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葡萄牙语同时，马来语是在整个印度群岛，以及波斯、印度斯坦、上至中国的范围内使用的一种语言，但不同的是，葡萄牙语更多用于西方，而马来语更常用于印度群岛东部。

——范伦丁（F. Valentijn），《新旧东印度志》，1724年，第二卷，第244页。

尽管从遥远的过去中国就与东南亚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我们对彼此间长期的文化交流过程与沟通语言等方面却知之甚少。笔者查阅了大量有关航海活动的中文和多种欧洲语言记录以及中国沿海的文献资料，集中研究那些中国海上的水手和商人们曾共享的特殊语言遗产——在中国南海港口和东南亚群岛曾被使用的通用语、借用语以及被创造出的行话或“洋泾浜语”，进一步探究理解以下问题：相对于葡萄牙语，马来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一种在东南亚和中国海地区使用的贸易语言的真正地位；在中国南部及南洋的范围内，马来语与闽南话、古汉语之间的互借现象；多国或混合族裔船员与船上共同语的需求问题。

一、马来语和葡萄牙语作为通用语言和贸易语言

笔者将依次考察最早的马来语词汇表的编制，以及各国旅行者们——绝大多数是欧洲人，也有中国人——在他们的旅行记录中关于马来语使用的内容。

1、外国旅行者收集的最早的马来词汇

在15至17世纪初期，有至少3个马来语词汇表可以论证这一语言对到访印度群岛的船员们的重要性。首先来看一个无署名的叫做《满剌加国译语》的中－马词汇表，显然源自几种不同的资料，且在1511年以前汇编而成。据笔者所见，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部马来词汇表，共有482个词目，被分成17个专题，但其中没有一个与海事相关。第二个词汇表是1521年皮加费塔（Pigafetta）在摩鹿加群岛停留期间编制的。它包含了400多个被他称为摩鹿加的“摩尔人（Moorish）语言”（或穆斯林人）的词汇。第三个则出自一个荷兰商人弗雷德瑞克·德·豪特曼（Frederick de Houtman，1571-1627），他与哥哥科内利斯（Cornelis）一起，在1599年尝试与亚齐苏丹（苏门答腊）创建商业关系。当谈判看似可能成功时，科内利斯被杀，而弗雷德瑞克遭到监禁。在被囚禁期间，他编写了围绕贸易事务的马来语对话和一个单词表。

最早可知的手抄本形式的葡－马词典写在中国纸上，但年代不明。其包含有94个词条和约90个单词、双词汇、或更多（Dialogos Portuguez / Dialogos Malayo，葡萄牙语对话／马来语对话）。航海术语也在其中多有涉猎。这本手抄本上记有两个名字：伊莱亚斯·柔赛·德·瓦莱（Elias José do Vale）和安东尼奥·里贝罗（António Ribeiro）。新近发现的手稿的第二部分中有一个葡－马词汇表。它证明了伊莱亚斯·柔赛·德·瓦莱曾是一个在往来于澳门和马六甲之间的贸易商船上工作的船长，而编写这个词汇表是受安东尼奥·里贝罗·多斯桑托斯的委托。后者曾是1796至1816年间皇家公共图书馆（Real Biblioteca Pública da Corte，现为葡萄牙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

爱德华兹（E.D. Edwards）和布莱格登（C.O. Blagden）编辑了《满剌加国译语》，而意大利语－马来语的词汇单则是包含在皮加费塔于1524年首次发表的《麦哲伦环游世界之旅（1519-1522）》（但现存最早的版本是1536年）一书中。皮加费塔的术语表后来由亚历山德罗·包萨尼（Alessandro Bausani）再次编辑、注释。荷－马词汇表的后面附有十二个带有荷兰语翻译的对话，它首次于1603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后经由龙巴尔（D. Lombard）编辑。至于葡萄牙语－马来语词汇，至今尚未出版。由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马来语的历史辞典，这些词单是有价值的资料，使我们能够大约推算出马来语词汇和借用语出现的时期。

