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永安市贡川镇地处闽江上游的沙溪流域，明清时期是当地的重要商业市镇，现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2012年夏天，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到贡川镇开展田野教学实习，收集了丰富的民间历史文献。2017-2018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笔者走访了贡川镇及其周边地区的许多村落，考察明清以来的山区开发与社会治理历程。在此基础上，本文拟简要报告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的主要收获，并尝试提出初步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
永安古称“浮流”，为群山环绕之地。其东部属戴云山脉，南部属玳瑁山脉，西部和北部属武夷山脉，地势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地形以高山和丘陵为主。境内海拔高差较大，垂直分异明显，蕴藏着丰富的山林资源。根据1989年的统计资料，永安森林覆盖率达73.9%，林业用地占总面积85%，为全国重点林区之一。当地林产品以杉木和竹笋为主，此外还出产松、楠、菇、茶油、桐油等木料及林副产品。这些山区物产经由闽江水系顺流而下，或编制木排，或装船运载，运销东南沿海乃至长江流域。
永安山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始自于宋元时期。根据族谱记载，贡川地区的早期居民，主要散布在山间盆地和河谷地带。如李氏祖先五代时居住于贡川双峰，其后裔转迁于贡川东南的高山之中，散居于双峰、洋峰、龙岭等山村；姜姓祖先于北宋迁居张荆村，其后裔散居于贡川东北的群山之中。南宋时期，当地有些家族已经致力于开发山林资源，从事工商业经营。如贡川严氏始祖三五郎公，于绍兴间迁居贡川靛青林，其后裔以“缫丝绩麻”起家，后因经商而致富。自明代以来，由于林业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有外来移民进入沙溪流域，促成了当地山区开发的高潮。
明清时期的山区开发进程，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社会动乱。例如，秦岭大巴山区有持续不断的“流民”运动，南岭地区有“流寇”和“新民”，武夷山区有“矿盗”和“棚民”。一般认为，正德年间王阳明在赣南、闽西地区推行乡约保甲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流动人口，稳定社会秩序。在闽江上游的沙溪流域，明正统年间爆发了邓茂七之乱，此后又反复遭受“山贼”、“流寇”的侵扰。那么，在山区开发与社会动乱的历史背景中，闽江上游地区如何实现社会治理？如何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这就是笔者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永安设县与贡川建堡
宋元以前，永安地属沙县，其高层政区游移于闽北与闽西之间。沙县原属建州，唐大历十二年（777）改属汀州，南唐保大三年（945）改属剑州（元末改称延平府）。明代初期，沙溪流域的上游划归汀州府，设宁化、清流二县；下游划归延平府，仅有沙县一县。此后，随着闽中山区腹地的经济开发和流移集聚，陆续于明中叶增设永安、漳平、归化、大田、宁洋五县。设置于明景泰三年（1452）的永安县，开创了明王朝在闽江上游设立新县的先例，反映了明王朝对山区开发的统驭策略。
明中叶以前，沙县南部处于区域交通网络的边缘，官府难以有效管控，经常遭受盗贼侵扰。正统年间，地方官员奏请分县设治，无奈“有司徇私，事遂寝”。正统末年，沙县、尤溪一带爆发邓茂七之乱，“闽中诸邑无城郭者多残破”，平定之后始议分县，“诏以浮流险要之地，分置县以治之，赐其名为永安”。此后设置的漳平、归化、大田、宁洋等县，同样是由于山险水急、地广难治，迫切需要加强政治管控。然而，明代政治体制的特点是“皇权不下县”，每个县只有为数不多的官吏，不可能有效控制山区开发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与社会动乱。因此，永安设县之后，又在贡川创建城堡，以期抵御“山贼”、“流寇”的侵扰。
贡川城墙一角
