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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楨、趙紅強|傅衣凌與中國社會史論戰
  发布时间: 2021-04-26   信息员:   浏览次数: 24

摘要:发生在1927年至1937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不仅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深远,而且对改变传统史学范式、促成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转向也意义非凡。尤其可贵的是,这场论战启发了一批青年学生的问题意识,为他们提供了学术研究的契机,造就了一支新生的学术力量,成为以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中坚,傅衣凌(19111988)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中国社会史论战究竟如何影响傅衣凌,傅衣凌又如何参与这场论战?学界鲜有论及,有必要结合傅衣凌的求学经历加以分析,以更好地理解这场论战对傅衣凌学术道路的奠基意义,亦为评价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意义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

 

一、青年傅衣凌的求学经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人们为了寻求革命的理论以指导革命的行动,首先在政治界掀起讨论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随着众多学者的参与,论战逐渐深入到中国社会形态历史的发展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社会史论战才得以结束。

19273月,16岁的傅衣凌进入福建省第一高级中学(1929年改称福建省立福州高级中学)普通科(即普通高中)文史地系读书。他与同班同学邓拓等,在大革命的洗礼下,“热情洋溢,追求真理,渴望新知”,开始接触《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进步书报以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而“自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到蒋光赤的《短裤党》,也时常讽诵”,养成了“谈古论今,批评时政”的习惯。1928年,同班同学发起组织“野草社”,“刊出过一期《野草》,自刻自印,做得津津有味。”19299月,傅衣凌高中毕业后考入刚刚由“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改建而来的私立福建学院,就读于经济学系。当时经济学系系主任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法国巴黎大学法科博士刘勉己担任。傅衣凌在福建学院虽然只读了一学期,但初步学习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西洋经济史等课程,兴趣扩大到新兴的各种社会科学。19302月,傅衣凌考入厦门大学。此时厦门大学奉命执行教育部颁发的《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将文科改称为文学院,国学系改称中国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史学系和社会学系。傅衣凌入学并非有些人所说的“1930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后转入历史系读本科”,而是第一个学期为文学院的特别生,19309月改为正式生,成为中国文学系一年级学生。19319月,转入史学系二年级。在这些关键时刻,他得到文学院院长徐声金教授的指引和支持。徐声金是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家,“厦门大学于民国十年设历史社会学系,由徐声金氏主持,为国人自办大学设立社会学系之始。徐氏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是国人在该校社会学系得博士的第二人”。傅衣凌求学厦门大学整整4年,至19341月毕业。

19355月,傅衣凌东渡日本,到东京法政大学研究院学习社会学,导师是该校文学部部长、著名的社会学家松本润一郎。19376月,因中日关系恶化放弃学业,提前回国。

傅衣凌自1927年进入高中至1937年留日回国,10年的求学经历与旷日持久的中国社会史论战高度重合,这不能不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重要影响。

 

二、中国社会史论战对傅衣凌的影响

傅衣凌在福建学院时或已受到社会史论战的熏陶,但论战真正开始对他产生影响则是在厦门大学求学期间。在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习时,他选修了史学系中国史教授萧炳实的“中国文化史”课程,激发了学习历史的兴趣。1930年萧炳实在厦门大学的演讲——《革命对象的历史的研究》,分析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演变及对中国文化的阻碍,指出“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曾经过封建制度时期,封建制度是历史上一个必然的阶段”,这实际上涉及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封建社会的重要议题。1931年出版的《厦门大学学报》第1卷第1期,发表了中国文学系国文讲师王扶生的《读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质疑》一文,更是直接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作品。

在老师的带动下,傅衣凌和志同道合的同学密切关注论战的新动态、新进展。1931年创刊于上海的《读书杂志》,设有“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栏,在第1卷第1期便登载了朱其华和陶希圣关于封建社会的论战文章。随着社会史论战的发展,《读书杂记》将第1卷第45期合刊(1931年)、第2卷第23期合刊(1932年)、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第3卷第34期合刊(1933年),编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第14辑,刊登“新生命派”“新思潮派”“动力派”等各方的观点,就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是否存在、封建社会的存在时间、中国社会性质、农民与土地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论战。这些专号所讨论的问题引起傅衣凌“浓厚的兴趣”,并与陈啸江、邓拓等同学时常交换意见。他经常阅读国内外“物观”即唯物史观指导下的著作,初步接触了马列主义,如乌里亚诺夫(列宁)的《经济学教程》和郭沫若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还有成为傅衣凌“案头藏书”的马扎亚尔所著《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中译本,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土地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第一个有力的尝试”。

