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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周來|被瘟疫形塑的世界:歷史回顧與當下思考
  发布时间: 2021-03-29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内容提要】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提供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瘟疫对于世界的影响。在此框架下,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本文认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可视为地球的一次自我拯救,因为人类借助由资本推动的全球化加速扩张,使生态系统受到极大破坏;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不同文明的应对方式不同,这有可能进一步整合边缘文明,但主体文明之间的差异可能被强化;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为人们提供了反思大城市化对人类的宜居性以及生物技术发展的两面性的可能机会,但人类未必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不仅无法促成人类的团结,反而可能使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加疏离,甚至酝酿出冲突与对抗。中国如果能始终坚持探索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且在这一模式下能够保持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官僚阶层与普罗大众之间关系的和谐,就有可能给屡次重蹈历史性错误的世界带来些许希望。

【关键词】新冠肺炎 微寄生关系 巨寄生关系 全球化 文明的冲突

 

2020年年初开始,一种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的大流行病,在全球肆虐了全年后,至今仍然没有消匿的迹象。在各主权政府以各种方法手段抵抗疫情的同时,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学人也在试图为疫后世界预作准备。于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穿透“不确定性”这层迷雾,看清新冠肺炎疫情对未来世界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那里,历史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帮助我们看清当下乃至未来。正如他所言,“惟藉过去乃可以认识现在”。现时代中的问题,只能“从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这其实是继承了司马迁开启的“述往事,思来者”的中国史学传统。其原因,不仅在于“当下乃为成事而拾掇的往昔,往昔尤为解惑而展开之当下”,更在于“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亦即遇到危机时,包括此次席卷全世界的大瘟疫,国家或共同体处理当下问题的方式,往往是其历史文化决定了的。也因此,历史是在通过当下塑造未来。

一般认为,经济学只讲短期。这也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的“经济学理论与历史脱节”的重要原因。然而,面对世纪大疫情,桥水基金创始人、著名经济学者达里奥(Ray Dalio)在其最新长文中承认:“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最大的错误,往往来自于错过了那些在我的人生中没有发生过,但在历史上反复重演的市场信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够经历宏观周期的一小部分,且发生在现在的事情。”这种短暂的人生经验对我们看清未来提供不了多少帮助,由此导致我们“往往会错过生命中进化时刻”。也正是犯过很多错误后,达里奥终于懂得,“理解未来在于理解历史中的教训”。当然,他重点研究了这场世纪大疫情,并且得出结论:“当我深入研究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传染病和其他自然现象(如干旱和洪水)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比其他事物,包括战争和革命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都要大。”

要借助历史来帮助我们看清新冠肺炎疫情对当下与未来的影响,就需要有前人的历史研究来作铺垫。这方面,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所著的《瘟疫与人》与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著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可以说是集大成者,尤其是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如果说戴蒙德囿于其专业所限,只是提供了一些瘟疫对人类历史特别是美洲与非洲历史影响的史实,并没有将疾病史纳入更宏大的人类历史背景下考察,那么,本身就是历史学家的麦克尼尔,则是基于史实提供了完整的分析性框架,正如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所评论的:“他(指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在他的框架中,麦克尼尔不仅考察了“微寄生”的细菌和病毒对人类的影响,同时还考察了在前者的影响下,作为“巨寄生”的人自身展开的两层关系,即人作为大型寄生性动物与自然的关系,和作为寄生的统治者与为其行使统治权提供资源的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麦克尼尔笔下的世界,以人为中心,展开了三对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病毒,以及人与人。

马克思曾在《伦敦手稿》中论述劳动对人的精神的影响时,用到“形塑”(shaping)一词,表达不同事物之间尽管是非决定性的,但却借助相互作用“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并逐渐影响到其本质。而上述三对关系,在历史上一直受到瘟疫的影响,并与其他诸多因素一起,形成今日之世界格局。因此,这非常符合马克思关于“形塑”的内涵。以下,本文主要借鉴麦克尼尔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并综合部分经济史研究成果,通过梳理历史上瘟疫对世界的形塑,力图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的再次形塑做一个宏观勾勒。

 

要搞清楚瘟疫是如何形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清楚人在自然中的位置。

最初,人类祖先还是灵长类动物时,其实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们与热带雨林里的其他大型动物一样,作为自然界中的“巨寄生物”,在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之后,不仅与自然之间达成了一种稳定的寄生关系,也与盛行于热带雨林中的细菌和病毒等各种微寄生物之间达到了一种稳定的寄生关系。所谓稳定的寄生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无疑会消耗掉宿主一定的体能,但却无碍于宿主正常机能的发挥”,而且,“只要人的生物进化同寄生物、食肉动物和猎物的进化保持同步,这幅精密编织的生物网(web of life)就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

然而,人在进化过程中经历了所谓“直向进化”,即由于某些原因突然引发的基因突变,使人的进化远快于其所处自然环境中其他寄生物与动物。此时,无论对于其他大型动物还是对于自然本身来说,“人类颇像一种急性传染病”,不断通过“一次又一次蹂躏别的生命形态”来扩张自己的领土,来获得基因的传承和更大规模的复制,因此,“把人类在与其他生命关系中的生态角色视为某种疫病,这并不荒谬”。换言之,人类作为巨寄生物,在经过进化过程中的基因突变后,已经彻底成为自然以及自然中生活的其他生物的“病毒”,并且时时急性发作。于是,在地球生态圈内,人类向自然扩张,而自然又借助于瘟疫抵御人类扩张的历史开始了。

从历史长时间段纵向简单划分,本文把人类向自然的扩张形式与手段分为三种:一是狩猎,二是农牧业,三是资本。

首先是狩猎。麦克尼尔认为,基因变异之后更快速进化的人类,一方面获得了可杀死大型食草动物的武器和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语言的进化,它极大提高了社群的合作能力。有了这两项,并且借助于在这两项上的继续进化,非洲与美洲大陆上约四百万年都未被狩猎者消灭过的一些大型动物,在不到一千年的时间里就被人类消灭光了。“狩猎者成群结队,沿着能够发现大型猎物的界线向前推进,每到一个地方,只需几年的时间,就清空了各种兽类,以致他们只能不断向南推进,直至美洲大部分的大型猎物物种都趋于灭绝。”当然,人类也跟随着狩猎者的足迹,在地球表面日益蔓延,“此前从来没有一种支配性的大型物种能够散布全球,人类做到了”。

然而,自然也在抵抗人类的扩张。导致瘟疫的细菌与病毒一般都寄生在动物身上,还有的生活在热带雨林的沼泽地中。它们在自然界都有自己活动的界限。但随着人类狩猎能力空前提高和狩猎范围不断外扩,人类与动物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向热带雨林中挺进的速度也很快,这给细菌与病毒从动物或沼泽地中向人类身上转移创造了更多机会。面对此前从未接触到的一些新型微寄生物,以及它们在人体内的合成和变异,人类毫无抵抗能力。于是,人类每往前扩张一步,瘟疫都如影随形。如此便形成了人类与自然的“拉锯战”:一方面,人口随人类技能和文化的进步而增长,人类生活的地盘也在扩张;但另一方面,原来寄生在动物及处女地上的微寄生物,“以补偿性的瘟疫方式”报复人类。加之大型动物的快速减少甚至灭绝,使得作为巨寄生物且蔓延过快的人类这个“病毒”经常出现周期性营养不良,两者共同作用,“一起削减了人类的体力及生育下一代的能力”,直至达到新的相对稳定的平衡为止。

瘟疫对人类以狩猎方式扩张的限制,就是“强制”其中一部分人类在扩张过程中探索另外的生存方式,即在森林与生物都相对较少,因而导致瘟疫发生可能性也相对较少的温带地区发展农业及牧业。这既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妥协,也是瘟疫对人类生活的世界的一次巨大“形塑”:它迫使人类这种大自然的“病毒”能够定居下来,并通过耕作与养殖,相对减少对其所寄生的大自然的汲取。