2、旅行记录中马来语和葡萄牙语的记载

为了更好的勾勒17、18世纪马来语和葡萄牙语作为航海通用语和主要商贸语言所处的地理空间，我们将在下文中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不同的旅行者、传教士、商人在他们各自的记录中留下的偶然印记。

首先要提到的是两则概述，分别来自法国珠宝商人、旅行家让·巴蒂斯特·塔维涅（Jean Baptiste Tavernier，1605-1689），以及来自荷兰的牧师、自然科学专家、作家弗朗索瓦·范伦丁（François Valentijn，1666-1727），后者曾在荷属东印度生活了16年。塔维涅在伊斯法罕时，曾惊讶于一次官方晚宴上语言使用的极度多样，尤其是其中马来语所占的比例：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数出桌上讲着十三种语言：拉丁语、法语、高地荷兰语[或德语]、英语、低地荷兰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斯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印第安语、叙利亚语和马来语。马来语是学者的语言，使用范围从印度河到中国、日本，以及所有东方的岛屿，就如拉丁语之于欧洲；且不论小毛利语言（little Moresco）或本地的胡言乱语。以至于很难观察在一个聚会或宴席里所谈论的是什么，对话经常开始于一种语言，再由另一种延续，最后结束在第三种语言里……

至于范伦丁，在他的《新旧东印度志》（Oud en Nieuw Oost-Indiën）中，他引入的一段专门介绍马来语的文字也佐证了塔维涅的说法：

与葡萄牙语同时，马来语是在整个印度群岛，以及波斯、印度斯坦、上至中国的范围内使用的一种语言，但不同的是，葡萄牙语更多用于西方而马来语更常用于东印度群岛东部。

几行之后，范伦丁增加了一些关于马来语扮演贸易语言角色的更加详细的内容：

由于马来人与所有不同族群展开的强盛贸易，从勃固王国起他们的语言被广泛传播和使用，沿着马来海岸上至暹罗、柬埔寨、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和西里伯斯岛，直到东印度群岛东部和菲律宾，地位近似于法语和拉丁语在欧洲。

船长丹皮尔（Dampier，1651-1715）提供了一些关于马来语在棉兰老岛（菲律宾）作为贸易语言的具体信息：

在棉兰老岛的城市里，他们一样地讲着两种语言：他们自己的棉兰老岛语言和马来语；但是在岛上的其它地方，因为没有什么国外贸易，他们只讲自己的语言。

从荷兰档案文件判断，在巴达维亚，多面手的本地华人扮演着口译员、笔译员和调解员的角色，因此在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与中国“国姓爷”支持者、满族的谈判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很好地掌握荷兰语，如颜口官（Gan Tenqua），甲必丹颜二官（Gan Siqua，1663-1678年在任）之子，但大多数人与荷兰人交流是使用马来语和葡萄牙语，亦或是这两种语言的混合。1679年12月29日，当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迎接清廷驻巴达维亚大使馆时，有多位华人要员到场，其中包括甲必丹蔡焕玉（Tsoa Wanjock，1678-1684年在任）和颜口官。与另两位华人一起，他们为总督将康熙皇帝签发的国书翻译为“马来语和葡萄牙语”（巴达维亚的通用语）。大使们的官方文件也由甲必丹蔡焕玉、一位名字音译为“Bonsiqua”的华人，以及[蔡☐☐]（Tsoa Tenglauw或Tengelouw）共同翻译。最后这位是一个税收承包者和航海商人，他的中式帆船经常往来于中国和日本。这些商人还被委任翻译谈判内容和总督的答复。

18世纪末中国学者王大海曾在爪哇的富有华人家庭里做过几年家教。他确认马来语是东印度群岛不同语言族群中的通用语，特别是荷兰人，他们不像葡萄牙人，并不试图用他们的母语作为与当地人民沟通的媒介。王大海写道：“其言语和兰遵之，以通融华夷，如官音然。”

19世纪伊始，法国制图师夏尔-弗朗索瓦·栋博（Charles-François Tombe，1771-1849）曾在1802-1806年间居住在荷属东印度，他也强调马来语作为沟通语言的重要性。他这样写道：