社会史论战促成傅衣凌的学科转向,19319月,他和同学周绍勃、陈国治(啸江)、张英4人从中国文学系转入史学系二年级学习。11月与同学组织了厦门大学史学研究会(19323月改名历史学会),在第一届讨论会上,陈啸江与傅衣凌是合作伙伴,承担《五代及宋时之中日关系》课题。傅衣凌负责出版,编辑“历史学会历史专刊”作为《厦大周刊》第12卷第13期,于19321219日出版。陈啸江在专刊上发表《新中国的新史学运动》,开篇便援引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读书杂志》编辑王礼锡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序》,指出把握中国的前途先要认清现在中国社会进展的阶段,接着以唯物辩证法等为理论依据对新史学作了系统的阐释,认为“世上也只有社会史,才值得史学家费力气去研究而认定”。傅衣凌心领神会,引为知己。

1933110日创刊的《现代史学》,为傅衣凌走上史坛提供了重要平台。《现代史学》的作者群以广州中山大学师生为主力,但不少人有厦门大学的背景。创办人、中山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主任朱谦之教授,1924年至1925年曾担任厦门大学国文讲师,在该刊每期皆有文章发表,如《什么是历史方法》(第1卷第1期)、《史的论理主义与史的心理主义》(第1卷第2期)、《经济史研究序说》(第1卷第34期)、《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第2卷第12期)、《历史科学论》(第2卷第3期)、《历史论理学》(第2卷第4期)、《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第3卷第1期)、《宋儒理学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第3卷第2期)、《什么是现代》(第4卷第1期)、《哥仑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说》(第4卷第4期)、《太平天国史料及其研究方法》(第5卷第1期)。具体负责创刊编务的史学系学生陈啸江,与傅衣凌是福州同乡和大学同学,1932年从厦门大学转学中山大学,在《现代史学》发表了大量社会经济史及相关理论的文章,如《西汉社会史研究发端》(第1卷第1期)、《评朱谦之的历史哲学》(第1卷第2期)、《西汉社会“纯经济过程”之解剖》(第1卷第34期)、《三国时代的经济——补〈三国食货志〉初稿》《为寻求中国历史何以走不上资本主义之路者进一解》(第2卷第12期)、《封建社会崩溃后中国历史往何处去》(第2卷第3期)、《建立史学为独立的法则的科学新议》(第2卷第4期)、《原始社会的采集经济》(第3卷第1期)、《地理因素在历史中所占地位之评价》(第4卷第3期)。主要撰稿人董家遵、梁瓯第与傅衣凌为厦门大学文学院同年级不同系的学生。董家遵与傅衣凌既是同乡,又为福建省立福州高级中学同学,1932年由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转入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在《现代史学》发表了《唐代婚姻研究》(第1卷第1期)、《唐代婚姻制度》(第1卷第2期)、《唐末经济恐慌与农民》(第1卷第34期)、《中国古代婚姻政策的检讨》(第2卷第3期)、《明清学者对于贞女问题的论战》(第3卷第1期)、《历代节妇烈女的统计》(第3卷第2期)、《隋唐五代的收继婚》(第4卷第4期)多篇文章。梁瓯第为厦门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学生,1932年转入中山大学教育学系,在该刊发表了《廿年来中国教育之史的分析》(第1卷第2期)、《教育之历史的研究法》(第3卷第1期)、《元代书院制度》(第3卷第2期)、《周代的教育制度》(第4卷第4期)。另外,发表《宋代南方经济发达的研究》(第1卷第34期)的王充恒,是傅衣凌厦门大学史学系同班同学,1932年转入中山大学史学系,而与傅衣凌共同创办厦门大学历史学会的同班同学曾省亦在该刊发表了译文《过去的和现在的中国》(第3卷第2期)。他们分居闽粤,与傅衣凌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19355月至19376月,傅衣凌在日本法政大学研究院留学。当时,日本学界在苏联的影响下正开展所谓“资本主义论争”的论战,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两个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社会有无问题的论争亦已持续数年。早在1920年代末,服部之总等人就已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主张中国、日本存在过亚细亚社会,中经羽仁五郎的推进,至1934年森谷克己发表《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文章,引起平野义太郎、早川二郎、秋泽修二等人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19363月,那期间的日本史学界,很热烈的争辩着以亚细亚生产方法为中心的中国奴隶社会问题。”两场论战皆为解决两国革命前途而发,这为留学日本的傅衣凌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案例,他说:“我意识到明治维新史、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的研究,对中国史的研究,很有借鉴作用。特别是平野义太郎、羽仁五郎、服部之总等人的幕末史研究,很能唤起我的共鸣。”

