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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 簡評鄭振滿著《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修訂本)
  发布时间: 2024-11-26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台傳統社會》

鄭振滿 著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

此書是厦門大學歷史系鄭振滿教授探討閩台傳統社會的論文合集。它初版於2009年,新出修訂本基本維持原貌,僅修正了明顯的錯誤,並增加了〈再版前言〉,對該書初版以後作者和學界交流過程中涉及的若干議題進行了簡要的回應,尤有可觀者。此書已經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新書,但書中的討論對我們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變遷仍然有重要的啟發意義。該書共收入16篇論文,分成「鄉族組織與共有經濟」、「家庭結構與宗族組織」、「民間信仰與儀式傳統」和「地方行政與社會轉型」四個專題。在這本書中,作者試圖通過考察明清時代的鄉族組織與地方政治,探討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轉型(頁1)。

鄭振滿教授(攝於莆田木蘭陂)

該書的四個專題既相互獨立,又有其內在的聯繫。專題一「鄉族組織與共有經濟」側重考察鄉族經濟的歷史成因,及其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聯性。首先,作者通過考察閩北鄉族地主經濟,指出,鄉族地主經濟在明清時期得到迅速的發展,最終超過了私人地主經濟。鄉族組織的發展和私人地主經濟的解體是鄉族地主經濟的歷史成因。其次,作者考察了清代台灣的鄉族共有經濟和合股經營,發現鄉族組織的發展與社會「分類」的進程之間的內在一致性,合股經營則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有著深刻影響。

專題二「家庭結構與宗族組織」討論了鄉族經濟的組織基礎,即家庭和宗族。在作者看來,宗族內部的各種祭祖活動不僅是社會認同的標誌,也是社會整合的手段,是宋代以來福建宗族組織形成和發展的核心因素。家庭結構方面的討論,作者主要是以分家習俗為切入點,梳理了福建傳統家庭結構的演變趨勢,指出宗族組織的形成與發展其實是大家庭解體的必然結果。宗族組織可以彌補大家庭解體對原有經濟結構帶來的破壞。類似的,清代台灣家庭結構的小型化,與經濟結構的共有化是密切相關的。

專題三「民間信仰與儀式傳統」主要以宗教為切入點,考察鄉族經濟和家族組織的社會文化語境。從區域來看,唐代以來福建地區的道教和民間諸神崇拜之間有著頻繁的互動。神明崇拜在地方歷史記憶的建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具體的(莆田平原)社區來看,神廟祭典組織不僅是一種宗教組織,同時也是一種社區組織。江口歷史上神廟祭典組織的發展,固然可以視為地域社會的自我組織過程,但也受到了官方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的制約,還反映了官方政治體制的深刻變化。明清時期的里社祭祀制度,為民間社會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合法性依據。作者指出,通過考察明清福建里社組織的演變,我們既可以發現「地方行政體制的儀式化」,也不難揭示「國家內在於社會」的歷史契機(頁322)。

專題四為「地方行政與社會轉型」。其實專題一和二的第二篇文章均可歸入此專題。前者討論了明清福建沿海的農田水利事業中,各級地方政府的作用不斷削弱,而鄉族組織的勢力卻日益增長的情況。後者則指出,明中葉以降,由於里甲戶籍的世襲化與里甲賦役的定額化,形成了以家族為本位的賦役共同體,導致了家族組織與基層政權的直接結合,促進了地方社會的自治化。專題四所收文章揭示了政府和鄉族勢力在地方公共事務中此消彼長的原因,即明代後期福建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這種財政危機促成了基層社會的「自治化」傾向。此種自治化一方面維持了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另一方面也導致鄉族勢力的惡性膨脹,危及政令的統一與社會的長治久安。其不良後果之一就是明以後福建鄉族械鬥和鄉族割據的持續發展。作者在專題四中還考察了清末民初社會變革的主要趨勢之一,即晚清至民國初期,商人取代士紳成為地方社會的領導階層。

傅衣凌教授在研究明清史

此書的問題意識主要來自作者之老師傅衣淩先生的「鄉族」理論和「多元結構」理論。傅衣淩先生(1911—1988)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的「鄉族」理論將中國傳統社會分成「公」和「私」的兩個體系,分別對應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國家政權和各種形式的鄉族勢力。這兩大體系之間既有矛盾又相互補充,共同組成了完整牢固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多元結構」理論強調,中國傳統社會的鄉族與國家,無論在社會控制、政治體制、產權關係及司法體系等領域,都同樣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由此出發,鄭氏長期以來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從多元經濟基礎的矛盾運動中,揭示鄉族與國家的不同地位與作用。《鄉族與國家》正是這一思考的成果。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早年出版的《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1992)亦是此書形成的重要基礎。

《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

鄭振滿 著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從本書所據資料和文獻解讀來看,作者不僅熟諳王朝典章制度,還能恰當地使用族譜、契約、碑刻、宗教科儀書等民間歷史文獻。書中所使用的民間歷史文獻很多是作者通過田野實地調查所得。這是作者能夠深度解讀這些文獻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劉永華指出的,田野實地調查的重要性之一就在於,可以將文獻置於具體的空間和社會脈絡之中進行理解,讓我們獲取文字之外的信息。而這種文字之外的信息,有時恰恰是理解文獻的關鍵。此亦鄭著成功的重要法門。或可將這種置歷史文獻于田野的解讀方法,結合文獻和田野去發現歷史,以及在此基礎上從事的歷史學研究稱之為「歷史人類學」。

概言之,無論是從鄭著的學術觀點還是研究方法來看,此書都可以說是考察明清時期中國傳統社會變遷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甲辰冬於滬上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轉自「道教和宗教史研究資訊」公衆號20241121日推文,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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