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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 | 權力機制與聯絡技術:莫斯科與早期中共
  发布时间: 2021-05-23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摘要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革命的帮助与贡献不容否定。但1927年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的指导难辞其咎。其中莫斯科与各成员党之间的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直接影响了各国革命的成败。高度管控的体制与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之间的矛盾,信息联络技术滞后与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之间的矛盾几乎普遍存在。莫斯科一味强调世界革命的统一行动路线,不顾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不允许各成员党主动制定出符合各国国情的方针,将俄国经验与模式强行套用于各成员党的革命实践中。而当时的通讯联络技术与莫斯科的高度集权之间又无法协调,莫斯科与上海中央之间的通讯不畅以及相关情报的相互矛盾乃至虚假,势必导致莫斯科的决策失误和中共中央执行上的困难。到1920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普遍停滞不前。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不过是其中一个个案而已。

关键词共产国际 世界革命 国民革命 陈独秀 鲍罗廷

 

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的关系,学术界的既有研究多关注莫斯科的政策路线对中共革命的影响。本文试从“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的角度,对莫斯科及其驻华代表与中共之间,自决策、执行至信息传递等问题有所解析。要知共产国际并非各国共产党的联盟组织,而是“一个全世界的统一的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只是它的“支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如同“总参谋部”。参加国际的各国共产党被设想为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师”,必须受总参谋部的支配。共产国际章程赋予执行委员会“指导共产国际的全部工作”,它的指示“对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都具有约束力”。试想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国际组织,同时领导数十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开展革命,从莫斯科总部向世界各国共产党发号施令,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在各国国情千差万别而革命形势又千变万化的情况下,这部巨无霸式的“革命机器”是如何运转的?就其对中共革命的领导而言,莫斯科如何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决策,决策依据的情报如何收集,莫斯科的驻华代表扮演了何种角色,中共对莫斯科指令的接收与实施情况如何?在此过程中,莫斯科的“遥制”达到了何种程度,中共中央还有多大的自主空间,莫斯科的世界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间如何调协?诸如此类,均值得深入细致的探讨。

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复杂关系,直接影响了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就莫斯科而言,其政策与策略的出台,既有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考量,又有基于苏俄国家利益的盘算。而就19241927年间的中国而言,既有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作为苏俄盟友的中国国民党,还有与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北京政府以及其他政治力量。随着形势的变化,莫斯科与中国各方力量的关系也势必随之调整。两国多方的互动与瞬息万变的局势,使1920年代的中俄关系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且充满矛盾与紧张的态势。

本文主要梳理莫斯科与早期中共的关系。由于多方联动的缘故,在梳理莫斯科与中共关系时,不得不适当兼顾莫斯科与国民党的关系。又由于共产国际与苏联关系的特殊性,在叙述分析时,有时很难厘清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之所以以“莫斯科”代称,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

 

一、“世界革命司令部”

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即宣告其目的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武装斗争),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斗争,为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斗争”。与第二国际松散的联合会式的组织形式不同,共产国际的自我定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共产国际的组织结构是以俄国共产党为蓝本,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塑造各国支部,把共产国际打造成一个严格实行中央集权、铁的纪律、能够迅速和高效行动的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第二国际无权干涉加入该国际的政党的纲领和活动,而第三国际则与第二国际不同,它是高度集中和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组织……”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和组织所组成的世界代表大会。由世界代表大会选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只对世界代表大会负责。如同俄共将不受限制的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一样,共产国际也赋予其执行委员会以不受限制的权力。世界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执行委员会指导共产国际的全部工作。执行委员会发布的指示对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都具有约束力。执行委员会有权要求各国共产党开除违反国际纪律的团体或个人,也有权将违反世界代表大会决定的政党从共产国际开除出去。

除了章程之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条件规定,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而且必须在最短期间内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修改它们的纲领,报请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执行委员会批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

19217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各国党的组织结构的一致性,通过了《关于各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提纲》,内中规定共产国际的中央领导机构在任何时候都有权要求一切共产党组织、它们的附属机构和党员个人作详细汇报;“共产国际所属各国政党必须毫不迟延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即使在要到执行以后才能对现行党章和党的决议作必要的修改的情况下,也必须执行。”第三次代表大会还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作了补充规定,除了要求共产国际所属各党必须竭力同执行委员会保持最密切和积极的联系,经常向执行委员会提供可靠情报外,“执行委员会可以派遣特派代表到各支部去,以便有效地协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建立一个进行日常的共同斗争的真正国际”。