贡川古名“掛口”，又称“固发口”、“阔口”、“葛口”，是沙溪和胡贡溪交汇冲积形成的河谷阶地。闽中地名中的“口”，大多意指支流注入干流之处，如永安县城所在的浮流口、贡川上游二十里的益口、贡川下游十余里的溪口和近三十里的莘口等。它们通常位居河谷，容易形成较大规模聚落，多有渡口、桥梁、集镇分布。自古以来，贡川凭借地利之便，成为周边货物集散和军事控制的中心，堪称永安县东北的水陆要冲。元末以前，这里已设有固发口渡，后来改作浮桥、石桥，始终是沟通沙溪两岸的关节点。沙县曾在贡川设“西仓”，永安置县后改称“北仓”，又设驿站贡川铺，为沙县至永安驿路的渡河之地。至迟弘治年间，地方文献中开始出现“贡川市”，表明当地已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因此，贡川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邓茂七之乱时，“败官军于沙县，据贡川，为寨守之。茂七败死，其党邓伯孙复啸聚于此，官军自沙县进破其贡川、挂口、陈山诸寨，伯孙被擒是也”。永安建县之初，还设有外署“贡川公馆”，专门接待来往办事的官员。到嘉靖末年，为了防御外来流寇，官方特许当地士民营建贡川堡，作为永安县东北方向的屏障。
现今永安市周边的乡镇与山林（笔者根据卫星地图存记）
嘉靖三十六年（1557），“流贼李有胜、张石秉劫掳贡川、金井，杀死军余三十六人”。之后数年间，“广贼劫贡川，杀戮、烧毁过半”，致使民无宁日。为了抵御流寇侵扰，贡川民众开始谋划创建堡城。嘉靖四十年（1561），在当地士绅林祥的倡议下，乡民代表赴县呈请“设堡以苏民困”，得到了各级官员的一致支持。不过，筑堡工程的经费来源和组织管理，主要由本地士绅和乡民承担。贡川堡原计划修造623丈，每丈造价10两，需要“费金六千有奇”。经过多方劝捐，共筹集筑堡经费6000余两，其中绝大多数是当地及周边的乡民捐助，另有分巡曾一经、知府周贤宣、知县欧阳弘、县丞张世鉴、典史任道及乡宦李杏合捐74两。在筑堡过程中，由知府委派官员到现场监督，但具体事务主要由当地士绅和民众分工负责。据林祥记述：
知府周公贤宣痛恻民隐，区画劝相，以堡筑为己任，专委汤经历冈责成之。汤君殚竭心力，速堡之成。至于周规画、备工作、足粮糗、程能计功、奖勤黜惰，则监生赖明任、生员邓达材、乡老赖章、陈珂、余粟也；分理庶务，则范普、邓文绅、杨廷谏、林嘉言、黄应清、姜有道；至于树长画、成始终，则士民刘福、严焕、李正枝、赖明传、林腾鹄、林文、吴从周、林嘉谟、罗庭桂、叶天佑、严奕大、刘岩升。
上文列举的建堡有功人士，除延平知府周贤宣、经历汤冈之外，皆为贡川本地的乡老和士绅。其中林腾鹄、林文、林嘉言、林嘉谟出自贡川林氏，为当地“世家故族”，而邓达材、罗庭桂皆其亲家；陈珂时任堡首，为当地大姓的代表；李、姜两姓来自于贡川东南方向的高山中，族内子弟众多；赖、余两姓来自贡川西南的大湖和东南的余荆山，也有一定势力。至于刘、邓、杨、范、严、黄、吴、罗、叶诸姓，都是散居于周边地区的民众。这些参与建堡的当地乡民，“富者具餱，贫者输力”，齐心协力，不久之后就建成了贡川堡。
据现存《贡堡书册》记载，当年筑堡资金以“丈”为单位募捐，由本都乡民按户等高低认领。当地居民最初分为上、中、下三级户等，原计划分摊623丈，但由于人户逃亡，实际只筹得571.8丈。当时的捐助名单曾被刻入“捐堡芳名”碑，安放于贡川堡外南郊的永怀祠内。其中的每个“芳名”分别代表各自的家庭或家族支派，有的甚至是异姓合作关系。其捐助数额，有的多达10余丈，有的仅有5尺，可见参与建堡者贫富不均。此外，在捐款清单中有本乡未被摊派者，有外乡乐助者，还有各级官绅赞助的249.8两，逐一详细开列，为我们提供了筑堡经费的具体资料。
在贡川堡建成之后，为了筹集维修经费和加强统一管理，经各级官府批准，建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据林祥记述：
堡北临流，南水直卫，迅激崩塌，费不可支。上世都人范癸六舍田一百一十六石于奉先堂，以为焚修费，乃为善集寺归俗淫僧所占。士民白诸当道，查卖助堡，抚、按、司、府皆是其议，行阴阳万全，定价二百三十金，召原派人户，丈增五钱，官买存堡，以支倾颓。其田粮四石六斗四升，原在冯吉安、林守清户，今收入黎永怀户当差。盖永民深德周公，立祠尸祝，额曰“永怀”，识不忘也。旧有浮桥，征编夫守，请移编门夫十名，守堡五门。堡无职官，靡督防御，乃请移安砂巡检永驻贡川。乡有各牙，旧有恒课，请追入堡，以备修砌。
上述举措的重点，在于集资购买奉先堂的田产，其收入作为维修贡川堡的费用。此外，设立“永怀祠”纪念建堡的有功之臣，并呈请移驻安沙巡检于贡川，改编浮桥夫役为贡川堡门夫，征收当地牙税为修堡费用。由此可见，当时贡川堡已经形成了公共权力机构，承担了地方社会的管理职能。
自明中叶以来，由于贡川堡的建立，当地的社会秩序逐渐趋于稳定，周边地区的土著家族陆续入住城内，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从最初的捐建名单可知，当年至少有35个姓氏参与建堡工程，反映了明代贡川的基本人口构成。其中，除早先迁至贡川或周边地区的家族外，还有明中叶后迁入的外来移民。如贡川聂氏的始迁祖聂智观，于成、弘年间自江西临川来到贡川，其独子聂昺于东坑购买山场，种树贩木；至贡川建堡之际，其子孙约承担经费总额的2%，获得入住贡川堡内的资格。筑堡之后，也有外地人陆续移居贡川堡。如贡川邱氏的开基祖邱连森，于万历间由沙县迁入贡川，到大坡口收买山场，种桐栽竹；贡川邢氏的开基祖邢钟岳，清初因三藩之乱从永安邢庄迁入，其子孙遂定居于贡堡。这些外来移民的陆续迁入，推进了贡川地区的山区开发与商业市镇的快速发展。
