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识字兵初探

温 海 波

[摘要] 识字兵是明代军制管理中为解决基层文书运行问题而出现的职役。洪熙时已有各级武官私下甄选的情况，迟至弘治末该做法得到朝廷认可，并被纳入军事体制。这一转变，使得军中基层文书人员的安排可以绕开吏部考选而由武官直接选用。至此，由国家单独掌控的基层文书权力转由国家力量和武官群体共同控制。识字兵不仅管理军中册籍，还行使信息传递、赋役催征等职能，在文书运转的末端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识字兵待遇低、名额少，这种节流政策导致其在实际工作中收取例费、贪腐舞弊，最终对明代军制运作的效能产生了危害。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为满足军中文书行政的需要，识字兵超出规定名额成为常态。

[关键词] 明代；识字兵；文书运行；军制

明代的疆域管理存在州县与卫所两套体制，分属帝国的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二者均须依靠文书建立和维系：行政事务仰赖档册的草拟与填制，军事命令倚仗公文的发布和回应。各类文字信息的保存与流通，交织成国家的控御网络。仅卫所系统而言，正是以文字为媒介展开的文书，形成了军事权力的“毛细管”，从而使帝国的触角可以远及其视线和声音不能到达的地方。文书的运转流通，无疑须以文字的读写为前提。然而，明代士兵普遍识字能力有限，甚或目不识丁。即便是武官群体，识字水平也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谁在军事组织的末端书写拟制或口头传达以贯彻文书指令？

目前，学界已揭示了秦汉帝国军事组织的文书终端承担者——卒的识字能力和信息传送路径。与之相比，学界对明代军制下参与制作、传递、控制文书的群体却了解甚少，至于最底层的文书担当者——识字兵，更是鲜有涉及。因此，本文拟对识字兵的选用、职掌、待遇及数额进行初步考察，以期对明代军制下的文书传递与运作形成若干认识，进而探寻蕴含于文字处理中的权力机制。需要指明的是，识字兵常以“识字”之名载籍，因军、兵性质的差异，明前期一般称“识字军”，募兵制兴起时又谓“识字兵”。本文所讲的识字兵，泛指军官任用的识字人员，可以是卫所中的识字军，也可以是营兵中的识字兵，行文未作细节区分。

一识字兵的选用

书面形式记录的文书是官僚制的重要特征。明以武功定天下，自京师达于府县，皆立卫所统辖军伍。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明太祖即诏令开造文册：

上以内外卫所军伍有缺，遣人追取户丁，往往鬻法，且又骚动于民。乃诏：自今卫所，以亡故军士姓名、乡贯编成图籍送兵部，然后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人，违者坐罪。寻又诏：天下郡县以军户类造为册，具载其丁口之数。如遇取丁补伍，有司按籍遣之，无丁者止。

这是明廷在全国范围内对军册文书的编造。前者为卫所勾军册，后者是州县军户户口册。此次全国性的文册编造，对集权体制的展开应具重要效用。不过，弘治元年（1488年）兵部尚书马文升却奏称：“盖由里老埋没而无册籍之可查，卫所作弊而无文卷之可凭。虽有清军御史，而清出者百无二三，虽解到卫所，而随逃者十常八九。”可见，册籍是军士来源的凭证，勾军的执行须赖文书。军事体制的有效运作，紧密围绕文书信息的控制而展开，执掌文书的职役，自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明代武官识字能力普遍有限。永乐二年（1404年），边将疏稿进呈，成祖对臣下道：“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又据黎士弘称，永乐时江西信丰县周三叛乱，朝廷调集福建汀州卫军士剿乱，平定后将籍没土地犒赏军士就地招佃，“固武人不识文义，当初召佃时，与佃私为质约，或破一镜，或偶指他器具、事件为信，至征租各佃取验信物”。景泰五年（1454年）叶盛奏议：“近因整饬军务出巡，往往咨询问难军职官、舍人等，多有全不识字者。”有一则笑话，讲“辽东一武职素不识字，被论，使人念劾本，至‘所当革任回卫者也’，痛哭曰，革任回卫也就罢了，这‘者也’两个字，怎么当得起？”直至明后期，戚继光在向皇帝陈述的奏折中，坦率地指出，北方军官“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由此可见，明代士兵、武官的总体识字水平应该不高。