1922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对改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工作又形成新的决议,更加强化了共产国际的集权体制。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在代表大会开幕时撰文说,执行委员会不应被看做是调解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必须“干涉”每一个党的事务。在此以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都是直接由成员党选派的。此次大会规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改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意味着取消了各党派遣自己满意的代表和随意召回代表的权利。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执行委员听命于各国支部。另外,会议还决定执行委员会要派代表到各国支部去加强工作,并授予特派代表以最广泛的权力,授权特派代表着重监督各国党执行共产国际各项决议的情况;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将一切会议记录按时送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还特别规定各国党的代表大会应在世界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召开,并明确说明这一规定的好处是:第一,可以消除各国党代表带着强行委托书来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使世界代表大会难以达成一致;第二,如果世界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和某国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分歧,就会造成困难;这时,有关党不是遵守纪律而取消本党决议,就是同共产国际发生抵触。这一规定意味着排除了各成员党对国际代表大会决议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各成员党就不可能事先讨论将要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辩论的问题并对问题表态。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就失去了自由讨论会的性质,因为在自由讨论中各党的观点可以对决议产生作用。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章程还允许成员党有一定限度的自主权,而四大通过的改组决议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上取消了它们仅存的所有自主权。

192467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对共产国际章程又有所修改,如规定在每一个国家内,只可以有一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共产党。这样,就使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任何反对派都无法建立反对共产国际领导而行使共产党权利的组织。另外还规定各国支部只有在取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后,方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构和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作出各中央机构必须加以执行的决定。

在人事任免方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罢免经各党党员选举产生的党魁,而代之以由它选定的党魁。在共产国际看来,这一权力正是由章程赋予执行委员会的“所有其他权力的必要的物质保证。”“如果执行委员会没有罢免领袖的权力,它的决定怎么可能具有必要的权威和约束力呢?”共产国际五大进一步规定,不允许各国党中央委员会个别委员辞职或集体辞职。辞职被看作是“瓦解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共产党的一切领导职位都属于共产国际而不属于任职者”;“党中央委员会未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而批准的辞职均无效。”之所以采取这一规定,据说是为了结束这种弊病:“党的领导同志……一旦他们不同意国际的这项或那项决议……就对党或国际掼乌纱帽……”

19288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章程,进一步集中和强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章程宣布各党必须严格遵守共产国际党纪的条款,如“共产国际各支部必须服从并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各支部有权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向世界代表大会提出申诉。但在世界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之前,仍须继续执行该项决议。”另外,共产国际驻各支部的全权代表的权力,比上一个版本扩大了。这些全权代表只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遇支部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违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时,全权代表可以在该支部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临时会议上发言反对该支部的中央委员会。

从以上共产国际所颁布的章程、指导原则与相关条例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际性政党,而且在其建立之后十余年间,其权力有日趋强化的趋势。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都不曾规定各成员党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和固定的政治运动方式,而共产国际则以铁的纪律来“塑造”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它们的组织形式,它们的斗争方法和它们的革命目标,强调各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绝对从属关系。

从一开始,共产国际就把“各国运动的利益必须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作为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共产国际的每次大会都重申了这一原则。正如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所强调的,“帝国主义把整个世界束缚在财政资本主义的锁链下,用饥饿和铁血作手段,把桎梏强加在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和一切种族的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以世界共产主义制度来代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目标和任务,迫使各国工人紧密地团结为一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文化、语言、性别与职业的无产阶级国际大军。鉴于革命目标、性质、任务和革命力量的高度同一性,必须有统一而集中的国际政党来协调和指导。共产国际就是这支“部队”的组织者和领袖,是这支“部队”的总司令部。它的历史任务是:精心制订和实施规定无产阶级这支世界部队在各国“支队”的活动的总战略。不仅如此,“国际无产阶级必需有国际的阶级纪律”;“这种国际共产主义的纪律必须表现为:局部的、特殊的利益服从革命运动的共同的、长远的利益,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一切决定得到无条件地执行。”纲领还特别强调,第二国际的政党只服从本国的纪律,而共产国际各支部则与之相反,“只承认一种纪律,即世界无产阶级的纪律。”

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的关系时,必须首先深切了解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目标及其组织模式和权力机制。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只是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个缩影。列宁主义关于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论要求建立一个“世界党”,这个党在世界范围内以铁的纪律和严格的统一的思想高度地集中起来。共产国际给各国共产党规定了一条清一色的路线。各国共产党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统一而集中的领导。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充分了解共产国际与苏俄的关系。表面上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名义上,“所有问题都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者是主席团决定的;但实际上,却是由苏联共产党政治局,说得更准确一点是由这个局的书记处决定的。”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本身也公开承认苏联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设在莫斯科,这个机构的技术和财政来源也主要依靠苏俄。共产国际的章程特别规定,执行委员会的主要工作由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该国共产党承担”。该国共产党在执行委员会内可指派享有充分表决权的代表五人。另外十到十三个最重要的共产党,各派享有充分表决权的代表一人参加执行委员会;其他参加共产国际的组织和政党仅有权各派享有发言权的代表一人参加执行委员会。这意味着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享有特殊地位。