在所有东方语言中，马来语是最好听和传播最广的。它在整个东亚和南洋诸岛通用。……居住在巽他群岛、广东和这个广阔帝国沿海的中国人也同样讲马来语。

上文中关于中国南部沿海使用马来语的陈述值得一提。中文史料很少提及关于在福建、广东两省经商的早期葡萄牙人所使用的沟通语言。不过，我们可以设想早期他们是用马来语交流，比如“jurubaça”（juru “专家” + bahasa “语言”）一词在葡亚混血族群史料中广泛用于代指口译员，以及用葡语和马来语的混合形式来指称某些中国地名。例如地名“贸易岛”（Ilha da veniaga），这个词是费尔南·罗佩斯·德·卡斯塔尔达（F. Lopes de Castanheda）在讲述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 Peres d’Andrade）1517年抵达屯门岛（距离广东海岸三哩）时使用的。此外，在官员叶权（1522-1578，安徽休宁人）1565年冬访问澳门后所写的一篇短篇游记里，也提到了他的翻译员用马来语，或至少是一种葡－马混合语，来与葡人沟通。当叶权描述其中一个富商的穿着时，他用了“撒哈喇”（sakhlat，或sakhalat，sekelat，sakalat）这个词，意为“深红色的布”，指称用来制作富商所穿夹克的纺织品。当说到他的佩剑的时候，叶权称其为“八剌乌”（parang，短剑）。多年来在澳门地区作为贸易语言的马来语，与葡语一起，在20世纪的澳门方言（lingua macaista）中留下了印迹。

关于葡人和其他外国人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我们所知更少。这些外国人其中有一些“满喇咖国黑番”，可能是马来人或／和马六甲的黑奴及他们的妻子，他们的贼窝在宁波六横岛的商栈双屿港上。自从他们被部分居住在南洋（特别是马六甲和北大年苏丹国）的华人走私商人所操纵，可以假定他们要么使用葡语，要么讲一种马－葡混合语——正如朱纨（1494-1550）在其文集中提到的两个外文单词（一个是葡语，另一个是马来语）所暗示的。具体说第一个词是“咖呋哩国”，是由“Cafre”或“Cafra”（阿拉伯人用这个词来指黑皮肤的异教徒，后来被葡萄牙人引用并扩散到其他欧洲人群）和中文“国”结合而成；至于第二个词“叭喇唬船”是由马来语“perahu”（船）和中文“船”组成的。后者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详细讨论。此外，据说一些“咖呋哩”们也学过中文。

二、汉语中的马来航海外来词

在列举马来语术语借用词之前，笔者要先强调早期的外来词——“舶”，意为航海的大船。这个词在中国有着非常久的历史，但它实际上来自一种失传的语言，而这体现了语言借用现象的复杂性。

“舶”字在文字记录中大约出现于三世纪，当时扶南是一个强大的海国，“舶”字用来称呼在中国和锡兰之间航行的外国航海大船。在通常意义上用于泛指“远洋船舰”之后，借词“舶”从此被用在各种组合词组中（其中有一些存在时间很长）。最早的当属“舶船”，特别是出现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其他组合造词大约是出现在唐宋时期，比如“舶来”、“舶主”、“市舶司”、“市舶使”等等。在近代造出了更多的词组，如“舶来品”、“舶物”和更新近的“舶来词”和“舶语”（意为“水手俚语”）。根据艾沃琳·珀黑-马斯伯豪（Eveline Porée-Maspero）的研究，bo（在古文中念buk）或许可以结合马来词sāmbau（“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682年印尼巴邻旁的格度干武吉石刻中）、阿拉伯语sānbuk（或sānbuq）来读。此外，东南亚马来语词汇sāmbau或许也可以和同源词联系起来，如sampou（柬埔寨语），ghe bau（越南语）和sam phao（泰语）。另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三班”（也写作三板、三版、杉版、舢板等），一种供港口使用的小船。这个词可以上溯至8世纪并应结合高棉语中的saṃpàn和马来语中的sampan来解读。