为此，在军事体制设计中，专门设置经历司掌文移出入，构成军中级别虽低但职能广泛的文职机构。各卫“机务之缓急，钱谷之出纳，戎器之除治，一切文书之往来”，悉由其掌控。经历为经历司的主管，被称为武职的首领官，在军事制度的构想中“各都司卫所官寡谙文理，悉听首领官参赞行事”。经历由吏部选授，三年一替，经历之下设立六房，吏在其中分房办事。但在实际管理中，并未赋予经历考绩吏员的权力，而是交给了卫所武官。这种管理权限的冲突，常常造成经历司难以发挥文事职能，甚至因经历品级低下，导致印信俱被武官收掌而不入其手。

至于具体办事的吏员，鉴于自元末以来，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至国初犹未尽革的情况，明太祖认为，文移案牍繁冗，“吏焉得不为奸毙，而害吾民”，遂下令定案牍、减繁式，并镂版颁示诸司遵守。实行重典治吏，对其参充、升转皆有严格的规定。“凡佥充吏役，例于农民，身家无过、年三十以下、能书者选用”。此外，吏员选用还有人丁要求：“正军户，五丁者充吏，四丁不许。水马驿站、贴军、杂役、养马等项人户，四丁以上者充吏，三丁不许。民户，两丁识字，亦许勾充。”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又规定吏员出身条件：“在京两考、在外一考，或在京一考、在外两考，皆以九年满出身。后定，以在外两考，在京一考为满。”为此，吏员供事，需经三考。随后，吏员上任还须经省级部门批准，审查后发文到下级单位备案，并由各级部门按缺参补。如无缺补，则需守候。在升转上，明中后期的法令又多贱吏员，规定吏员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虽可入仕为官，但在授官伊始，即显示巨大差别。科举出身者，荣膺显要官职，而吏员一途，只能充任未入流的杂职。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从有限的档案资料来看，妨碍了识字者按正规途径参选吏员，导致军吏职位获取的不易。

综上梳理，在明代的军事体制中，武官多不识文义，军中文案在制度设计上专门由经历及其下属吏员负责。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经历的品级过低，职能受到武官牵制，吏员又参选困难。各种情况的交织，不仅会导致文书运行问题，也为武官私自任用文书人员提供了机会。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同总兵郑亨等奏请促遣高山等四卫官军到大同屯守。但此事早在前一年冬天仁宗已敕兵部准行并令其开春调遣。对于这次延误事由，仁宗认为“盖卿等忽略之过，然尔职务军旅，此治文书者之忽略也”，遂决定“于文职内简有才识者一人，遣来专理军机文书”。此次文书信息流通的迟滞，应该不是特例。次日，仁宗即敕令各处总兵：

军中机务贵在谨密而不稽滞，比武安侯郑亨处稽缓一事，所误非小，盖治文书者之失于检点己，度卿等亦不免此失。况闻诸将多用卒伍之人治文书，未及施行，已满泄传播，于事非宜。今于文职内，简重厚有才识者，各遣一人来专理文书，惟文书尔与之计议而行。文书有漏泄、稽误，责在彼；若军机调度一切之事，彼无预焉。

这里至少有三点信息值得注意：一是文书运行的稽误，不是该时期军政环节的稀见情况。二是多数武官已经私下选用军中识字人员处理文书，但信息常被漏泄，“于事非宜”，朝廷并不支持这样的做法。三是鉴于武臣疏于文墨，仁宗遂决定选派文职前往各总兵处专门管理文书。

此次派遣文官帮助武官整理文书，成为后来选任文职整饬地方兵备的先例。宣德八年（1433年）又设军政官，负责管理卫所军士及判署文案。此后，军事统御体系中，高级武职逐渐被文官接手，而实行“以文驭武”的国策，更加仰赖文书行政。通常，上层权力结构倾向的调整，下层也会随之因应。但在文书的管理结构上，并未随权力的调整而上下相承。朝廷对基层文书的管理，只是采取增置吏员的办法。这种应对办法，从洪熙持续至弘治末期。在文书的掌管与流通中，“卒伍之人治文书”的情况依旧存在。如宣德四年（1429年）十二月，行在户部左侍郎李昶奏报：