应该说,人类在从事农业与牧业之初,的确与自然达成了一种暂时的、相对稳定的平衡。也因此,人类几乎摆脱了困扰自身的较大规模的瘟疫。其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温带地区本身导致疫病的微寄生物相对较少,且已与人及其他动物达成相对平衡。二是人类定居的村落规模不大且相距较远,在交通不便与交流极少的情况下,即使有疫病发生,也因达不到流行所需要的最小人口规模而很快消失。三是尽管与人类混居的驯养动物身上寄生的各类微生物仍然是疫病主要来源,且的确常常造成疫病,但一方面,在驯养过程中人与动物紧密接触,已经达成了一种平衡,即今日所谓“群体免疫”;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人类以家庭为单位驯养的动物数量很有限,与人一起分散居住在村落里,疫病难以大规模流行。

但是,农业与牧业发展带来食物与营养相对丰富,加之疫病的减少,使得人口不断激增,而人口激增反过来也要求农业与牧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在经历相对短暂的平衡之后,农业与牧业开始步入历史上的扩张之径。而自然为抗御人类作为“病毒”扩张造成的进一步巨大破坏,不得不反复祭出瘟疫这个“法宝”。

从农业看,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就需要改变靠天决定收成的状况,建立灌溉系统,还需要随移民不断增加耕地面积。前者造成向江河湖泊的“侵入”,后者造成向森林、草原等“处女地”的“侵入”。当人类的农业向江河湖泊入侵,以血吸虫病为代表的疫病开始在人类社会肆虐;当农业与牧业向森林或草原深处拓展,栖息在密林或草原深处的各种微寄生物开始从原寄生物向人类身上迁移。其中的两种曾经给人类以重击:一种是寄生在非洲森林中一种蚊子身上的疟原虫,另一种是寄生在草原深处一种啮齿类动物身上的鼠疫杆菌。后者导致的大流行疫病,就是曾经在历史上造成欧洲十室九空,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

从牧业看,一方面,人类畜养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另一方面,在牛群、马群扩张领地的同时,西方还开启了大规模集中化养殖的“养殖工业化”模式。“一个能制造灾难的病毒,必须既拥有杀伤力,又具备传播能力。”大规模集中化养殖,为不同病毒交互基因提供了良好的混合器,如本次造成新冠肺炎的冠状病毒,就是两种或以上病毒在野生动物那里交互基因发生突变后的产物,这种基因突变不仅增强了病毒的毒性,更重要的是为病毒流行提供了足以维持其传染链不断裂的规模数量。以麻疹为例,要想病原体不致消亡,其持续性要求下限的宿主数量不能低于一定数量。这在牧业规模小的时代很难实现,而在牧业扩张,大规模养殖与屠宰的时代,则是很容易的事。

不过,即使如此,直至农业与畜牧业真正在资本时代实现工业化之前,瘟疫仍然还是地方性,至多是地缘性的。

资本时代的到来,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它把人类的扩张速度和范围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因为,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其本性决定了它将主动消灭任何对其扩张形成障碍的空间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资本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使得人类作为自然的“巨寄生物”病毒性质体现得更淋漓尽致,且这种“病毒”在借全球化加速复制自身的同时,自然的局部性疫病也转化为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流行性瘟疫。

据《人类简史》提供的素材,在1700年,全球人口不到7亿;到了1800年,只增长到9.5亿;但到了1900年,人口增长将近一倍,达到16亿;而到了2014年,已经达到足足70亿。就在人类越来越坐拥各种新原料和新能源的同时,也在不断摧毁剩下的自然栖息地,让大多数其他物种走向灭亡。工业化以来,地球上已经有约1.2万种生物灭绝。可以说,对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物种而言,人类才是真正可怕的病毒,而人类在资本时代的扩张蔓延,就是真正的流行性瘟疫。不仅如此,人类还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有研究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人类对生态资源的使用结束了地球可持续使用的能力,而截至2003年,已超出地球此能力的25%,并且这一比例还在持续上升。

不过,在人类这种“巨寄生物”病毒随资本向全球蔓延的时代,自然并不只是消极被动地承受,而是以微寄生物所造成瘟疫的全球化,来抵抗人类的全球化扩张。于是,在历史上出现了这样的“相伴相生”现象:商业开拓到哪里,瘟疫就蔓延到哪里。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人口规模激剧增长,加之陆路、水路与空中交通的便利,极大延长了病毒传染链,为病毒持续生存繁衍与扩散提供了条件,也使得疫病彻底打破地域间界限,得以大范围甚至全球流行。因为如前所述,病原体的存在需要最低数量限度的宿主,而其成为流行病还需要有最低数量限度的易感人群。比如,麻疹若要在现代成为流行病,其人口下限大约为50万。全球化为病毒流行提供的易感人群,其基数就是被诸多交通手段和感染渠道串起来的遍布全球的人口。

1918年肇始于美国的“西班牙大流感”,共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占当时世界人口(17亿人)的近六成,造成全球2100万—5000万人死亡。还有研究表明,死亡人数甚至可能高达1亿。至今这场大流感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但从宏观角度看,当时正值资本帝国为解决19世纪末经济危机而展开新一轮全球性扩张,并且为抢夺地盘而大打出手。瘟疫的流行不仅提前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在客观上为这一轮以武装殖民为特点的全球化扩张按下了暂停键。

但这也仅仅是一个暂停键。很快,自20世纪80年代始,新一轮由资本推动的全球化再度潮起。人类向自然扩张,尤其是借助科技手段向“处女地”的扩张仍然在继续。旧的短暂平衡再度被不断突破,森林加速减少、稀有野生动物被猎食、全球变暖、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污染现象猖獗等现象再度表明,人类作为自然的“病毒”,在经过可能很短暂的蛰伏后,又将造成整个生态系统进入流行病阶段。由此,我们也许能对2020年春天这场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疫病大流行有另外一个视角:瘟疫大流行作为自然免疫系统的一种运作形式,是否又开始工作,正试图再度遏制人类无节制的扩张?

这种猜想当然首先建立在前述对历史的粗线条回顾基础之上。通过这种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巨寄生物并且具备病毒性质。而导致人类疫病的微寄生物本身,从自然的角度看,恰是用以对抗人类对其所形成压制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每一次扩张,对自然来说,可能都是“病毒”的一次流行;而人类社会中疫病的每一次流行,又恰是人类扩张触发了自然的自动免疫系统的结果。因此,每一次瘟疫,尤其是大瘟疫之后,都会强制形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短暂平衡,并进而形成人与微寄生物之间关系的短暂平衡。人类扩张从地域走向全球,对自然的侵害也从大型动物的灭绝,到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全面戕害,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瘟疫由区域性、地缘性向全球性大流行的转化。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在这一逻辑下,能够让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更好的理解和反思。

作为旁证,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其一,2020年春季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前,正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资本推动的新一轮全球化全面退潮之际。作为此轮全球化最强有力的推手国,美国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全方面回收其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的“触角”。全球知识界与思想界也正对此轮全球化重新进行全面审视与反思。其二,也是在本次大流行之前,近二十年来,已经发生了一些局部性疫情,如“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等,一些科学家和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预感到可能会暴发一次全球性大瘟疫。其三,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刚5个月时,由于人类被迫停止非必要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减少社会接触,全球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量就同比下降了53%,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降幅。一些科学家感慨,2020年的大瘟疫对人类来说是灾难,却可能是地球的一次自我拯救!