这种特殊地位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俄国革命的胜利,俄国共产党成为唯一统治着一个国家的革命党,也是国际中力量最强大、声誉最显赫、经验最丰富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自然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普遍样板。各国革命者对之感到由衷钦佩乃至崇拜,使他们容易不加辨别地接受俄国的教导。而列宁建立共产国际的思想,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他在俄国已经实现的事情,创造一个进行世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世界工具。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的心目中享有巨大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威望,因而得以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负责职位,并得以任意运用后者所具有的特别权力。可以说,一个主要以俄国共产党为基础的国际组织不可避免地置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另一方面,也是世界革命理论的变化所致。在1914年欧战前,列宁已确定了世界革命战略纲要的主要部分,根据这一纲要,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在世界上经济最先进地区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方能完全实现。俄国革命只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和两者之间的纽带。十月革命胜利后,尽管巩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被认为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但直到逝世前,列宁仍认为这个任务是从属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尽管俄国革命无比重要,但充其量也只能作为世界革命关键阶段的“序幕”。列宁最后一次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1922年第四次)时,还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永远不可能在单独一国内取得胜利,它只能汇合成为世界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然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的思想。这一理论很快变成了共产国际的官方教条,成为世界革命观念的基础。由于这个修正,“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也因此变成世界革命的关键因素,苏联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权,苏维埃国家的安全被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头等要事,各国运动的利益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各国的革命运动都被置于从属的地位。共产国际绝对服从苏联在理论上也就有了正当理由。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不得不主要根据苏联的政策来决定他们的战略和战术。尤其当世界革命处于低潮时,当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愈是感到夺取政权的前景渺茫时,就愈加不能不紧密地团结在苏联的周围,也不得不把他们的希望集中寄托于苏联。

 

二、“支部”与“国际”

如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一样,共产国际建立之初,不可避免的存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列宁最初将世界革命的重心也放在欧洲,认为世界革命必须由西方无产阶级担任领导。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清楚地表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殖民地的解放只能与宗主国的工人阶级的解放连结在一起才有可能。”但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终于使“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并成为其重要议题之一。一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变得黯淡;二是东方反帝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三是苏俄内部已经尖锐地出现了民族和殖民地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批准了一项重要的理论建议,其措词的要点是:“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虽然如此,西方问题仍然是共产国际关注的重心。在共产国际所“隶属”的世界革命的等级体制中,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处在阶梯的最低一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不仅人数众多,并且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之中,组织也最完善,共产国际也自然成为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组织。据1924年共产国际的统计,各大洲会员人数分布如下:欧洲为659090,美洲为19500,亚洲为6350,大洋洲为1100。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只有800名党员。中共是在19226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相对于欧洲国家共产党和俄国共产党而言,中共只是东方落后国家一个十分幼稚的党。

对幼稚的中共而言,能被共产国际接纳并得到其指导和援助,自然感到是一件幸事。在很长时间里,中共颇以自己是共产国际组织的支部而自得,亦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自豪。如国共合作之初,部分国民党人主张,中共党员既加入国民党,中共即可取消。对此,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回应称:

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本[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

与此同时,陈独秀在《向导周报》杂志发表文章亦称:“以一个革命的党要取消别个革命的党,已经是不应该,何况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国民党若认真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之故,便要取消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国共产党若也因此自己承认取消,这岂非中国人在世界革命史上要闹出特别新奇的笑话!”依李、陈之意,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即是一个国际政党,而国民党只是一个国内政党,后者没有资格容纳前者。作为国际组织且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中共,自我感觉比国内政党而以国民革命为目标的国民党要高出一筹。

不过,莫斯科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列宁看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经济上和思想上都极弱的话,它在一个长时期内都不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列宁提及东方革命时,并不是指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前,必须经历一段很长的路程。事实上,在共产国际创立的头几年里成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全部都是由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后来才有少数工人参加。而领导干部则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然而,共产国际却将这种知识分子的优势视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共产党的主要弱点。在早期中共处于知识分子主导且力量弱小的情况下,莫斯科主张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将希望主要寄托在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上。莫斯科强制中共加入国民党并与国民党一道从事国民革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当然,莫斯科强制中共与国民党合作,与苏俄的国家利益具有更直接的关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受到列强包围和孤立的形势下,迫切希望与之相邻的中国建立一个对苏俄友好和亲近的中央政权。在反复考察和权衡中国各方政治势力之后,莫斯科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未来中国最有希望的一支政治力量,故而决定同国民党联盟,并全力支持国民党。