通州等卫仓，岁收粮各四五十万石，每仓止副使一员，攒典一人。虽有经历，常以计事赴部不在职。又各仓文籍皆识字军掌行，历久弊多。乞每卫仓增置副使二员及通书算攒典四人。上命行在吏部悉从之，原用识字军尽令还伍。

这反映出宣德四年时，因经历人员需去户部协理事务，常不在职，卫仓册籍已由识字军掌行。对于识字军而非专职吏员掌行各仓文籍问题，李昶寻求增置吏员的办法解决。此奏议得到允准，原用识字军全部遣返军伍。次年（1430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林英又疏言：

天下都司设断事司专理刑狱，已有定制。而各卫所及守御千户所设镇抚以理刑狱。抚镇武人，多不谙文移，不通律意，甚至有不识一字者。刑狱往往委之于吏及识字军，致是非不明，狱囚淹滞，冤枉者多。乞令天下卫所援都司断事司之例，别设一员专理刑狱。或选谙法律者，授以经历、吏目，协理刑狱，庶免淹滞之患。

据此知，处理卫中刑狱的镇抚，因多不识字，便将刑狱事务委托军吏及识字军审理。这导致军中案件是非难明、冤者尤多的弊端。为此，林英乞请用专人理刑狱，或选练谙熟律法者授以经历、吏目，协理刑狱。

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明廷实行“三丁以上者选一丁，余听在营生理，供给军装”的政策，军中余丁从此加入了常备军行列，以“三丁取一”补正军编伍，并基本废止军士家属遣返原籍的政策，转而允许余丁在卫立籍安家。此后，各地大规模征集余丁入伍，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卫所的文字工作。明廷也谙悉此点，旋于正统元年（1436年）诏令增设“内外卫所能干知事、吏目、吏各一员，专恤军士”。正统六年（1441年）又再度下令“增置南京并在外各卫知事各一员”。明廷这些增添吏员的举措，旨在保障军中文字管理工作，也有防止武官任用识字者染指文事之意。

然而这些措施收效甚微。景泰元年（1450年）在京各卫所仍出现“俸粮俱系首领官，该吏并把总、识字军人造报”的现象，成化元年（1465年）大理寺复审贵州清吏司所发犯人贪淫事，涉案32人中董琏的身份即系识字军。可见，明廷虽采取了增置吏员的举措，但仍未能遏止识字兵的任用。直到弘治六年（1493年）兵部主事何孟春面对马匹勘合旧制废停，文册临期亦不查造，委官到营只据片纸领马的情形，仍坚持“弘治二年本寺呈部具述，营中官军识字军吏害人等事，本部所据以禁约者，恐今亦不能无”。由此可知，明廷应曾有禁用识字兵的规定，以至于当时的文册编造如此混乱，何孟春还是认为要坚持以往的“禁约”。不过，弘治十八年（1505年）兵部复议选军科道官葛嵩等修武备事时云：

各营识字军人类能作弊，但顿革则恐初用者不知事之颠末，改充民吏则恐人数不敷。各营仍宜量留诚实者一二人供役，其余悉准三年一换。有作弊害人者，事发问调边卫充军。

此议得到诏准。由是，明廷最终屈就军中长期存在的情况，准许识字兵酌理卫内文事。于是，“指挥选军中知书者，详允承役”，实行各营酌情留下品性善良、诚实的识字兵，员额编定在一二人。且有三年受役的期限，并辅以相应惩戒举措。据天启《海盐县图经》载，海宁卫“所吏以农民充，百户吏以识字军人充”。至此，明初原有军制中关涉基层文书处理的人员安排，转由国家权力和武官群体共同控制。换言之，识字兵的合法化，意味着军中文书的管理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基层文书人员的构成，可以绕过吏部考选而由武官直接选用，除由农民选充的专职吏员外，还有武官任用的识字者。