然而,关键问题仍然是,靠瘟疫大流行来强迫实现人类作为自然的巨寄生物与病毒作为人类的微寄生物之间的平衡,对自然来说是必然选择,而对人类来说,则的确是大悲剧。因此,最好的局面是:人类能够有历史自觉,有自然自觉,主动认识到无节制扩张可能会导致自然以大瘟疫形式予以抵抗,因而能够主动调整自身生活模式。正如索尼娅•沙(Sonia Shah)指出的:“我们的工业活动不断侵占着地球的空间,迫使野生物种挤进离我们更近的残余栖息地中,以此来满足我们巨大的胃口。这就是导致新冠肺炎病毒,以及从埃博拉病毒到寨卡病毒的数百种动物微生物进入人体并引发流行病的原因。希望此次流行病带来的创伤,能够迫使社会接受对于消费文化的限制,以此作为保护我们免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传染病及气候灾难的合理代价。理论上,我们可以下定决心缩小工业范围,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以使动物微生物留在它们应该留在的地方。”

但是,面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我们看到,类似索尼娅•沙这样的反思实在太少了。人们把反思与观察的焦点仍然放在国际政治上,目前还未看到有学者对人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系统而深刻的省悟。也因此,即便新冠肺炎疫情如此重创人类,缺少反省的人类的前景仍然有可能更加悲观。麦克尼尔在写作《瘟疫与人》的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流露出这种悲观情绪。他认为,人类根本还没有找到一个“长期而稳定的模式,能够保证世界防止局部的(如果不是全球性的)毁灭性的巨寄生扩张”。因此,“就目前和不久的将来而言……从目前微寄生和巨寄生的动态平衡当中,可被预期的不是稳定,而是一系列激烈的变化和突发的震荡”。“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历史上,大瘟疫还形塑了不同文明形态。这种形塑,则是病毒作为人的微寄生物,以及统治者作为人类社会的巨寄生物之间相互作用并寻找平衡的一种结果。

主流经济学对“文明”这样的长时间段因素几乎无法处理,于是,习惯于把不同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异归因于制度,又把制度归因于文明,并以此判断文明的高下。这一观念为人类学家戴蒙德所反对。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戴蒙德认为,尽管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欧亚文明战胜其他文明一统天下,但并不意味着欧亚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具知识与道德上的优势。文明的差异是因为不同文明赖以产生的环境差异通过正反馈效应不断扩大的结果。而在文明之间的竞争中,不仅代表生产力的枪炮与钢铁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环境尤其是疫病在其中的影响也非常重大。

根据戴蒙德的研究,在欧洲对美洲的殖民过程中,殖民者携带的病毒引发的疫病所杀死的土著居民人数,远远大于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在有些地方,疫病引发的死亡甚至占到总死亡人数的90%。据此,作者认为,“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的病菌”。瘟疫在“欧洲人的征服中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具有相当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害、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毁灭了其他大陆的许多民族。”这一结论,得到麦克尼尔的完全支持。

面对这样的历史,人们自然会有一个疑问:在欧洲殖民者的殖民过程中,为何只有原住民成为疫病受害者,而殖民者似乎并没有被原住民所携带的疫病伤害呢?主要原因是,在欧亚大陆生活的人们,更早一步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农耕和畜牧生产方式。我们知道,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经过漫长的农耕和畜牧时代,欧亚大陆上生活的人类在驯养动物的过程中,与动物长期生活在一起,势必造成疫病局部经常性流行。在经历千万年进化后,终于形成群体免疫。与此同时,在疾病流行时,那些具有抵抗某种病菌的基因的人,比缺乏这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这一自然选择规律也在改变一代一代人的基因频段。二者共同作用,使欧洲殖民者更具对疫病的抵抗力。这恰与殖民地原住民只对生活环境中几种稳定的疫病如黄热病、疟疾等具有免疫力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正如麦克尼尔所暗示的那样,文明扩张所遇到的,除了自然极限如地理环境限制之外,还有不同文明携带的病原体之间斗争的极限。欧洲殖民者在殖民过程中,的确也遇到了不同文明携带之病原体的拼命抵抗。

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在论文中揭示,在对非洲殖民的过程中,欧洲殖民者明显力不从心,就是因为非洲丛林中疫病对殖民者的伤害,让殖民者不敢往热带深处拓展其势力。实际上,直到20世纪中叶,欧洲殖民者最终也没有在非洲立稳脚跟,除了与世界范围内殖民地解放运动相关之外,也与殖民者始终无法完全克服非洲疫病相关。即使是在现代医疗水平非常发达的今天,白种人仍然在流行性出血热、埃博拉病毒病以及更为神秘恐怖的非洲丛林面前闻风丧胆。南美洲的自然环境与非洲非常类似,其热带疫病也为殖民者所忌惮。因此,殖民者对南美洲的殖民也是不彻底的。

世界历史其实始终没有回答清楚另一个问题:为何欧洲殖民者一直到19世纪才开始试图用武力对亚洲地区进行殖民?而且其对东亚的殖民也一直无法得逞?这同样与环境中的疫病相关。戴蒙德认为,欧洲殖民者的第一波殖民活动表面上是想用“钢铁(刀剑)”,但让其获得成功的,实际上是殖民者带过去的瘟疫。只有18世纪末,经过数百年适应后,殖民者携带过去的疫病已经在殖民者身上转化为“儿童病”,而“枪炮取代钢铁成为主要武器”,才成为殖民者获得优势的关键性因素。欧亚大陆紧密相连,自然环境相类似,交往历史很长,所以很早就实现了疫病“均质化”。因此,第一次帝国殖民运动中,在发展梯度几乎相同时,欧洲殖民者所携带的疫病对亚洲影响较小,而仅凭“钢铁”自然很难在亚洲得势;在始于19世纪的第二波帝国殖民活动中,欧洲殖民者虽已在“枪炮”上对亚洲占有优势,但至多也只能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实现半殖民,其关键性因素仍然是由于缺乏“疫病”这样的“武器”配合。

疫病对今日世界文明格局版图之形塑,由此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那么,“微寄生”与“巨寄生”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形塑欧洲及印度、中国文明圈的呢?在麦克尼尔的框架下,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专业官僚与武装集团,作为共同体的“巨寄生物”,在帮助共同体抗御微寄生物造成的疫病及其他共同体的入侵的同时,也在消耗自身所寄生的共同体的能量。如果官僚阶层与武装集团太过孱弱,就不足以维护共同体的安全;而如果扩张太大太快,就可能会因加重共同体负担而导致共同体崩溃。因此,二者之间也有平衡关系。以此为逻辑,我们的确可以审视不同文明圈中政府与宗教的不同形态。

从历史上看,起源于地中海沿岸的欧洲文明圈,由于其水路交通发达,也由于商业发展较好致使城市发展得早且规模较大,二者都极大延长了病毒传染链,为病毒持续生存繁衍与扩散提供了条件。因此,该地区也成为瘟疫流行最大的受害者。其中,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为惨烈的“黑死病”,肆虐欧洲近四百年,造成欧洲人口平均寿命一度从40岁下降到20岁。也因此,欧洲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人口下降期。此后,天花、霍乱、麻疹、结核病等疫病持续洗掠欧洲城市。一直到1900年,有赖于19世纪末在抵御霍乱疫病过程中对饮水供应和下水道系统进行全面改造,才基本改变了长期以来城市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状况,城市人口也才首次不需要农村移民进行大规模补充。