明清之际，贡川堡经历战乱的冲击，一度趋于衰败。顺治十年（1653）十月，“山寇吴赛娘等闯入贡堡”，致使堡内社区“焚劫殆尽”。乱平之后，贡川堡渐复旧观，依旧是闽中山区相对安全的居民点。及至晚清，贡川已经发展为沙溪流域著名的商业中心，“阛阓喧阗，俨然一大都会”。不过，由于堡城年久失修，乃至倾圮过半。咸丰初年，为了应对太平军引发的动乱，贡川乡民再度筹备重修旧堡，得到了前后两任永安知县的支持。本次修堡工程开始于咸丰五年（1855），完成于咸丰七年（1858），前后历时四年，共耗费工料钱六千九百余缗。当时主持修堡事务的共有14位“城首”，分别来自于当地的各大家族。事成之后，时任永安知县俞林撰写了如下碑记：
去年（1857）春，粤匪自江右入闽，先陷邵武，再扰汀州。与永错环者，若清流，若归化，同日被陷。吾永清水池、星桥诸乡，均有土匪窃发，惟贡川有堡以自守。又得诸君子激励绅民，同心戮力，永安借以无北顾忧。则堡之为功，不綦大哉？戊午二月堡工成，贡之人来告成功，并请序于余。余顾诸君子安不忘危，賡偕作之诗，鼓同仇之气，储餱粮，勤训练，人和地利，两操其胜。则不独贡之民田庐室家有以自保，即官斯土者亦将重有攸赖矣！
在上述碑文中，永安知县充分肯定了贡川堡城对于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意义，认为其不仅足以自保，也为永安县城提供了保障，使之“无北顾忧”。这就是说，在社会动乱之际，地方政府同样依赖于这种民间城堡。明清时期的各级地方官员，无不支持贡川堡的修建和维护，其原因即在于此。
二、福庄邢氏家族的山林管理
现在乘坐乡村巴士，从永安市出发，顺着307省道南行就能到达福庄。沿途经过埔岭、吉峰、黄历、桂口、葛洲等村庄，洋田不断减少，城镇化的痕迹渐渐淡去，山村的气息依然浓厚，福庄就是如此。该村西北、东北、西南三面山丘环绕，西洋溪自东南而来向北流去，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富饶的小盆地。盆地中央是水稻田，其间穿插池塘、渠道和田埂；周边的山脚下是屋宅，大多集中在南部的山谷间。村后尽是郁郁葱葱的山林，当地人称西南面的山地为“大岚山”。
《福庄大岚山碑》
2018年初，我初次来到邢庄。下车后，向西跨越小溪，很快就看到古老的水圳和城堡。几经问询，当地人带我来到了邢氏家祠，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福庄大岚山碑》。此碑记述了清嘉庆年间的邢氏族规，全文如下：
吾族大岚，自始祖大六邢公蓄留古木，遮荫水源。凡岌、墘、垅、坂、上下三洋，为田二千余亩，皆资灌溉，又供子孙樵采之需。况岚下有祠，岁时祭祀，我祖灵爽实式凭焉。自宋以来，历数百年，合众不许私砍，永相保惜，族中尊长及卑幼悉遵约束。嗣后有私自栽插、任意篐围而效尤日众，甚至招棚民插青，不可胜计，而私批烧炭之谋起矣。历任叠控，至乾隆四十五年，蒙府宪孙断令：“岚内公山，私插杉木一体归众，着令族长经营，以绝讼根。”案重如山，千年不变。续以族内私谋窃发，公论更严。于是，族、房等深惟根本之地，谨遵宪断，爰复祖规，以图不朽。乃向众而言曰：“惟祖宗买置此山，历有年所，予孙子曷敢忘诸？夫我祖历艰辛、深培植，以保此山也。开衣食之源，储日用之需，贫富均资，幽明胥赖，恩至渥而计甚远。凡属孙子，当各体祖宗之心以为心，则慈祥恺泽盎然以流，而灌溉、樵采之资，一族福命系焉。若夫挟长恃力，自便其私，谓祖宗不足畏，人言不足惧，伤天和，戕物理，丧人心，尤非仁人孝子所敢出此。予愧不能增前人光，惟是恪守成规，用申劝诫，本天本祖，俾世世子孙保守不忘。”谨勒诸石。
今将家规列左：
一、大岚内四围古木，族、房、众等永不得擅批烧炭、造香菰、私招棚民插青及篐围古木、搭厂洗锯等项。如违，合众呈究。
一、岚内所有私插杉木，经宪断：“凡岚内杉木，尽行归众管理，获利多寡，按分均分，不得少有偏欺。”在案。日后子孙，各宜凛遵宪断。
一、岚内子孙做坟，不得藉坟肆篐火路及洗砍古木，违者重罚。
一、岚外公山，祖规：子孙旧有生理之处，原任众开坟。如要用，生理照值估买，不得抬价拒阻，违者重罚。
一、岚内外公山，原无亲朋坟墓，日后子孙各宜恪守祖规，违者重罚。
一、公山内有权造坟印者，如扄柩移葬别处，故地仍归众管，不得永占，违者重罚。
一、大岚及四围山界址，宋时我始祖买自董宅，东从银盘当珠过大松岚直落圩坪尾为界，北从葛州后天心岩至硥担岌田垅为界，西从蚌口过来大长坑直上白花岚至长岐山顶为界，南从文笔岌山顶、铜锣墓、南山漈直落桦圳为界。
一、马颈仔山，系祖祠入脉及祖墓来龙处，不许撬坭刬削，违者重罚。
一、蚌坑头地方，乃祖屋来龙过脉处，原有祖坟二穴，一在田后，一在山顶，递年要祭扫。
一、水尾鲤鱼墩，在梧桐洋坑口，系福庄上水笔，不许开田、造坟、私插、生理等项，违者重罚。
大清嘉庆戊午三年五月吉旦
族长燕，房长晋佶、圣俦、居德、高发，合族重刊
福庄的聚落格局与《福庄大岚山碑》的位置
碑文旨在保护大岚山的山林资源，其主要理由是以下三点：其一，蓄积水源以资灌溉。众所周知，在山区开发过程中，水土保持尤为关键。因此，明清时期各地山区的乡规民约，通常都会强调维持植被涵养水源的重要性。在永安地区，春、夏间雨水甚多，短时间内容易引发水资源的过量集聚，一旦没有森林，将会导致土壤的流失和各类次生灾害。更重要的是，福庄附近有2000余亩水田，至少可以养活1000人左右。福庄邢氏家族至今只有900余人，维护水源可以确保族人饮食无忧。其二，供给子孙樵采之需。大岚山植被茂盛，可以满足福庄人日常的燃料需要，甚至还可以出售多余的柴薪。此外，大岚山出产的野菜、野果，也为邢氏族人提供了潜在的红利。其三，维护家族祠堂的风水。按照邢家人的说法，大岚山乃风水宝地，如若砍伐山林，不仅伤害环境，还会破坏“地理”，不利于全族的发展。为了保护祖祠、祖墓、祖屋的龙脉，马颈仔山、蚌坑头地方、水尾鲤鱼墩备受重视，以求集聚更多的福气。出于相似的原因，大岚山还成为族人造坟之所，但规定族人不得以造坟为由砍伐树木，如果移葬别处，“故地仍归众管”。
