益广。抗战军兴，丧乱迭乘，流离转徙，不一而足。向之亲爱笃厚，今已稍觉散乱疏离。此基层力之未固，遑以论国族天下？于是合族议重修家谱，与新合修之乌鸦塘、乌鸦塘之对面村张道观、窍塘村、上张村、张家河、坳上张、半边月等村，分别收入松、竹、杨三林中；板桥村、大塘张、油树嘴、康城等村，列于四林外。
于是在具体的操作上，皆可明显看见“内”“外”之分和枘凿不合的痕迹：首先 是目录上的区分：在卷首之后，先有“卷之一”、“卷之二”两卷，收录“有诚公遗像”及板桥各支系；其后，又另起编目，重新出现“卷之一”至“卷廿九”，卷之一单记“世系源流及松林世系表”——板桥一系，“四林”的不同源流分得明明白白！其次，因为“板桥”一支已被确认为长房之后，按修谱惯例，领谱也是居前，所以先给其一个位置，注明了是“板桥支领谱字号”，按“忠”、“孝”、“仁”、“爱”四字排列，分别代表在老屋、板桥、大塘、油（楢）树（咀）四村的宗支。然而，这四个村名和领谱人名都用红色的木刻章作了调整和纠正，可以解释为主修者们对这些村落中张氏的陌生。另外在“板桥支领谱字号”之后，还有一套“领谱字号”，并有序言说明是祖先按《千字文》拈阄确定的发谱顺序，共有79宗——说明“三张”虽然进来了，但“四林”仍然自成体系。由此可见，至少在1946年修谱时，“三张”还是有条件地被纳入《张氏宗谱》内，而且从谱本上还可明显区分出“文化张氏”一族和“渔民张氏”一族。
而就“三张”一方而言，也有一个对这种新认同的担忧和逐渐适应过程。读张匡南序言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出这些主体为渔民的“三张”在“合族”之后，还有财产归属和宗族活动的经费负担之虞，颇有意思：
余于合修之余，忝列斯职而不能尽（责——引者注），固亦有烦族长之劳，诸君勷赞之力。缵隆祖考，昌发其时。至俗冗在身，斯亦有愧。但各支原有产业，仍应于各支私有权，不能藉公众合修而混争。对今后事宜，亦应另筹其款，尝端秋之礼，每年以睦族谊。俾有造就者各得适其情，以互进而为永久结合之光。
“三张”所以在此时被“收入”《张氏宗谱》的原因，很值得探讨。首先，一个很有意思的称呼变化首先值得注意：在“宗长”一栏，记录民国壬戌年的与修者为“四林各宗长”，而称此次为“合修家乘各村宗长”——这种称呼的改变或许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修谱宗支的不断增加，同时也意味着散居四乡的村族众比重加大。如果考虑到包括星子县在内的整个赣北地区在1938年以后完全沦陷，原住人口（尤其是富有之家）或向国统区南迁，或逃往周边乡村躲避，迄光复之时，不仅其人数总量减少，而且居民的构成也有所改变，那么此时“四林”会与“三张”渔民家族联谱同修，也是在地方家族势力经过一次大洗牌之后的新举措，是原本无关的两个张氏家族系统面对新的时代问题采取的变通之法。虽然由此会带来新的问题，但积极进取的方面是不应忽视的。
其次，如果比照江西其他县份此时的类似情况看，很可推测一种大的推动力，是为当时正在进行的乡、镇民代表大会选举县参议员和成立县参议会拉选票。我们在新修《星子县志》的相关记载中也可以基本找到佐证。另据“三张”渔民现今还流传的一些说法分析，“三张”此时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和实力的头面人物，所谓“官”、“白”、“黑”三道上都有人：在官道者是张庆堂（音），在黑道者是张正堂，是族长，武艺很好，是帮会中人。在此修《张氏宗谱》领谱名单中，我们的确看见“板桥支”中“孝”字号领谱者是“正堂”，住板桥村，留下一个将来查寻的线索。因此，还应进一步考察民国后期星子县地方的族群关系及其利益冲突等问题，譬如“三张”的总人数有多少？在1946年的星子县地方经济与财政收入中，渔业占有多大的比重？等等。总的来说：到1940年代中后期，在鄱阳湖濒湖地区，对“渔民”的经济实力和人群力量的考量，必须跳出“贫困化”等传统的定性和视角，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新的估价。但由于星子县档案馆的民国档案封存不见，“三张”系统的家谱还有缺失，加之张绍全及其他知情的“三张”老人相继去世，致使本文仍存无法完全解答的缺憾，尚待日后继续关注和探讨。
五、《张氏宗谱》“渔民化”结局及其原因探讨
在乡村环境中搜寻和阅读家谱资料，往往会有比在图书馆中更多的发现和意外惊喜。笔者很幸运地在新修张氏谱本中，找到一份夹在其中的 《关于谱局专职驻修人员基本条件要求的讨论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手刻钢板油印件，落款为“驻修组”，时间为“八八年五月”。因而知道张氏为修家谱于1988年
《张氏宗谱》“渔民化”结局的呈现，突出表现在新修谱本中3个方面的明显变化：
