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
“渔民化”结局
——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上）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梁洪生
一、必要的说明和本文关注的问题
2004年春季，笔者指导两名历史系本科生做毕业论文，其中一位姓殷（以下简称小殷），家住江西星子县城。期间他回到乡村收集资料，在外祖父的遗物中找到一份“前清时期星子范围内各姓氏河港交叉承管顶纳湖课的册籍”手抄本，一共87页，毛笔书写，一笔不苟，是十分罕见的鄱阳湖区清代渔户湖课登记册抄本。其外祖父还手抄了7份鄱阳湖区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处理捕鱼纠纷的协议书，并保存了1946年和1988年修成的两部家谱。
当笔者进一步细读那批反映渔民生活变迁的文献资料时，感到内涵很丰富，涉及的时段较长，很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于是我在第二年春节由小殷陪同，去星子县蓼花乡濒湖村庄及新、老行船水道实地考察，并对小殷的父母和舅舅们作了访问，最后还到星子县档案馆和渔政管理部门查阅档案。此后，笔者写成《“私业” 与“官河”之辨——对新发现的鄱阳湖区渔户历史文书的解读》一文，2005年于芝加哥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AAS）57届年会上宣读。该文后来几经修改，最终于2008年《清华大学学报》发表。
该文及本文所依赖的主要资料来自民间的存藏，而对于这批资料的保存者同时也是其中部分文字材料的生产者张绍强（即小殷的外祖父），就很有必要先加介绍。张1934年出生于星子县蓼南乡楢树咀村，其父即以捕鱼为生。到1949年时家有水田4亩，旱地13亩，所以在1950年代初“土改”时划为“上中农”成份。张绍强读过私塾，记忆好，会算术，颇有主见，所以在1950年就参加了配合土改的土地丈量工作。次年，17岁的他就担任了一个小乡的乡长。1953年因为和县政府下派的工作组长意见不合，加上账目不对，因而以“经济问题”判刑入狱3年。1956年出狱，不久又担任了村里的会计，并且会修柴油机，会唱歌演戏拉胡琴，所以在“文革”动乱中虽然难免挨整的命运，但还是留在“宣传队”里演了3年戏。1975年，蓼池村打造了一艘20吨的机帆船，由他担任驾驶员。1978年，他又被乡政府调任村主任（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长）。到1981年退职，自己打造了1条50吨的机帆船搞运输。6年后，他将机帆船转售，移居老家楢树咀村，承包了一片湖面养鱼。1988年，星子县张氏新修家谱，张绍强在谱局主持日常事务，得以整理一批家族文献，熟悉乡族掌故。此外，还开始自学中医。张绍强去世后，依然归葬于楢树咀村背山。
不难看出，张绍强首先是一个渔民，也是一个粗通文化，有才艺，生存能力很强的乡村精英人物；有准官员资历，但又不是共产党员；另外，又是1980年代初期率先在乡村发家致富的“个体户”。他晚年热衷家族事务，而且有显而易见的号召力。2000年8月和10月，他先后写了《关于三张整顿公共事业情况的汇报》(以下简称《汇报》）、《关于三张传下祖业——河港和玉京山的综合材料》等两份文字材料，交给自己的家族——自称为“三张”的一批议事人。尤其是后一份材料，重点对张氏家族资料“证据不力”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开座谈会回忆，到政府管理部门查找正式的档案文件，以及“万一找不到原始材料，也可按祖传管理范围，通过仿置（制）正（整）理似原始材料，上谱”。最后，他还附上一份“祖传河港习惯作业区域沿岸地址”，一共写明63处地名，涉及鄱阳湖沿岸4个县范围，南北流经长度接近
