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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 什麼是“中國”?——經濟史中的“微觀”研究
  发布时间: 2020-12-25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我今天圆桌会议发言的题目是《什么是“中国”——经济史中的“微观”研究》。这个题目是我在过去几十年做研究中始终在考虑的问题。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但是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却很少被关注。在文化上、政治上可以说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就是个明确的概念。但是就经济史来说这个问题却很大。这是因为中国广土众民各地经济状况千差万别很难一概而论。

这里我就以昨天和文凯和陈志武两位讲到的一个问题——“清代中国的识字率”——作为由头讲起。众所周知教育与经济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劳动者必须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才能比较容易地学习和掌握近代生产技术。识字教育是初等教育的起点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群体识字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社会或者群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因此识字率问题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说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主要特点是高度重视正规教育。教育有各种各样正规教育就是读书学习识字和写作。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但是虽然有这个特点实际的情况又如何呢

这里我要问一问什么是清代的“中国的识字率”这个“中国的识字率”到底是中国某一个地区的识字率还是中国全国的识字率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没有做过任何关于识字率的调查所以现在我们所讲到的清代中国的识字率都只是一些学者进行的估计。和、陈两位都谈到罗友枝(Evelyn Kawski)等学者关于18-19世纪中国识字率的估计。他们的估计是在1970年代做的结论是“拥有某种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30%45%而女性只占2%10%”。这是对全中国识字率所作的估数我在关于明清江南教育的文章中也引用过这个估数。但罗友枝等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第一手研究而是通过参考近代调查所得识字比例侧重考察科举制度、教育制度、书籍出版等问题间接推断出来的清代识字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可靠的清代识字率的数字是港英政府1911年在香港新界地区做的统计。189869英国政府与清政府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从中国强行租借了广东省新安县境内由九龙界线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土地连同附近233个岛屿为期99年。1911年时新界基本上还是一个农村地区。根据港英政府做的这个统计当时香港新界北区男子识字率是42%-56%南区是51%-60%。这里说的“识字”其实只是认字而并不是能写文章或读比较困难的书与罗友枝说的“拥有某种读写能力”意思相近。由此而言我们看到罗友枝所得出的18-19世纪中国识字率虽然低于清末香港新界地区但很可能接近珠三角地区的识字率。

广东之外的识字率有一些20世纪前半期的调查数字。在我所看到的材料中比较可靠的是毛泽东1930年在赣南寻乌县进行的调查(即《寻乌调查》)所得到的数字。当时寻乌县有12万人有150所初级小学(1-3年级)7所高小(4-6年级)没有中学。赣南是一个很穷困的地区寻乌县大约3%的土地是河谷平原其他97%是山地和丘陵。但是在寻乌县全部人口的识字率达到40%。其中女子识字率不过300几乎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因此男子的识字率达到80%。这个数字很让我吃惊。毛泽东说的“识字”的标准其下限是识200个字及以上大体相当于罗友枝所说的“拥有某种读写能力”。对经济史研究来说能识200个字有很大意义。一个农民认识200个字就可以看懂自己的名字、简单契约、汉字数字和一些计量单位这是进行最基本的商业活动所必需的。珀金斯说19世纪中国农村已经具有相当的商业知识和才能能够进行一些简单的买卖、借贷、典当、抵押、租佃、雇佣、承包等行为而且知道书面文契的重要性。没有一定的识字能力这些知识和才能是很难获得的。从以上两个例子可见中国东南沿海识字率很高中部贫困山区识字率也不算低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商业化创造了人力资源方面的条件。但是在西北地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到西北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根据194165日的《解放日报》和边区文教主管徐特立提供的数字当时整个边区有200万人仅只有120所小学文盲率达98%小学老师的水平也低得惊人。这不单是因为这里农民穷孩子上不起学实际上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这个地区的政府都试图实行义务教育但农民仍然不愿意让孩子去读书。政府规定如果不让去孩子读书家长要罚款5块大洋。在当地5块大洋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大多数人宁愿缴纳罚款也不愿意让孩子读书。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孩子去上学家里就少了一个劳动力。这导致的超低识字率也是这个地区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