正是在此背景下,欧洲文明经历了因瘟疫流行而导致的长期劳动力匮乏阶段。因此,如何保证欧洲社会能够承受由庞大的商人、官僚和武装集团组成的巨寄生系统,就成为欧洲历史演进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欧洲各国相继采取以下措施:最先废除奴隶制,以最大限度解放劳动力;最大限度压缩政府一般职能,减少政府雇员数量,形成所谓“小政府”传统;最大限度强化政府对社会的安全保护部分,以稳定劳动力数量和延长劳动力终身劳动时间,由此逐渐形成全面覆盖的社会福利制度;最大限度强化保护商业扩张与直接的殖民扩张的政策,以求通过扩张从外部获得剩余产品,来支撑自身的巨寄生系统,这使得历史上欧洲的武装力量开支远超过政府其他开支,武士阶层成为社会最为重要的阶层。而以上这一切,逐渐沉淀为欧洲文明及国家制度的基本特征:小政府,重社会福利,对外扩张性。这也表明,瘟疫在形塑欧洲文明制度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印度文明中的政府治理从来非常薄弱,且至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种姓制度特点。这也与其环境中的疫病因素有关。

印度恒河流域气候湿热,长期肆虐着霍乱、鼠疫、登革热和大量的多细胞寄生物。疫病的反复流行,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生产能力,“在大部分的时间和地点,在农民的平均生产力与最低的生活需求之间只存在相当小的余额”,这大大“削弱了农民为国王、地主、军队和官僚生产剩余食物的能力”。这也是印度文明中国家或政府能力始终较弱的重要原因,因为疫病使得印度社会供养不起庞大的巨寄生系统。印度文明首先出现在其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西北地区,然后向东南扩张。而在印度的南部和东部,当时活跃的是“各种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社会中的‘森林民族’”。这些“森林民族”拥有“对文明社会的生物武器的反制利器”,即“各种盛行于湿热气候条件下的热带病和到处出没的寄生物”,这帮助他们抵抗住了温带文明的入侵。因此,尽管印度最终实现了统一,但印度文明并没有将“印度南部和东部的原始社群消化掉,而是把森林民族以种姓方式兼并,即把他们作为半独立的有机体纳入到印度的文化联合体当中”。一直到今天,“有关跨种姓接触的禁忌,以及在非有意破坏禁忌的情况下有关身体净化的复杂规定,显现了恐惧传染病的心理在维持各社会群体(即后来的各种姓)间的安全距离上面所起的作用”。这是印度种姓制度长期难以消除的根本性原因。

关于中国文明,中国是最早进入农业社会的国家,是世界粮食生产中心,且因为驯养动物历史悠久而更早产生了抗体等防御机制。麦克尼尔暗示,至汉代之后中国人口往南方扩张之前,在黄河流域,疫病相当稳定。而黄河泛滥反而对中国人的威胁更大。古代中国“巨寄生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动员力量治水。这一暗示倒与卡尔•A•魏特夫的观点如出一辙,也与钱穆的观点相类。不过,麦克尼尔与钱穆同时还指出,除了治水之外,中国国家功能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防止来自西部与北部游牧民族的侵掠。这决定了中国需要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武装集团这样的“巨寄生系统”,以动员和组织民众来保卫自身的安全,维护族群的赓续;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疫病相对稳定,大平原以及强大的水利系统导致稻作农业发达,也使中国能够维持这样一个“巨寄生系统”。否则,国家“将得不到足够的人力用于不断扩大的堤坝和水渠网的修筑和维护,更不必说用于不断升级的大规模战争了”。时至今日,中国政府仍然维持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仍然对民众负有“无限责任”,应该与这一历史有关。

在麦克尼尔的研究框架下,疫病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密。粗线条地说,以出世为特点的宗教,都是在疫病非常猖獗的地区与时代占据统治地位。其功能就是为了给流行性大疫病中的苦难者以身体照顾及精神解脱与安慰。

基督教有两大特征:一是“照顾病人(即使在发生瘟疫的时候)是他们公认的宗教义务”,二是“他们的信条即便在突如其来的死亡中也赋予生命以意义”。所以,“基督教是一套完全适应于充斥着困苦、疾病和暴死的乱世的思想和感情体系”。基督教起源于疫病横行的地中海沿岸及罗马帝国衰败之际,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与基督教类似,佛教与印度教起源于疫病流行的印度。正因为疫病流行,导致产出很低,剩余产品极少,生活水平极低,因此,“成为印度宗教特点的出世主义,也与农民为贫困和疾病所困扰的状况相适应。……佛教和印度教这两大印度宗教从根本上讲来是非政治的,至少在理论上,它们都拒斥俗世的繁华、财富、权力以及一切感性的存在,视之为虚无的幻象。……劝诫他们的追随者去过一种简朴的社会生活,为了更有效地催生超升的神秘幻象,把他们对外在的需求降到最低点。那些系统地追求对生理和心理欲望的压抑以达到超越的极乐境界的绝食的圣人,在文化上构成精英阶层,他们的精神旨趣与下层农民在供养寄生阶层上的极其艰难的状况相适应”。

如果说,以出世为特点的基督教、佛教等,着眼点主要在于调节疫病大流行地区人类与微寄生系统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古代中国疫病相对较为稳定、产出剩余相对较为充裕的地区而言,作为其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其着眼点则主要在于调节人类与巨寄生系统之间的关系。因为,威胁到古代中国的,主要不是疫病,而是巨寄生系统与其寄主即农民阶层之间的关系。比如,如果赋税加重,则可能使农民阶层民不聊生。因此,儒教的特点是入世的,主要宣扬的是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

不过,汉代开始,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大量传播,而这也恰与两个历史事件相关:一个是汉代后期尤其是公元初年中国人开始向中国南方扩张。在进军疫病流行区的过程中,局部但相对较大规模疫病的流行,使得人口死亡率大增。另一个是帝国的解体以及“大草原的入侵”,既造成“到4世纪多达16个敌对国为控制中国北方而混战”,同时也把“天花与麻疹”等疫病带到了中国。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一度达到司马光所载的“百存一二”。正因此,强调出世“并对苦难作出解释”的佛教开始在中国有了滋生蔓延的土壤。这一历史进程横跨近四个世纪,直到中国人再度与疫病之间达到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调适。

通过上述梳理,关于瘟疫对文明的形塑,我们可以不那么精确地得出如下结论:欧洲与印度文明中的“小政府”或“弱治理”传统,其实是与疫病大规模流行导致这种文明所能承载的巨寄生系统规模不可能庞大有关;而中国传统中的“政府无限责任”,既由于政府承担的动员功能与保护功能必须强大,也与古代中国疫病相对稳定、农业相对发达,为承载庞大的巨寄生系统奠定了可能性有关。因此,越是在疫病大流行地区,越能发展起以解释苦难、重视来世为主要特征的宗教;而在古代中国,这种宗教传统并不发达,相反,重视调节国家与巨寄生系统之间的儒家文化却得以兴起。

同样是鉴古知今。戴蒙德认为,“公元前8000年时的历史进程之手仍然在紧紧抓住我们”。的确如此,包括瘟疫在内的自然环境对不同文明的形塑,是一种自我增进的过程。尽管在这中间,也有麦克尼尔描述的疫病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均质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文明的交流互鉴,但是,环境仍然自始至终在起作用,并且形塑了文明早期的基因与传统,这就决定了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有限性。尤其是当决定文明早期基因与传统的疫病因素再度出现时,它可能仍会按历史惯性去应对,甚至会再度出现一种返祖与排异现象。

反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不同文明对抗疫病的方式,的确证实了上述观点。

中国以全民动员的模式,较早成功阻止了疫病的蔓延。东亚的韩国与日本等国,尽管动员规模不如中国那么大,但政府在抗疫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也毋庸质疑。贝淡宁解释说:“东亚共有的儒家传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原因是对政治等级制度的尊重,和对为人民服务的正直专业人士,比如钟南山院士的尊重。更具体来说,儒家价值观也有助于解释东亚国家的成功。儒家孝道以及尊老敬老的价值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采取如此有力的措施应对这种对老人尤其危险的疾病。”而欧美各国,“小政府”在主导抗疫方面的努力受到自身治理体制与文化的钳制,致使疫病流行的时间与造成的危害远甚于中国。与此同时,在欧美,无论是“群体免疫”背后显示出的历史上大疫流行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式的文化心理,还是关于生命与自由孰轻孰重的讨论所隐匿的宗教意味,无不延续了欧洲文明的历史惯性。

