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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忠 | 新中國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資源——孫中山晚年政治反思的歷史意義
  发布时间: 2021-11-12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摘要:孙中山晚年的政治反思,是他政治思想中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严肃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问题;推进中国革命需要反思“欧美革命思想”,并转而学习“俄国革命圣人”列宁的思想;要取得革命成功,就需要建设一个以“主义”为信仰的“革命党”,造就以“主义”为灵魂的“党军”;革命还要避免欧美“政党政治”的结局,并努力造就一个“好政府”,等等。孙中山的这些反思,对于理解其个人的生平和思想不可或缺,也是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及创制的新中国政治文明的前置条件。

关键词:孙中山 革命党 政党政治 新中国政治文明

孙中山晚年的政治反思,是新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根本上说,是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文明不同的一种新的政治文明。这一政治文明是由中国共产党及其杰出代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形成和建构起来的,并不断完善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然而,就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接续和超越于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样,新中国政治文明也是接续和超越孙中山政治遗产的产物。回到历史场域,孙中山晚年的政治反思,深刻地预示着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走向,也预示着新中国政治文明必定具有与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传统截然不同的基本特质。理解新中国政治文明,必须重视孙中山晚年的政治反思。

革命是孙中山最为典型的历史性格。鲁迅曾经生动而准确地指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然而,革命定位了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意义,革命也几乎不停地奚落了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一句“革命尚未成功”,道出了他内心的无限惆怅。“吾国之革命在前,俄国之革命在后”,俄国以“六年之短期”即成就革命的大业,中国革命为何一再蹉跎?问题提出的向度,就体现了他思考角度的变化。可以说,他晚年最有价值的思想,就在于对既往革命做出了深刻的政治反思。透过这一反思,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完整地理解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前提,也可以获得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创制的新中国政治文明的丰富信息。下面仅就孙中山反思“革命尚未成功”的几个方面,做出讨论与分析。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大问题

孙中山的革命意识和行动,直接发生于其对“外族统治”即清王朝的反抗。当他跃跃欲试于政治舞台时,清朝统治中国已经两百多年。汉族人群的历次大规模反抗,包括太平天国运动等都被镇压下去了,但南方省份仍汇集着大批“反满”人士,并以结成秘密会社的方式开展活动。这种社会氛围状况成为影响孙中山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方式的重要社会基础。

从组织兴中会,加入洪门,联合其他秘密会社结成中国同盟会入手,孙中山不断筹款,不断密谋起义,不断流落于世界各地,一直到多次策动暴动,最终于1911年年底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都是以推翻作为外族的满族的清朝统治为旗帜的。当时有不少人以为,只要把清朝政府推翻了,革命的目的也就差不多达到了。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言中有一句话: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就强烈地反映了这种认识。

然而,中国革命并没有由于清王朝被推翻和中华民国成立而大功告成。相反,打倒了清朝的一个大皇帝,却衍生了许许多多军阀官僚“小皇帝”。孙中山辛酸而遗憾地感叹:“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孙中山做出如下分析:

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

后来,虽然袁世凯死了,但革命状况也没有因此而好转。“袁世凯既死,革命之事业仍屡遭失败,其结果使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不特此也,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缠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其为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环顾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此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孙中山的这段分析,具体、生动又不无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近代中国乱局的根本问题。

中国帝制历史绵长,封建专制主义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可能随着帝制的垮台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况且,辛亥革命时各地建立的军政府,基本上都是把军政要职大权交给原来省的巡抚或者协统等旧军阀官僚,这些旧军阀官僚虽然被裹挟于革命洪流中,但实际上是处于依违两相权衡的矛盾之中的,所谓“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纵然归顺于革命,却怕半倒不倒的皇帝。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旧军阀官僚根本就没有共和政治的半点自觉和意愿,一有机会,就图谋成为割据一方的“小皇帝”。可以说,这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和中国长久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历史惯性留给近代中国的沉重包袱。