然而，绝大多数船员使用的借用语是与海洋世界的变革紧密相关的，因此也常常只是昙花一现。我们在此介绍一些由中国船员借用的马来语词汇，用以指称船长、爬桅杆或眺望的水手、各种和船及其建筑材料有关的内容，这些词汇在后来很快就湮没不闻。

1、Nakhoda：哪哒，哒哪，喇哈，喇哒，南和达

Nakhoda是一个马来词，意为船长，它是从波斯语nā-khodā或nāv-khodā演变而来，原指身兼商船的船长、船主二职之人。这个借词后来逐渐替代其马来语系中的同义词puhawang。Puhawang被证实在7世纪晚期的三佛齐和827年的爪哇就已出现。《宋史》中也同样在一份993年初的记录中存有这个马来语词的转录po-he-[wang]。Nakhoda在《马六甲海事法典》（Undang-undang Laut）中被大量使用，它是在马六甲强盛时代的苏丹马沫沙统治期间（1424-1446）由老船长编纂的，现今有多版本的手抄本流传下来。温斯德（Windstedt）和约瑟林·德·荣（Josselin de Jong）曾根据8个不同的手抄本（其中一个是1657年版）对法典文字进行了校对，并提供了一份英文概要。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中期学者黄卬在关于倪峻（1360-1422, 江苏无锡人）的略记中称，倪峻在被派遣去往占城和其他海国期间，记录了各种异事，还提供了一份在船上工作的不同官员名称的清单，其中就包括“司海舶者称哪哒”。据陈国栋考证，将nakhoda一词错误转录为“哒哪”（而非“哪哒”）的现象，见于《崇武所城志》的一份1449年的记录中。这个词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也以不同的转写形式出现，如“喇哈”、“喇哒”。广东人黄衷（1474-1553）在《海语》中谈论马六甲的显赫家族时采用了“南和达”（“巨室称南和达”），另外还用“哪哒”来指称葡萄牙航海船长：“正德间佛郎机之舶来互市，争利而哄，夷王执其哪哒而囚之。”至于朱纨，他在《甓余杂集》中将nakhoda音译为“喇哒”。就我们所能考证到的，借用语nakhoda在明代用于指称外国船或海盗船的船长——无论他们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但这个词大约在清代消失。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采用了nakhoda的不同写法，如nacodá、necadá、nahodá，而英国人则在17世纪开始使用这个词。

2、Abang / awang (?)：阿班，亚班，鸦班

这个中文意为“瞭望”的外来词，很难确认其背后的根源。陈国栋认为它有可能是源自马来语词abang，意为“哥哥”，也用于亲密地称呼被视为“哥哥”的人。在菲律宾语中，abáng意为“一路上等待和观看的人”。也很有可能aban是指船上的一种职能，就如awang（尚未考证出其含义），被记载在一本葡萄牙账簿里。直到现在，我们仍不清楚这个借用语的词源。但不管怎样，这个借词在中国船员的语言中有着长达5个多世纪的历史。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黄卬所载，倪峻曾记录“观星斗者称亚班”，这是一种15世纪中国水手所使用的说法，指那些爬上最高的桅杆来观测海况的人。陈国栋曾引述张燮（1574-1640）的《东西洋考》（1618年序）：“上桅者为阿班。”大汕和尚（江苏人）在《海外纪事》（1696）中曾记录了他乘船去往交趾阮氏时所见的“阿班”：

廿四，船主人大书於柱曰：“先见山者赏钱一贯。”人人眉宇俱开，喜慰可知矣。先是船上水工阿班者，安南人，年不满二十，壮健矫捷，每挂帆即上巾顶，料理缆索，往来如履平地，方在目前，仰视已据桅巅，上下跳掷毫不芥带，识者谓先见山者是人矣……至廿七将午，有大呼桅顶曰：“山在是矣！”果阿班也。