应该说,正因为文明是包括疫病在内的自然环境所内生的,所以文明无所谓高下,也具备自适应性。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制度之间的竞争是以文明为终级基础的,且文明本来仍在竞争和历史大事件中持续演化,因此,2020年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必定会给各种文明再次留下形塑的痕迹。这种形塑,目前在学界主要体现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模式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模式之优劣的重新反思与讨论。

比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玛格丽特•奥玛拉(Margaret OMara)认为,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让美国人看到了“大政府”在其生活和健康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美国不仅需要大政府来摆脱这场危机,而且在危机过后,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大、更明智的政府。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政治学副教授莉莉安娜•梅森(Lilliana Mason)则指出,里根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认为,政府天生就是坏的,但此次病毒流行事件是一个全球性的证据,表明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至关重要。人们将会看到把为政府工作视为爱国荣誉的思想的重生。连右翼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修•康特奈提(Matthew Continetti)也看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或许将促使美国社会进入“范式转换”。以“文明冲突论”而闻名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方面试图把抗疫绩效上的差别与文明和体制分开,并且坚持欧美文明优于他所谓的“东方极权体制”;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尽管从整体看,‘民主国家’在处理危机方面的表现并不比所谓‘威权政府’差,但中国的表现胜过了美国。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双边比较”,“在我们想着‘改变’中国之前,我们需要先改变美国”。

总之,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但重新激起了有关文明竞争话题的讨论,而且肯定会影响到不同文明中不同制度在未来的演化。尽管在疫情初期有重大判断和处理上的失误,并且仍然因此饱受西方政客责难,但以“无限责任政府”和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总体上会因在疫情下的表现而更加自信;而尽管欧美学界与政界一直强调维护其“自由民主”体制,但在中国以“封国禁城”这样的方式“吹哨”近两个月后,仍然在疫情面前措手不及,付出如此巨大代价,这一事实也终将会促使以“小政府”或“弱治理”,以及个人主义文化为代表的欧美文明有所反思。由此可能导致两种文明之间交流互鉴,走向新的形态。不过,如果与历史上一样,疫情只是强化文明或制度的“路径依赖”,则不同文明将更加自我封闭,走向新的冲突。

 

瘟疫对世界的形塑,当然还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一话题同样宏大。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影响人类生活的两种主要“文明工具”:城市化与科技。

首先是城市化。在经济学家那里,城市的产生是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越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将因互换信息更方便,交通与物流更快捷,专业化和分工更紧凑而细致,以及一切公共设施由更多人共享而引发的边际回报激增,使得城市成为工业与商业发展的枢纽。但是,在生态学家笔下,传统型城市的发展与扩张,同时也是导致自然系统被破坏的最大罪魁祸首。麦克尼尔把地中海沿岸城市视为寄生在社会身上的“巨寄生物”,不断从农牧业那里汲取剩余产品来满足其生存与发展需求。而且,正如上文所论及的,从疫病的角度看,城市的发展为疫病从局部性走向大流行瘟疫创造了条件:密集的人口、紧凑性共用的公共空间、下水道及排泄物造成的污染等,严重增大了病毒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机会,更极大延长了病毒的传播链,为病毒持续生存繁衍与扩散提供了条件。因为疫病的流行程度,与人口密度是呈正相关的。

据考证,有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非常惨烈的大瘟疫,就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记载的雅典城内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夏季,战争爆发近两年了,雅典城内突然发生了瘟疫。这场瘟疫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五年之久。在修昔底德的记忆中,过去从未有这么严重的疫情和如此众多的死亡人口出现过。其中,死亡的军人几乎占到当时服役军人的三分之一,而贫民、长期居住和暂住的外邦人、妇女、儿童和奴隶的死亡数目无法统计,但其死亡比例只可能更高。瘟疫甚至使食肉的鸟兽都不愿光顾雅典人未埋葬的尸体,并且令入侵的伯罗奔尼撒人明智地选择撤出雅典人已舍弃的土地。

当然,客观地说,城市的发展的确推进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通过与流行性瘟疫的斗争,发展起了自身公共卫生系统。因此,按麦克尼尔的说法,人类更多地向更大城市的中心迁移形成了某种竞赛,一方是欧洲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另一方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传染病及其慢性病的强化。但迟至19世纪末之前,“胜利”的天平仍然在疫病一边。麦克尼尔考证的结果是,在纽约、伦敦以及美国和英国的大部分城市,死亡率都超过出生率,以至于“离开了农村健康人口的不断迁入,城市就无法自我维持”。比如, 18世纪的伦敦由于霍乱、麻疹等流行性疫病,使得死亡人数平均每年超出出生人数6000人。换言之,在该世纪,仅伦敦就有不少于60万移民的需求以维持现状。一直到19世纪末,医学及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才使得天平重新发生倾斜。所以,麦克尼尔得出结论:“自大约5000年前出现城市以来,到1900年,世界城市人口才第一次能够不依赖农村移民而自我维持甚至有所增长。”

即使如此,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仍然对欧美大城市造成重创。瘟疫“从军营直扑城市”,尽管后来乡村因为缺乏城市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抗体而死亡同样惨重,但在死亡的近五千万人口中,绝大多数仍然是城市人口。而城市在其时已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因此,有学者感慨:文明社会在瘟疫威胁之下已岌岌可危。事实上,一些疾病的确依赖文明社会。瘟疫大流行,是对文明的毁灭性打击。

然而,1918年大流感以来,在经济增长导向下,加之对于医学技术进步的盲目自信,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发展其实仍然在一路狂奔,无视城市发展对自然生态的大规模破坏,无视未来可能出现的大瘟疫危机,使城市乃至人类的未来越来越难以驾驭。正如英国学者派尔(Steve Pile)等所指出的,城市本身可被视为人类危机的一部分。它无法统驭,并且越来越难以控制。麦克尼尔如此警告,如果再次发生大瘟疫,与“19世纪医务改革者不得不应对的新工业城市的区域性人口影响相比”,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大城市快速发展,下一次大瘟疫“很可能是洲级规模上的人口危机”。

预言至少在2020年始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部分实现了。受害者仍然主要集中于城市。尤其是这种病毒被认为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更是使人口密集的城市无可避免地成为重灾区。特别是在南美以及南亚等畸形城市化严重,而城市公共卫生系统却严重落后的地区,危机规模不断向“洲一级”发展。隔离与禁足成为唯一有效的防止瘟疫扩散的手段。于是,出现了与1918年大流感时一模一样的场景:“它使人们疏远……把你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搅没了。没有社会生活、没有校园生活、没有教会生活,什么都没有了。”城市生活已经暂时休克了!而且可以预期的是,如果病毒的毒性不减,且疫情不能尽快遏制,城市可能将会死亡!

