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论坛的主题，我把它解读为是要在研究中注重经验对象内在的人文性。无论是研究当下的社会世界，还是过去的历史世界，都应如此。过去二十多年间，我因偶然的缘故而与中国革命史研究结缘。在我看来，革命并不是只能运用一些普适“变量”来加以解释的经验对象，而是一个需要深入理解的充满人文性的特殊意义世界。我想借此机会谈谈研究中触及的一些相关问题，特别是在革命史中或隐或显地蕴含着的“中国哲学”问题。借用郑振满老师提到的一个说法，算是和论坛主题对下“口型”吧。再说个题外话，我在标题中给“中国哲学”打了引号，是考虑到哲学背景的与会专家也许不认为我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哲学”问题。听了他们的发言我才知道，原来“中国哲学”这个提法在哲学界本来就是个“问题”。不过，我的用意并非要质疑“中国哲学”本身的正当性。
我研究共产党革命的经验切入点主要是北方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谈到土改，值得一提的是一部经典名著——韩丁的《翻身》。这个美国人当年以观察员的身份亲历了山西张庄的土改与整党，并在其笔记基础上最终写成了这一部传世之作。他的文笔非常好，《翻身》这部作品出版后也非常流行。记得多年前我刚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就读时，有一次在电梯里碰到林恩·亨特教授，寒暄时她问起我的研究兴趣，我回答说“中国革命”。这位法国革命史专家马上脱口而出：“我知道，fanshen！（翻身）”看来，她对这个中国式表述印象深刻。韩丁当年非常敏锐地抓住了“翻身”这个带着浓重乡土气的词汇，通过它生动地传递了中共革命独特的精神气质。
当然，韩丁把“翻身”视为中国革命创造出的全新词汇，事实上并非如此。应该说，“翻身”是一个具有民间宗教意味的传统表述，不过在革命中被赋予了新的意涵。而且，“翻身”这个说法也不是在土改中才被人们使用。最近我看史料，偶然发现陈独秀在1920年的一篇谈政治的短文中就使用过这个表达。不过，今天我们感觉这个词仿佛就是和土改以及中共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至于它的内涵，似乎不是那么容易讲清楚。往简单里说，它指的是农民参与农村阶级斗争，并分得田地、房屋及“浮财”等“斗争果实”的过程，即主要是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韩丁本人对“翻身”的解读，当然要比这个更深入、更丰富。他认为，对于中国几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说，这个词“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韩丁没有提到的是，除了“翻身”之外，华北土改还有另外一个相关联的重要表达——“翻心”。这个说法经常是和诉苦联系在一起的。土改中为什么要搞诉苦？就是在想办法促使已经翻身的或者说准备要让他翻身的那些人在精神上有一个翻转性的变化，所谓“苦就是理”。中国的土改中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奇怪，在一些地方，比如陕北，你把土地分给农民，好些人是不要的。有的人只是因为政府分给了，不能不要，但是白天要了，晚上又退回去，或者说，明着要，暗里又退回去了。这些举动说明什么？在普通农民的精神世界里面，土地并不是一个赤裸裸的物品，而是连带着一套价值观、世界观的。他之所以不要，当然也可能有很现实的考虑，就是担心敌人反攻倒算，如在山东就特别明显，但是，我想在此之外还有一个在价值上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所以，在北方土改中就特别强调要让农民“翻心”。比如，当时晋西北就有“刨树要刨根，翻身要翻心”的宣传口号。
十多年前，我从土改史料中将“翻心”这个说法重新发掘出来，以揭示中国革命实践的一个极具人文性的特征：重“心”。即使是在土改这样看似高度物质取向的运动中也是如此。我们知道，重“心”是中国悠久的思想传统。这里，我仅引用南宋理学大家张栻的一句话作为佐证：“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这位当年与朱熹齐名的南轩先生，曾在潭州（今长沙）创办城南书院，并在那里讲学。七百多年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建在城南书院旧址。青年毛泽东在此就读时，曾写下过“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的豪言。多年后，他领导下的共产党革命也特别注重“翻心”“思想改造”“灵魂深处闹革命”。当然，这里我不是暗示青年毛泽东直承了张南轩的心学。毋宁说，他在思想上直接地是受到杨昌济等“一师”老师们的熏陶。杨昌济本人就是一位特重“心力”的思想者。