第一，在卷首新增的“公元一九八八年戊辰岁重修家谱简介”中，总共有15条内容，其中第9条仅为一句话：“考本届实修宗数为五十二宗。”而第11条则专作以下详细说明：“据丙戌年家乘有关记载：有诚公生仕贤，不求闻达，乐于耕钩，由竹林凹迁居板桥荷叶圹。生义富、义贵。生齿蕃衍，分居老屋、新村、咀上张、柚树咀，系我族一大支脉也，爰为纪之。”由此而对1946年修谱时“收族”而进入的“三张”一支再作肯定和强调，绝非无病呻吟之语。
第二，在卷首的后部附录了一张“张氏近代洽公世系源流支脉一览表”，用谱表格式第一次标明了“有诚公”的长子（长房）地位。这是对1946年合谱后出现的“有诚公世系”的进一步确认和强调。
第三，也是对旧版《张氏宗谱》改造得最明显的一点，即在新谱卷首的后部，附了一张大幅面的“张氏族落分布及有诚公裔孙捕捞区域略图”，而且图例规范，字体端正，明显可以看出是专业绘图人员制成。人们可以在这张“略图”上找到几乎全部的张氏宗支分布点，还可以对应地找到张绍强2000年所记“祖传河港习惯作业区域沿岸地址”中的20个地名。更重要的，是明确标出了北至长江小姑山，南至永修县吴城镇，据称是属于“三张”传统捕捞区域的两个水界标志。这样，一部原本宣称富有诗书文化底蕴的《张氏宗谱》，被加入了未曾有过的渔业生产内容，十分明显而强烈地反映了“三张”渔民的生活内容和利益诉求。
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造成《张氏宗谱》“渔民化”结局的呢？这是笔者试图回答并可能涉及鄱阳湖区近代社会变迁而更具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对“三张”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变化的考察，应该是解答其生活行为的钥匙。前文所述《张氏宗谱》的演变，实际上已经展示了一个日益明显的变化趋势，即从民国年间起，以“三张”为代表的渔民势力和影响就在不断加大，而且越来越成为当地张氏“泛家族化”的重要力量。1950年代以后，从组织初级渔业社到归属国营渔场，不但使其“专业渔民”的身份得到确认和强化，并因为吃国营粮站供应的粮油，而成为农村社会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一批人。到了1970年代，国家为了保证城市居民的淡水鱼供应，开始统筹安排“三张”的新生活，逐渐把这批在“乡下”居住和捕鱼的民众迁往濒湖的星子县城郊区，先后建起“县城东渔民村”和“县城西渔民村”，包括张绍强在内的一批渔民生活开始城镇化，持有县城户口，以商品粮油供应为基本保障。他们已经从“乡下人”变成了“准”县城人，这种新的社会身份在1970年代，是很令吃“农业粮”的“农民”羡慕的。这样，使得“三张”更有资格和实力去影响其他的“乡下人”，包括增强他们修谱时的说话分量。
另外一方面，则是“三张”渔民尽管已经城居，但仍采取了聚族而居的方式，从事同样的渔业生产，有着共同的利益要求，因而依然是一个特殊的强势群体。换言之，他们实际上还是住在县城边上的渔民。更为重要的是：自1950年代以来，这批在水上讨生活的人群越来越依赖鄱阳湖，而湖面的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瓦解之后，许多原本种田的农民也开始捕鱼，进入鄱阳湖捕鱼的绝对人数明显增加，并且缺乏传统的捕鱼技艺和水面生存规矩，日益采用如“迷魂阵”和电网一类无节制的极端捕鱼手段，对湖区原来的捕捞体系和秩序造成剧烈破坏，对以此为生的渔民造成很大的生存威胁和心理震撼。我们在张绍强写的多篇文字中，都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们身负的生存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愤懑。如前文提到2000年8月张绍强整理的《汇报》，其“后话”部分提到他的几点担心，其中即如：“大部份渔民都悲观失望，准备丢业解（改——引者注）行，外地渔民侵占我们的场所，我们无人争夺，包括干部也都退避三舍”；“外地新生渔民发展迅猛，自老池口往上，我们已经丢失，甚至向别人承包”。所以他最后发出“紧急呼吁：我三张后生，积极行动起来，坚守我们祖传的捕捞场所，为我们的后人生存而努力吧！”为此，“三张”越来越需要聚集力量捍卫自己的利益，需要比其他农业村落的人群更抱团，也更需要利用一切可以抓到手的资源来为自己服务。因而在他们那里，家谱已经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文化”产品，更不是供人把玩欣赏的一部“书籍”，而是可以用来增强自身地位和影响，证明自己合法占有湖区渔业资源的历史依据。所以他们不仅最积极地参与，而且只要有发挥和“创造”的空间，他们一定会处心积虑地做够用足。