二识字兵的职掌

权力通过文书人员以合理的层级和繁密的程序贯彻。吏员由朝廷派至各处，成为具体的办事人员，但未必能得到武官的信任。多数目不识丁的武官宁愿不受牵掣，而将文书交予自选的识字兵。兹举识字兵职掌之要者，分述如下：

1.册籍管理

这是识字兵最为重要的职责。首先，识字兵担负着军籍填注和日常文簿的管理。雷梦麟《读律琐言》对“兵律”中“识字军人”的解释是：“管一百户文案者。”倪冻《船政新书》载：“各夫皆将真正籍贯，填入指掌册内……每月初一日，江济二卫，各委官一员带识字二名，赴部注册。”同书又记：“该厂把总带该船委官、小甲、木匠、识字各一人，将本船周围损坏去处，逐一量记丈尺，填注勘册，估定等则，总具揭帖送部，以凭亲临复勘。”由此可知，识字兵管理、编制各种例行的军册。每遇报册，“大帅凭各将，各将凭千把总，千把总凭字识”，进而将册籍逐级上呈报送。其次，识字兵负责文册受理时的誊抄。军屯社会的边镇志书——嘉靖《宁夏新志》的编修，誊录人员除生员六人外，亦有识字吕调元。在程序上，誊抄和拟写应有区别，誊抄只是录记副本以备存照，拟写则需对文书内容负责。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太监吕直监视登岛等处军务，查出营官张名甲冒领官粮，并令识字兵侯嘉士写立“千总孙鳌实收”。对此，吕直认为，侯嘉士以识字兵身份，从中起念图利，应属共谋之罪。再次，在文案填制、誊录之外，识字兵还参与对存留册籍的稽核。一方面是对呈交底册的复核。“一应文卷，俱关用该衙门印信，以识字一名承刷”。《明熹宗实录》即载：“军马、钱粮、器械、犒赏、桩棚等项，一一有定本，一一有印记。而识字、司总、管队等役，籍名而考察之。”另一方面是对登记文簿的核实。军中夜巡之时，照例每更巡逻人员，需在文簿内画押作为当差的凭证。《明宣宗实录》载：“府军右卫识字军掌带刀官巡更。文簿旧例，每更巡历到门者，于簿书押为识。其夜带刀百户李谅等怠于巡更，先晚皆豫书押，识字军欲奏，指挥杨辅右谅等收击之，不得奏。”对李谅等没有履行夜巡职务，提前签押的行为，识字兵想通禀却遭到指挥的阻拦。其后事情败露，百户李谅、指挥杨辅被都察院治罪。

2.信息传递

识字兵不仅要草拟或传递军情文稿，还需以口头形式为不识字的士兵传达相关的文字指令。在军事前线，“将官呈报贼情文书，并须明白简当，止许将寇贼侵犯日期、出没去处及追袭胜负，略节缘由简明直说，不得巧捏繁文，矜伐功能，如违，先将承行识字军人究问”。传递军情的文书，行文要求简明扼要，包含基本要项，不宜采用繁琐文辞，否则拟写的识字兵要被追责。一旦紧急军情，“如遇本部塘报、朝报，即便昼夜飞递，此系万分紧急军情，若敢迟误时刻，定以军法捆打”。在创建新型军队的过程中，士兵须具备识字和计算能力，方可胜任新式火器战法。然介胄之士，多未娴文墨，故戚继光《练兵实纪》中要求：“以后将士识字者，于冬月夜长之时，宜将兵法、将传每夜饭后，限看数页……不识字者，端坐澄心，令书手、识字之类，或通文武生、秀才为之高声朗读数页，省其大概，复令讲说数遍。”为将新式战法普及，识字将士由自己阅读，不识字的则由书手或识字兵“高声朗读”或“讲说”相告。通过这种方式，让不识字的士兵也能知悉新战法。