相比较而言,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的散居式生活方式,除早期曾与驯养动物所携带的病毒造成的局部疫病有一个相互适应期外,其他时候疫病一般很难发展成流行性大瘟疫。当然,欧洲中世纪稍有些例外,那是因为欧洲社会彼时是农业与流动性强的畜牧业并存,致使病毒仍然得以从某个定居点向另外的定居点转移。但即便如此,要切断传染链仍然比在人口集聚的城市容易得多。欧洲国家中后来有富人往郊区去居住的风气,也是由于当时城市中疫病盛行,被富人视为不适合人居的缘故。

一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中国式相对分散居住且“人不离土”的乡村生活,仍然表现出较便捷与较持久的抗疫韧性。在中国,疫情发生时正值春节期间,遍布各大城市的农民工中的绝大部分已回到乡村过年。这极大减轻了中国大城市抗疫的人口与社会压力。疫情袭来时,尽管各自然村之间早已通过“村村通”公路连接在一起,但在村委会的组织下,各自然村均通过在进出路口设置路障等简单方式,获得了与城市封闭社区同样的效果,从而隔绝了传染链路由城市向乡村,以及在乡村之间蔓延。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稳健,在鼓励农民进城的同时,保留了他们在乡村的责任田与自留地,且大部分田地仍然在种植粮食和四季蔬菜,因此,疫情最严峻的时候绝大部分农民仍然可以在一定时间段内实现自我供给。这一切,使得中国农村一度成为疫情期间最后一块净土。一直到2020年年底,才有关于城市或机场边缘少数农村村落被疫情侵入的报道。

因此,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人类理应对传统的一味强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城市化道路进行反思。但是,总体上看,经济与资本的内驱力仍然使得“大城市化”主张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以至于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张逐步让位于城市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城市化复次让位于“大城市经济圈”,建设超大规模城市群,成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新主张”。在中国利用举国体制几近战胜疫情并重新关注经济增长之际,一些有强大影响力的学者型官员,仍然在力推“大城市经济圈”进入国家新规划。其实,更周全的做法是,未来的城市化设计,一定要考虑到一旦发生更大的流行性瘟疫时,能否进行有效应对,一定要注意到在中国实际国情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同步推进。好在决策者仍然非常清醒。

其次是科学技术。在关于城市与疫病之间关系的反思中,麦克尼尔把城市能否可持续发展,归结为“技术与疫病”之间竞赛的结果。正因为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某些传统疫病不再对人类构成威胁,有的疫病如天花甚至已经宣告“被消灭”,这让人类在与瘟疫的斗争中越来越自信。正如麦克尼尔所言,“成功是巨大的,以至于到20世纪下半期,专家们倡议要把威胁人类的传染病从地球上清除出去,并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目标”。

然而,对科技的盲目自信是站不住脚的,且医学科技的发展本身有可能成为疫病大流行的帮凶之一。

从历史上看,由于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病毒密布的世界之中,加之病毒的进化速度比任何生物体都快,因此,尽管在对抗瘟疫大流行方面人类已经积累起一套具有共性的基础性手段,但在对抗特定病毒,尤其是变异病毒或新出现病毒所造成的流行性瘟疫的科技,总是在大瘟疫流行之中甚至之后才出现的。而此时大流行已经对人类构成了惨烈的加害。也就是说,从人类的角度看,科技是追在疫病这个魔鬼的后面跑。而且,即使有幸追赶上这个魔鬼,它的变体或另一个新魔鬼可能又出现了。只要这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局面得不到根本改观,就不能对已有科技成果过于自信。

为了解决“科技总是落后于疫病”这一问题,科学家只好采取这样的手段:一是主动去发现新的病毒;二是用生物工程方法,主动研究原有病毒可能产生变异的方法与途径。这两种手段,都是为了提前研究出预防和治疗技术。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目前,各主要国家都创建了各种生物学研究机构与实验室。

然而,这样做对人类的危险性不言而喻。当病毒学家深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沼泽地和洞穴,去采集寄生在蝙蝠、鸟类等各种动物身上可能携带的新病毒时,实际上是将这些新病毒带出了其传统栖息范围,带入了人类的生活圈,增大了新病毒进入人类社会从而导致新的大流行瘟疫的可能性。而对原有病毒变异可能性的研究,多倾向于人工干预变异过程以探索其与人类免疫系统之间的“亲和力”,由此产生的病毒变种可能毒性更强、传染性更甚。尽管无论是探索新病毒还是对原有病毒进行生物学“改造”,都是在安全防护非常到位的实验室里进行的,但人们并不能保证不会发生实验室泄露这样的事。

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巴里(John M.Barry)在《大流感》一书中引用专家观点指出,最早发现于1997年的甲型H5N1流感(以下简称“H5N1”)病毒,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死亡率最高的病毒之一。美国国家生物技术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保尔•凯姆(Paul Kaim)断言:“我想不出来另一种像这个(H5N1病毒)一样可怕的致病微生物。”英国病毒学、流行病学专家约翰•奥克斯福特曾担心,H5N1可能会制造出人类的“末世瘟疫”,导致人类大规模灭绝。为了提前预防H5N1病毒可能的变异给人类造成的大瘟疫,自2011年始,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的荣•费奇(Ron Fouchier)一直在人工干预H5N1病毒变异。他发现,在一定的路径下,只要经过5次变异,H5N1便可适应在哺乳动物间传播。这项研究结果原本要发表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但被美国国家生物技术安全顾问委员会制止。因为他们担心,一旦H5N1病毒变体的方法被别有用心的人掌握并付诸行动,人类将真有可能面临“末日瘟疫”!针对此类情况,2017218日,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明确提出警告:下一场全球暴发的流行病可能由恐怖分子策动。如果恐怖分子通过基因工程合成天花流感病毒,或是合成一种强传染力且致命的流感病毒,便能杀死数千万人!

实际上,正如前述,这种生物学技术导致灾难的可能性,并不只是来自恐怖分子,还可能来自于有严密安全防护体系的国家实验室。根据《今日美国》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在美国的实验室里,有数百人意外接触致命微生物,这可能导致直接接触感染致命病毒,而病毒又从这些人传播到社区,造成流行病。仅过去10年,美国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就发生了400余起事故,而生物实验室的安全是美国监管机构面临的最大风险。鉴于频繁发生的实验室意外,英国皇家协会前任会长马丁•里斯(Martin Rees)在2006年曾提出一条著名的预言:“到了2020年,一场生物学差错(Bio-error)或者生物恐怖袭击就将杀死100万人!”巧合的是,始于2020年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至今已超200万人。尽管主流科学家几乎都认为,病毒来源于自然界,但目前政界中存在的指责以及学界中存在的争议,都充分暴露出潜存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与不信任。

这场疫情首先再度提醒我们,人类不能被科技发展带来的自信蒙住了自己的双眼。麦克尼尔反复强调:“技术和疾病之间的竞赛绝不会出现一边倒的结局,而且就生态关系的性质而言,也从不会如此。”尤其要看到,科技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实现扩张的一种手段。如果这种扩张手段仍然是按历史的惯性,主张侵入微寄生物传统栖息地,仍然对人类生态系统进行破坏性探索,那么,就会如麦克尼尔所言,“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它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中解脱出来”。这里所谓的“生态龛”,就是“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人类对自然的巨寄生关系”。也就是说,人类如果借助科技手段一味去向自然扩张索取,那么,科技越发达,人类作为自然的病毒性质就越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而自然与生态系统也会一如既往以微生物引发的流行性大瘟疫来抵抗人类。此时,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可能不是福而是祸,不仅不能防止瘟疫,甚至还可能引来瘟疫。也正因此,在此次疫情过后,人类科技手段越发达,就越需要对自然保持敬畏之心,越需要一套统一的关于生物科技与医药科技发展的伦理约束规则。否则,科技只会助推人类可能因一场“末日瘟疫”而走向终结的宿命!

 

关于瘟疫对中国文明的形塑,上文已有涉及。这里,笔者想简单阐述一个观点:从历史上看,中国在面对瘟疫时的表现不仅无愧于世界,而且有功于人类。相反,西方对于世界各“边缘”文明区,却有极深的“原罪”!