当莫斯科建议中共加入国民党时,自然不可能将自己的政治意图向中共和盘托出。中共在未能充分了解莫斯科的理论主张与决策缘由的情况下,仅从“主义”立场和国内政局考虑,最初几乎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据19224月陈独秀写给莫斯科的信函,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两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是国民党的某些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还以中共地方组织的名义相抵制:“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这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党人,对于与共产国际的权力关系尚无充分的认知,尤其是对共产国际要求绝对服从的军事化纪律没有深切体会,试图与莫斯科“讨价还价”,提出自己的不同政见和主张。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31月就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专门做出决议,明确告之中共:“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随后在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仅以5票的优势通过(21票赞成,16票反对),反映了中共党内对这一决议的强烈反对态度。中共“三大”上对加入国民党所产生的激烈争论,亦说明此时中共党内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并非百依百顺。

加入共产国际之后的最初一两年间,中共领导人与莫斯科之间还有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不过,“磨合”的结果是莫斯科越来越强势,而中共不得不表示尊重与服从。莫斯科越来越强调集权和铁的纪律,作为支部的中共只有亦步亦趋。本文不拟对这一过程作细致的描述,仅引用陈独秀在19291210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为例证。陈独秀在文中描述自己作为党的领袖期间在有关国共关系问题上多次与莫斯科意见不一而又不得不“尊重国际纪律”和“服从国际命令”的经过。自19228月西湖会议“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同意加入国民党之后,还有以下数次:

11925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针对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陈独秀认为是国民党企图控制共产党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提议中共“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严厉反对。

21926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和随后提出整理党务案后,中共中央“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但共产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受到莫斯科的严厉批评。

3)北伐开始后,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并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提议:虽然可以与国民党合作,但要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但共产国际远东部代表一致反对。

4)北伐军占领上海后,陈独秀等主张“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而共产国际却“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

5)马日事变后,陈独秀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但莫斯科不允许。

陈独秀与莫斯科之间的意见分歧,姑且不论谁对谁错,此处想表达的是,作为党魁的陈独秀以及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其实是没有多大自主决策的空间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本是一位独立特行,极具自由个性的革命者,“不喜欢苏俄人太多干涉中共内部的事务”自在情理之中,但在莫斯科的遥制和强控下,只能按指令行事。陈独秀自述,每次与莫斯科的分歧,最终均以“服从国际命令”、“尊重国际纪律”而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陈坦承:“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直到马日事变后,“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辞职的主要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张国焘晚年的回忆,对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有同样的感慨: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贴切不过。……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传统,对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中共中央不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独立自主的速决速行,而要听命于远在莫斯科、对中国实情又十分隔阂的共产国际;这是一切困难的主要根源。

张国焘还描述当时另一位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讥讽陈独秀是“秀才”气味的“家长”,指责陈独秀的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而在张国焘看来,其实瞿秋白的书生气更甚,对国际代表鲍罗廷更顺从。而张国焘本人则对陈独秀的做法十分同情和理解:“陈独秀先生和我虽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痛陈必须退出国民党的利害得失,但讨论结果,我们大多数人仍不得不主张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四大至五大期间,中央实际负责的是陈独秀、瞿秋白与彭述之三人。在彭述之的记忆中,“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革命中,从头到尾,没有经过重大的争论或抵抗,便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党内一般成员从来没有机会参与对最重要的问题的直率和自由的辩论”;“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是真正被扼阻,而有利于绝对集中制,即是有关共产国际的训令。”彭述之晚年回忆时还表示,“我们的行动方针,大体上由共产国际的代表们筹划好了”;每次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国际代表就已“孜孜不倦地写成了全部完整的指示。这些指示包装在众多的决议案里,……这些很难消化的决议案摆在眼前,我们全会的代表不得不生吞硬嚼,没有经过讨论,广泛地接受了。”

当时中共中央对莫斯科的情形所知非常有限,既不熟悉共产国际的决策理念与政策背景,更不了解俄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内幕。彭述之回忆说:“我接触较多的是魏金斯基。他态度很好,有友情,也谈谈闲话。但是关于俄国的斗争,他从来不提,也没谈过。因此对俄国狂风暴雨式的斯大林派与反对派的斗争一无所知。”彭还特别提醒说:当时中共党人,差不多全部,连中央领袖在内,根本不知道在苏联党内发生严酷的斗争,在共产国际的核心内发生严重的分歧。他们还相信共产国际依然是列宁创建的那样。他们无力公开对抗莫斯科下来的命令。……上面的决议下来,一般党员就无法进行讨论;在没有抗议和矛盾的情况下,我党才达到跟随共产国际机会主义政策的“一致性”。这种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扼阻,越来越对我们思想的开展,对于我们的公开宣示以及我们的革命家的行为,产生恶劣影响。……我沉痛地感到我党精神上的蜕变,而我已成了它的囚徒……