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其他外部势力的作用,也许通过长一些的时段,中国仍然有可能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而逐步走向共和的道路。可是,近代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是亲历了近代不断丧权辱国的悲惨过程的。他出生于1866年,即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26年。在那前后,中国不幸地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不仅被迫割地、赔款,接受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而且将关税主权、盐税权、采矿权、铁路修筑权、内河航运权、金融权、治外法权等等,都给了外国人。这种状况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政治耻辱和经济失败的印记,更是旧中国长期内乱不已的重要根源。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这两大祸害因素,在当时中国这个特定场域中交织在一起。彼此有着各自势力范围和利益诉求的军阀官僚与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被彼此利用的投机主义驱动,把中国人民推入万劫不复的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屡屡感叹,革命党每每与军阀势力的妥协,其实就是间接的与列强的妥协,军阀势力的背后就是列强的操纵。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权,实际上也是列强推动的结果。“袁氏所以敢冒犯不韪,则以有外国帝国主义为之后援,遂致十年大乱,不能平治。”尤其令孙中山倍感悲愤的是由他领导的“关余”交涉,使他深切感到,仅仅反对清朝封建专制主义,而不能摆脱西方列强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中国共和的理想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因此,排除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干预,就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民族主义”的要求,就不应仅仅局限于反对清朝专制统治,而应该包含对内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融合,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真正实现国家独立自主。这些思想的提出,突出了中国革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困境的要求。可以说,这一问题的揭示,开启了后续中国革命的崭新主题。

二、中国革命必须接受“俄国革命圣人”列宁的思想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令孙中山备受困扰甚至煎熬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革命屡遭失败?直到晚年,他在一次演讲中才给出了明确答案:

试看近二三十年来,中国革命党在各地奋斗,成功的机会该有多少?而每次成功之后,又再失败,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革命失败,是被什么东西打破的呢?……是不是敌人的大武力打破的呢?是不是旧官僚的阴谋打破的呢?又是不是中国的旧思想打破的呢?这都不是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打破的呢?……依我看起来,就是欧美的新思想打破的。中国的革命思想,本来是由欧美的新思想发生的,为什么欧美的新思想,发生了中国的革命,又能够打破中国的革命呢?……欧美的革命思想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是欧美近一百多年来最大的两个革命思想。在法国革命的时候,另外加了一个口号,叫做博爱。由于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思想,便发生法国革命。中国近来也感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也起了革命;革命成了事实之后,又被这种思想打破,故革命常常失败。我们革命之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这两个思想打破的。革命思想既是由于平等、自由才发生,何以又再被平等、自由来打破呢?这个道理,从前毫不明白,由于近十几年来所发生的事实,便可以证明。

我们发生了革命,为什么又被平等、自由的思想打破呢?因为做人的事,在普通社会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团体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团体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的力量,分散了政治团体。所以民国十三年来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于平等、自由的思想,冲破了政治团体。

孙中山的一个前提性认识是:在政治团体之内,不应该“人人都要有平等、自由”。他认为:

就政治团体的范围讲,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政党。就平等、自由的界限说,或者是本国与外国相竞争,或者是本党与他党相竞争,都应该有平等、自由。不能说在本国之内,或者是在本党之内,人人都要有平等、自由。我们中国人讲平等、自由,恰恰是相反。无论什么人在那一种团体之中,不管团体先有没有平等、自由,总是要自己个人有平等、自由。……革命的始意,本来是为人民在政治上争平等、自由。殊不知所争的是团体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个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革命中“个人与组织”“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孙中山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但问题很实在地存在于革命过程中,忽视或者不能确当地处理与调适这些问题,革命就会不断处于喧嚣和躁动之中而无功可获;二是在处理“个人与组织”或“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问题上,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思维,以及衍生于中国社会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思维,都不适合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中国革命,因而是消极的、有害的。孙中山在这里虽然不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好思路,但他清晰地把问题加以凸显,也清晰地把解决问题的不好的思路提了出来。也就是说,他无法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却提出了“不是什么”的警告。