反观在民国年间仍是修谱主力的“四林”张氏，其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则呈现出另外一种走势。我们从1988年新修《张氏宗谱》卷首的“一九八八年戊辰岁次新毕业志”中可以看出：“四林”各支仍因其旧，以“忠”“孝”“仁”“爱”为其谱本排序，其中“松林毕业志”出34人，另有民国时期大学生8人未计入此数；“竹林毕业志”出44人，“桃林毕业志”出8人，“杨林毕业志”，出3人，合计共有97人。与1946年修谱中的“贡举志毕业志”之间，保持了一种既是体例上也是文化上的延续。而与此同时的“有诚公后裔”（集中在“板桥”和“楢树咀”两个村），可确切算出1949年以后只出了8个大中专学生，不及“四林”大专学生的十分之一。但是，这种对比并不意味着“四林”可以在乡土留下更多的人才，而是恰恰相反：近几十年来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计划分配及“干部”的终身身份制，实际上加速了对乡镇知识群体的抽空，哪里的大中专学生考得越多，就意味着有越多的读书人远离乡土，而不大可能再参与其家乡事务的运作。如果我们再考虑到19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划成分”、“土改”、“清理阶级队伍”等）对这些文化人多有株连和打压，使他们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比本来可以发挥的要更小。另外还有一点政治因素对他们的抑制也不容忽视，即在1980年代中后期，江西各级政府对民间日益兴起的修谱建祠活动的担忧不断加强，且与地方械斗事件及“封建迷信”相联系，在报章上屡屡披露，在红头文件中不断批评和禁止，这些硬性的遏制对于体制内的“干部”来说，是不能不顾及的，所以即使参加了修谱活动，也是处于幕后，或是只捐款而不参加具体活动。 因此从1980年代开始，江西乡村作为家族文化复苏之一的修谱活动，主要是由一批长期生活在乡土社会，有一定文化、有历史记忆、又有一定号召力的中老年人来操作，用前引《意见》里的话说，就是“德高望重，心怀诚意，才智兼备而或有本项基础的知识份子，而且要有实干苦干能力”，即如张绍强这样的经历、见识和有心者，才是真正欲为、能为而有可为者。所以，他们的利益要求也自然而然地反映于新修家谱中。因此，这份《意见》中第一条既表示尊重传统，又反对“平均化”的表述，显然话中有话，是要为“三张”争得话语权而张本：“除公推统一聘请主修外，其余驻修人员当首先比按四林为基点甄拔人才，但不能平均化，承认差距，面对现实，顾全大局，节约用人，以防抵制冗员，人浮于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氏宗谱》的“渔民化”结局，同时就是“四林”历来引以为荣的“诗书传家”文化的边缘化。这一变化，也可看做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衰落的一个例证或注脚，值得做更加深入的考察和探讨。
六、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
多年来，笔者一直把研究兴趣放在一些“地方”的研究上，而且多是从一个“点”上做开去，除了看文献“史料”外，还要去这个“地方”做实地考察。所见所闻，不一而足，引起的思考常常比读“史料”时更多更复杂。正因如此，所以对当代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照也日益增多，以致有越来越强烈的“做现代史”之感。这里想稍做讨论的民国民间文献“有效性”问题，也是有感而发，是想梳理一下自己遇到的民国地方史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明民国地方的问题。笔者把这些话说在前面，是想避免在方法论上被质问如何面对那些通常认为是可以说明民国制度史、政治史等“大历史”的材料问题。经验告诉自己：越是到地方基层社会，“大历史”材料所能说明的具体问题就越少。而且从研究的过程看，一般都是首先花费大多数时间和精力去查寻“地方”史料，而且对这些史料的查寻、甄别和解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要依靠对地方历史的了解和地方生活经验的体会和把握，而不是简单地把“大历史”材料套用过来，作为分析“地方”史料的背景和“主线”就可以完成的。