由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东南、中部、西部识字率差别如此之大因此我们不能把广东、赣南、西北任何一个地区的识字率当做全中国的识字率的代表。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什么是中国的识字率这个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无法回答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对各个地区进行“微观”研究然后在以各个地区研究为基础的情况下才能对全国识字率问题进行“宏观”研究。否则所做出的关于全国识字率的任何结论都是有问题的。

这就涉及到我今天要谈的“微观研究”的问题了。微观研究并不等同于地方性研究除了地方性研究之外还包括多方面的研究。比如就识字率问题而言不仅各地的识字率有很大差别而且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职业人群的识字率也差别非常大。识字率是教育的结果过去教育史方面做得比较多的是科举制度下的教育。但这只是精英教育此外还有大众教育。受过科举教育的人群识字率当然很高。而大众教育导致的识字率过去研究很不够主要是因为史料不足只能从地方志、笔记小说等来源收集一些零星的记载来进行研究而这些史料来源因时因地而异不是到处都可以获得的。我搜集到的史料是明清江南的苏州、湖州、杭州、嘉兴的史料这些史料表明在这些地方大众教育在明清时期已经开始普及。在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这里农村的男孩都要去私塾读三年书。但我们仍然无法知道具体识字率有多高只能就更小的地域进行计算。至于其他地方的材料我就不清楚了需要大家去找。因此我只敢就明清江南的情况说事其他地方则不敢瞎猜。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研究江南几十年从来不说江南就是中国。相反我常常说明江南不具有典型性而中国也不仅仅是江南一个地区。在今天在江南地区从直辖市到省级市、地级市再到县级市共有16个各级“市”总人口8000多万。这个地区的人均GDP超过前苏联集团中除捷克外的任何国家可以说已经跨入发达地区的门槛。这样一个地区和我国的西藏、甘肃等地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非常大难道可以说江南能够代表这些地区吗昨天会议上一些学者提到“大分流”的问题。“大分流”理论的提出至今已经有20年了很多学者都指出这个理论有尚不完善之处。我认为确实如此但“大分流”理论中有一点很正确的是研究中国也好欧洲也好不应该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而要打破国家界限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进行研究。这就是“全球史”的主要理念。

现在再回到识字率的问题上。如果从“微观”研究出发我最近在读近代早期英国史专家怀特森(Keith Wrightson)的书觉得他的研究方法很值得参考。他讲到在14世纪后期英国上过某种形式学校的人不超过人口的10%1617世纪英国出现了“教育革命”导致了识字率的明显提高。1642年英国革命爆发国会要求英格兰各教区内的所有成年男性都去签名表示拥护国会。以能否签名为识字与否的标准结果发现不同区域识字率的差别很大。例如在英格兰南部成年男子识字率为90%中部为50%而西部和北部就很低了。不仅如此城镇识字率大大高于农村。此外不管在城市、农村识字率都有明显的社会等级性。在农村比较富裕的自耕农(yeomen)识字率为33%左右卖苦力的雇工(laborers)100%不识字。整个农村里商贩和工匠能够签名的比例为42%而城市里不能签名的商贩和工匠只有28%。就英格兰地区而言只有30%的成年男子能够签自己的名字而70%的成年男子不识字只能画押。这个研究表明:我们研究识字率的问题应当先把这些“微观”问题弄清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到宏观的结论。中国在地域和人口规模上比英国大得多更不能把从某些地区得到的估数当成全国的情况。

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社会经济史研究而且也适用于整个中国史研究。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种“全国平均数”之类的全国性结论有许多因为缺乏坚实的微观研究作为基础因此难以成为评判中国历史状况的重要指标。我们现在亟需进行的工作是对中国历史上各时期、各地区、各行业、各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具体状况进行深入的“微观”研究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进行全国性的“宏观”研究。

