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的社会史
——读《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廖涵
明清以来，随着造纸术的革新和传播，从事造纸业的人口不断增多，纸张生产日趋专业化，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区域社会。然而，学界对造纸业的关注，多集中于造纸的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形式，鲜有论及造纸人群的日常生活。德国学者艾约博（Jacob Eyferth）的《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韩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以下称《以竹为生》）一书，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在梳理档案资料基础上，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全面地论述了20世纪夹江县造纸人群的日常生活史。
一、造纸术与社会秩序
夹江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出产全国知名的对方纸、连史纸和贡川纸，是西南地区纸张生产的重要基地。清初以来，夹江县造纸业迅速发展，虽然从业人口多，人均耕地不足，但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井然有序。在《以竹为生》中，艾氏通过口述资料，用三章的篇幅论述了围绕造纸术建构的社会经济秩序。
竹纸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分工精细，具有性别、代际分工等特点。通常情况下，生产一批纸张有72道工序，需要3个以上的劳动力消耗大半年的时间，关键时另需两三个帮工才能完成。男人们一生下来就有传承造纸术和接受宗亲训练的资格，女人们则排除在一些技能的训练之外。年轻力壮的男人往往会选择收入可观的抄纸工作，也只有他们能胜任高强度的劳动负荷，即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得经得起长期浸泡和冬寒夏热的环境，女性和老人则负责劳动强度低得多的刷纸工作。不过，培养一个出色的抄纸匠非常困难，需要父辈、师傅对年轻男子进行不断的鞭打和责骂，让学习带上疼痛的触感，将技艺永久地嵌入身体。造纸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人们会采取娶媳或童养媳、领养儿子、招赘女婿及必要时雇工等方式进行补充，但在邻里和亲戚之间，往往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换工来共渡难关。这种具有互助性质且频繁发生的换工是地方秩序建构的社会基础。
家庭作坊是夹江竹纸生产的基本单位，开设作坊的家庭称为槽户，亦作造纸之家。虽然槽户的屋舍散落在山坡或悬崖之上，但造纸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发达的宗族组织控制着每个宗族成员，宗族领袖通过一年一度的“清明会”聚集族人、祭祀祖先，分享造纸技能，并惩罚不守规矩的族人。密集的宗教网络覆盖了几乎所有造纸村落，形成了以东岳寺的香灯会、蔡伦会为中心的两大体系。在每年东岳寺庙会期间，富商们为获取社会权威而积极倡办公益活动，祭祀行业神蔡伦的庙会则是造纸大户与纸商谈生意的大好时机。原由走私商贩和运输工人组成的袍哥会，在民国年间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据说有1/5的人口参与其中，包括大量的官员、军人、商人，还形成了“清水”（合法）和“浑水”（非法）两个派别，其领袖人物均是地方权力网络中的重要角色，能够处理各种暴力事件。
夹江县的造纸格局依青衣江分界，河东以平原为主，造纸作坊规模较大，故槽户称为“大户”。大户雇佣工人生产，所造纸张的质量较高。河西以山地为主，造纸作坊规模较小，故槽户称为“小户”。小户依靠家庭劳动力生产，所造纸张的质量较差，造纸仅是他们的家庭副业。夹江的大户与小户关系密切，大户经常义务地将造纸设备、原料和资金借给小户使用，小户则将纸张托付给大户销售，二者相互信任，很少出现诈骗行为。纸张的外销掌握在本地纸商之手，大纸商雇佣纸贩子到乡村收购纸张，汇于集镇和县城的纸铺，再运往附近的县市，乃至成都、重庆、泸州、昆明等地出售。纸商时常以造纸原料的形式提供低息贷款，帮助陷入困境的槽户度过难关。造纸大户与大纸商之间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互惠关系，小户则与小商贩打交道，进行没有人情关系的短期交易。
总之，在夹江县，造纸技能是内化于造纸人身体的知识，并延展于物质性、社会性和符号性的环境之中。围绕造纸术及其再生产而形成的宗族、宗教和秘密会社等社会组织，构筑了造纸人群互相间的义务网络和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他们彼此关联，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实践共同体”。通过纸张的销售网络，夹江县又整合到全国的社会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
二、大历史与日常生活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造纸术也是一个历史性范畴，通过它可以观察大历史与造纸人群的关系。《以竹为生》的主要篇幅就是论述20世纪造纸人群的日常生活史。
清末民初，由于四川地区施行新政和军阀混战，民众的税收负担不断加重，但针对造纸业的“架槽税”，因槽户的大规模抗议而废除，故对造纸地区影响不大。国民革命之后，随着杂志业和报业的兴起，纸张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夹江县造纸业进入了黄金时代，造纸人口剧增、纸张产量成倍增长，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槽户更新造纸技术，购买新机器，生产新闻纸等多种品种以供市场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府立即强力介入纸张的生产活动和销售市场，极大地改变了造纸人群的日常生活。1950年，中共控制四川西南，政府实行“以粮换纸”的政策，迅速管控造纸业。在土改运动中，大户被划成地主或富农，小户和造纸工则被分为中农或贫农，仅有少量抄纸工成为手工业工人——代价是失去分割“地主”财产的资格。1953年，在农会的带领下，雇工和贫农自愿成立互助组，随即改成手工业合作社、工农混合社，后改建为国有造纸工厂。结果，只有具备工人成分的抄纸工仍在工厂造纸，其他人等大部分加入了人民公社。国有造纸工厂提高了工人待遇，造纸人的生活水平也略有改观。对小槽户和造纸工人而言，生产纸张的劳动并无变化，仅是将分散的劳作集中到一个屋檐下。但是，在一系列的集体化运动后，造纸作坊的产权形态发生变化，打破了槽户、纸商间相互关联的义务网络。