傅衣凌10年的求学过程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相始终,尤其在厦门大学和日本留学期间,他不仅积极关注这场论战,而且参与其中,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

 

三、参与论战,初露头角

傅衣凌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首篇论文,是19317月在厦门《江声报》上发表的《东汉的士大夫阶级与党锢》。

陶希圣首先提出士大夫阶级支配中国社会的主张,认为“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受这个势力的桎梏,所以不能自发的发展。”这一观点在《读书杂志》上引起争论,编辑王礼锡甚至计划将“士大夫阶级是不是应当重视”作为《读书杂志》第1卷第3期的一个论战主题。傅衣凌意识到“士大夫阶级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级转变最厉害的时期,莫如东汉到六朝”,故而选择东汉时期为突破口,提出“党锢”是“一般士大夫阶级所组合的政党”,“是应时代而起的一种组织”,由于光武帝敦厉士节、学校及经术的发展、选举制度以及政治腐败、经济的变动养成了士大夫阶级崇节义、敦名实的士风。他们不忍坐视日益腐败的政治而“对于朝廷加以激烈的抨击”,同时“多少总夹杂点义气和擢取政权的作用”,然而掌握政权的外戚、宦官“自然的出来反抗”,“实行屠杀,一一禁锢”,最终酿成党锢之祸并导致“士大夫阶级的动摇,那样尚节义的士风,也渐渐衰微了。”这是傅衣凌“从社会的组织上,慢慢的解剖分析,看看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组合”的最初尝试。可贵的是,傅衣凌已经注意到经济因素对东汉士大夫阶级行为的影响,他说:“经济的变动,足以影响社会的一切,所以我看当时的士大夫阶级,拼命的向那宦官和外戚们进攻,半也为了民生问题的激动,不得不起来力争。”这明显带有唯物史观的色彩。

1933110日,傅衣凌在《现代史学》第1卷第1期(创刊号)上发表了《秦汉的豪族》。该文主要考察豪族在秦汉时期的地位、活动以及其在后代的流变。傅衣凌认为,“‘豪族’为中国古代社会组织中的一种集团,发达于秦汉的时候”,是“秦汉时代变质的大宗族组织”,来源于“六国的故家遗族”,因其“握着社会的势力”,“经济力非常的充裕”,故而生活“极其奢侈豪纵”而行径“极端的放纵不轨”。由于“处处与统治者的权利相冲突”以及“内部组织的崩坏”,“豪族的声焰,渐开始消灭”,东汉以后则转变为门阀与乡绅。这一研究实质上关涉到秦代以降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陈啸江在该文末的“编者按”中说:“汉代的统治阶级是自由地主的代表,汉代的社会,已进到‘佃耕制’的时代(或亚细亚式的前资本时代),所以这一般反时代的东西(指豪族),纵能挟其前期的力量,夸耀于一时,终亦崩溃而消灭了,此亦可为佃耕社会之一证”。他在《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一书中便采用傅衣凌的观点叙述了“豪猾”的来源、行为及演变。虽然这一见解受到杨联陞的质疑,他说:“陈先生所依据的傅衣凌先生西汉豪猾日趋衰落的见解,恐怕是不很可信的。”但表明傅衣凌的研究已受到学界的关注。

 

四、隶农制的提出

秦至鸦片战争前的社会形态问题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重要一环,王礼锡认为“这是谜的一段,亦是最重要的一段”,陈啸江亦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热潮中,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便是秦以后迄于帝国主义入侵以前这一段历史的解释”,并将论战中各方的观点归纳为“封建社会说”“半封建,后封建或深封建社会说”“X社会或过渡社会说”“商业资本社会说”“亚细亚社会说”“前资本社会说”“专制主义社会说”“细分说”8种说法。他不满于论者“只愿以公式来圈套事实,而不愿以事实来改正公式”的做法,因而提出了自己“佃耕制”社会的主张。