进行“微观”研究不仅是我们目前需要做工作而且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有意思的工作。比如就识字率研究而言它所体现的教育水平问题不仅对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而且对政治史、军事史、制度史等的研究都很有意义。例如在政治史和制度史研究中国家决策机制是一个重要课题。国家重大决策由谁来做这是决策机制的关键。我前些日子做了一个关于明代国家决策机制的研究其中讲到在晚明时期国家大政的决策事实上主要由“廷议”进行。这种“廷议”是常设机构由在朝的文官组成但皇室、宦官乃至内阁成员不得参加。他们每月在东华门内开会就国家当前遇到的各种重要问题和重大人事任命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各自解决方法然后投票票决出几条决策送请皇帝批准。当时英国有一个相似的决策机构就是议会。明朝有资格参加廷议的官员都是进士出身。要获得进士功名必须接受长期而严格的儒家教育并经过全国性的公平的考试层层选拔才能取得。因此他们是接受了当时高等教育的人。在这个时期的英国有牛津、剑桥等有限的几所大学是全国高等教育的中心。这些大学虽然也有像牛顿这样的伟大学者但主要进行的还是宗教教育并不比中国的儒家教育高明多少。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个时期中国进士功名获得者和英国大学毕业生都代表了当时两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精英。在晚明100%的廷议官员都拥有进士功名。而在英国1563年国会议员里只有26%上过大学这个比例到1642年增加到50%。也就是说在参与决策者的政治精英的教育程度方面明代中国明显高于英国。在地方上英国有6个县的地方材料表明在1562地方治安官只有5%的人上过大学这个比例到1630年上升到62%。与此大体相当的是明代中国的县巡捕官。明代的县巡捕官一般是从县丞、主簿和典史三者中选出一员来任此工作。嘉靖之后县巡捕官职权逐渐向典史集中。县丞和主簿都是品官通常要有举人的功名方能任职可以说受过高等教育。典史是“群吏之长”即负责统领县的吏员;“其职专掌案牍先署书然后达于上而完署之不然则否”。这句话说县政府(县衙)所有的公文先由各房吏员禀报首领官经过首领官初步处理并签署之后才能上报知县签署实行。必须受过相当的教育才能从事这种工作。典史虽然未入流但也要经过考核才能入选考核的内容依照明代后期的规定包括“刑名、行移、写字”。要能通过这样的考核并非只是接受过识字教育就行的。因此两相比较可以看到在基层政府任职的官员的受教育程度明代中国也比同期的英国高。这样的“微观”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为什么在明清中国一支规模很有限的官员队伍能够相当有效地治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原因之一就是这支队伍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

最后我们再回到清代经济史研究来。经济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充分和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即如吴承明先生所言:“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研究近代以前的中国经济史史料(特别是做计量研究所需的史料)不足是一个严重问题所以我们目前当务之急或者说一个主要任务是努力搜集、发掘地方的各种史料就像刘志伟先生他们做历史人类学研究那样。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微观”研究。在做了相当数量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再做关于全国性的“宏观”研究。如前所说中国广土众民各地区在经济上的差异巨大要做长时段和全国性的经济史研究非常困难。因此就目前而言一个合理的方法是选择若干资料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合适的时期逐个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全国性和长时段的研究。选择一个小地区和短时段进行的研究结论可能是重大的。马克垚先生指出:“西方学者把封建作为一个政治、法律制度概括时所依据的主要是狭小的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地区913世纪的材料。用这些有限的材料概括出简单的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可见以一个小地域作为研究重点构建出一个封建社会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内容是“宏大叙事”。由此而言微观研究只要做得足够好也能变成未来宏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我提倡做“微观”研究并非反对做“宏观”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微观史”(micro-history)提供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微观史研究如果不放进一个大的历史框架之中有可能导致研究的碎片化其所获得的“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古尔迪(Jo Guldi)和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指出:20世纪后期的西方史学界“微观史成为了史学的主流”而“‘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大框架、大过程、大比较——变得愈发不受欢迎”。有感于此他们于2014年发表《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指出“微观史若不与更大的历史叙事相联系不明确交代自身的研究想要推翻什么、坚持什么那就很容易被人称为好古癖。我们希望复兴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既要延续微观史的档案研究优势又须将自身嵌入到更大的宏观叙事”而“微观史档案研究与宏观史框架的完美结合将为历史研究展现了一种新的境界”。由于我们清代经济史研究队伍人数众多如果大部分人都找一个合适的题目进行“微观”研究把大家的成果汇集起来在此基础上进行“宏观”研究相信这将会使我们的清代经济史研究达到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所说的这种“新的境界”。

 

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清史研究》2020年第6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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