彭述之承认,当时中共党人即使在中上层,更多的是对共产国际的无限信任乃至盲目崇拜,那时“第三国际的威望实在太重大”。而中共领导层除陈独秀外,大多是一帮五四知识青年,政治上虽然忠诚英勇,但理论修养不足,革命历练不深,不能形成自己独立而深入的见解,相信国际的指导不会错,进而对莫斯科和国际代表唯命是从。以至于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多数委员对国际指示通常情况下是无异议地接受。也就是说,中共早期对莫斯科的“绝对服从”,除了共产国际的铁的纪律所致,也是中共自身积极配合的结果。陈独秀也承认: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所产生之幼稚的共产党,本来就没有相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一开始便遇着大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指导之下,才可望不至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

党自身的幼稚,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主观因素。这一点与欧洲一些国家由社会民主党分化出来的共产党不尽相同。后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部分经历了一个由“抵制”到“服从”的过程。如德国共产党的左右两翼,尽管在战术和战略问题上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从建党一开始就抱有比较明确的共同愿望,即独立地制定和执行党的政策,而不受外来的控制。他们不愿只充当为苏联党控制下的国际中心发来的各项命令的执行者。但是德国共产党建立没有几年,这一“共同愿望”被迫放弃了。因为,来自莫斯科的模式以日益不可阻挡之势被生搬硬套地弄到了党内,对于共产国际所提出的战略战术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在意大利,社会党多数派领袖塞拉蒂也一度抵制共产国际的指导原则,不承认“可以在离开很远的地方作出绝对的和不容更改的指示,而无需深入了解当地的情况和事情的过程”,认为革命时机取决于“紧急时刻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心理条件”,而不可能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事先约定”,因此主张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必须拥有自身行动上的“相对的自主权”。

而在中共早期,从来没有过类似这样对共产国际的抵制言论。张国焘在19286月中共六大发言中,针对布哈林所认为的“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分歧和各种误会”的看法,表示并不认同: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是最好的,比共产国际同世界上其他兄弟党的关系好得多。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这里享有极高的威望,近于迷信。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有很高的威信。因此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问题。但有不足之处。第一,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力太大。此外,中国同志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任何关系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也是一种中间人。

王若飞在中共六大上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一些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够信任,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过于相信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的,哪怕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有时从兜里掏出图纸或其他什么东西,中国同志都认为这是很宝贵的东西,因为这是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兜里掏出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说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或者说这是列宁的话,我们不了解,只有服从。至少在长征以前,共产国际一直具有崇高的威望。直至延安整风,中共党内才大张旗鼓地批判忠实执行莫斯科路线的教条主义。

 

三、三驾马车

莫斯科自然明白,向遥远、陌生而情形不同的国家共产党发号施令,并强制其执行,难免力不从心,也难免不出差错。为了更有效地传达指令并监督执行,也为了实地掌握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莫斯科一开始就派遣代表前往各国指导其成员党。中共更是从建党起就得到了莫斯科所派代表的直接指导。这里想检讨的是,这些莫斯科的驻外代表在莫斯科与成员党之间到底起到了何种作用?最初阶段,莫斯科向中国派遣代表的制度尚未常规化,所派代表也多是临时性的。1922年有一位俄国代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

最近一个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只有一个同志负责整个中国的工作(注:指马林),这是很不正常的。在中国没有这样的统一的党,其领导权可以集中在中央局的一位全权代表手中。在中国,有一些正在探索前进的地方共产主义小组,至少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三个共产主义小组中,完全有必要设东方部的全权代表。

1923年底以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19241927年间,莫斯科派赴中国的各类代表与顾问人数众多,而主要人物有三位:加拉罕,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他们各驻在一个地区中心:北京、广州、上海,实际代表苏联在中国的三大目标;三大目标之间有分工,有协作,也有分歧。加拉罕以驻华大使的资格驻扎北京,代表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打交道,但他也担负推动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革命运动的任务。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加拉罕更以全力影响、推动国民军,使之和南方的国民党接近,反对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负责苏联给冯玉祥一切物质上的援助(如军火等)工作;对李大钊主导的中共北方区的党务工作也多有指导。

鲍罗廷在广州,其身份是苏联特派到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顾问,主要负责苏联对国民党的工作。苏联对国民党的相关指导、联络与物质援助(军火、金钱等),均由他主持。苏联派遣到广东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工作的所有政治和军事顾问,都要受他节制。此外,他也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以陈延年为首的中共广东区委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亦直接受他指挥。