在反思中国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的同时,孙中山高度评价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他称赞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甚至认为,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较之一百多年前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效力还要宏大,成绩还要圆满”。“夫吾国之革命在前,俄国之革命在后。俄乃以六年之短期,刬除根深蒂固之专制阶级,战胜其四围之帝国主义之恶魔,且以其势力振发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之奋斗精神。”他还特别强调,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之所以如此成功,奥秘在于“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主张要革命党有自由,不要革命党员有自由。各位革命党员都赞成他的主张,便把各个人自由,都贡献到党内,绝对服从革命党的命令。革命党因为集合许多党员的力量,能够全体一致,自由行动,所以发生的效力便极大,俄国革命的成功便极快。俄国的这种革命方法,就是我们的好模范”。基于这种理解,孙中山号召青年学生,“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命令,大家都要服从。全党运动,一致进行,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他的基本结论是:“从前革命之失败,是由于各位同志讲错了平等、自由。从今而后,要革命成功,便要各位同志改正从前的错误,结成一个大团体,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才能够达到目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孙中山还以投资与盈利作比附。他说,中国社会的人群划分是士、农、工、商四大类,商人位居末位,属于比较缺乏知识的群体。但商人懂得组织公司首先需要投资,然后才可能盈利。“我们革命党都是有知识阶级的,都是聪明过商人,结成一个团体来革命,是不是应该先就要把本钱拿出来呢?……商人做生意的资本是钱,我们革命的资本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参加革命党,要贡献的东西,就是自己所有的平等、自由。把自己所有的平等自由,都贡献到党内,让党中有全权处理,然后全党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全党革命成功之后,自己便可以享自由、平等的权利。”

在讨论革命何以必须放弃欧美的政治思想时,孙中山还特别提出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革命的目的在于“造成一个好政府”。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理论大多以政府为“必不可少的恶”,并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化为其预设前提,主张限制政府,搞“大社会小政府”模式,甚至也有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孙中山认为,限制政府,厌恶政府,根本原因在于以往的旧政府太专制,为万恶之源。但推而广之,变成“民权政治”的通则,致使“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的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这实是“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的体现,甚至是“民权的真理还是没有发明”的产物。“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办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

孙中山认为,革命者千辛万苦,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好政府”。什么才是好政府呢?他借用美国学者的话说:“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去节制他;最好的是得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因此,造成“好政府”就要努力解决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样才能够把政府成为万能”;二是“变成了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听人民的话”。对于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思路,他认为,根本方法是将“权”与“能”分开。他认为,国家就像一个股份公司,“权”在股东。公司要请有本事的人来做“总办”,此“总办”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照此逻辑,“现在民国的人民,便是股东;民国的总统,便是总办。我们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应该要把他们当作专门家看。如果有了这种态度,股东便能够利用总办整顿工厂,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货物,可以令那个公司发大财”。他认为,欧美人民现在为什么对政府持反对的态度,是因为权与能没有分开。真正的民权政治,根本上就是要使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他期待着通过这种权-能关系的处理,从逻辑上消除国民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和对抗,为革命所要达成的目的,即造成一个好政府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案。

就历史意义而言,这一理论展示了一种与西方既有政治主张不同的想象空间:革命理所当然应该“造成一个好政府”,好政府必须是“本领很好”,还“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的。因此,对于政府,顺乎逻辑的态度,当然不应该纠结于所谓“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有好的机制遴选出“本领很好”的“万能政府”,同时又如何确保这样的政府永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理想,他是不可能真正达成的。至少在他的历史观中,还是视广大人民为无能的“阿斗”。这样的主权所有者如何才能真正拥有主权而不会沦为精英们背叛的苦主?毕竟他也看到:“民权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

三、再造“革命党”与质疑“政党政治”

对于革命党以及革命党的使命,孙中山的认识是有着较大的变化的。

早期,革命对于孙中山而言,目标就是“驱除鞑虏”,反对大清王朝,以“恢复中华”。直至辛亥革命前后,他依然持这种理解。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他明确表示:“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大典刚过,他继续承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在袁世凯取得政权后,孙中山多次演讲强调:“民族、民权二大主义均达到目的。”这种表浅的认识,令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一度陷于每况愈下之境。