1933520日,傅衣凌的《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发表于《现代史学》第1卷第34期“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在文章中,他指出经济史研究的意义:“‘社会史论战’,是中国近来学术界底一桩大事,自从公孙愈之,陶希圣这一干人在革命回想期所写的文章,一直的到了现在,战士愈打愈多,文章也出了不少,可是‘中国是怎样的社会呢?’这个问题,却无人能够置答;即连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也还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场论战,我觉得很失望,因而近来我颇潜心于经济史的研究,认定经济是社会底下层基础。假如此路不通,则社会史将永无解决的可能。试看过去的战士,对于中国社会有那样光怪陆离的认识,就为着经济史认识的薄弱,他们全是机械的说法,拿西洋的学说,来刻画中国的社会,而尤自封建经济崩坏后,秦汉时代——这长期里的中国经济,更弄得一团糟,他们大概不是忘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就是不以生产方式为划分的标准。”傅衣凌认为马克思所谓“在大体的轮廓上,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及近代有产者的生产方法是可以表识为经济的社会结构之进展的各个时代”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她底经济的发展,并不与欧洲全然相同的,而自有其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形态,除以殷代为氏族社会,西周和东周初年为封建社会,自战国秦到了清代鸦片战争前,在这长时期里,我想,应该划分做隶农制。”他既不同意所谓“新思潮派”的封建社会说,也不赞成“新生命派”的商业资本社会或前资本社会说,认为“隶农为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他不是封建的,自非资本主义的,而为最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傅衣凌认为,春秋战国以后生产力的增长刺激了商业的发展,摧毁了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商业资本开始活跃。但是,由于受封建残余势力的压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未能适应,地理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又导致中国的商业资本没有出路,使中国“未能急速地走上资本主义之路,而变为高利贷、商人资本与封建经济三位一体的东西”,农民受到封建地租以及高利贷、商品经济的剥削而处于农奴化的地位。虽然“隶农”并非傅衣凌首倡,但将“隶农”视作“中国特有的生产方式”则是傅衣凌的创见。

1934525日,傅衣凌的《关于佃佣社会说之意见》发表于《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对陈啸江“佃耕(佣)制”社会的主张作了评论。他一方面认为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考察中国社会而不盲从马克思的公式,以及“能于物的基础上给中国社会及文化以正确的位置”而不盲目赞美本国是陈啸江观点的特色;另一方面,对陈啸江封建经济崩溃后农民身份提高的观点表示质疑,认为中国的农民自封建经济崩溃以后,“其剥削状态地主不仅依契约的条件,且常有利用封建的遗物,故虽名为佃佣,其剥削程度有比农奴还不如了。”此外,傅衣凌认为陈啸江对奴隶在中国社会的作用、新兴地主诱导农民反抗旧日地主以及佃佣制社会循环等问题的看法亦值得讨论。在该文中,傅衣凌再次强调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他说:“我们若从Marx主义的观点上,那末,对于陈君所主张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不但完全接受,并确认其成立。因为中国与西洋走不同的路线,我们固不必强为附会,亦不用自为贬抑,定要以西洋社会的发展,来评衡中国社会。”

1934创刊、陶希圣主编的“中国社会史专攻刊物”——《食货》,在第1卷第6期将上述三篇文章编入“中国经济社会史论文索引”,标志着傅衣凌的相关研究已在国内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19368月,傅衣凌翻译苏联学者A.波里耶可夫的《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合则性问题》,同年1016日在《食货》第4卷第10期上发表。他在“译者附记”中说:“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有无问题,在近来国际间(特别是俄国与日本)展开着极活泼的论战,经学者们探究的结果,大体上,是承认亚细亚生产方法并不算得一个特殊的构成,不过是东洋封建制度的变种。本文——就是波里耶可夫站在反对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立场,来考察中国社会的一篇成果。译文系据日人西村雄三氏编译的《东洋封建制度史论》书中重译过来,末段曾略加删节,中有数处,因原文被检,无法补入,至深遗憾。”