3.赋役催征

识字兵需填制相关的赋役册籍。首先，军中登记屯田归属和位置的由帖，最先由识字兵更造。他们将故军姓名，屯田坐落、四至、号段，逐一查造，换发由帖。但他们往往借此营私舞弊，“承役不二三年，起家千金。而奸蠧百出，有垛名之弊，有擅更由帖之弊，有侵渔花费之弊，有起灭增减之弊，有移丘换段之弊”。利用“造由”的机会，识字兵对由帖做各种手脚，“武弁被其要胁，束手听命，无敢奈何”。其次，钱粮催征之前，令识字兵将粮饷、纳银开填，送据钤印；催收之后，将收银若干登记在簿，前后比对。“每卫立比簿一扇，某项粮额若干，每年应纳银若干，识字依式开填，先总后撒，送院印钤……屯官渡江征收，某月某日某人完过若干，令识字即逐项填明，回日计总收粮银若干，登记比簿”。识字兵所设比簿单，是为做好征收前后的登记，以便对催征进行确认。在催征中，屯官不得染指，而是“限佐贰官令吏一名，带同识字一名赴屯院”。再次，识字兵还掌管军役籍册。《明神宗实录》曾载：“凡役在内者系伍长科敛，在外者系识字科敛。”利用管理册籍的机会，识字兵空名挂籍。朱燮元督蜀之时，在奏疏中举劾龙安参将孙宣无能，其中理由就有识字兵周文一人竟然私冒军丁20名，而孙宣却全无觉察。

总括而言，识字兵不仅能阅读文书，而且可以拟制相应文书，其处理事务均关涉文字的读写。除前面提到的掌握仓库文籍、协理案件情形外，军中的军籍注册、日常簿记、文书誊抄、册籍勘查、信息传递、赋役催征等事务都与其相关。在朝廷选用的军吏之外，武官任用的识字兵，已然成为基层军事运转的要角，处理底层的军务文字。他们在文书行政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弊病：

只闻有识字，不闻有指挥。数十年来积识鸱张蔓衍，巧立名色，指一科十，军旗稍拂其意，飞祸立至，非只闻有识字乎？余尝问指挥：营伍赋额若干？曰：识字司之。问顷亩圩埂若干？曰：识字司之。盖武弁目不识丁，一切任其提掇，屯戍何尝闻有指挥乎？旧例识字原无顶首，指挥选军中知书者，详允承役，岁暮考察，汰其怠玩，以故鼠辈无敢横轶。今不复选择详允矣，不复考察留汰矣。积识高抬，顶首多是父子、亲知，私相授受。

由此可知，至万历时军中已有如下情形：其一，识字兵持武官之力，以售其奸，施行其事，以致武官权力旁落，徒有虚名，识字兵执掌事务。其二，旧例识字兵定期更换，到期离役。然此时却世袭继替，贪位不去。后来，部分识字兵还可能私占军中文案，以致明清战乱之际，出现“经管识字，委系阵亡，案卷遭毁，无凭稽查”的情形。

三识字兵的待遇

识字兵和吏员均同文字打交道，但待遇的性质迥然相异。明代吏员享有的是俸禄，之后吏俸虽多次更定，但总体趋势是减少，以致有明一代，吏员俸给微薄。而识字兵的待遇，大抵如《宝坻政书》所记，“皆支杂饷，不许混支正饷，亦不许混役军人”，他们享有的只是工食。虽有专门的纸札费用，用作办公耗费（笔墨、纸张）的补贴，但总体看来，其规定收入较低，以致在实际运作中他们往往谋取非法收入。

万历《常州府志》载江阴县属水陆各哨及孟河营武备日支银项，其中识字与水兵均为2分5厘，捕耆4分，舵工3分。又《南京都察院志》载太平营左、右哨日支粮饷，其中队长、教习5分，家兵、舵工4分，鼓手、水兵、识字各3分；游兵营各哨，哨长5分，教习、舵工4分，识字、水兵亦为3分；而仪真水营，水兵3分，识字仅为2分；荻港营，火药匠、吹鼓手、兵勇3分，识字也仅2分。从记载来看，识字兵待遇与普通士兵相当，有的兵营甚至比普通士兵还低。不过，由于冒滥及其他隐性收入的存在，识字兵的实际所得往往比普通士兵要高。万历时御史陈玉辉曾报告：“各卫识字纸札工食，旧例在余粮项下给领。盖派于军而非派于官，取给于屯田而非取给于帑藏。故额数甚宽，任其冒滥而莫为裁减。”这就是说，照旧例，识字兵的薪水来自军余的屯田收入。陈玉辉继续奏告：