按照碑文的说法，大岚山是宋时邢氏祖先从董家买来的产业，历代约定：无论族内尊卑老幼，均不允许私自砍伐，应当永远珍惜保护。到了清代，永安山区的开发进程不断加快，对大岚山的环境保护构成了严重冲击。首先，有些族人为了谋取私利，不惜违背祖制，在大岚山“私自栽插，任意篐围”。到嘉庆年间，族内“效尤日众”，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次，从外地来到福庄“插青贩木”的棚民，买通投机取巧的邢氏族人，获得当地山林或荒地的使用权，有些族人“私批烧炭”，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些现象表明，在山区开发进程中，作为公山的大岚山日益私有化，因而侵蚀了邢氏族人的公共利益。
为了抵制外来的逐利者和族内的“不肖子”，加强对大岚山的保护和管理，福庄邢氏家族的主事者采取了两种对策：其一，向官府提出诉讼，借助于国家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平息族内争端。其二，重申宗法伦理，以族规约束族人的自私行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历经族长等人多次控告，延平知府认定大岚山为邢氏公山，断令“私插杉木一体归众”，并明确规定，大岚山交由族长经营，“获利多寡，按分均分，不得少有偏欺”。尽管如此， “族内私谋窃发”，问题仍未解决。因此，福庄邢氏家族的族、房长再次重申家规，并于嘉庆三年（1798）“谨勒诸石”，以期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通过树碑立石，重申家规，不仅确认了大岚山的权益分配方式，而且强化了邢氏家族的公共权力体系。
《福庄大岚山碑》的署名者，除族长之外还有四房的房长。那么，邢氏家族中的四大房，究竟是原有的支派，还是新出现的权力架构？有幸的是，我找到了光绪年间编印的十六卷本《福庄邢氏族谱》，可以大致追溯该族的历史发展脉络。根据族谱记载，邢氏远祖昺公、敦公于北宋末年迁居“南剑之沙邑廿七都丰田洋”。南宋绍定五年（1232），福庄邢氏的开基祖大六公同族兄大五公，自丰田洋迁居沙县二十八都邢庄，而后各自另立支派。大六公生三子，分为福、禄、寿三房，以寿房最为繁盛。寿房传至第四代君福公，“当元末明初时，群盗肆剽，殆无宁日。公奋然团结乡勇，四方勦获，以功授浮流镇巡检”。君福生四子，长伯亮，次伯禄，三慈观，四祖全，分为雍、睦、敦、肃四房，这就是出现在《福庄大岚山碑》中的四大房。
如果依据邢氏祖规，始祖大六公所买大岚山，应属福庄邢氏全族管业。然而，在嘉庆年间重申的家规中，大岚山公产的受益人是雍、睦、敦、肃四房，均系第二代福、禄、寿三房中寿房的后裔。参照族谱可以获知，福、禄两房到清末已无传人，但并不排除逐利者冒充他们的身份侵占公山。因此，在《福庄大岚山碑》中将受益范围限定为雍、睦、敦、肃四房，直接排除了福、禄二房，以免引起意外的争端。其实，在清代福庄邢氏的四大房中，肃房是最为强盛的支派，其他三房则相对较为贫弱。因此，立碑的意义或许也是为了限制雍、睦、敦三房的贫弱族人，禁止他们私批、私栽、任围及招徕棚民的行为，以免因少数人逐利而损害公共利益。
《福庄大岚山碑》中的族长邢燕，为肃房的十四代族人，于嘉庆九年（1804）主持续修《福庄邢氏族谱》。在参与此次修谱的18人中，肃房占了12名。由此看来，肃房族人主导了当时邢氏家族的公共事务，从而控制了大岚山公产的经营与管理。通过立碑示禁，明确规定大岚山的有关权益 “归众管理”、“按分均分”，但必须交由族长统一经营，而不是由四房共同分享经营权。在福庄邢氏家族中，由于肃房的实力超过了其他三房，使之可以独占族山的经营管理权，这显然不同于从碑刻得出的结论。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些片断的资料，如果不能联系其前因与后果，就很难窥见表象下的潜流。
如上所述，在山林资源的开发进程中，贫弱的本地人和逐利的外地人往往扮演着主动的角色，其内在动力在于丰厚的市场经济利益。然而，乡族群体为了维护生态环境和公共利益，往往会以家法族规的形式颁布禁令，限制山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至于山林经营中的利益分配与博弈过程，必须回到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去考察。
三、贡堡浮桥的修建与经营
现今永安市吉山村的浮桥