在历史上,与欧洲文明相比较,中国人应对瘟疫,总体上表现是成功的。这点可以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增长的对比中得到确认。从汉代到宋代中间近七百年时间,中国人口经历了从气候相对温和且疫病较少的北方,向气候湿热、疫病丛生的南方扩张与迁移的过程。这一时期,中国不断暴发较大规模瘟疫,加之巨寄生关系内部矛盾产生的战乱,因此,中国人口增长与欧洲人口一样,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停滞甚至经常性下降的时期。但是,很快,中国人口进入迅速增长阶段,到1200年,这个国家的人口已达约1亿左右,而欧洲国家人口仍然维持在原有水平。究其原因,麦克尼尔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有“比西方更成功的微型和巨型寄生关系之间的平衡”。

中国人面对瘟疫的智慧,还成功地保存并发展了中国特有的儒家文明形态。上文指出过,中国人从北方向南方迁徙时面对瘟疫流行所造成的痛苦,也曾令来自异域、面向来世的佛教文化在中国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但是,中国在适应微型和巨型寄生关系变化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使得一度“作为国教(a religion of state)的佛教被复兴且更加完善的儒教所取代”。当然,“佛教继续在中国存在,主要吸引农民和其他无教养阶级。但胜利的儒教把最初吸引宫廷的佛教的形而上的理念吸收并融入自身”。这一状况,“与外来的疾病在中国人血液中引发并维持的抗体有相似的机理”。也就是说,“吸收到官方儒教中的新原则构成了道德和智力上的抗体,以抵御佛教的(或其他外来宗教的)拯救之路继续对卑微和无教养阶层所产生的诱惑”。

那么,中国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中国人在防疫与抗疫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中医及传统中国生活方式,可以提供些许线索。

从汉代到宋代,中国人在南迁过程中,一直在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学者萧璠认为,汉宋间中国人对于南方地理环境有非常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南方常见疫病的分布,更有着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在汉宋间文献中,中国南方可辨识的常见疫病主要是疟疾、血吸虫病、恙虫病和丝虫病等。反映在医学进步上,在这期间,也同时出现了一批以防治疫病为主要内容的医学经典书籍。比如,隋朝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一书,专门研究各种疫疠及其传染机理和特性,几乎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建立起中国传染病分类标准。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葛洪所著的《肘后方》、陶弘景所著的《本草经》、释继洪所著的《治瘴说》及《治瘴继说》等等,都从实践中总结出诸多防治南方疫病的验方。包括用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就见于《肘后方》中。所以,萧璠总结认为,“到宋代为止,古代中国人确实已经发展出了有效的物理抗疟疗法,即针刺及药物疗法,发现了抗疟生药的有效品种”。这一结论与麦克尼尔是一致的。麦克尼尔也写道:“热病,包括定期复发的疟疾类热病,在中国古代的医学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中国19世纪的本草学提到几种有效的退烧剂,甚至在欧洲医生的眼中,其有效性也可与进口的奎宁(Quinine)并驾齐驱。”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科研人员基于中国古方提炼出了青蒿素,为世界范围内最终征服热带疫病疟疾做出了关键性贡献。

中国人对世界抗疫研究的另一项独特贡献是疫苗的发明。麦克尼尔认为,西方最早的“人工免疫”,是“把感染天花的棉花棒插入鼻孔这一更加完善的中国接种法,于1700年传到伦敦”。据马伯英考证,11世纪前后四川及河南一带,已有人实行种人痘法。这源于清代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11世纪时,峨眉山人曾为北宋太平宰相王旦之子接种。到16世纪中叶,种痘术已非常成熟且流行开来。到了清代,则逐渐形成了“痘师”这样一种职业,并且出现了不少有关接种的专业医书。而种痘传到西方则是18世纪的事,当然后来被现代医学改造成为成熟的疫苗接种技术。但无论如何,现代疫苗技术的源头的确来自于中国。

在传统中医之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与疫病之间获得平衡的另一原因。我们知道,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霍乱一直是造成欧洲人口大规模死亡的瘟疫之一。在对抗霍乱蔓延的过程中,欧洲城市于19世纪末开始进行饮水供应和下水道系统的改造。尽管中国也一直有霍乱在极小的局部地区零星发生的记录,但一直未酿成大流行。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古代中国人就形成了饮用开水与入口熟食的习惯。水与食物在经过高温烹煮之后,其中的微寄生物几乎都被杀灭了。正因此,尽管中国新型城市供水系统是从欧洲传过来的,但中国早期城市能够免于大规模霍乱的流行,就与饮用开水与吃熟食的生活方式相关。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在早期进化及后来南迁的过程中,在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养成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之心,后来转化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生存哲学。《周易》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甚至也构成了传统中国医学的基础,即中国传统医学认为,人之所以得病,就是违背天时的结果;而顺了天时即自然,人也就不会得病。所以,“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

也是在这种“天人合一”生存哲学主导下,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并非扩张性的,而是非常有节制。如孟子所言:“不违农时,谷不胜食也;数罟不入跨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中国人认为人只要尊重自然,自然也会回馈于人。也正因为中国人的节制,使得人类作为自然的巨寄生物,与病毒作为人类的微寄生物之间在多数时间内达成均衡,疫病很少成为大流行瘟疫,所以,中国人口增长得很快,这反过来又在客观上要求更大的自然生存空间。如果处理不好,仍然会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为此,尽管这中间也发生过巨寄生系统与微寄生系统之间的矛盾,包括以压减人口规模为代价的残酷的战争与瘟疫,但同时中国人更是主动在有限的土地上发展起了精耕农业,以及以“抑豪强,扶弱者”为关键特征之一的儒家文化以求达到公平分配,实质上都是想以对自然系统最小的索取,最大限度养活更多的人。所以,在许倬云看来,“可能因为中国文化以精耕农业文化为主,中国需从天地与自然讨生活,而向来自视为宇宙秩序的一分子,并对天地抱着尊敬的态度。敬畏自然界的风、霜、雨、雪,视江、湖、树、石为神明”。

麦克尼尔还注意到,整个17世纪,“中国人口翻了一倍还多,从1700年的约1.5亿增长到1794年的约3.13亿”。“相比之下,欧洲人口似乎微不足道,到1800年时仅为约1.52亿。并且,中国爆发性的人口增长波及全国,而欧洲的人口增长只在边缘地区才比较明显”。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已经在微寄生系统与巨寄生系统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平衡。尽管局部地区仍然不时有小规模疫病流行,但总体上看,中国人传统精细农业已发展到极高的高度,摆脱了对自然的过分侵蚀。而“在其他地方,类似潜能被许多抵消性的环境因素遮盖了”。“事实上,面对新的生态平衡,世界各地的农民也有同样反应,可这种反应却一直等到19世纪和20世纪,当政治安定和农业增产的可能性同时出现的时候才发生。而中国则早了一个多世纪。”“只有在中国,太平盛世才被持久地维持,对税收和租金的传统限制继续被严格遵守,这种情况下,损坏性或破坏性的巨寄生关系也就很少了。”麦克尼尔进一步把原因延伸到中国文化与中国体制。“中国在这方面的早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片土地上,自古就习惯于把帝国中央集权看作唯一正当的政权形式,政治统一的实现显得尤为容易;此外格外重视家庭传承的儒家传统,肯定有助于中国人口更早和更剧烈的增长。”

在历史上,中国相对于欧美,更少暴发大流行瘟疫,更没有哪一次世界范围的特大瘟疫是从中国发端的。一般认为,造成人类大量死亡的大规模瘟疫有三次:中世纪的“黑死病”、17世纪的天花,以及1918年的大流感。其中,造成“黑死病”的鼠疫杆菌源于欧亚大草原上穴居的啮齿类动物,由蒙古人在14世纪征战欧洲时带入;天花则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从公元6世纪开始周期性肆虐于欧洲,距今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就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天花病例;而1918年的大流感,现代医学发展起来的流行病学调查则明确指向了起源于美国堪萨斯州军营,并随美国军队登陆法国而扩散开来。