计屯田每百亩岁输银六钱六分。今大卫识字工食四十余两，是一人而岁享屯田七千亩之入。小卫识字工食十余两，是一人而岁享屯田二千余亩之入。有是理乎？且纸札工食所以偿其造册之劳，年终应投荷包、实屯圩岸等册，数年并无一字投报，犹然冒领，有是理乎？

在陈玉辉看来，识字兵待遇浮滥之后已够优厚，且纸札、工食已补偿其造册之劳。同时期普通兵士待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以“每兵一名，岁计饷银一十八两”责成兵部；天启二年（1622年），杨嗣昌称，“每兵一名月饷一两五钱”。可见，当时供养募兵一名，每年需银约18两。识字兵与普通募兵相比，仅工食就不在少数，另外还有纸札银项。为此，陈玉辉奏议：

今酌各卫之繁简，定工食、纸札之多寡。自四十一年始，如钱粮百两以上，每识字一名工食七两二钱，五十两以上每名工食五两，三十两以上每名工食四两有奇。查造册用呈文纸，每一百张仅价七分，该册二百叶。如龙江左卫，除工食外，纸札见派七两二钱，计可造册一万八千叶，即龙江左卫。余可类推，其纸札亦以粮之多寡为差。

奏议旨在拟定识字兵的工食与纸札银项，主张根据卫所事务繁简，划定不同等级的薪酬。二者议行的依据是卫中钱粮的多寡。据此，陈玉辉编订了南京42卫识字兵名数及工食、纸札银两，并移文知会户部。

表1  陈玉辉编定的南京42卫识字兵名数、工食及纸札银两

*包含１名帖写的纸札银两在内。

  据上表知，在42卫不同等级的识字兵工食中，7.2两者有30个卫，占总数的71.4%，5两、4两左右，各有6个卫，占14.3%。这与原来大卫工食40余两相较，减薪额数可谓至大。至于纸札银项，少者仅0.5两，而文字事务最繁的留守后卫纸札银项最高，但也仅达9两。这一裁减薪额方案奏报户部后，据《明神宗实录》记：

南直隶巡按陈玉辉陈修复屯政事……查得各卫识字工食，皆出于新增之冒滥，量为裁减。每年省五百余金，合无将此项扣除三百两零，以为修理、奖赏之用。

此议得到户部批准。经此编定与清查，合计每年可省500余两。按此标准执行，以表中最高者计，工食7.2两与纸札银9.0两，年收入合计16.2两。这比相同时期普通募兵薪酬还低。针对识字兵待遇的局部整顿，理论上已使其薪给费用降到了最低。而实际上这种被动应付，过分强调了俭省，反使弊害滋蔓。在工食与纸札外，经济的“困窘”导致识字兵增加例费，其中造由费最为常见。在造由的过程中，开陋规之门：

自万历以来大率十年一造，每由一张，军余纳银一钱二分，内四分贮上、江二县作公费，六分给识字造册札工食，一分二厘买户由榜一张，八厘给填由工食。此外印官、屯官则有常例，本管千百户则有常例，仆从识字则有常例，较所输一钱二分费浮二三十倍，军余安得不日益穷蹙也。

由上例知，每张由帖的更造，规定需输银1钱2分，其中给付识字兵造册纸札、工食就需6分，占例费的一半。此外，还有造由的隐性用费，需支付武官和识字兵。作为灰色收入，其数额往往高于规定的银两。为此，军中要求遵从祖制，不许更造由帖，除非不得已（由帖被盗或水火湮灭）方许给造。除工食和惯例性收费外，识字兵还从事非法活动，获取非法收入：

每屯原用识字一名，只以供书算尔。今且盘据窟穴，族类相倚。每遇征收，有官未临屯，而识已先至者。各军交纳，有先厌识之欲，而后完官者。及至挂累，独严于官而宽于识，奚怪此辈之日益鸱张乎。故已革者宜严禁不与屯事，未革者宜严禁不许私至屯区，如粮有逋负，识须与官同比，则互相觉察，识不敢揽收巧取，官亦不得任意侵那。