1980年以前，贡川地区主要依赖浮桥或渡船联通沙溪两岸，浮桥的修建与经营历来是最为重要的地方公共事务。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历史上多次刊印《浮桥书册》，详细记载了与贡堡浮桥及义渡事业相关的管理规例、资产清单、捐资芳名和碑刻、契约等原始文献。这部书册的前身是康熙十二年（1673）自万历《贡堡书册》摘录出的《浮桥田册》，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刊印成册，嘉庆十年（1805）、光绪三年（1877）再次刊印。我们收集到的嘉庆版《浮桥书册》残缺不全，而光绪年间的版本基本完整，版心书“重建贡堡浮桥册”。通过解读这一历史文献，可以深入探讨贡川历史上交通事业的长期演变过程。
至正八年（1348）以前，贡川的固发口渡系清流冯氏产业，后来因距离遥远，管理不善，来往沙溪两岸的人群深感不便。当年春天，当地义士严觉心和李君实率乡众赎回该渡，募集田产，重立义渡，“择舟子之能者领之”，并兴建临津阁尊奉佛祖。因此，这一渡口从外地家族的私有产业，转变为本乡民众的公共事业。当时约定，每年从桥产37担租谷中抽出12担给渡夫，命其接济行人、递送公文和检修或更新渡船，而不得私下载运砖瓦、石板、牛马、苗木等货物。此外，每逢年节仪式活动，渡夫还要帮忙送花船、掌龙船舵。
明代以来，特别是永安设县后，从贡川过渡沙溪的需求日益增加，开始在当地“设浮桥以济”。嘉靖初年，贡川人林腾鹄、林日弘、林日光为了筹集浮桥的运营资金，“率输租为修费”。不过，当时浮桥经费缺乏有效管理，“岁遭猾匠干没，舟日圮。猝遇潦，则漂断而去，递兴递毁，往来称厉数矣”。贡川筑堡之后，浮桥及其桥、渡夫划归堡内自治机构统辖，但浮桥的设施和管理制度并不完善。万历年间，贡川市商旅辐辏，为沙溪流域“泉货转毂之门户”，急需发展交通事业。时任永安知县张守让查核贡川浮桥的侵匿资金，又捐俸以为倡议，置办铁索120股及船、板若干，使之“舟若钩联、绠若绳贯”，以铁索贯穿桥身来保障稳固。与此同时，扩充浮桥经费和田产，整顿浮桥管理制度，“复饬卒以守，重申为令，使岁岁葺理，不至废坠，为虑至深远矣”。崇祯十年（1637），贡川乡民创建石桥，称之为“大桥”。在此之前，当地进士罗明祖曾作《贡川石桥小引》，劝导人们积极捐助石桥，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优化交通，同时也是为了优化风水。该桥位于贡川堡北门外，依靠沙溪中的洲墩作为支撑，横跨宽达200米左右的水面。然而，石桥建成不久就遭洪流倾覆，此后始终未能兴复。
明清鼎革之际，贡堡浮桥的田产多有散失，难以维持长期经营。清初平定之后，修复浮桥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浮桥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地租，历届理事无不致力于田产的恢复和扩充。在光绪《重建贡堡浮桥册》内，记载了自元末以来的“浮桥原田段”、“东门中渡原田段”、“永浆田段”、“陈勳舍出田段”、“计开田段山场”、“新立义渡田段”、“续捐并新置田段铺屋”，就是历代创置的义渡、浮桥和石桥的公共资产。其中有些田段注明“今已失管”，但贡堡浮桥的总资产还是不断增加的。维持浮桥稳定的关键是铁索，在当时很难寻获。康熙五年（1666），当地乡民思复浮桥，就是因为没有铁链而作罢。七年以后，他们想起永安治北浮桥毁于水灾，铁链大多沉入江底，新任的浮桥首事报请县官批准，“百计挖捞，运回无几，仅获其半也”。浮桥修复之后，管理者根据《浮桥田册》，追讨相关产业，使之逐渐脱离贡堡体系，其收入专门用于处理桥渡事务。
康熙末年，“暴风为灾，桥链以折，舟随漂去”。时人论及：“舟之不牢，桥之弗固，病在以一链而维数十舟。夫以一链之微，而遇暴风之烈，欲其保有此桥，不亦难乎？今为久远之谋，莫若以链贯之者二，系之固则撼之难。顾其费将安出乎？”自此之后，贡川浮桥最终确立了双链联桥的标准形态，并通过董事经营产业、总理操办桥务和刊刻书册备案的方式，维持着这一地方公共设施的长期运行。不过，浮桥铁链一旦折断，就需要集资修复，势必仰赖各方民众乐善好施。从《浮桥书册》可以看到，每次重建浮桥都会留下一份捐款名单，并载入书册作为征信录。浮桥董事多由乡民选任，他们依据书册经营浮桥、义渡，除了非常之时的劝募外，还要负责采办物资、购置部件、收纳田租、征缴赋税、选任总理、雇佣桥夫、监督桥务、祭桥设醮和支应各项花销。
在浮桥事务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由董事共同推举的总理统揽全局，可以说是该设施能否顺畅运转的关键。康熙末年，江西建昌人黎伯云总理桥务，“殚力效劳，无见侵之田，无或旷之役。桥船换者换，而修者修，桥棚、栏杆一无朽坏”。每遇风灾水害，“独毅然身亲率先，荷笠披蓑，攘臂跣足，遍河干而与洪流争烈”。由此看来，浮桥的兴废取决于总理的个人品质，而不是依赖于工程技术或材料的更新。在此情况下，很难避免贡川浮桥屡兴屡废的历史命运。康熙、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沙溪流域水害频仍，贡川浮桥至少五度重修，所耗费的人、财、物力无数。那么，当地跨越沙溪的方式缘何不能改进呢？
道光八年（1828），时任董事的刘承美等人坦陈，浮桥不如石桥，一来缺乏稳固，二来有伤风水，至于之所以要仍用浮桥，实在是对区际间货物运输的妥协。他在《劝捐浮桥序》中论及：