反观西方,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在欧洲人以扩张和掠夺为目的的殖民运动中,人走到哪里,就把病毒带到哪里,并在非洲、美洲和大洋洲造成种族和文明的灭绝。

关于欧洲殖民者所携带病毒如何“征服”美洲大陆,前有所述。戴蒙德在其著述中还“轻描淡写”地概述了欧洲殖民者是如何“征服”大洋洲的。他写道:“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这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的累计死亡率在50%和 100%之间。”对此,麦克尼尔甚至用了“清空”(clean)一词:“当疫病清空了美洲印第安人、太平洋岛民和澳大利亚人以及霍屯督人的土地之后,在这些大片土地上,欧洲人由于控制了环球航海和其他交通工具,掌握了更多为那些被疾病毁灭大半人口的土著所无法掌握的技术手段,而居于唯一有能力殖民的地位。”

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以病毒来大规模杀死殖民地原居民,并非欧美殖民者“无心之过”,而是有意识地将病毒造成的瘟疫作为“武器”来使用。《剑桥美国经济史》记载:“由于缺乏食物、当地人内部的分裂以及天花疫病的流行,致使北美土著人在1765年结束了对殖民者的进攻。天花疫病的流传是英国人蓄意造成的,是他们在匹兹堡分发带菌的毛毯引发的。”这一点,同样得到麦克尼尔的承认:“天花在印第安人当中的肆虐可能被蓄意的细菌战推波助澜。比如,1763年阿姆赫斯特勋爵命令把感染了天花的毛毡分发给敌对的部落,命令确实被执行。”也因此,麦克尼尔在设想人类与瘟疫之间互动的未来前景时,仍然十分忧虑:“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隐患,那就是为置敌人于死地,有意在敌方有效传播致命病原体的生物学研究,有可能在部分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酿成疫病灾难。”

欧美殖民者在用瘟疫大规模消灭新大陆原住民的同时,也摧毁了文明的多样性,因为在殖民者所携带病毒导致的大规模人口灭绝面前,原住民原有的信仰与价值观很快在绝望与震惊中崩溃了。麦克尼尔写道:“生活在这个全球性人口增长的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这种没顶之灾的恐怖情景。即使不像曼丹人和卡亚普人那样彻底消失,而像墨西哥和秘鲁所发生的那样,于120年内(即56代人)人口减损90%,也会带来严重的心理和文化后果:对既有制度和观念的信仰很难经得起如此强烈的冲击,技术和知识亦随之消失。”“面对无情蹂躏印第安人的可怕疫病,殖民者却几乎置之度外”,这不能不让土著印第安人接受入侵者的观点,他们自己的“诸神和基督徒的上帝似乎达成共识,一起庇佑白人侵略者和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对印第安人却是毫不宽恕的严厉”。于是,绝望与迷茫中的印第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抛弃自己的文明、信仰与价值观,“权威崩溃,诸神让路”,选择对白种人的基督教文明的群体性皈依。

再回观历史,我们还发现,欧美每一次大规模瘟疫暴发,总是试图寻找外部的“替罪羊”。

以中世纪臭名昭著的“黑死病”为例。疫病造成了大规模社会恐慌。欧洲统治者与百姓竟然认定犹太人是造成疫病的源头,并且仍然在暗中不断传播病毒,于是,整个欧洲几乎都发起了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麦克尼尔写道:“当时犹太人因被社会认定是传播鼠疫的罪魁祸首而遭到普遍谴责。如果记载可信的话,他们的仪式对于参与者来说简直就是杀戮。”麦克尼尔所谓的“仪式”,就是通过群众性聚会公开对犹太人进行疯狂刑罚与屠杀。正是由于西欧社会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与攻击,“加快了欧洲犹太人口中心东移的步伐”。

1918年的大流感,首先在美国暴发。然而,在病毒溯源问题上,尽管当时已有较为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医学研究机构,但美国人首先把病毒起源地锁定在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与猪和禽类密切接触的人群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病毒从动物传给人类的机会也增多了”。好在领衔病毒溯源项目的美国医学会《传染病杂志》主编乔丹博士是个严肃而客观的科学家。他所带领的团队经过认真审慎的研究后,最后终于得出结论:美国本土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是此次大流感的起源地。尽管人们对这一结论仍然有争议,仍然有人想“甩锅于中国”,但正如约翰•巴里所言,此结论与现在掌握的所有证据相一致!

此刻距离1918年大流感已过去百年。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今天似乎又在重演。中国较早发现新冠肺炎病毒,并且在武汉形成较大范围流行,而中国又在世界上最早控制住了病毒更大规模的扩散。究其原因,仍然与麦克尼尔所言之“儒家文化”及“中央集权”有深刻的关联。但是,与历史上一样,欧美政客们仍然以其惯有的傲慢,甚至无视科学家的专业意见,在未经医学界进行严谨的病毒学溯源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把病毒的源头指向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大流行,也再度与历史上的情形相似,非但没有使国际社会更加紧密团结共同抗疫,相反,与“隔离”(quarantine)这个对抗疫病特有的也是最原始的手段一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隔膜:经济上呈现出向国家内部的自我循环收缩;文明与文化上各自均声称“自己的”更具优势,“对方的”正在衰落而走向更加封闭;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则走向相互攻讦甚至对抗。

这一切,让人不由得再度想起杜兰特(Will Durant)那句心灰意冷的反诘:“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归根到底,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它浩瀚无涯的过去只是错误的一再上演,而这些错误注定要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

 

以下,对本文进行小结。

地球上存在三类寄生关系:病毒作为人的寄生物,人作为自然的寄生物,以及统治阶层作为人类社会的寄生物。正常情况下,寄生物与宿主之间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后有可能达成某种平衡,三种寄生关系之间也可能达成某种平衡。但如果三种寄生关系出现失衡,新寄生物入侵或原寄生物在宿主体内过度扩张——无论是病毒在人体内的扩张,或是人类在自然系统内的扩张,还是统治阶层在剩余产品有限的人类社会内的扩张,都会导致后者出现“疫病”,同时也会激活后者的“免疫”系统。这其中,瘟疫就是作为自然的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当人类以其扩张性行为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时,病毒这一人类的寄生物,就以瘟疫的形式发作,作为生态系统的武器,对抗人类的无休止扩张,并以此强制性达成微寄生关系与巨寄生关系之间的再平衡。而另一种“巨寄生关系”,即统治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文明,则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免疫系统的一部分,抵抗瘟疫及异族或自然灾害对共同体安全的威胁,其本身也是在与瘟疫对抗的历史中被形塑的。

通过较为系统地回顾历史上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形塑之后,我们认为,与历史上历次瘟疫大流行一致,2020年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事件仍然是一种失衡的结果,也是自然系统强制纠偏的一种惯用方法。如果人类不能从此视角进行彻底反省,寻找一条环境友好型发展之路,那么,即使这一场大瘟疫最后被遏制,下一场更大的瘟疫又会在酝酿之中。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事件中不同文明的应对方式不同,这种不同将有可能进一步整合边缘文明,但主体文明间的差异可能会被强化。欧美文明可能借势扩张,必要时不排除以战争形式;东亚文明可能一如既往保持内敛品质,但与欧美文明会更加渐行渐远。如果欧美制度与文明主动东扩,对东亚尤其对中国形成挤压,未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可能不可避免。“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国如果能始终坚持探索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且在这一模式下能够保持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官僚阶层与普罗大众之间关系的和谐,就有可能给屡次重蹈历史性错误的世界带来些许希望。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發布原載《開放時代》2021年第2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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