与“翻身”不同，“翻心”这个说法应该是中国革命中创造出来的新词汇。身／心是中国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土改中诸如“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之类的思想发动口号，实际上遵循着“心者身之主”的传统中国思想逻辑。换句话说，人们比照“翻身”而创造出“翻心”这个新的革命词汇，恰恰展示出“中国哲学”对革命实践的深刻影响。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还想简单讨论一下革命史研究中的另一类“中国哲学”问题。它不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生成的表述，而是隐含在革命实践中的“逻辑”或“理性”。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我觉得研究革命史和研究其他历史是一样的。我听刘志伟老师讲社会经济史研究心得的时候特别有触动，他会去追问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经济史具有特点的形态、类型是什么样子的，那就是“食货”经济。进而，我们要去追问，“食货”经济的内在“理性”是什么？我们研究中国革命史，其实也会有内在的一个追问，就是要去探究其“逻辑”是什么。
今天我们对“农村包围城市”这句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经典表述早已耳熟能详。它清晰地道出了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差异所在。然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前夕，这一基于革命实践的概括在许多人眼中还完全是“离经叛道”的。这里举一个例子。1948年4月，托派杂志《新声》的编者曾就中国共产党能否取得政权发表看法：
中共的基本政治路线，既已脱离城市无产阶级而专在农村作军事冒险，作游击战，希图根据农村来夺取城市，那就命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了。
中共致命弱点的根源，正在它背离了无产阶级而依靠在农民身上，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我们可预言：中共未来的命运，同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命运一样，将被放进同一历史的档案中。
诸如此类貌似“正统”的左派观点反衬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异端”色彩。的确，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既不曾在马克思主义典籍中有过记载，也不曾在俄国十月革命中有过示范的。然而，中国共产党成功夺取全国政权的事实，无情驳斥了那种貌似“正统”的教条主义观点。
那么，值得追问的是，中国革命道路之“事”背后的“理”是什么呢？让我们把时间向前推到1938年。这一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结论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差异。他指出，在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普遍的革命原则下，革命政党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里特别请大家注意：“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敢于提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论断，当然是基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其理据则是所谓革命的原则与表现的辩证法。抽象的“原则”是同一个，但具体的“表现”却可以各不相同，乃至可以“走相反的道路”。
我想进而提出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中展现的这种道路自信，背后实际上有一种思维方式或思想方法在主导。它构成了走自己的路的“理”。这个“理”就是他提到的原则同一（普遍）而表现各异（特殊）。这从何而来呢？前几年我做过一个研究，试图表明这一思想方法乃是传承自朱熹阐发的“理一分殊”论。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不能展开了。我认为，“理一分殊”与“实事求是”共同构成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两个思想支点。当然，与“实事求是”不同，毛泽东本人从未采用过“理一分殊”这一表述。我认为，沿着“理一分殊”的思想逻辑，我们才能理解中国革命，才能真正触及中国革命实践的内在“理性”问题。
这个“理性”多少有点像布迪厄所谓“实践逻辑”，但它似乎又是某种高度形而上的先验性存在，并成为革命行动者（特别是领导者）的战略性思维方式。可是，你说它完全是先验的，又不对。这种思维方式是在曲折而复杂的革命与战争实践过程中才逐渐激发出来的，并逐渐成为“理论”自觉。换句话说，理在事中，即事才能理明。它好像是主观的，又好像是客观的。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我想提出来向各位老师求教的问题。
李放春：重庆大学共和国研究中心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发布，原载《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专题：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笔谈）”，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