然自吾燕江、贡川以及沙邑大河一路，旧建大桥，皆归倾圯，不能兴复。推其倾圯之故，皆由闽江上游作木者多，一遇大水为殃，则万木漂流，随波撞掣。桥非砥柱，莫敌狂澜？其倾圯也必矣。而况木造浮桥，既不若石桥之固，加以桥夫懈怠，夜间失守，一遇大水，山溪横木滚来，野碓漂流，车梁激射，有不一扫而尽耶！
不难想见，由于沙溪流域木材贸易的日益繁盛，使浮桥难以改建为石桥。永安地处河谷盆地，为山溪汇流之所，“作木者”不仅导致山区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又因随意堆放木料加剧了洪灾的烈度，致使沙溪一路旧建大桥“皆归倾圮”。仅就永安县来说，自雍正以降已不再在沙溪之上架设桥梁。根据方志记载，当地历史上的过渡地点主要有七处（参见表1），各自的过渡方式因聚落规模而不尽相同。按常理来说，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过渡方式会呈现“渡口→浮桥→梁桥”的变化。在明末清初以前的贡川和下渡，可以看到这一完整的演变过程。大溪、益口于明中叶、建国后架有浮桥，而下墩、楼前、溪口聚落规模不大，无力支持桥梁工程。清中叶至建国前，沙溪永安段河面再也没有出现梁桥，反映了跨区域的木材贸易对流域内过渡方式的深刻影响。
沙县的翔凤桥是另一个案例。沙县过渡沙溪的桥梁，起初是浮桥，嘉定四年（1121）改作庵桥（即廊桥）。此后屡经兵火毁坏，或复建梁桥，或改建浮桥。乾隆二十九年（1764），翔凤桥为洪水冲坏，此后就不再重建，两岸交通仰仗浮桥与舟渡。究其原因，同样是由于跨区域木材贸易的影响，阻碍了山区桥梁的建设和维护。与梁桥改作浮桥类似的现象，可以从侧面印证流域内木材贸易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木材流动”的新线索。
明清时期沙溪干流（永安段）的主要过渡点
在贡川《浮桥书册》中，记载了嘉庆后的浮桥捐资名单，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外来人物或商号。如嘉庆年间的捐款者，有江西人汪龙山、刘占魁、胡炳如、黄兆宁、龙云魁，商号和顺号、茂兴号，以及广东人张双进；道光、光绪年间的捐款者，有长汀客商、永定客商、汀郡龙灯社和广东人温广元；光绪年间的捐款者，还有兴化木商泰顺号、汀郡甲首董事陈喜财众等、汀州上杭龙灯社、广东人罗景堂等。这说明，为了弥补木材外运对当地交通事业的负面影响，逐渐形成了外来商人参与贡川浮桥建设的合作模式。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沙溪流域内上、下游的经济互动，存在区际间贸易阻碍桥梁建设的不良影响。至少从桥梁建设看，难免存在当地交通布局与木材外运之间的矛盾，任何单一聚落都无法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如何协调外来商人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新课题。
四、乡贤崇祀与礼仪秩序
贡堡历史上的先贤祠，负责管理永怀祠、六烈祠、文昌阁、关帝庙和无祀坛等公共仪式系统，皆为“阖堡所公祭者”。宣统三年（1911），永安乡绅刘德骥为新版《贤祠书册》撰序，曾谈及先贤祠对贡川士民的意义：“圣贤之道弥纶于宇宙间者，灿然若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未或息于人心。况生理学名邦，居大儒故里，流风余韵……瓣香尸祝，以崇奉之。俾人伦日用间，凛然有临上质旁之思，以求合于道，此贤祠之所由建也。”晚清之际，当地乡民每年都要在士绅的带领下，祭奠宋代理学名儒、明代地方官员以及本地的士绅、城首和烈女（详见表2）。毫无疑问，这份名单是层累的结果，但也足以反映社区的权力格局。如果按照王朝国家的标准，其中不乏冒滥的情况。那么，表中的几类人是如何被组合到一起的，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文化过程？在此还是要从历史说起。
先贤祠落成于雍正十一年（1733），恰好重建在云龙书院和贡川公馆旧址上。取代两者位置的先贤祠，其实也是接掌了堡内事务的协调和管理工作，体现了地方社会自治化的发展趋势。永安设县之后，设贡川公馆为县衙的外署，以便官员莅临办公。贡川建堡不久，又把民宅改作镇堡公寓，以便驻扎此地的巡检司官吏居住。万历中期，知县张守让以派员扰乱地方为由，将镇堡公寓改为云龙书院，供当地精英读书聚会，并奉祀杨、罗、李、朱四贤和陈瓘、邓肃六人。明清鼎革之际，贡川堡内外的房屋屡遭焚毁，云龙书院和贡川公馆亦不例外。康熙四十四年（1705），乡民在两者原址建先贤祠，后遭火灾焚毁，至雍正末方才重建。上述公馆、公寓及派驻官员的逐渐消失，实际上意味着贡川地方公共事务的自治化。
先贤祠位于贡川堡的中心
资料来源：道光《刘氏家谱》卷四《玉华堂图》。