这一借词的使用持续了整个清代。它也曾被转写为其它形式出现在不同的文献中，如黄叔璥《台海使槎录》（1724年序，“亚班”）、朱仕玠《小琉球漫志》（1763，“鸦班”）、周凯《厦门志》（1832年序）和林豪《澎湖厅志》（1889）中引用的一首周凯的古诗。直到19世纪晚期，这个词仍被收录进了两本闽南话词典。

3、Perahu, parahu, parao, parau, prahu, prao：叭喇唬船，叭嚇唬船，唬船

马来词perahu是一个代指“船”的通用术语。随着葡萄牙海盗在闽北和浙江沿海的出现，16世纪中期中国人显然借用了这个词及其所指代的船只。其中最早的一处记载见于朱纨《甓余杂集》里的合成词“叭喇唬船”，后简称“唬船”。这种船曾在各种明代军事专著中被相当不准确地绘图说明，如王鸣鹤《登壇必究》（最后一篇序言写于1599年），茅元仪（1594–1640?）所作的最全面的军事著作《武备志》（1621），以及晚明郑大郁（1604-1661）的《经国雄略》（郑志龙序）。这些插图的标题说明都非常类似，解释这种快速航行的船（“其制底尖面阔”），装备有软帆和八到十支桨，船头有一个小船舱，最初为外国海盗所用，后来也在浙江和福建北部地区建造（特别是在烽火门），用于沿海军事巡逻。

4、Kapal：哈板船，夹板船，甲板，甲板船，呷板船

Kapal是从泰米尔语中借来的马来语词，指一种甲板船（无论是亚洲的还是欧洲的），其构造在几个世纪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有着各种不同的音译转录，用来指欧洲舰船。张燮在《东西洋考》中提到停靠万丹港的葡萄牙和荷兰船只时，用了合成词“哈板船”，在描述各种外国船舶时用了“夹板船”。清代学者夏琳在《闽海纪要》中使用“甲板”这一音译来指称攻击郑成功（1624-1662）的荷兰船只。18世纪，王大海在《海岛逸志》里用了合成词“甲板船”。对于在恩日斯（Onrust）岛的船坞（远离巴达维亚港，中文称其为“甲板屿”，显然是借用了其马来语地名“Pulau Kapal”）里制造或维修的荷兰“甲板船”，王大海提供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描述。这位中国学者的描写相当出色，值得引述如下：

吧城海口有甲板屿，因和兰建造甲板船之处，故名曰甲板屿。其船二十五年则拆毁，有定限也。其船板可用者用，无用者则焚之，而取其钉。铁船板厚经尺，横木驾隔，必用铁板两旁夹之。船板上复用铜铅板连片徧铺。桅三接，帆用布，船中大小帆四十八片，其旁纽、网、绊悉皆铜铁造成，所以坚固牢实，鲜有悮事。其船舰如女墙，安置大炮数十。船大者，炮两层，小者炮一层。水手每人各司一事，虽黑夜暴雨狂风，不敢小懈。法度严峻，重者立斩，船主主之。所以甲板船洋寇不敢近也。

荷属东印度的华人也曾常用kapal一词，它几次出现在《公案簿》中，写作“甲板”或“甲板船”。同样用在复合表达形式中，如“甲板行”和“甲板满律”即商船甲板长。周凯《厦门志》写作“呷板船”。杜嘉德（Douglas）《厦英大辞典》中也收录了这个词，写作kap-pán-tsûn [甲板船]和kap-pán-á [甲板仔]，即“外国制造的船或小型快艇”，还有意为“1842年战争”的kap-pán-hoán [甲板反]。

5、Tongkang：舯舡，艟舡，和 wangkang：艎舡，王舡，舽舡

除了上文提到的sampan、perahu和kapal这些只引入了中国大陆的词汇，还有一些其他船只名称似乎仅在南洋使用，特别是在居于群岛的华人语言中，比如tongkang和wangkang，它们在报刊和其他印刷资料中分别曾被音译为“舯舡”或“艟舡”、“艎舡”、“王舡”或“舽舡”。在厦门，这两个借词很少、甚至从未被使用过。在16世纪末、17世纪的欧洲船员看来，这两个词也如“jung”这个最初指称东南亚群岛大船的词一样，与华人船员联系在一起，甚至被视为是一个中文单词。事实上，福建水手也曾使用混合结构的船只。王鸣鹤曾提到倭船：