维经斯基在上海,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主要负责与中共中央打交道,传递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训令,并把后者的意见或请求转呈共产国际,以及向国际报告中共中央活动的情形。他对于加拉罕在北方的一切政治军事活动,和鲍罗廷在广东援助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活动,都不过问。

可以说,三人代表了莫斯科指导中国革命运动的三个中心。三人的主要职责不同,立场与主张亦不尽一致。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史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

这一倾向表现在莫斯科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而鲍罗廷则是这一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莫斯科又对北方的国民军寄以厚望并加以拉拢,而由加拉罕负责执行。19262月下旬,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据彭述之回忆,这次会议主要是中央与两大国际代表交换意见。其中在中共中央的驻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鲍罗廷主张为了推进国民党北伐,必须将中央迁往广州;而加拉罕则认为北京控制在国民军之手,为推进北方的群众运动,应将中央迁往北京。在彭述之看来,从这次会议“可以看出鲍罗廷和加拉罕所代表的倾向:他们把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寄托在南方的国民党和北方的国民军之上”;“有关我党中央长期驻地的争执,反映了鲍罗廷和加拉罕之间存在的权力竞争。”

与鲍罗廷和加拉罕相比,在上海负责与中共中央打交道的维经斯基权力最小。鲍罗廷与加拉罕除了各自负责的国民党与国民军事务外,还“顾问”和干涉中共事务,而维经斯基则对鲍罗廷在国民党政府及军队中的计划和活动,以及加拉罕在北方的一切政治军事活动则不过问。同样,对鲍罗廷在南方和加拉罕在北方的活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知道得很少。据彭述之回忆,“关于苏联援助冯玉祥军队的计划和目的及其实际情形,我们中央委员会从未得到国际的通知或国际代表的报道,只是模糊地听说有些苏联顾问在那里工作。”当彭述之从一位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的偶然交谈中第一次得悉苏联派遣了大批顾问在冯玉祥军队中工作,并供给了大量的军火的情况后,深有感慨,“认为苏联共(产)党对援助冯玉祥军队这种有关中国整个革命运动的重要措施,事先既毫不征求我党的意见,事后又不把情形告诉我们,只是命令我们共(产)党在宣传上支持冯玉祥和国民军,未免太蔑视我党的意见了。”

三位国际代表的不同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莫斯科对华政策的重心所在。如陈独秀所言,“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负责国民党工作的鲍罗廷拥有的权力也最大。在鲍罗廷的指挥下,中共广东区委的“一切工作都围绕于国民党的周围,一切活动甚至在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活动都用国民党的名义,直接执行国民党的命令,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便最露骨地表现共产党完全居于国民党的附属地位,表现共产党人是国民党在工农群众中的代理人。”因为在鲍罗廷看来,“共产党人应当做国民党的苦力”。

由于鲍罗廷和加拉罕在南方和北方的特殊地位,导致中共在广东和北京的地方组织更多听命于两位国际代表,而不大听命于上海中央。张国焘即称:在中共内部,北京、广东两个区委会,历来有些独立自主的倾向;它们有时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而根据当地的实况,或者经加拉罕(在北京)、鲍罗廷(在广州),直接获知共产国际的意向,作出与中央指示并不完全一致的决定。尤其是广东区委在“五卅”后向中央的报告中,往往以鲍罗廷的意见,作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据。这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不快。他常在会议上表示: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廷的意见,就可以不尊重中央了。

苏兆征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的发言,对广东区委与上海中央的关系也有类似看法,虽然他是从广东区委“抵制”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角度说的:广州的领导同志陈延年经常与鲍罗廷同志讨论问题。实际上中央束缚了广东区委的行动,广州的同志便逐渐有意识地站出来同机会主义作斗争。陈延年同志很注意倾听基层同志的声音,同鲍罗廷讨论过许多问题。鲍罗廷很了解上层情况,所以他们两人工作接触不少,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很认真的解决。……当时陈延年同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很坚决的斗争。要知道,在家庭情况的影响下,他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他给父亲陈独秀写信,用“下跪”的字样表示抗议。……当然,确有改动中央指示的情况,不让《向导》周报在广州发行。这都是事实。

张国焘认为,鲍罗廷在中国最能代表斯大林的意旨。在张国焘眼中,鲍罗廷的身份有点“四不像”: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的个人手腕。……鲍罗廷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廷都是干了再说。中共中央及其属下的组织,在政治上不过是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而已。

在中共六大上,布哈林也承认,“我们派出的代表,这些代表中首先说是鲍罗廷,是有许许多多过错的。这些过错首先就是在于把我们这里寄到中国的训令没有告诉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我们曾调查过这回事,这是绝对的事实。”