对于张绍强及其家乡一批族众的渔民身份确认，也是把握和解读这批民间文献的重要前提。所谓“三张”，是指居住在星子县东南蓼花池边的板桥张、楢树咀张、咀上张等3个张姓村庄。蓼花池水面面积约314平方公里，现今为蓼南乡、蓼花镇、华林镇等3个乡镇所环绕。在鄱阳湖区，所谓“池”就是指一片小水面，平时有天然的沟渠与更大的湖面（即鄱阳湖）相连，每到雨季，“池”、“湖”同时涨水，水位一高，“池”、“湖”即连成一片，即形成鄱阳湖区的洪水期。到秋冬枯水季节，“池”、“湖”分离，相隔几百米到几千米甚至更远不等，中间是大片草洲和湖地，今人即谓之“湿地”。濒湖各县都有一批“池”分布，“池”水有两个来源：一是上游来的溪水和降雨；二是鄱阳湖洪水过后留在池里的水。以“池”为其通名，的确非常形象和贴切地表述了鄱阳湖周边大大小小的水面及其调蓄江河水位的功能，蓼花池就是这批“池”中典型的一个。
据1946年星子《张氏宗谱》“有诚公世系”记载，有谱名孔华字时茂者，为“板桥大尧公世系”59代孙，生于明代天顺三年（1459），“弘治年入庠，授黉门太学，加捐员外郎，号爱池，承湖课头户一甲”。这是该谱中第一位被记载“佃蓼花池”和“又带长河”等水面，并承担较多“课米”的祖先，人人皆知，所以张绍强在《汇报》中首先提到他。而在清代官府主修的方志中，第一次可以找到“三张”作为渔户与蓼花池之间有利益关系的资料，是同治十年《星子县志》所绘“蓼花池图”中一个相当重要而又有趣的标注，即在“板桥张”边上画了1条小船，并写明“张姓取鱼舟”5字，特别突出了板桥张姓的渔户身份和他们在池内捕鱼的事实，当然也是表示对其在此捕鱼的认可。而由张绍强保留下来的“前清时期星子范围内各姓氏河港交叉承管顶纳湖课的册籍”手抄本，其依据应是清末地方官府的档案，确切地说是一份由当年作为讼案一方的“板桥张”保留下来的清代湖课清册。其中不仅记载张姓在蓼花池承管产业，而且还在“长河”——也就是鄱阳湖大水面——有捕鱼的权利，其界限南起新建县吴城镇，北至湖口县境内的虾（蛤）蟆石。“长河”又谓之“官河”，即由官府管辖的属于“王土”的国有水面，凡在此捕捞权者，“照章各管各业”，但必须缴纳渔课，而且还必须分担因为越来越多的死绝、逃亡而产生的“并带摊派长河逃绝”。自明代至清初，这主要是河泊官的职责所司，清中期大量裁革河泊所后，课钞均由当地官府带办。
迄1950年代初，张绍强一家所在的楢树咀村种田和捕鱼的人家约各占一半。存在着专业渔民和兼业渔民的差异。但随着“反霸”和“土改”等政治运动的展开，原来对蓼花池有管理权的家族组织遭到根本性打击，蓼花池不再具有家族“私业”的性质。这样一种以新的国家法令来实施的制度建设，不仅改变了“三张”对蓼花池的经营和依存状态，而且一步步地引导以捕鱼为主业的人群转向更远的鄱阳湖，亦即由被其垄断的小水面转向众多县、乡渔民均沾其利的大水面，从而远比其先辈更为依赖这一片水域作为生存竞争的舞台。1950年代初以后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三张”渔民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成为制度化的“渔民”而与“农民”区分开来。其“渔民”身份的确认和强化，与以下的生产组织密切相关：1954年底成为全县第一个初级渔业社；1960年7月划归新成立的“国营蚌湖渔场”，吃国营粮站供应的粮油，并因为是“国营渔场的人”而深为当地农民所羡慕。1972年，县政府开始在城郊兴建渔民新村，鼓励“三张”渔民举家搬迁，并于1998年大洪水之后彻底完成这一“城居化”过程。但从1991年发给张绍强女儿家的户口簿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批渔民搬到城郊后，新村的名称就是从原来的渔民村直接复制过来的；虽然开始吃县城粮站供应的商品粮，但供应证上仍注明为渔民身份。
