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地图历史机制的一点思考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刘志伟
人类的语言千差万别，语言的差别及其分布，形成斑斓的语言地图。虽然我们都不用怀疑这种语言的差异及其分布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中经历了种种渐变和突变，但如果希望寻找各种语言形成变化和分布格局形成的历史经过，利用可以作为证据的记录，具体地再现出每一个分化、混合、变异的环节和发生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企图。
不过，依赖我们对各种语言流行的区域以及与其相关的更大地域范围的历史认识，大致可以勾勒出语言地图形成的历史轮廓，并作为我们通过文献、物质和非物质遗存和口述传统等途径建立起来的历史认识的佐证，也反过来由这种历史认识解释语言分布的形成，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可能的路径。
解释语言地图形成的历史过程，人们最熟悉也最易理解的，是移民和传播的叙述模式。一种语言如果分布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常常会把一个被视为这种语言最典型、最标准的地区定义为语言的原生地（或“发源地”），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用这样的说法，但在理解上往往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假设。基于这个假设，操这种语言的其他地方的人，常常会被理解为是由其“原生地”迁移过来的移民，而语言也自然是由移民传播而来的，而各地的语言差异和变化，只是传播过程中在地化变异的结果。
例如：分布地域最广的西南官话源于“湖广填四川”，再从四川向云贵地区移民传播开来的；东北话是由山东移民带来的；甚至不同地区千差万别的方言，都会被解释为出自同一祖先的移民从中原地区向四周迁移传播的结果。
这样一种解释的套路，最典型表现在历来被视为“蛮夷”的粤人和闽人的历史叙述上。尽管粤方言和闽南话在中原汉人看来，是最难听懂的语言之一，但从不被质疑地被归类为汉语方言，一些语言学的研究甚至努力论证这里的方言保留了最多的古汉语成分。不过，这种简单用移民传播解释语言多样性的套路，掩盖了不同地区历史的复杂性，也把语言学的研究导向简单化。我们不妨以在粤闽地区方言中与北方方言最相似，因而被视为是最接近汉语的客家话为例。
客家话是广泛分布在粤北闽西地区的一种方言，权威的说法认为客家话是直接由北方移民传播而来的。不过，16世纪中纂修的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民物志·风俗》中对现在属于客家方言区的粤北州县的方言有以下描述：
连州，语言多与荆楚通，与荆湘韶石相类。阳山，皆鸟言夷面。连山，地接怀贺，居杂民夷，故其好尚语音多有类者。韶州府，语音地杂流民，楚越不一，周围二千里，回隔山川，乡音随异。曲江，近南雄，仁化临南安，乐昌、乳源接郴州，翁源接惠州，各于近者大同小异，惟英德、曲江相同。南雄府，语音多与韶同，而杂江右、荆湘之语，郡城常操正音，而始兴则多蛮声。惠州府，语音郡城中多正音，城厢近南雄，惟海丰语音近闽。河源，语言好尚稍与博罗同。
结合其他文献记载，我们从这些描述中了解到明代中期这个地区语言分布的大致格局，有四点可注意：第一，在深处山峒的人很多是“鸟言夷面”的“土著蛮夷”；第二，与此相关的是这个地区语言的多样性，形成了在南岭山地的“方言岛”的现象；第三，在语言多样性的情况下，不同地方的通行语言，明显受其相邻的地区语言的影响；第四，持续的动乱，造成这个地区的人口一度十分稀疏，为吸纳流动人口留下的空间，更使得后来进入该地区的人有可能成为当地居民的主体。
其中第四点似乎最能支持客家话成为这个地区共同语言是由移民造成的这一观点。不过，我在研究中认识到，这个地区文化整合的过程至少需要同时考虑四个叠合过程的交织与互动：一是流动的无籍逃户重新被编入王朝户籍体系；二是本地“蛮夷”转化为“王民”；三是山地各类人群在交往中由于互动形成的文化（特别是语言）整合机制；四是移民直接引致的文化传播。其中第三个方面我认为在区域整合过程中尤具根本性的意义，因而也是揭示客家话形成时更值得深入讨论的历史过程。