……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悬于桅之正中……故倭过海非月余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海沿海奸民买舟于外海，贴造重底，渡之而来。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

同样，17世纪“国姓爷”的支持者们在万丹华人港主（syahbandar）的帮助下，得以在南望船坞（中爪哇）建造与维修他们的帆船。

6、Balai, bale：麻离，马篱

Balai一词最初指一种没有围墙的建筑，用于处理公共事务和外地人留宿过夜。后来这个词根据它的具体用途被专业化。威尔金森（Wilkinson）提供了一份关于balai种类的很长的单子，但并没有提及那些在马来船只上使用的。然而，这个词出现在《马六甲海事法典》中，特别是在第14节里陈述水手不允许进入“横舱”（balai lintang）和“竖舱”（balai bujor），前者留给船舶理事会（ship’s council），而后者是给见习船副（midshipmen，muda-muda）。

中华船员何时开始借用balai一词还不清楚，但到17世纪末它已经被普遍使用，因为大汕和尚曾在《海外纪事》中抱怨分配给他的船舱：“马篱[闽南话：bale]促狭，不能转侧，仰卧申旦。”陈国栋考证出这个借词在18、19世纪被广泛使用，他引用了朱仕玠《小琉球漫志》（1763）和徐宗干（1796-1866）《浮海前记》。在这两部书中，这个借用语分别被写作“麻离”和“马利”。

值得说明的是，在杜嘉德的《辞典》中，balai拼写为“bâ-li”，并被定义为“一种帆船的小舱”；而巴克利（Barclay）的《补编》给出了福建商船海军用语中两个合成表达方式：bâ-li-kheh [麻离客]，意为“客舱乘客”，和ji-hō bâ-li [二号麻离]，意为“二等舱”。

7、Damar：打马，kranji或keranji：呀口兰腻, 咖口兰呢

关于木材方面的借用语，有一个词曾出现在海军专著《外海纪要》（作者李增阶，福建同安人，19世纪早期在广东虎门任职）中。该书第一节论述了海军部队并详细介绍了军舰所需达到的质量要求，作者具体写道：“一兵船之宜坚固也。首先拣料、桅、舵、椗三者最重。桅须番木。椗、舵须呀口兰腻［kranji或keranji，一种南洋衫料］，或盐［iâm］番木亦可。”与李增阶同时代的李廷钰，也佐证了上述观点。而且李廷钰在《靖海论》中还引入了第二个借词，damar（Shorea selanica, Bl.），一种被认为是最合适制作桅杆的松树。

三、多国船员和船上的工作语言或海事用语

在考察船上的工作语言时，船员们的文化、语言多样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下面船长厄尔（G.W. Earl）的文字可以大体了解一队船员的多样：

我们船上也有几个从暹罗乘着亨特（Hunter）先生的小船到达的水手，那艘船最近在新加坡被卖掉了。根据船上人员的样本来判断，这艘船上的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人：一个混血葡萄牙人担任炮手；至于其他人，一个黝黑肤色的海南人，一个孟加拉老印度水手，两个矮胖的头发乱蓬蓬的暹罗年轻人，以及哈蒂（Hattee），一个胖胖的、愉快的小暹罗华人，他是亨特先生的私人侍从。那个海南人是帆船上最好的舵手；这个情况令我吃惊，因为我曾一直以为在一艘方帆船上，来自“天朝”的人是排不上什么用场的。