后来,从挫折中,孙中山认识到共和的目标并非可以一蹴而就。中国不仅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国内外反动派都是实现共和所要克服的障碍。因此,民权的实现,必须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主义”斗争相配合。同时,要使中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乃要求国家的经济、民生有大发展。革命党的使命并非仅在于“倾覆满洲专制政府”,而是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之后,进一步推进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大发展。否则,革命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国家也无法真正卓立于世界,民权政治的目标也无从谈起。

要革命,就需要有一个革命党。然而,何谓革命党,如何建设革命党,孙中山也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加深认识的。

孙中山革命活动所凭借的第一个组织,是他自己创建的兴中会。这个组织虽然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反满”革命组织,但孙中山很长时间内一直都保持着与民间秘密盟会结伴而行的做法。他与哥老会、三合会等结盟,入会洪门,并受封“洪棍”等;他对于同道人的精神统合,也少不了借助民间秘密盟会那种“向天发誓”,宣示“倘有二心,神明鉴察”的形式,等等。

后来,孙中山联合多个具有革命色彩的组织,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曾经在该会成立时,力图对革命宗旨作说明,但其政治含义其实并没有为人们所真正理解和接受,新的组织不过是各怀不同政治意图的反清派别的联盟而已。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党人以为共和大功告成,可以在国内畅行国会选举,组织责任内阁,因而,同盟会进一步策划五党合并,并于19128月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认为:五党合并,从此成一伟大政党。本来这一合并的目的主要在于谋求国会选举中的优势,但其内部思想的分歧与混乱,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因此,当政治危机再次爆发,孙中山不得不再举旗革命时,由于党内纪律涣散,各派独断独行,行动不统一,很快就使革命再次陷于失败。

正是出于对革命一再失败的反思,孙中山认为,之所以败于袁世凯,“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因而,需要把国民党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改造过来。但遗憾的是,对于这个改造,他除了想到需要重振革命精神外,最主要的就是倡行“服从党魁一人命令”。他的解释是:“此次组织,其所以必誓服从弟一人者,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识者论吾党之失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并强调:“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因此,新的党名叫“中华革命党”,志愿参加的党人,必须立誓约,按指模,表明服从党魁一人命令,为挽救祖国,愿牺牲一切等等,更有甚者,他带头立誓:“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种表达,除了表明对于革命的坚决心志外,似乎还体现着与“倘有二心,神明鉴察”之间的某种幽暗脉动。

孙中山对于革命党的飞跃性认识,主要发生于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前后时期。改组发生于19191010日,并非偶然。1924年,孙中山在《致党内同志书》中就讲道:吾党自辛亥迄今,垂十三年,国内军阀官僚之横暴,日甚一日;国外帝国资本主义之侵凌,日迫一日。以视乎俄,瞠乎其后,则俄诚足为吾党借镜之资,而亦当引为吾国互助之友。借鉴俄国经验,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他把这次改组称为造党盖非有一坚实之政党,国事终不可为。我现在竭力造党。在谈到造党之所以必要以及如何作为时,孙中山指出:“本党前此注名党籍之党员,为数二十余万,同志不为不多;然按之实际,则除在册籍上载有姓名外,实不知党员在于何所。以故党员虽多,毫无活动,衡量党力,更属微渺。夫所贵乎有党者,盖在集合国民力能活动之分子结为团体,在一主义之下为一致之奋斗。故其要义,一在有主义,二在有团结,三在有训练。而欲求主义之鲜明,团结之坚实,训练之整齐,则不得不先揭三民主义之真解,而萃力于基本之组织。”这实际上提出了“造党”的三个重要维度,一是以主义建党,也就是思想建党,“主义为党之命脉,亦一党之精神所寄”。二是以组织建党,“党之组织,其能称为完善者,必党员人人能在党之组织下为有秩序之活动”。党员必须参加具体的党组织的活动,成为基本的规矩。三是加强对于党员的训练,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各种学习的方式,以灌输党的“主义”,并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能力,他特别强调,“参政能力,群众运动,非经训练不能为功”,等等。总之,他力图通过种种组织建设的努力,消除党内一盘散沙的状况,使党成为“革命的中心力量”。

