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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學檬 | 偶遇猶未忘友情——懷念韋慶遠教授
  发布时间: 2022-04-06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我认识韦庆远先生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时厦大历史系傅衣凌先生的明清史研究如日中天,吸引许多国内外学者前来交流,韦公即是其一。我帮着傅先生做些历史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杂事,所以傅先生的客人,不少与我有过从,韦公也是其一。

一来二往,偶缘而来的友情,竟然渐渐有些投机。记得是1985年上半年什么日子,他来厦,恰好我被学校任命为系主任,弄来一身烦恼之时,我们有过一次令我难忘的交谈。他侃侃而论,大意是官位是暂时的,学问才是长远的。其言虽属常谈,但其情恳切之至,俨然一长兄,令我感到,对我当时处理若干人事实有帮助。从此我很尊重他的建议,我对他的睿智幽默、豁达风度极为欣赏。

虽然我治唐五代经济史,他治明清史、档案史,有点“隔行如隔山”,但我们仍然互赠著作,不忘彼此。即使他退居广州,交往渐少,他也不忘嘱咐出版社寄来《正德风云》、《明清史续析》等大作,使我倍感他的深情厚谊。

在二三十年的交往中,我慢慢感受到他的刚正不阿的信念和对黑暗政治的憎恶。例如,他的力作《祸由笔墨生——明清史文字狱》一文,就是一例。在这篇长文中,他历数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清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乾隆帝弘历等人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文字狱,读后令人扼腕长叹。文章告诉我们:“文字狱向来是政治狱案的副产品”,皇权和相权、将权矛盾的产物,乃至与文士冲突的结果,其中又与皇帝的性格、心理因素颇有关联。如朱元璋当过乞丐、游方和尚、造反的红巾军,所以他既自豪又自卑,疑“作则”为“作贼”,“生知”为“僧智”,“法坤”为“发髡”(秃子即和尚),凡有这些犯忌的诗句、文句,一律定罪。更有甚者,他会搞无聊的拆字游戏,有人作诗,内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句,朱元璋竟然指斥说:“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把“殊”字拆成“歹”、“朱”,说是咒他朱元璋,锻成冤狱,对于今人来说,是匪夷所思的把戏。韦公在论及此案时指出:“这样强词夺理,歪曲原意,原诗作者只能饮恨于九泉!”他对黑暗政治的憎恶之情跃然纸上。

清代文字狱之酷,不亚于明王朝。著名的“维止”文字案就是一例。雍正帝胤禛篡位做了皇帝,所以,他和朱元璋一样猜忌成性,杀戮无情。年羹尧案中一条罪状就是“大不敬”罪,说年的奏文中将《易经》“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就是有“大不敬”罪。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在任江西考官时出过一道试题:《维民所止》,被人告发是故意砍去雍正的头,实为叛逆。结果查被拘捕,死于狱中,再遭戮尸;子亦被杀,家人被流放。

在封建社会“言者无罪”是很难做到的,以言治罪、以文治罪则为通例,此即为专制统治。联系文革时种种离奇的文狱之灾,不难看出,封建专制及其余毒的清除,任重而道远。韦公的研究,唤醒人们去总结历史经验,追求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民民主与自由,其精神值得我辈长忆和推崇。

我的印象中,韦公是很幽默的人,他偶而也说说自己许多想不通的事,但多幽默自解,并无剑拔弩张、激烈难容之状;况且他见到我,常常笑容可掬,所以我便把他和“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弥勒佛联系起来。做人能在幽默中忍让自解,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

今年我印出拙作《点涛斋诗文存稿》,寄给叶显恩教授,附上一本,请他代转韦公,在电话中叶兄说韦公仙逝了!我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惊愕不已。真是“故人云雨散,满目山川多。”(唐刘禹锡诗句)

(本文原載李慶新主編《師鑿精神記憶與傳習——韋慶遠先生誕辰九十週年紀年文集》,科學出版社,2019年12月,第28-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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