有人认为“水手们通过一种共同的海上语言或‘海事用语’（seaspeak），作为一个一起工作的团队。这种语言对于成功操纵任何一艘船都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船员无法遵守指令，或操作正确的绳索或部件，将可能意味着灾难。”乍看之下，中文记录中似乎并有多少提及普通水手和他们的文化构成的内容。但是，我们曾提到在那艘运送大汕和尚去安南的船上，那个负责瞭望的船员或者说“阿班”是来自安南，这个事实引出了船上共同语的问题，但是大汕曾满意地说他听到了水手们的歌声，大概是一种他不懂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当船靠近海岸时，船长用写在柱子上的大字与水手们交流：“先见山者赏钱一贯。”关于海洋语言方面的研究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据蔡鸿生一篇简略的文章显示，线索也许能在历史记录中找到，比如尚未考证出的借词“唐帕”，它在南宋时用来指一艘外国商船上的翻译员；又如广东话“辞沙”，是“辞别沙滩”的缩写，指在船离开海岸或河口前，祭祀船员的保护神天后。

闽南语航海借词，如cincu, tekong/taikong, tekoh, kiwi和congpo，出现在船员和本土人所讲的马来语中，这让我们思考在南海作业的华人航海家使用的语言媒介可能是一种马来语和闽南语的混合。cincu（船主）是nakhoda的同义词。tekong / taikong（代公，代是“代舶主”的缩写）有时指船上的舵手或艇长，有时指船长。根据张燮《东西洋考》记载，“每舶舶主为政……又总管一人，统理舟中事，代舶主传呼。”tekoh（择库）指负责船上库房的人。这个借词被证实出现在16世纪一本葡萄牙账簿中，我们下文将详细讨论。kiwi意为“客商”、“押运人”、“掮客”。这个词出现在《马六甲海事法典》中，特别是第10小节，关于在马来船只上的hukum kiwi或mengiwi（与押运员相关的条例）。概述如下：

一个押运员（kiwi）可以在四种情况下旅行：1.他购买了一个货舱分格（或舱格或舱内的空间，petak）；2.他没有分格，但是付钱给船长（nakhoda）以获得一个分格（或：船长给他2-3个koyan [重量单位]份额）；3.（押运员拿8或9个分格）4.押运员不购买分格，但是根据合同付给船长20%至30%的押运员的商品。首席押运员（mulkiwi或malakiwi）获得一个货舱分格。

然而，这个借词的最初形式还很模糊。查尔斯·鲍克瑟（Charles Boxer）提出kiwi这个词可能是基于广东话k’ing-ki（经纪）；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认为kiwi （或kewi）／quewie相当于“契子”或“侩子”，即掮客、中间人，陈国栋则认为这个词等同于“客伙”，即客商、掮客。正如陈希育所建议的， kiwi看起来似乎更应与“客位”（闽南语：kheh ui，意为“货客所占的空间”）结合起来解读，派生为自己携带货物的乘客之意。congpo（总铺）是一个闽南语词，指船上的厨师。值得在此说明的是，在南洋，中餐在中国商人和当地统治者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早在13世纪，赵汝适在《诸蕃志》（1225）中提到，想在文莱做生意的商人，开始做任何生意之前，首先要给国王献上美味的菜肴。为此，他们得选择一或两个“善庖者”。一位据说曾在郑和船队中的一艘船上服务过的总铺，至今在巴厘岛仍受崇拜。

16世纪初葡萄牙人来到南洋，而荷兰人在不到一个世纪后到达，这让我们对船上的情况有了些微更好的了解。一方面，他们影响了交易模式和海事劳工，另一方面，他们提供的经济记录让我们得以了解欧洲人是如何雇佣亚洲水手的。

事实上，代理人贝鲁·派 (Pero Pais) 乘坐一艘当地船只往来于马六甲和勃固（1512-1514）时留存下的账簿中的各种条目，证明了16世纪葡萄牙和勃固海员们使用马来语的情况。这艘帆船属于一个来自马六甲的富有的泰米尔船主尼纳·查图（Nina Chatu）。船员由92个人组成，包括65个爪哇人，其中包括nachoda和辅佐他的三位船员：一个勃固领航员（malimo）及其专门负责探测海底的儿子，以及另一位操纵船帆（malimo amogin）的领航员。