与强势的鲍罗廷不同,维经斯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关系比较融洽。彭述之和张国焘的回忆都证实了这一点。在彭述之眼中,维经斯基性格谨慎而温和:在政治上,他缺乏独立的观察能力,对于新发生的事变及其所引起的重要问题,他都不能形成自己的意见,只是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训令。因而在国际训令之外的重要问题,尤其关于实际的策略问题,他并无成见;宁可说,他是常常同意我们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多数人的意见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具有较大的自由,不像广东中共的省党部,深受鲍罗廷的束缚。

张国焘也回忆说: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合作得很好,我们与他之间从未发生政策上的严重争执。其实,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威金斯基具有甚大的影响力。他也小心翼翼的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行事,决不任意自作主张。但他的权力有限,不能左右在北京的加拉罕和在广州的鲍罗廷,因为他们直接受苏俄政府的指挥,而威金斯基在苏俄政府中并无地位;所以他不得不仆仆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进行协商。

威金斯基负担着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我们不通过他就无法与共产国际接触。在“五卅”前后,他多半居住上海。他的工作组织得很好,有几位助手帮忙他处理日常事务,他自己则专心考虑政策问题。……

从张国焘的回忆可知,维经斯基虽然不如鲍罗廷强势,与中共中央的合作也比较融洽,但有两点仍很关键:一是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维经斯基具有甚大的影响力;二是维经斯基担负着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不通过他,中共中央就无法与共产国际接触。在中共六大上,王若飞即抱怨说:“所有材料,我们党中央的汇报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都在维经斯基同志的兜里,所以我们把他看做是垄断者。”项英在六大发言中也有类似看法:“我们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是不够健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的代表没有注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可是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不给钱。”经费的依赖,也是中共中央不得不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重要因素。

 

四、情报收集与信息传递

共产国际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机构。1920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的工作人员就有736名,在彼得堡还有120名。虽然如此,对一个履行世界党职能的组织而言,仍时有人才不足之感。随着加入共产国际的党越来越多,地区越来越广,共产国际所面对的革命形势也越来越复杂。世界各地情形千差万别,而莫斯科对各地情形的了解却十分有限。共产国际的重心原本在欧洲,其执委会委员绝大多数是西方人,他们很少有人到过东方,对东方国家的历史、语言、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情形所知极为有限。当时的俄国,不仅政界,连学界有关东方国家的研究也近乎空白。精通中国的汉学家更是凤毛麟角。即将来华的俄国顾问们想找一本介绍中国的俄文书看都不易找到。从莫斯科的决策层至来华的全权代表与顾问,几乎没有一人会汉语。书面与口头的交流与沟通都必须靠翻译。鲍罗廷在华期间主要靠张太雷做翻译。维经斯基在华期间主要靠瞿秋白做翻译。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往来函电文件更要靠翻译。有一位苏联来华工作人员承认:“应该记住,我们如今是在中国工作,可是我们完全不了解中国,不掌握汉语,只有34个懂汉语的译员。仅仅这一种情况就应该促使我们的全权代表机关在特别重要的工作中十分谨慎,做到深思熟虑。”

除了国情相互隔膜之外,交通与通讯的不便也影响情报信息的交流,进而影响决策的执行效率,甚至决策与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脱节。那时中俄之间虽可通电报,但国际商业电报费用高昂。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只有紧急要件才发电报,一般情况下多用信件。而信件传递,单程需要一个月左右,往返则需数月。中共中央从上海寄给莫斯科的报告,经莫斯科高层辗转审阅批示后,再反馈到上海中央手中,通常都需两三月乃至更长时间。在此期间,情况往往会发生重大变化,决策与执行机关却不可能顾及到这些变化。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在1923127日致列宁的信中痛苦地承认,长距离缓慢地传递情报和文件,有害于革命事业。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好几个月没有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任何东西了,没有收到训令,没有收到指示,甚至连新闻性的重要消息都没有收到。我往莫斯科发送内容详尽的电报消息后,常常收到通知,说这些意见很宝贵,但是应该撤销了。我通常依靠信使传递有关中国的情报,只是在极个别情况下才发电报。考虑到中国毕竟在经历一场革命,这里的各种事件极其迅速地演变,由于这一切而造成了互相完全隔绝。在此情况下,我依靠信使上报的那些事件,经常是在您收到我的报告时,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已经被其他往往与之相反的事件所代替,而您时隔好久才得到的是对已经不复存在的事件的看法。对此应该补充一点,您经常就涉及中国政治的问题发出一些指示,但不是发给我,而是发给远东局,发给远东革命委员会,而这些指示同我在这里实行的政策相矛盾,更常常同您本人以前下达的指令相矛盾。