因此，笔者对张绍强保存的这批渔民文献及其动机给出如下解读，并为本文解读其家谱资料铺垫一个基本线索和社会背景：这些自称“三张”的渔民，长期依赖村庄濒临的小水面捕鱼，并以之为家族“私业”；同时在更远的“官河”（即鄱阳湖）中有“习惯”捕捞区，并向官府交渔课。鄱阳湖与周边一批小的“池”、“湖”相通，到洪水期（湖区民众习称“渺水” ），大水面与小水面汇成一片，淹没和消除了平时制约乡土人群活动范围和行为方式的地界，造成湖区业权的“季节性模糊”。渔民因越界捕鱼而冲突，不得不由官府加以仲裁。“土改”之后，宗族产业被瓦解，渔民被组织起来，越来越依赖鄱阳湖捕鱼，遂与地域更广泛的渔民发生冲突。此时的矛盾已不仅是“渺水”期彼此越界，而是捕渔者绝对人数的增加，并进而采用无节制的极端捕鱼手段，对湖区原来的有序系统造成剧烈破坏，使以此为生的渔民感到很大的生存威胁和心理震撼。因此，由一位乡村精英人物保存下来并继续“生产”出来的这批湖区渔民文献资料，尖锐地反映出20世纪中期以来鄱阳湖区日益激烈的渔业资源争夺问题。
至此，本文论及的问题才完整浮出水面，即：我们在鄱阳湖边生存和打渔的一批乡民家里，找到他们1946年和1988年两次修成的家谱，其中不仅谱系昭然，而且的确有相当多的内容可以佐证他们的生活历程。但随着研读的深入，对这两个谱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许多疑问，一个基本判断越来越明晰起来：在1920年代，这两部谱牒的“前身”中还没有这批被称为“三张”的渔民，而是以星子县另一批自称“四林”并以诗书传家自诩的张姓家族为主角；到1946年，“四林”的谱牒才把“三张”接纳进来，一批渔民的谱系建构过程和动机由此留存；到1988年再次修谱时，这批渔民的代表成为修谱活动的倡导者和骨干，“渔业”的内容更被突出和彰显。作为修谱活动的最终产品和一个“结局”，这部家谱已经明显的“渔民化”了，变成主要在证明其拥有悠久的湖区捕捞历史和大范围捕捞区的文字载体。因此本文首先关心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其时代条件是什么？其中重点探讨1946年时“三张”如何得以与“四林”认宗。然后是对研究方法的一个讨论：当我们逐渐明白民间文献自身也有一个不断“生产”和“更新”的过程，不同时代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在修谱，那么如何判断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并作更准确的“短时段”分析？对此，笔者欲结合对江西民国史事的一些理解，略陈管见。
二、道光年间星子县张氏“四林”谱系的建构
张绍强在《汇报》中，非常明确地肯定“三张”有自成体系的“老谱”，原话如下：建议把老谱找到（我们三张修的谱），那是我亲手整理过的，只要一见我就认识。即使是要花钱（买），也是合理的。
在大陆民间，“老谱”一般是指1949年以前修的谱牒。星子县张氏在1988年修了“新谱”，此前一次修谱是在“民国丙戌”，即1946年；再前一次修谱是“民国壬戌”，即1922年。但张绍强所说的“三张”的“老谱”是哪一年修的以及有几卷等，都因为没有实物存在而无法知晓。笔者在2005年春节期间在当地考察时，听到的说法仍是“有”但“不知去向”。
但从查阅1946年修《张氏宗谱》的宗支记载及对历修谱序的分析看，则可以明确地知道：星子县《张氏宗谱》在1922年编修时，有自己的宗支系统，“三张”一系则不见任何记载。换言之，即使在当时“三张”已有谱牒，但与此修《张氏宗谱》的“张氏”没有关系，即使是“拟制”的宗亲关系也不存在。现存1946年修《张氏宗谱》共1册，为卷首。从其历修谱序中可以看出其修谱和宗支扩延的过程。其中，前两篇序分别署名由宋代吕蒙正、文天祥撰写，虽然其中也有“张氏”、“珍修斯谱”等字样，但和其他江南族谱一样，这些所谓宋人之序屡见不鲜，绝大多数只是转辗抄袭而已，就连张氏后人也从来不把自己的谱牒始修时间定在两宋，而最早只追溯到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现存最早并题名为“松林十五世孙大章”撰写的谱序，成于“乾隆戊午（四年，1726）”，全文如下：
我祖洽公奉提点袁甫公命，主讲（白）鹿洞（书院）。柽留居星渚，至元末播迁，转徙无定。祖均辅诸宗公自南昌大木山复族故土，卜宅四都横山，生子四，为四林祖。长嗣源，居松林；次嗣正，居竹林；三嗣献，居桃林；幼嗣中，居杨林。齿日繁，族日盛。雍正丙午，堂兄绍徽主修家乘，搜阅旧谱，悉皆残缺，为增次之。不幸堂兄谢世，以其事属予。乾隆丁巳冬月，聚族企庐轩，遂捐资以董其成。既竣工，序以志庆。
