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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滿 | 家鄉是我的「教科書」
  发布时间: 2023-07-03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海边少年的家园记忆

跨越时空的乡愁牵挂

我的家乡是仙游枫亭镇。这里是湄洲湾的湾底,有两条河流入海,形成小海港,古称“连江里”。

小时候的记忆,家乡就在海边,我们经常在海滩捉鱼、摸虾、挖蛤蜊。涨潮的时候,有大大小小的渔船靠岸,运来各种各样的海产品。这些渔船有不少是“连家船”,渔民的家人就住在船上。我很喜欢到船上玩,因为他们会请我吃新鲜的鱼虾和螃蟹。村里的老人说,当时有渔民想收养我,我差点就成了“曲蹄人”。

枫亭镇

我父亲早逝,留下的唯一照片是他作为码头工会会员的证件照。我后来知道,他的主要谋生方式是当码头的搬运工,同时也是贩卖咸鱼的肩挑小贩。其实,我们家原来是开鱼行的,主要经营当地很有名的“泰兴号”,做沿海岛屿和台湾的生意。但是,由于时局动荡,海上不宁,在解放前就破产了,只能以搬运和贩卖鱼货为生。

在青少年时代,我参与了码头的一些“进出口”业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从仙游山区或枫亭市场收购柴草,运回码头,转卖给来自各地的渔船。当时没有煤气,也很少烧煤,渔船必须定期到岸上采购柴草,这就给湄洲湾沿岸的小码头提供了无限的商机。不过,随着当代生活方式的转型,渔民已经不再需要­­采购柴草,而沿海的路桥建设也阻塞了航道,家乡的小码头日益荒废了,如今的年轻人已经难以想象当年的繁华景象。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家乡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枫亭镇建了新城,塔斗山变成公园,家门口就是开发区、动车站、高速路口,家乡已经快速城镇化了。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家乡依旧是乡村,因为这里承载了乡土文化传统。前些年,枫亭文化研究会的老友约我谈“何处是家园”,我当时的主要话题是“牵挂”。对于我们这些离乡背井的人来说,不管到了哪里,总是牵挂家乡的山和水、人和事;而留在家乡的人们,同样牵挂在外的游子,关注他们的荣辱毁誉、成败得失。这种超越时空、无关功利的牵挂,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是很少见的。因此,“乡愁”是我们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

人文学者的田野调查

乡村庙宇的国际交流

我读的小学是麟山中心小学,只读到四年级就“停课闹革命”了,所以我连“初小”都没毕业。然而,在我的早年治学之路上,麟山小学却是启蒙之地,触发了我的许多学术灵感。

麟山小学的原址是麟山宫,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麟山宫的正殿是学校办公厅,东西侧殿是教师宿舍,又在宫前西侧新建了两层的教学楼。“文革”期间,宫内的神像毁坏殆尽,但大殿两侧的巨型壁画却得以幸存。这些壁画是仙游著名画家林肇祺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不仅如此,麟山宫还保存了莆田著名书法家张琴撰写的牌匾、惠安著名石雕艺人王成制作的龙柱、石狮等工艺品,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麟山宫

1980年代中期,我陪美国学者丁荷生(Kenneth Dean)到莆田考察,他提出要参观我小时候读书的地方。我带他到麟山宫转了一圈,在宫外水沟边意外发现了几块残缺的石碑。这些残碑保存了晚清建庙时的捐款簿,其中有我的祖先郑泰兴的捐款记录。因此,我们对这些石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此为线索开展田野调查,发现了当地历史上的一系列隐秘事件。

麟山宫的前身是保和堂,原来是道光年间为了应对“乌白旗”械斗而形成的民间社团。保和堂形成之初,包括周边地区的六个村落,曾经与附近的大姓连年械斗,最后经过调解,划定了各自的地界。此后,陆续有不少村落加入了保和堂,最终形成了声名显赫的“三十六村”集团。我们后来发现,这种经过械斗形成的地域性组织,在晚清民国时期普遍存在,反映了地方社会的“自治化”。

保和堂形成数十年之后,创建了麟山宫。现存的建庙碑记是宣统元年刻立的,记录的捐款簿应是形成于光绪年间。麟山宫奉祀的主神是杨公太师,即北宋杨家将中的杨五郎,象征保家卫国的武神。每年元宵节前后,麟山宫的杨公太师都要到所属各村巡游,其意义在于守护边界。巡游仪式中的“皂隶舞”,模仿古代官员的出巡仪式,耀武扬威,惟妙惟肖,现已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

皂隶舞

从保和堂到麟山宫,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反映了地方权力体系的“仪式化”。因此,通过追寻麟山宫的历史渊源,可以揭示乡土社会的运行机制。以此为契机,我们在麟山宫多次举办学术会议,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探讨“从民俗研究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传承千载的枫亭灯会