在粮饷征收过程中，识字兵滥收巧取，图谋不法。为杜绝腐败，陈玉辉甚而向朝廷奏议不许识字兵私自到屯区。如有催征事务，必须识字兵和屯官同行，以便两者相互制约。

实际上，鉴于识字兵诸多不法行为，早在嘉靖年间，即有御史上奏要求革除识字兵。如兵部复陈伯谅所言京营大弊时云：“营官所拣用识字人役妄称掾房，主文倚势为奸，宜自奏用书掾外，悉还营伍，容留者罪之。”对陈伯谅的上奏，兵部认为营官选用的识字兵仗其势力行文舞弊，故宜用吏员而令识字兵返回军伍，对继续留用者将治罪。后来张问行也曾条陈：“辽东各衙门差用人役，除额设吏典外，复有掌房、主案、识字、算手、舍人，各倚势生事，宜悉查革。”然而，明廷始终未能解决这一问题，以致弊端愈演愈甚：沿边卫所营兵中“识字杂流等项，每人各占数名，所以兵皆无实”；海防诸卫所，徒存尺籍，“识字通同该伍放回附近原籍，岁收常例”；九边之地，屯运“管屯官与识字扶同分用，捏作逋数胧报”。

四识字兵的数额

识字兵之设，起初只是权宜之计，并无编制上的相应安排。至弘治十八年诏准掌管文籍，才暂定各营“量留诚实者一二人供役”的数额。据《船政新书》记，“江淮卫识字五名（左右中前后五所各一名）”，“济川卫识字五名（左右中前后五所各一名）”。在万历《南昌府志》所载正军军役中，其胪列项有“前、左二屯，各识字一名……镇抚监，识字一名”。另据表1编定的南京42卫识字兵额数看，各卫识字兵人数也大体按照卫所大小，控制在1至2名。

明中后期随着卫所体制的流变，募兵制开始施行，出现卫所、营兵双轨制，这样营兵中也有选用识字兵的情形。其常被归入“杂流”之属，并无品级，但在人数上有定制，“参将一员，该吹手、执旗、识字、军牢、匠作、医士之属，各若干名；自中军官以至百总，各为剂定”。茅元仪《武备志》记，编伍“每一千总下，识字二名……每一把总下，识字一名”。《练兵实纪》中也有记载，骑兵“每营将官下，识字三名……中军官每员下，识字二名……千总每员下，识字一名……把总每员下，识字一名”。至于各营步兵、车兵、辎兵的“杂流”中，识字兵也大致依照不同军阶，配置相应的额数。彼时营制实行“武官皆因事而命，无定制”。质言之，营中武官一般额数无常，按需而定。但识字兵按武官职位等级定量配置，以把总为界限，识字兵配额一般在1名，千总及以上武官为2至3名。除却私家记录，天启年间成书的《南京都察院志》亦可参考。

表2《南京都察院志》所载识字额数统计

  *中含家丁数目。

表2中各营识字兵的编制大致也以把总为界，一般把总下的识字兵在1至2名，把总以下武职为1名。在稍高一级营官中，因需要管理的士兵数更多，识字兵额有超过2名的情形。这一规定数额，在方志资料中也得到佐证。例如，同治《重修上高县志》兵卫载：“羊坡哨隔城三十里。前明时有哨官一员，哨房一所，共兵一百二十五名。内识字兵一名。”再如，同治《高安县志》记高安营崇祯兵事时云，“常兵三百四十二名，内防守羊脑寨十名，石鼻哨五名，机总四十名，识字兵一名，余二百八十六名”。又如，光绪《靖江县志》云：“天启七年（1627年）增置永定营，哨官一员，识字一名，士兵一百名。”这类基层的地方哨守，识字兵的编制也多为1名。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由于文书行政的需要，识字兵超额应是常态。御史陈玉辉曾提议裁减识字兵人数：