清代的贡川先贤祠，接管了明代贡川堡的诸多公共事务。清初永安各地百废待兴，贡川作为“人文奥区”更是如此。先贤祠作为管理堡内社区的自治机构，掌控除浮桥、渡口外的地方要务，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永怀祠和六烈祠。永怀祠最初奉祀嘉靖末帮助筑堡的延平知府周贤宣、分巡道曾一经和永安知县欧阳弘，由进士林腾蛟之父贡生林祥、国子生赖明任、邑学子邓达材申请创立，其实就是建在乡间的名宦祠。后来又增入三位知县——倡议改建云龙书院、贡堡浮桥的张守让，分别在顺治和咸丰年间支持重修城墙的陈廷枢和金谷笙。除上述“诸公”之外，不知何时又多了五位“城首”，他们均是嘉靖末年组织筑堡的带头人。永怀祠奉祀对象的变化，反映了贡川乡民对礼仪系统的改造，使之日益趋于世俗化。六烈祠由贡川士绅于隆庆间发起修建，奉祀历代殉节的烈女，其意义在于树立道德典范，塑造群体认同。烈女的形象不同于永怀祠的城首，似乎更符合道德教化的政治议程。由于两祠地处堡外巫峡头，清初未遭火灾毁坏，最终纳入先贤祠的祭祀系统。与此同时，先贤祠还接管了堡田、祠田等地方公产，其收入用于支应堡内安保、卫生、服务和仪式活动之费用。
为了实现社会整合，先贤祠致力于重建贡川堡社区的礼仪秩序。清代贡川堡面临的最大问题，无疑是新来的人群如何融入旧的社区秩序。明末清初到当地谋生的人群中，不仅包括商贩和佃农等边缘群体，还有若干新兴家族，如邢、邱两家。在参加筑堡的群体中，新崛起的家族希望有更大的话语权。因此，需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祭祀系统，最好能把各家族与社区仪式联系起来。在此情况下，先贤祠试图通过礼仪重建，统合贡川堡内的新旧居民，为后世提供不断创新的可能性。
其一，吸纳宋代理学明儒，建构地方文化传统。贡川于元末收回固发口渡之际，架设临津阁以崇奉佛祖，请到沙县王中撰写碑记，其中提及：“踌躇远眺，居今慕古，如了斋陈公讳瓘者，一门鼎甲，日月争光，暨侄默堂讳渊者，受业于岳翁杨龟山公，遂以道学配食，讵非山川之灵所钟欤？”此后，杨时、陈瓘、陈渊等理学名儒，似乎已成为贡川地域文化的象征。不过，当地历史上的民间信仰主要是佛教，到了明中期才逐渐改变。万历年间，随着云龙书院的创立，延平四贤与陈瓘、邓肃六人（当时尚无陈渊）正式成为贡川人崇祀的对象。明清易代之后，乡贤祠承袭明代崇祀乡贤传统，将他们的神主牌悉数安奉于正堂。
其二，效法县学，奉祀垂范后世的乡贤。永安设县之后，推行国家的正统观念，与儒学、科第、名宦、孝道、忠烈相关的事迹备受关注。天顺初年，永安儒学新创，尚未塑饰圣贤遗像。经过几次修缮，始建四贤祠以崇奉延平四贤。北门外原有社学，嘉靖间改为四贤书院，同样崇奉延平四贤。至嘉靖年间，从学宫分出名宦、乡贤二祠，专门崇奉名宦督学熊汲、知县邓㮣、知县刘灿，以及乡贤陈瓘、邓肃、邓文铿、陈隆、林腾蛟、李杏、赖豫，共十人。其评判标准混杂了学术名望、仕宦经历和孝行节义，为当地民众树立了榜样。贡川号称文风昌盛，有陈瓘、邓肃、林腾蛟等儒入祀其中，似乎也是顺理成章。
其三，配祀本乡仕宦，建构社会认同。贡川人才辈出，很多乡绅原来就有配祀县学乡贤祠的资格，除陈瓘等人外，明末的进士严九岳、罗明祖相继进入永安乡贤的行列。因而，让他们配祀宋儒，倒也不足为奇。首位从祀的是罗明祖，他在明末积极参与贡川的地方公共事务，不幸英年早逝。顺治三年（1646），其长子罗艰请福建督粮道副使陈道晖撰文、福清知县赵士完书丹、上海县丞姜履祥篆额，使之可以配祭六贤。陈道晖在碑文中指出：“乡贤崇祀，亦既日星悬之、山水夙之，卓然在人景仰矣，何以又祀于堡也？曰：‘乡贤祀其服官，贡堡祀其保障。’” 在这里，罗明祖的配祀资格取决于他对地方社会的贡献。多年以后，又有林腾蛟、严九岳及清初拔贡罗南星相继列入乡贤之列。根据雍正《永安县志》卷六《祠祀》记载：
先贤祠，在贡川后街，原云龙书院故址。内祀杨、罗、李、朱、陈了斋、邓栟榈六先生。后以乡贤林三泉、严海日、罗纹山、罗榆园配。有前后碑记。顺治、康熙间，两毁于火。通里现在议建。
在祖先从祀先贤之际，其子孙通常也要捐祀田给先贤祠，这就促成了从祀资格的不断开放。从乾隆中叶开始，当地各家族相继已不同的理由，将自己的祖先纳入乡贤行列。与此同时，随着先贤祠掌控的资产日益增加，贡川堡内的新、旧因素逐渐被整合起来。乾隆十九年（1754），经先贤祠董事杨克臣等人劝说，高氏族人将其祖先凤轩先生高翔送入祠内配享先贤。当时高家除了要撰写凤轩公的事迹外，还要捐献被视为从祀惯例的米田四石，而先贤祠董事则要请贡川名士撰写从祀祭文，并主持相关仪式，由阖堡绅士送神主入祠。通过以上方式，地方精英不仅扩充了先贤祠的公产，而且通过建立个人-祖先-贤祠-贡堡之间的仪式关系，使当地各家族联合起来，强化了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到了道光年间，新增从祀先贤祠者共有16人，而乡贤总数多达26人。据道光《永安县续志》记载：
先贤祠，贡川后街，原云龙书院故址。祀宋儒杨、罗、李、朱、陈了斋、邓栟榈、陈默堂。左、右以乡贤林竹泉、林少泉、林三泉、林六竹、高凤轩、李龙屏、严海日、罗纹山、杨苍霞、罗榆园、邱理斋、聂桐川、李圆亭、邢东隅、杨讱斋、聂东岩、李实冈、刘彦庵、刘敬斋配。雍正十一年（1733）重建。
在上述从祀名单中，有6人为举人以下且官阶未逾八品，而邱、邢等外来家族和杨、聂、刘等后起家族均有族人入选，可见其开放性和包容性。道光年间，先贤祠吸纳的祀田多达55.75石，占其所有田产的26.8%，构成了办理地方事务的重要资金来源。晚清时期，相继有聂笃忠、姜履祥、张侯在、张瑛、严学光、林腾鲲、陈天宝等人入祀先贤祠，其从祀田已积累至81.11石。此外，先贤祠还陆续设置了科田、考田、义学等公共资产。在《贤祠书册》中，记录了“捐入祠田”的案例，例如：