五、奴隶制的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中是否有奴隶社会这一阶段是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个焦点问题,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奴隶制的存在后,在《读书杂志》上引起极大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奴隶社会这一阶段,影响所及,这种观点在《现代史学》上亦有所反映,如王兴瑞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奴隶制度存在过”。针对这一问题,傅衣凌首先以晋代与辽代为例,通过实证研究,不仅论证了奴隶制度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而且指出了奴隶制度形成的两种路径。

1935128日,《现代史学》第2卷第3期在“经济·社会史”专栏刊登了傅衣凌的《晋代的土地问题与奴隶制度》一文,该文讨论了晋代占田制与奴隶制的关系问题。傅衣凌从经济基础着眼,首先考察了晋代实行占田制的原因,指出晋武帝受汉代限田理论的影响以及鉴于三国战乱后地旷人稀的现实,为了抑制土地兼并而实行占田制。然而“晋代的占田不能做到耕者有其田的地步,而赋税又繁重,农民为衣食所迫,宁为奴隶而不悔”,从而造成“晋代奴隶的特盛”。通过对《晋书》的细致梳理,傅衣凌认为晋代的奴隶有投靠、犯罪、鬻买、战争、世袭以及赐予等多种来源,尤以为获免赋役而投靠权势之家的奴隶为多,这就为奴隶制度的存在找到了前提。不过,奴隶制存在与否的关键在于奴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对此,傅衣凌系统考察了晋代奴隶的使用情况,认为“晋代一般的人,都广蓄着奴隶”,用于生产、公共以及家庭劳动,指出“晋代奴隶的特质,就是大多数的劳动,差不多都是奴婢来担任,尤以生产和公共劳动,奴隶尽了特多的力量。”这有力地回应了奴隶在生产过程中无足轻重的观点,论证了奴隶制的存在,并且指出晋代“奴隶制度与土地问题有息息相关之处”。

193551日,傅衣凌的《辽代奴隶考》在《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11期发表。该文研究思路与《晋代的土地问题与奴隶制度》基本一致,重点考察了辽代奴隶的来源、种类、身份以及使用状况。傅衣凌检阅《辽史》中的材料,发现辽代的奴隶来源于战争俘虏、罪人、赏赐、买卖以及贡献与投靠,而“以战争的俘虏占着主要的部分”,与晋代奴隶主要来源于投靠者不同。虽然如此,傅衣凌指出奴隶的使用状况是“研究奴隶制度史最真粹的一章”,通过考察奴隶平日劳动及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傅衣凌认为辽代的奴隶担任军事、生产、宫廷等多种劳动,而“把奴隶用在生产方面,这才是使用奴隶者最大的目的”。基于以上看法,傅衣凌认为辽代“也可说是中国底奴隶社会最典型的时代”。该文发表后受到《食货》主编陶希圣的欢迎,他说:“傅衣凌先生……常在中山大学史学系同人出版的《现代史学》上发表论文。这篇搁了三个月才得发表,我希望他的第二次来稿快来。”此外,上海大夏大学史地社会学研究室出版的《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亦很快摘要转载了该文。

通过对晋、辽两代奴隶来源的考察,傅衣凌得出了中国奴隶制形成的两条路线,一为因农村破产农民为逃避赋役投靠大家为奴隶,秦汉魏晋的奴隶多由此而来;一为北方民族入侵时俘虏士民为奴隶以从事生产,北魏、辽、金、元奴隶即由此而来。傅衣凌认为,“为了这两个原因,所以奴隶制在中国社会能持续不断而有浓淡深浅的现象”。1936111日,傅衣凌还将日本学者志田不动麿的《汉代苍头考》译为中文,在《食货》第4卷第11期发表,该文原标题为《关于汉代奴隶制度的“苍头”》,考察了汉代的苍头,“其在身份上为奴隶”,实际上是为汉代的奴隶制度提供依据。

傅衣凌自1927年进入高中至1937年留学日本回国,10年的求学经历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相始终。他的学术生长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土壤上,确定了矢志一生的大方向,而傅衣凌等一批青年学生的参与,给社会史论战注入了新鲜血液,激发了社会史论战的活力,使得论战突破理论的争鸣而呈现出多元的面向,凸显出其学术意义。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原載《學術研究》2021年第4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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