虽然现代客家话也有区域性的差异，但其基本语音语法是相通的，“客家话”其实是南岭山地的“普通话”。这种语言的一致性是在山地人群和语言的多样性与南岭山地人群的混杂性和流动性的矛盾中，通过人群的交往逐渐形成的一种相互间可以沟通的语言。由于生态条件、生存方式、亲属关系、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原因，居住在山地的人群比起平原的人群有着更大的流动性，山地人群的流动与相互交往也可能比起平原地区的居民有着更广大的空间规模。南岭山地的田野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些深山峻岭中直到现代仍存在小社群中使用土著语言的瑶畲村寨，村民往往也同时会几种语言，而他们最通用的交往语言，就是“客家话”。
我在湖南宜章县的莽山乡访问一位不识字的老妇人，她自己的母语是瑶语，但她也会客家话和湘话，她说因为她既会去广东的阳山趁圩，也会到莽山外的宜章市镇趁圩，她的客家话甚至比湘话更娴熟。
我在广东的阳山秤架乡调查时，这里的乡民也告诉我，他们会到不同方向的圩镇趁圩，向北会去湖南境内的莽山，南面会到阳山县城，东边会到乳源的天井山，甚至还会往西到连州。他们除了去莽山可以用瑶语外，到其他圩镇一般都用客家话同人交流。这些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客家话成为粤北闽西地区通用语的机制，而通过这个机制去重构的历史认识，显然要比移民和传播的角度更具历史解释力。
这样一种超越移民与传播模式的思路，也可以用来反观闽南话分布的情形。现代闽南话的分布，大致从浙江南部到闽南、粤东，再沿着广东沿海分布在珠江口、雷州半岛到海南。
移民传播模式的解释和当地人关于祖先来源的叙述，都以闽南为其原生地，再经由移民的途径传播开来。但是，我们也不妨做另一种假设，闽南话也许本来是闽粤海上人群交往的语言，后来随着他们分别在不同地区陆居人群的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方言。
这种假设也许无法用足够实在的证据去证实，但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对于闽南话在不同地方的分布、差异和变化的研究，也许会引出与移民传播方式不同的角度和思路，反过来也可以促使我们对海上人群的历史有不一样的思考。
要以移民传播模式来解释语言分布现象，最有历史依据的是广州与香港的粤方言，由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语言联系只需要追溯100多年的历史，人脉的关联和语言变化都有清晰的文字记载和记忆，也有大量语言材料可做依据。用这个模式来认识两地语言的关系，可以很清楚地确认，香港作为一个在历史渊源上从广州复制出来的城市，其主体人口和语言，是直接由广州移植过去的。表面看起来，这可以解释在过去100多年，两城的语言罕见地完全一致的现象，这是中国任何两个城市之间都没有的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细致深入地考察，这种语言完全一致的现象，其实并不能真正用移民传播的模式来有效说明。首先，相关人口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并不是从广州西关迁入，但香港的粤方言是非常一致地长期以西关音为标准音；其次，中国其他地区间移民中，并不存在这种迁出地与迁入地语言完全一样的现象，可见移民过程本身所导致语言的变异，不可能完全一致；再次，两地语言的一致性，其实典型地体现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口中，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口中，两地的语言渐渐出现一些差异。这些事实，恐怕都不是简单的移民传播模式可以解释的，背后有更复杂、更丰富、更深刻的历史原因。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讨论，只是指出这可以启发我们做更深层次的考察和思考。
移民传播模式难以解释语言地图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区域中心城市的语言形成机制。在很多地区的中心城市，可能存在着多种来自不同地方的方言共存的现象，这无疑是不同地方的人口移入城市并将原居地语言带入的结果。但是，我们看到只要是有一定历史深度的区域中心城市，都会形成一种不同于其周边地区不同方言方音的人群共同的交往语言，甚至成为同类语言的标准。这些现象，使得历史学者可以从语言地图中萌生更多的历史思考，引出更复杂的历史议题。也因为这个理由，历史学者期待语言学者有更多的超越移民传播的历史解释的研究，提供视野更广阔的语言学成果。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3期，第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