这一时期,孙中山还特别强调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党”性质,并努力与西方政党政治意义上的“政党”相区别。他指出:“诸君第一要明白这个中国国民党不是政党,是一种纯粹的革命党。”

历史上,“革命党”通常都被标定为以革除既有制度为使命的党。孙中山及许多革命党人早期也持有这种理解。因此,清王朝一经倒下,他们就以为革命成功了。但实际上,“革命”不仅仅是“破坏”“革制”即革除旧制度的,“革命党”还应该负有在“革制”的基础上,创制新制度,培植与新制度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基础与发展条件的历史使命。孙中山检讨过往失误之一,就是以为革命只做“消极的功夫”,不做“积极的功夫”,因而,留下的积极成果不多。他强调,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乃主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革命党”。这实际上是对“革命党”应负的历史使命,包括“积极的功夫”等的重新界定。这意味着革命再也不以“推翻满清”“光复汉业”为止步,也不满足于所谓“护国”“护法”,而是要完全负担起建立符合“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要求的“国家”的任务,要不断巩固其“国基”,还要按照“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精神,不断改造这个国家。这是一个“造党”进而“建国”的过程。它不仅要“用革命去扫除那恶劣政治,还要用革命的手段去建设”。“革命”既包含“破坏”的“消极功夫”,还应包含“建设”的“积极功夫”。此外,“革命党”的另一意义是强调,在这一“破坏”和“建设”的过程中,“要将政治揽在我们手里”,“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负完全责任”。显然,这一思维在拓展革命意义的内涵的同时,也强调“革命党”包打天下的思路。

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及孙中山对于“政党政治”的看法。“革命党”不是“政党”,是孙中山的重要认识。“革命党”最突出的特征是主张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它以不认可既有的政治制度与规则为前提,并以“改变”既有政治制度与规则为基本的行为取向。“政党”,在西方“政党政治”的框架下,有着根本不同的特征。首先它是在既有宪法或法制框架下,参与议会政治的组织。因此,认同既有政治制度与规则,是它区别于“革命党”的重要特征。依据这一特征,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以认同既有政治制度为前提,以夺取公共权力为目的的不同政党参与议会竞争的政治。由于这种政治通常被看作“民权政治”即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因此,对其最根本的评价,就看它是否体现“人民当家做主”这一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以此为视角,孙中山明确批评欧美的“政党政治”。他指出:“彼英、美政治虽如此发达,却是政权不在普通人民手里。究竟在什么人手里呢?老实说,就是在知识阶级的手里。这就叫做政党政治。”这就是说,英美的“政党政治”实际上是排斥“普通人民”的政治,“英国现在底政治制度是国会独裁,行议会政治,就是政党政治,以党治国”。《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直接批评西方的制度:“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这些思想,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在接受列宁的革命思想后,明确质疑和批评西方“政党政治”的方案,充分体现了他努力探索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政治文明的愿望。

四、“革命军队”必须以“主义”为灵魂

军队的问题,一直是令孙中山苦恼不已的大难题。首先,他痛感军阀割据是中国最大的祸害。他指出:“构成中国之战祸者,实为互相角立之军阀,此互相角力之军阀各顾其利益,矛盾至于极端,已无调和之可能。”这些军阀祸害国家与人民的一种方式是各自勾结外国列强,以获取外力扶持,谋求割据地方、巩固一方势力的目的。军阀祸害的另一种表现是自恃武力,威逼和凌驾于革命党之上。给孙中山留下痛切经历的是两次“护法运动”。第一次护法运动中,他发现处于军阀势力下的广东,“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在第二次护法运动中,他不仅遭受广东地方政府财政上的刁难,更历尽陈炯明发动军事叛乱的浩劫。孙中山对此的感慨是:“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而对于广大兵士来说,当兵无异于一份糊口的差事,谁给实利就跟谁走。

