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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盲人摸象、削足適履與刻舟求劍:制約知識生產的認識論根源
  发布时间: 2021-02-06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认知是人类获取与处理外部信息的活动,一旦系统化为认识论,就成为认知世界的一种固化范式,规训着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视角、范围、方法和价值判断,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学术研究的行动者,大多都会沿着该范式开辟出来的认知道路获取与加工信息,以此为依据展开日常生活或知识生产。

 

一、学科细分与盲人摸象

学科体系的演化过程由分化细化与交叉整合两种反向运动构成,但总体趋势是从综合到细分。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行的学科体系都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近代以来不断分化细化的结果。在17世纪以前,欧洲的知识体系也是综合性的,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当时不存在学科分类。在17世纪,欧洲开始了第一次知识体系的分化,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力学等逐渐从综合性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到了19世纪前后,诞生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等现在称之为人文学科或者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这些学科从知识体系中又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20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学科的交叉综合越来越频繁。这大致是西方的学科体系演化脉络。

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迥然相异于西方,但在早期也是综合性的,如墨子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同时,商周开始形成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礼仪、音乐、骑射、驾驭、书法、数学,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当时只有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贵族的子女才能接受教育,他们接受的教育内容就是“六艺”。“六艺”是中国最早的知识体系的分类。这套知识分类模式在隋唐建立起科举考试制度以后趋于制度化。科举考试包括以下几科:进士科考试以杂文、诗赋和策论为主,涉及文学和政论;明经科以“五经”为主;明法科以律令为主;明书科以书法为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大致上可分成五类,即文学、政论、法律、数学、书法。我国现行的学科体制和知识分类,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精英们把欧洲、日本、北美的现代学科体系引进高校建立起来的。

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和学者队伍的逐渐扩大,学科越来越分化和细化,目的是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攻克更加困难的学术难题,然而其结果在许多情况下适得其反。知识生产的细分往往造成知识的碎片化、学者视野的狭窄化,致使拥有全局眼光的人越来越少,各个细分的学科的专家只会从其学科的角度审视研究对象或研究论题。纵然学者繁忙如蚂蚁,但多数因盲人摸象而众说纷纭、各执一端,纵然不能认定其所生产的知识全为虚假的、荒谬的,但往往是片面的、无效的,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正确知识。

 

二、范式僵化与削足适履

在各项职业中,学者的职业训练周期大概是最长的。之所以耗费如此之长的时间,不是因为实验、调查、写作等技术、技巧的训练需要,而是要规训某一学科、领域或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信仰、价值和技术集合而成的范式(paradigm)。“范式是某一科学领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被用于界定应该研究什么,提出什么问题,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解释所获得的答案。”

不仅如此,范式往往成为某一时期或某一学派的学者群所共享的价值、共同遵守的规则,是共同体的凝聚力所在,甚至是一些学者崇高地位和声望的根基。许多学者对范式持有信仰式的非理性膜拜心态,形成高度的依赖性和盲从性;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觉察到范式的缺陷和问题,但因畏惧权威,担心招惹众怒而选择随声附和或者三缄其口。

尽管范式的建构是学术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和标志,但建构一旦完成就获得了保守性和排他性,引导学者们批量化生产同质化的知识。当范式遭遇无法解释的事实或其解释的信度明显不足时,研究者们一般不会轻易怀疑范式本身,而会怀疑其所获得的事实信息有误或研究操作过程是否存在偏差,其中一些人则有意或无意地削足适履,通过择取、裁剪等办法扭曲事实以满足范式的规范和要求,其所生产出的知识的可靠性可想而知。

为此,自觉建立学术反思意识,警惕被学术范式“绑架”,及时掀起范式革命,才能创生出创造性知识生产的空间和机会。

 

三、墨守成规与刻舟求剑

辩证法最重要的贡献是揭示世界的变化性和运动性,提供运用变化的视角看待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人的老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有两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世界处于不断变化、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之中,人们看待世界、研究世界的眼光和方法也得与时俱进。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观念、态度未必都能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用旧眼光看待新事物的人和事屡见不鲜,在彼时形成的思维方式与此时的生活世界之间难免存在一定的张力。在科学研究领域,各学术范式都是面对彼时的世界,为了解释彼时的自然和社会而创建的,而范式一旦形成就带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延续性。如果面对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研究对象却未能适时探索与建构新的学术范式,仍然刻舟求剑地沿用既有的旧范式进行研究,就会形成科学研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巨大张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经常出现学术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生活的现象。如中国民族学的许多研究至今仍然沿用欧洲学界在研究殖民地时发展出来的初民社会范式来研究深受现代性影响的当下中国少数民族,其所生产的知识的有效性是需要大打折扣的。

与时俱进不仅是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之必需,更是开展有效学术研究的前提。相对于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而言,学术研究的与时俱进更为艰难。因为学术研究仅有新思想、新观点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系统化的理论、方法和工具,而思想观点、话语表述、研究方法及工作的系统化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程,特别是以人及其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更难一蹴而就,学术范式与社会生活的滞后性越发明显。

如何弥合学术范式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张力?费孝通的“从实求知”或许是最简便易行的路径,当然可能得再加上把“先见”悬置起来的现象学方法。

 

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发布原载《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专题: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笔谈)”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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