有时候仔细想想，哪个朝代和时段的史料都会有一个有效性的问题。那么，民国史料之特殊性在哪里呢？笔者未必能说全，但认为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从1950年代开始，有相当一批活着的人说“我经历过”、“我见过”那个被史学界称为“民国时期”的时段；到近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老者辞世，以上的表述逐渐向“小时候我听说”或“听爷爷（爸爸）说过”转变。另外，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各级《文史资料》，到近年来各地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有文化人”用各种体裁写“私史”（如回忆录、家族史、诗词集、掌故汇编等），以及在实地考察时常常听见诸如“在解放前”、“在旧社会”之类的表述——换言之，有一个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口述史和文字记述的群众基础。对于从外部介入一个地方的研究者来说，这类史料的存在和价值，首先是正面的，你不仅会有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的发现感，而且可以切身感受到当代地方社会的政治环境较以前宽松，时代的发展已经允许平头百姓把自己变成故事的主角。但如果对这些史料的生产、动机及文化背景等不加分析和解读，恐怕更加容易掉进陷阱，误入歧途。而且，迎面包围你的“七嘴八舌”，不仅会使人感到被描述的那个时段离现在很近，而且还容易造成那个时段“都是那样”的印象，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如果轻信不疑，那么这些史料的有效性就可能有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或不能使用。
笔者在前文中对星子县张氏1946年修谱动机及其后果的留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年一个本科生对家乡的调查与研究。在她的家乡新余市白杨江流域，1947年至1948年间几乎村村械斗，旷日持久，动辄出动几百人，轻重机枪加上大炮，造成地方惨重损失，也留下当地“俗好械斗”的报道和口碑。表面上看是水利资源的争夺，但其主要的动因，实则因为县参议会选举，各姓都被一些地方政客视为拉票选举的对象，通过通谱、扩建同姓宗祠，家族势力纷纷被动员起来，对地方各种利益进行重新分配，械斗遂成为手段之一。而当时正可借用的人力和技术资源，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的一大批复员军人，他们在地方上无所事事，因为械斗的需要而逐渐形成职业性的（或可称商业性的）雇佣武装，介入地方厮杀，造成比单纯的乡土械斗大得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现在看来，1946年以后县参议会选举对各地家族力量的借用和整合，及其对地方社会生活的“搅动”，在1945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都不存在，对此必须做一种“短时段”的分析。又例如在江西一些县城之外的大（集）镇，经常可以听到“素有‘小上海’（或‘小南京’、‘小武汉’）之称”的说法，因而有学者遂认定其很早就是商业繁荣之处。而实际上此类“小××之称”的说法，可能非常晚近才出现，多数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些原来并不繁荣的偏远集市由于外地难民和商业资本的流入，在短时期内形成的一种“战时繁荣”。对此，也必须做“短时段”的分析和理解，并且有可能看到1946年以后这些偏远集市又重归冷寂。
根据笔者对江西民国史料的掌握和初步研究，在此提出以下5个“短时段”的划分：（1）1912——1926年；（2）1927——1931年；（3）1932——1938年；（4）1939——1945年；（5）1946——1949年。
如此划分的具体原因拟另文详论，兹不赘述。从总体上说，民国时期的特点就是“多变”——近代以来中国的主流思维和追求都是“求变”，而到了民国，这种“变”就更为频繁。而越是到地方社会，我们越会明显看到每一个时段的变换都导致一批人物和势力的沉浮兴衰，在其身后则或多或少影响到一批族人和子孙的生活境遇发生变化，“故事”牵连的人们藤藤绊绊，错综复杂。因此，首先要搞清楚和比较其“短时段”如何“变”，如何和此前“不一样”，然后再进行更长时段的和其他因素的考察，对民国地方史料作更确切的把握和解释。
（本文收入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7—316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