不久，夹江造纸业进入了连续遭受打击的时期。“大跃进”之初，由于造纸人比普通农民理智，虽因应付时势打出了“提高生产”的口号，实际生产却未受影响。当“大跃进”的后果——粮食普遍减产的问题日渐显现，四川地区出现的大规模饥荒蔓延到夹江县。除国有工厂的工人外，其他造纸人不得不自行谋生。随着饥荒的加剧，人们只好把造纸设备拿去换食物，将竹林连根拔起，改种植玉米和红薯，结果还是失去了1/3左右的造纸人口。1961年，一些造纸出身的公社干部通过增加粮食供应和提高纸张价格等方式，让造纸人获得基本口粮，纸张生产也一度恢复。紧接着，国家推行自给自足的农业政策，不再向造纸人供应粮食，于是又出现了大规模挖竹根、种粮食的现象。夹江的造纸业因此跌至谷底，全县造纸人口仅有千余之数。
改革开放，造纸作坊恢复经营，纸张生产全面机械化。在县工业局的指导下，作坊主更新了造纸技术和设备，缺乏资金的可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在80年代，受“分田到户”政策的影响，共有造纸设备的几个家庭重新组成了新的生产单位，传统的互助和换工方式一度得到恢复，所产纸张则交给个体纸商以游击贸易的方式出售。90年代后，夹江的造纸步入正轨，作坊集中生产，销售市场化，贸易网络遍及全国，以致造纸工厂和作坊数量日渐减少，原属共享资源的造纸术（制作纸浆的配方除外）也因新技能的传入而成为纸厂老板的秘术，厂房也筑起了围墙，与普通民居隔开。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夹江造纸人群的日常生活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少数妇女在家庭作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宗族和宗教组织完全解散，传统的行为规范荡然不存。不止如此，造纸业失去了夹江县经济核心的地位，造纸术不再是人们的公共资源，传统生产互助、借贷互信的义务网络亦消失匿迹。
三、技术与国家
传统时代，造纸术是夹江社会秩序建构的核心因素，造纸业则是夹江县的中心产业。不过，《以竹为生》关注的基本问题不是造纸社会的结构过程，而是其解构过程，即“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如何“将历史上发展而来的结构夷为平地”（页230）。
确切地说，国家通过“去技能化”和“去工业化”等政策，将造纸术和造纸业的地位逐渐边缘化，从而瓦解了以造纸术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秩序。“去技能化”，是指将造纸技能从造纸人的意识中抽离出来，让造纸人变成普通的工人。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先后将传统的造纸术定性为落后的技术，造纸业则是散漫的手工业。为提高生产效率，政府试图通过先进技术来改良和取代传统的造纸术和生产分工，将复杂的造纸技术简化成操作片段，让造纸人无需掌握纸张生产的主要工序，成为没有技能、仅需重复劳动的工人。由于实际困难、纸张需求大和新中国“自力更生”的不投入政策，造纸作坊长期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技术更新有限，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它的政治运动中，仍有不少槽户私下从事纸张生产。改革开放后，由于机械化的实现，造纸术逐渐成为少数作坊主的秘术，造纸人才完成了“去技能化”。
“去工业化”，也称“去产业化”，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造纸人口的数量和弱化造纸业的经济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控制了造纸人口和造纸业。一方面，通过控制纸张的销售市场和粮食供应，让造纸人接受国家供给的粮食，按政府命令组织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划分阶级成分，将大部分造纸人口划为农民，强迫他们种植粮食，仅有为数不多的工人能在国有工厂里从事造纸活动。起初，粮食供应充足，黑市纸张交易频仍，传统的家庭作坊尚能维持。随着大规模饥荒和自给自足政策的到来，人们不惜砍伐竹林，挖起竹根，经营家庭作坊的槽户再也无法组织纸张生产。由于造纸人口和原料供应不足，造纸业不断衰弱，最终成为地方经济的边缘行业。吊诡的是，夹江县的“去技能化”和“去工业化”看似相互促进，实际上政府对造纸人的“去技能化”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只因政治运动造成的市场失效和粮食危机，变成了“去工业化”。
通过对20世纪夹江县造纸人群日常生活史的全景论述，《以竹为生》揭示了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过程，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以竹为生》所揭示的问题，不仅是夹江县，也是其他造纸地区，甚至是全国传统手工业发达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以竹为生》能够获得美国“列文森奖”（2011），足已证明它是一部可以传世的佳作，但难免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如本书详述了夹江地区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却没有论述这一结构的形成过程和内部机制，我们也不清楚夹江的宗族、宗教、秘密会社等社会组织有何特点。又如全书细述了传统造纸社会关系网络的瓦解过程，却未论及新的社会秩序如何建构，以致夹江地区依然治安良好，社会井然有序。这些也许是我们需要继续探究的问题。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00—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