历久弥新的乡土文化

枫亭镇的元宵灯会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是莆田市的文化名片之一。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我几乎每年都要邀请一些朋友到枫亭看元宵,探讨民间文化的传承机制。文化部主持的《中国节日影像志》项目,曾委托我们拍摄枫亭镇元宵节实况,并收集、整理相关历史资料。由于疫情的干扰,该计划一度搁置,至今尚未完成。

从现存历史文献看,枫亭的元宵灯会始自于宋代,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北宋蔡绦诗云:“香涌太平巷,灯耀青螺峰。”蔡绦为蔡京的次子,而太平巷、青螺峰皆为枫亭的老地名,此诗显然就是描绘故乡枫亭的元宵灯会盛况。据考证,蔡襄在担任泉州知府期间,曾经模仿京城开封举办元宵灯节,此后遂推广于故乡莆田、仙游各地。北宋末年,蔡京之子蔡攸携京城色乐彩灯回故乡,使枫亭灯会融入了宫廷灯艺的精华,形成了宫廷文化与民间工艺有机组合的独特风格。

枫亭历史上的元宵灯会,承载了士大夫阶层的文化传统。明天顺年间,枫亭曾有四人相继登第,同朝为官,号称“一溪四八皂”。据说,当时四大家族议定,每年依次举办元宵灯会,此例一直沿袭至今。从农历正月十三至十七日,枫亭镇周边的下桥、下街、兰友、学士、北门社区,依次轮流“游灯”。下桥为南宋武状元薛奕故里,下溪为明代名臣陈迁故里,兰友为抗清义士林兰友故里,学士为北宋名臣蔡襄故里。北门原属下街,现已发展为商业中心,故独立举办游灯仪式。

枫亭游灯的主要特色是造型各异的彩灯,有蜈蚣灯、松树灯、宝伞灯、水族灯、莲花灯、花篮灯、蝴蝶灯、鸽子灯、蜻蜓灯、凤凰灯、菜头灯等不同形式,千奇百态,异彩纷呈。在游灯队伍中,还有百戏、车鼓队、十音八乐队、女子腰鼓队等穿插其间,融入了戏剧、杂技和灯艺技巧。在游灯之后,通常还要举办游神仪式,其中既有古朴典雅的棕轿舞、皂隶舞、神童舞等宗教仪式表演,又有生动活泼的舞龙舞狮等民间文艺表演,可以说是娱神与娱人合而为一。

枫亭游灯

在枫亭镇周边的乡村聚落,每年元宵节同样要举办游灯和游神仪式,但却与镇上的元宵灯会大异其趣。枫亭乡村游灯的灯具较为简朴,通常是每户出一灯架,每架共十盏灯,俗称“板凳灯”。游灯队伍按“房头”或“角头”组成“灯龙”,从入夜时分开始,先到村庙集合,然后绕行聚落的边界。在较大的聚落中,可以组成数十条“灯龙”,绵延数公里,沿途燃放烟花、爆竹,场面极为壮观。游灯之后,通常也要举办游神仪式,抬着神轿巡游全村,到每一角落和古厝行傩驱邪。

枫亭乡村的游灯和游神仪式,可能源自于明代的“乡社祈年”习俗。弘治《兴化府志》记载,每年正月上元节,“各社会首月半前后集众作祈年醮,及舁社主绕境,鼓乐导前,张灯照路,无一家不到者”。这就是说,当时莆田的乡村聚落都有各自的“社主”,每年都要在“乡社”举办上元祈福仪式,然后抬神像绕境巡游,全村每家每户都必须参加“乡社祈年”仪式。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绕境巡游需要“张灯照路”,可能是在夜间举行的。后来逐渐分化为晚上游灯,白天游神,但仪式的基本结构仍是相似的。

莆田的元宵灯会有明显的城乡之别,城镇游灯以装扮故事为主,而乡村游灯则是以展示人丁为主。前者的重点在于文化展演,后者的重点在于社会控制。如何解释二者的历史文化内涵,无疑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最为熟悉的历史现场

引人深思的礼仪秩序

我长期从事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尤其关注闽台地区和海外华人的文化传承。在治学过程中,我注重“回到历史现场”,以田野作为“思想的实验室”。家乡是我最为熟悉的历史现场,自然也是我最为理想的实验室。我的许多学术灵感来自于家乡,也曾经发表了不少关于家乡的论著。然而,我对家乡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仍是一知半解,至今还是离不开这部“教科书”。

20155月,我的老母亲与世长辞,我和兄、姐一起回乡操办丧礼,接受了乡土文化传统的再教育。丧礼期间,几乎所有的族人、亲戚、邻居、朋友都是第一时间到场。他们主动承担了仪式过程的各种事务,包括采购仪式用品、聘请仪式专家、安排仪式环节,乃至日常饮食、答谢酒席等,一切都是有条不紊,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操心。我对此深感意外,反复请教他们如何安排,而他们的答复却很简单,认为这种事历来都有惯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需要临时协商和安排。

在乡土社会中,每一种礼仪都隐含了社会秩序。我们必须亲身参与礼仪生活,才有可能深入了解社会秩序。家乡作为“教科书”,其意义就在于此。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莆田新聞公眾號,20236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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