其次,他苦闷革命缺乏忠诚的武装力量提供强有力的持久支持。辛亥革命导致清王朝的覆灭,中央政权却被袁世凯所窃取;“护国运动”虽说赢得了胜利,但代之而起的却是直、皖、奉北洋集团的军阀统治;两次“护法运动”也连连遭受失败,等等。在对外国列强的斗争方面,一次仅仅是要求收回“关余”的交涉,竟然引来大批外国军舰围困广州港的示威和凌辱。这些都是革命缺乏忠诚的强有力武装力量支持的必然后果。当然,这并不是说革命没有武装力量的参与,而是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工作主要集中于联络同志、募捐筹款、策划起义和寻找各地可以借力的既有军事力量,实际上常常在不同时期,依靠的是不同的军阀集团。在这一过程中,他不断受到各地军阀的算计、奚落、刁难和背叛,使他真正理解了建立“革命军”的重要性。他晚年反思道:“在这十三年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

再次,他明确提出了建立精良的“革命军”的任务。对于解决国内军阀横行的问题,孙中山认为需要借助破坏与建设相结合的方式去达成。一方面,要“尽量努力不再授予军阀政治的权能”。然而,“要是不扫除在中国的列强的压迫,中国的军阀将永远不会绝灭”。这实际上等于提出了解决“半封建”的问题必须与解决“半殖民地”的问题结合起来的思路。另一方面,要建立起精良的“革命军”队伍。毕竟,要破除军阀官僚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相互勾结,就需要有强有力的革命武装力量的支持。所谓革命军,与革命党一样,是以变革既有制度、推翻既有统治为目的的。“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因此,建设革命军,首要的是给军队注入“主义”的灵魂。他说:“军队的灵魂是主义。有主义的军队,是人民和国家的保障。”缺乏“主义”的支持,许多军人把当兵作为谋取生计的一个门路。因此,今天为某一个私人打仗,只要给实利,明天就可以调转枪口。而那些掌握权力的投机军阀,则往往藉革命以养成个人势力,一俟个人势力既成,就反而推翻革命。当然,扭转这种状况并非仅靠教育就能达成,还需要从制度设计上,解决如何才能做到“不再授予军阀政治的权能”,并把军队置于革命党的领导之下。他在给陆军军官学校的训词中,明确号召军队要“夙夜匪懈,主义是从”,革命军被定位为革命党实现其所宗的“主义”的工具。这也就是说,在革命党与革命军的关系上,两者必须统一于“主义”,而且只能是“党指挥枪”。这里包含着孙中山屡屡依靠军阀而又屡屡遭受军阀背叛的深刻教训。

五、余论

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涉及对国情的把握,革命思想的更新,“革命党”与“革命军”的锻造等种种问题。国情的把握是革命实践的总依据,就近代中国而言,在辛亥革命之后,最大的国情莫过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缺失对这一问题的精准认识,任何革命的和改良的救国方案,终究都不可能获得成功。所以,认识这一国情,是推进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总依据。“革命党”和“革命军”的塑造,直接关系到革命主体的根本问题。成功的革命必须是先进的主体,依据科学的理论,准确地把握具体的国情,从而正确地推进革命的实践的结果。这里不仅涉及革命思想和革命手段的更新问题,更涉及革命目标的重新设定。由此而言,孙中山的反思,不仅是对他既往革命经验的总结,更是把对于中国革命深层矛盾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当然,问题的提出,并非就是问题的解决。历史并没有给孙中山留下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足够时间和空间,问题只能作为历史的遗教而传递给后来的革命者。

后续历史表明,认真对待和继承孙中山这一遗教的革命群体,并非其亲手创建的中国国民党,而是他晚年所结盟和借重的中国共产党。显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上都有别于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政党。然而,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使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理想连接了起来。孙中山提出的问题,被中国共产党当作来自于血的洗礼和教训的宝贵经验而加以汲取。当然,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并不拘泥于孙中山的思想,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更加紧贴中国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实际,也更加自觉地把它与世界革命的发展大局联系在一起,坚定不移地朝着实现社会主义与民族伟大复兴相契合的目标而不断前行,并由此形成和创制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型政治文明与政治形态。

作为对于历史的总结和对历史逻辑的揭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一段讲话,是十分准确的:“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对于新中国政治文明的意义理解,至少必须融汇于中国近代的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開放時代》2021年第6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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