一．同治甲子年，收杨启振捐入祠田一段，土名……
一．光绪癸未年，收杨训元捐入祠田一段，土名……
一．光绪丁亥年，收余岐岚捐入祠田一段，土名……
一．光绪戊子年，收罗书勋捐入祠田一段，土名……
一．光绪癸卯年，收巫家驹（可顺）捐入祠田一段，土名……
一．收邓顺德捐入祠田一段，土名……
一．咸丰己未年，收姜宗禄捐入祠田，价钱肆拾千文，入堡项，公存放息。
一．光绪癸未年，收姜士德补捐入祠田，价钱贰拾肆千文，入堡项，公存放息。
上述引文中的捐献者，其实并没有值得夸耀的祖先，但他们又想参与社区生活，分享先贤祠提供的公共服务，因而直接采取了“捐入祠田”的方式。由此可见，对于晚清时期的贡堡先贤祠来说，真正重要的未必是坚守从祀乡贤的标准，而是通过“捐入祠田”的方式，尽可能扩充公共资产，实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整合。
从表面上看，贡川的先贤祠似乎是依据儒家的标准，在基层社会推行道德教化。而在实际上，先贤祠通过实行配祀制度，让当地乡贤入祠从祀，使之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仪式系统。由于先贤祠的从祀标准相当宽泛，当地各家族都可以将祖先送入先贤祠，这就使之演变为各姓联合祭祖的仪式联盟。更为重要的是，先贤祠通过“捐入祠田”的方式，不断扩充其公共资产，因而拥有雄厚的财力，可以承担地方社会的许多公共事务。因此，先贤祠实践上是清代贡川的公共权力机构，反映了地方社会自治化的发展趋势。
贡川先贤祠图
结语
明清时期，闽江上游地区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山区开发过程，吸纳了来自周边地区的大量移民。明代中叶的地方动乱与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地方权力体系的不断重组，其社会治理模式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
明代中叶，为了加强对山区流动人口的管控，在闽江上游地区陆续设立了一些新县，地处沙溪流域的永安县是最早设立的新县之一。由于明代的县级政府缺乏财力，官吏甚少，实际上很难对地方社会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防御“山贼”和“流寇”，官府要求各地民间筑堡自卫，促成了地方社会的军事化和自治化。在官方支持下，贡川地区于嘉靖末年创建了城堡，设置了公共资产和管理机构。官府一度在贡堡设立公馆和巡检司，但不久就因“扰民”而撤销了。因此，明后期的贡川堡已经形成民间自治的管理体制，现存《贡堡书册》汇集了其相关历史文献。
闽江上游地区的山林资源，最初大多是世家大族的公共产业，由家族组织统一经营和管理。在山区开发的进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不断有族人侵占公山，或是与外来“棚民”勾结，“私批私插”，从而导致产权纠纷。嘉庆三年的《福庄大岚山碑》，记录了贡川邢氏家族的公山管理规则。从中可以看出，邢氏家族通过诉诸官府，重申家规，对公山实行统一经营与管理，禁止私人开发山林资源。因此，当地山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与家族组织的发展状态与权益分配密切相关。
清代日益兴盛的跨区域木材贸易，深刻影响沙溪流域的交通事业与地方公共事务。贡川地区原有义渡，明代改为浮桥，设置公共田产，实行统一经营管理。明末曾在贡川建造石桥，不久即废，始终未能重建，往来沙溪只能依赖浮桥和渡船。清人议及沙溪难以建造石桥，其主要原因在于每年都要运送巨木，难免冲毁桥墩。因此，沙溪流域交通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商业利益的制约，而不是受限于技术因素。为了维持贡川浮桥的长期运作，需要筹集大量的经费，建立持续稳定的经营管理制度。贡堡建成之后，曾对浮桥实行统一管理，清初开始形成相对独立的浮桥管理机构。清代多次刊印的《浮桥书册》，记录了历次修建浮桥的经费来源及其经营管理制度。从中可以看出，外来客商的捐款数量不断增加，而浮桥的经营管理主要由“总理”统揽全局。
清雍正年间创建的贡堡先贤祠，取代了明代的贡堡公馆和镇堡公寓（云龙书院），反映了地方权力体系的转型。先贤祠在名义上是仿效官方的乡贤祠和名宦祠，奉祀当地的历史文化名人，推行儒家的道德教化。不过，在贡堡先贤祠的运营过程中，通过建立从祀制度，不断吸纳各族祖先入祠“配祀”，整合贡堡内外的不同社会群体。不仅如此，贡堡先贤祠还通过动员当地民众“捐入祠田”的方式，不断扩充公共资产，为办理公共事务提供经费来源。清末刊印的《贤祠书册》，汇集了相关历史文献，反映了贡堡先贤祠的经营模式与文化策略。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廈門大學研究生田野調查成果集萃》2021年，42-67頁。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