该序文风比较朴实，讲的还是一个模模糊糊的祖先迁徙故事，但重要的是四大宗支已经明确点出，即所谓“松林”、“竹林”、“桃林”、“杨林”，并尊其父“均辅公”为“四林祖”，祖居地是“四都横山”。查同治十年《星子县志》，“四都”中心在今星子县城南部
《张氏宗谱》又在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和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两次编修，嘉庆任主修的宗长还“因旧祠敝坏，与族长同商各村捐费，复立新祠，冀妥先灵主位，每岁九月重阳，会族入祠致祭。我祖明禋享祀，佑启四林”。
25年以后的道光十五年（1835），《张氏宗谱》再修，并且很明显地经过一次大整合，目的是要拟制出一个源远流长的系世：“因思吾宗为星邑巨族，自均辅公而上，不知所自出，乃与诸族长搜辑大成省谱。”但在此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是：“茫乎自（张）良公起一世，至十世（张）道陵公之长子衡公支下，引年公之后觉光公子均辅，初无所谓洽公也，亦无迁居星渚之祖。且均辅墓碑，‘甫’字有‘車’旁，大成所载觉光子均甫，无‘車’旁，因不敢强以为合。”由此可知，星子县地方的张氏谱系，无法和省城南昌的张氏大成谱中的世系相对接。但修谱者总是要想方设法来解决现存问题：
一日，男庆璠忽于道陵公之次子机公支下得子藎公，讳绂，生洽公。洽公生三子忠、（“木”＋“路”）、柽。而柽迁星渚，生均辅。辅生四子：嗣源、嗣正、嗣献、嗣中，以下缺而弗叙。谨按洽公生宋，登嘉定进士。至均辅，生元至元间，凡百七八十年矣，仅三世耳，安敢信以为是耶？乾隆间清墓，得均辅公碑。载公高祖宗义、曾祖应隆、祖文虎、父师孟，合柽公计之，得相距五世，年代符合，似觉可信。因思南宋多乱，即元季时，亦戎马播迁。且均辅公少失怙恃，避乱豫章，旋复星渚，诸昆季逃亡者众，保无遗误失次者耶？省谱均辅为柽公之子，或以清江世系洽公与子柽迁居南康之星渚？又星渚四林子孙皆均辅所自出，因以柽公系之，倘非得墓碑详载高、曾，又谁知柽公之后有宗义公四代而至均辅公耶？
仅据现存谱牒的记载，我们已经无法对张氏提到乾隆年间清墓找到的“均辅公碑”加以甄别。但张氏清墓之举，倒是和乾隆年间江西各地家族大建宗祠，广泛修谱的做法很吻合。面对谱载阙失及其与墓碑所记世系时间不相吻合问题，张氏子孙最后竟采用了据称是祈求祖先神灵认定的办法来解决：
予生也晚，见闻不广，不敢遽然妄更。焚香祷告于历代先远暨道陵公圣像前，作二阄：一书“道陵公长子衡公迄引年、觉光而生均辅”，一书“道陵公次子机公迄洽公生柽公，而至均辅”。越日再拜，竟拈得机公所传一支。复求筊兆，得三胜，诸族老皆喜而言曰：吾祖有灵已！
也正是经过这次修谱，产生了作为其族源定本的“张氏系派源流略言。”据此，可知张氏到道光十五年“确认”的世系源流如下图：
也正因为解决了远祖世系的建构问题，所以这一修主修张善导即自称为“第六十六世孙”。
道光十五年修谱“纂集家谱六十一宗”，此“宗”是指分处于不同地点的大小房支，房下有支，或支中又分出小房，颇为复杂，兹不详论。还值得注意的是：也是从此修开始，《张氏宗谱》强调“府城松林”（支）的概念，突出居住在南康府附郭县星子城中的一支。“松林”一支的城居，不仅是说明其迁移地的变化，而且意在强调他们在“四林”中的长房地位和文化品位高，历代人才辈出。
咸丰十年（庚申，1860），正值太平军与湘军在鄱阳湖区反复拉锯时期，张氏“祠屋两所，俱遭兵燹，设局无馆”，人心慌慌。修谱者迫不得已，“无所损益，但取法前人而已”。此修序第一次认定张氏谱始修于顺治十五年，所以自称为第六届修谱。另外，对道光十五年主修者的作为作如下追述：“郡城香峰先生搜老谱，洗墓碑，寻流溯源；敬遵大成省谱，取法苏、欧，编年纪月，载及懿行，实单（殚——引者注）厥心。”这些建设性的作为，在此后历修谱序中反复被提到，足见在张氏族人眼里，道光十五年修谱最终完成了正本清源的工作。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由“松林府城门北支五品衔廪贡生”张廷魁主持，在星子县城张氏宗祠中修谱：“爰与……