同年726日驻华代表维尔德从上海写给莫斯科的维经斯基的信称:“虽然我也知道您至少一个月后才能收到这封信。您618日寄给陈独秀名下的附有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指示的信,我于718日,即在代表大会闭幕后才收到的。” 618日的信,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信,由于在代表大会闭幕后才收到,自然不可能对代表大会的工作产生影响。

1928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张国焘多次提到武汉政府时期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通讯不畅所导致的问题:在武汉政府时期,罗米那兹同志向我们转交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其中说,共产国际已经几次警告中国共产党,如果它的指示不被理会的话,共产国际将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可是我们从未见过共产国际的指示。当给罗米那兹同志指出这个情况时,他则以沉默来回避这个问题。也许,这是因为联络不畅,中央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全部传达到,而如果收得到了,那也是为时很晚。

除了通讯延误之外,莫斯科对华决策需要收集中国方面的情报,但1920年代下半叶苏联在中国的情报工作经常引起联共中央的不满。苏联在华军事情报员和国家政治保安局分属不同系统,双方工作人员在中国常常平行开展工作,互不通信息,相互隐瞒所获资料,情报资料常常耽搁好长时间才能送达中央机关。而送到莫斯科的材料又常常以那些零星的、偶然的、未经查证的情况为依据。其次,苏联在华各情报部门工作人员之间经常发生摩擦。相互间的闲言碎语不但从北京,而且从其他地方不断传到上面。如有关蒋介石及其最亲近者加紧准备北伐的情报,通过多种渠道由广州源源不断地传到莫斯科。对于北伐顺利进行的可能性,苏联驻华工作人员的看法互相矛盾。鉴于这一切,1926年初联共中央成立了专门的“在华侦察情报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检查工作后认为,苏联情报部门对中国局势的侦察和报知明显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是资金短缺和组织有缺陷。为了加强对中国局势的研究,委员会建议,在驻华全权代表机关组建研究机构,全面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但是,全权代表机关的情报对时事的阐述(全权代表机关简报)总是迟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据说契切林曾不止一次地说,1927年苏联的(首先是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而导致政策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中国的虚假情报。俄国的历史学者在研判当年留存下来的相关档案后也得出结论说:“来自中国情况的通报是多么复杂,有时互相矛盾,而莫斯科就是根据这些情况通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相关情报的相互矛盾乃至虚假,自然会影响莫斯科对华政策的作出。

 

结论

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革命的帮助与贡献自不可否定。但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国际与各成员党之间的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直接影响了各国革命的进行。共产国际从其诞生之日起,其体制本身便充满了张力:高度集权的体制与各国革命情况千差万别之间的矛盾;日益从属于苏联国家利益与世界革命、各国革命的各种目标之间的矛盾;各国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与信息传递和联络技术之间的矛盾。各国历史发展道路不同,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还有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同,都决定了各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不同。而莫斯科却一味强调无产阶级不分国界,不分民族、文化、语言、性别与职业的区别,强调世界革命的统一行动路线,强调集中领导的军事化纪律,不顾及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不允许各成员党主动制定出最符合各国国情的方针,加之将苏联国家利益绑架在共产国际的战车上,将共产国际变为联共中央政治局下属的为苏联外交政策服务的执行机构,将俄国经验与模式强行套用于各成员党的革命实践中,使各成员党不得不根据苏联的政策来决定他们的战略和战术,导致大多数成员党陷入危机、停滞或衰落与失败的困境。另一方面,当时的通讯联络技术与莫斯科的高度集权之间无法协调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莫斯科与上海中共中央之间的通讯不畅以及相关情报的相互矛盾乃至虚假,势必导致莫斯科的决策失误和中共中央执行上的困难。到1920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普遍停滞不前。1927年中共革命的失败不过是其中一个个案而已。

当某国革命失败,莫斯科为了维持共产国际的权威与体面,往往将失败责任委过于各成员党领导。“共产国际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吃败仗的党犯了策略性错误和领袖们的个人缺点,事实上每受一次挫折就更换一套领导班子”;同时进一步将那些最愿意顺从莫斯科意志的人选拔到新的领导岗位上,导致各成员党对莫斯科更加唯命是从,不敢如实反映新情况,提出新问题。“由于各国和地方组织唯命是从变得日益普遍,渐渐地他们递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消息和报导都反映了上级本身对事物的观点。……久而久之,在共产国际各级组织中,从党的基层组织直至执行委员会本身,也包括各国支部的领导在内,政治性和理论性的讨论(后者变得越来越罕见)就退化为一种仪式。” 1927年中共革命失败之后的情形即是如此。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其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逐渐疏离共产国际的领导而更多地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自身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也和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七大以后逐渐放松控制乃至最终将共产国际解散直接相关。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原載《民國檔案》2021年第2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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