每卫多至四五人或二三人，内外表里为奸……夫不革顶首，不裁冗役，不考察澄汰，而欲整顿屯政，此必不可几矣。余是酌各卫之繁简而留汰之，大卫识字二名，或贴写一名。小卫识字一名，年终考察，一如旧例。

在陈玉辉看来，当时各卫的识字兵人数过多，且世袭继替，而无相应的考察淘汰举措。为此，他建议依照旧例，识字兵的数额应据卫所事务繁简，以大卫识字兵2名，小卫1名为宜。这种限制人手的“定额”方案，重视数目管理，却忽视具体运作，在现实面前总显得无力，识字兵的人数往往超过具文的规额。

兵部车驾清吏司主事倪冻所撰《船政新书》共涉及40个卫。与表1中编定的南京42卫，恰有39卫相同，仅沈阳左卫不在其中。若按表1规定的数额，39卫中识字兵总计应为43名，再将沈阳左卫以2名识字兵计，这样总体算下来，这40个卫中最多只有45名识字兵。然在裁革的实际情形中，却有“又革各卫识字二百余名”的记载。依此估计，每卫革除的识字兵至少有5名，每卫识字兵的实际人数最少有6名。另据万历十年（1582年）四川巡抚张士佩奏称：“川省卫所银差太重，民力不堪……力差、军伴、识字额设四千八百一名，减一千九百五十一名。这样即使裁减之后，川省各卫所力差、军伴、识字也有2850名。川省共31卫8所，以此估算，识字兵在各所的实际人数当在5名以上。崇祯七年（1634年），杨嗣昌请定营中兵额，每营官兵共2000名，其中字识、牢伴就有62名。由此可以看出，原定数额未能有效的落实，早已沦为空文。

五结语

尽管识字兵身份低微，文献中也缺乏正面论述，但它却是明代军制管理中文书运转的终端，作用不容小觑。若将文字视为军中识字者与不识字者的鸿沟，那么识字兵则将两端的人群联接融通，进而将帝国的权力渗透到军事基层的末端。本文对识字兵的探讨，不仅有助辨识军中不同群体的存在形态与实际状况，更有助于理解明代军制下的信息传递与军政运行。

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须以相关的文字处理为依托。文书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其控制、处理与流通关系到明代军事体制的实际运作。识字兵的出现源于军中专职文字部门职能受限，吏员参选困难，而军中钱谷出纳、戎器除治、文书往来皆有赖于文字，武官又多寡谙文墨、疏于文义。洪熙之时，军中文书运行稽迟问题普遍。为此，多数武官已私下甄选识字人员处理文书，但并未得到朝廷认可。宣德以后，军中又有识字兵掌管各仓文籍，甚至以刑狱相委的情形，对此朝廷采取了裁撤举措，但仍未遏止其援用。迟至弘治末，明廷屈就现实形势，准予各营留识字兵一二名。此后，军中基层文书的处理，除吏员之外亦有识字兵。他们管理着军中册籍，还行使信息传递、赋役催征等相关职能，遂成为武官私人助手，形同文案专职。

文书的沟通交流，关联着一个时代的政治体制。明代识字兵在军中操持文字，蠹橐其中，固有事实，但问题的核心是，作为文书处理的最低层级，其紧密关联着军制的管理与运作效能。在管理上，吏员由朝廷选派，处于流动状态，而识字兵与武官却存在相对固定的依附关系。武职私役识字人员，实际掌行底层文书，这在某种程度上逃脱了国家对基层文书的监管。在运作上，由于过分强调俭省，识字兵的待遇很低，规定的人员数额过少。这种节流政策虽把预算降到了最低，却忽视了具体的运作：人手的不足，使得规定名额外的数量日益膨胀；过低的待遇，则导致识字兵收取例费、贪腐舞弊，最终恶性循环，流弊蔓延，以致军队的供养费用成为明廷最沉重的负担。

[附记：本文归功于业师刘永华教授的教导和鼓励，编辑先生的悉心付出和匿名评审专家的精彩意见。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饶伟新教授、曾龙生、盛承、王楠、王菲菲、姜金顺、高志峰、董思思、蔡丹妮、岳沁之、张金林、余辰晨等学友的评论或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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