三、民国初期张氏家族的文化传承及其“收族”趋势
民国11年（壬戌，1922），张氏第八次修谱。20年前参与过光绪壬寅修谱者中，有4人继续担任主修，并有3人留下新修序言。按其前后排列顺序，分别为：竹林支（漂线坂村）六十八世孙“邑庠生”张世清；桃林支（张家垱村）六十九世孙“岁进士，咨部候选县丞”张凤颺；松林支“前清中书科中书衔师范举人邑优增生”张起权。后者在署名时没有写出自己的辈分，但在序言中说明：“权今年五十有二，默想四人中，犹惟权生最后而行最卑。”可知其属“后生晚辈”无疑。但在3篇序中，也是张起权最对民国以来的时代变迁表示认同，盛赞“国体变更”后给张氏家族人才兴起带来的新际遇：
总计二十年间，国体变更，已由帝制而民主，改专制为共和矣。家乘之修，原本尊祖敬宗收族之要义，俾世世子孙相继相承，虽百代不变可也。岂若国运之应世界潮流而有所改革乎？然族运亦将随时势风会而有以光大焉。张氏自良公以来，宰辅公侯、忠孝节义、神仙理学人才辈出，光诸竹册者无论已。自迁祖均辅公肇基横山以后，大明迄清之科举时代，族中枕胙经史、功深制艺者代不乏人，而名列贤书竟绝无而罕有。科举废，学校兴，人才固尤是也，而族运乃一变。前清末造，（起）权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校农博科，最优等部奖师范举人，此其例也。迄前清亡而民国成，族中子若弟之俊伟雄特，卓绝倜傥者遂飚起而云兴。论进身，有毕业于高等师范者，有毕业于北京大学者，有毕业于法政专门者，有毕业于清华大学官费出洋者，今吾冢子闻骝留学美国工科大学是也。论官阶，族中有荐任职，有简任职。此后蒸蒸日上，或出为公使，或入为总理，或举为总统，其希望更有不可穷极而限量者焉！以较专制帝国科目时代，欲求一乡举者而不可得，直不啻霄壤之判也。
如此现身说法，非常形象地反映出这位生于鄱阳湖区，长在太平军战事之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时期的两朝文人的骄傲心态。他所抨击的“专制帝国科目时代，欲求一乡举者而不可得”，并非单指自己家族，而是对两个时代人才培养制度的反观和比较。更具体地说，可以看出其所谓民国以后“族运”之变，乃是集中体现在其房派中一批读书子弟与晚清以来的新式学校制度“接轨”，不仅有了“出洋”的留美学生，而且有了读过新学堂且在民国为官者。后一点，在张凤颺所写的第2篇序言中，就比张起权所谓“论官阶，族中有荐任职，有简任职”说的更清楚：“至功名之破格简任，则有若斗煇君；高等文官，则有若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从此中透露出来，就是这两位两次主修家谱的精英家中都有新式学校培养的后代，即乡土社会中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出息”。由此可见，其序言中表现出对“族运”之变的骄傲，同时也是因其家庭成员找到新的发展空间而产生的一种正面“感觉”。在我见过的一批民国初期江西谱序中，星子张氏的以上论述和立场，算是比较“新派”与“平和”的一类，很可作为比较研究的材料。
以上两篇谱序中，还一再提及另一件事情，就是“收族”——即将原本不属于这个张氏系谱中的张姓人群融合进来，用张凤颺的话说，“收族为此次特举”。基本情况如下：“收族得彭山支、西庙支、马鞍支、马头支，亦载入于谱系”；“又如收族为此次特举，德堂支则收入松林，贵七支则收入竹林，璲公支则收入桃林，希亮支则收入杨林。亦笔之，以明尊祖敬宗之意，非敢冒滥也”。可见此次新入谱的4个“宗支”，分别认同于“四林”的大房派之下。
（本文收入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7—316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