这本账簿用马来语给出了各类海员的名称，根据职务记录了他们的人数和薪水。值得注意的是，总的来说这些水手职务名称呈现出了与《马六甲海事法典》中记载的相符之处。我们在下表中列出贝鲁·派所拼写的借词，以及相对应的现代印尼语（斜体表示我们自己考证出的词，如果某个词汇也曾出现在校订版的《马六甲海事法典》，则加星号标识），并尽可能尝试给出中文翻译（鉴于有一些确切的船上水手职务我们无从得知）：

avãoawang 这个词的准确含义很难确定；awang曾被用作一种头衔，并至今仍被用作一种称呼方式或一种亲近的名称。也可能指mengawang，意为“爬到空中”。

avapar(a)usawak perahu*船员，水手

çarãosarang/serang水手长，本地舵手

cinão?

citão?

gantãoesgantung [layar]*甲板长

juri çampanasjuru sampan负责舢板或小艇的水手

juru batosjuru-batu*负责下锚、度水的水手，以及治安长

jurumurinsjuru mudi*舵手，操舵员

malimoma’lim领航员

malimo amoginma’lim angin*监督索具的领航员

muda-mudamuda-muda*见习船副（midshipman）

mura-muda见muda-muda

nahodanakhoda*船长

tecostekoh仓管员

tucão agomtukang agong*大副（chief petty officer, head workman）

tucão da champanatukang sampan见juru sampan

tucões tengastukang tengah [possibly二副（petty officers）[可能包括负责右

including tukang kanan*舷和左舷的人]

dan tukang kiri*]

在葡萄牙波托兰航海图和历史记录中，那些延伸至中国南部沿海的马来语地名的存在，更进一步佐证了多国籍船员使用马来语的事实。比如“Pulo Tujo”（七岛），它出现在概括15世纪晚期或16世纪早期航海知识的弗朗西斯•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的波托兰航海图中。这个群岛位于海南东北部，中文叫“七洲山”，这个地名也曾载入《郑和航海图》。

荷兰资料中也含有一些信息：在苏丹阿贡（Sultan Ageng，1651-1682）统治万丹的苏丹王国期间，马来语曾作为贸易语言使用；当地的华人港主开祖（Kaytsu）如何创建了一支贸易舰队，派往远到东方的澳门和马尼拉。《巴达维亚城日记》（Dagh Register）中记载，船长通常是英国人，而船员则是由华人、获释奴隶（Mardijkers）的后代和爪哇人组成。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推断在这样一艘船上的通用语是一种马来行话，可能混杂着闽南话。比如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巴达维亚，17世纪末甲必丹（巴达维亚华人群体首领）所写的行政记录，以及18世纪晚期华人公馆的档案，证实了一种真实的闽南话／马来语术语和按照马来语或中文语序来新造的混合语的存在。通过这种术语，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马来混合语曾经可以为来自各方的船员所用。

结语

本文意在勾画出马来语作为一种通用语和贸易语言，与葡萄牙语同时在中国南海及附近海域的扩展，并展示往来于中国和南洋的华人船员和海商，在马来语作为沟通、贸易语言的长期传播过程中，曾起到一定的作用。

马欢（约1413-1451）几次陪同郑和（1371-1433）参与其伟大的远航时，曾作为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翻译官和口译员。他可能是第一个纪录在苏门答腊所听到的马来语短句的中国人。他在其游记中写道：“阿菰喇楂”（Aku raja），意为“我是真正的国王”。但总的来说，我们所考察的中文文献——基本上是游记、一些官方文件和军事专著——其中只记录了外来词。这些在书面语中保存的借用语可以算是（有时更倾向于闽南话，有时更近于马来语）“海上马来语言”的遗迹。这种语言曾被航行在中国南海的华人水手和海商在多语言环境下使用，而且有时他们也担任书面翻译及口译。欧洲资料则显示，葡萄牙海员和航海商人同样用马来语与他们的亚洲同行交流，并有时担任口译。

这些中文里保存的马来航海借词，毫无疑问局限于笔者所查阅的资料。在将来的研究中，特别是关于传统船只所必需的造船材料，很可能会出现其他类型的“海上马来语言”遗迹。然而，从19世纪中期起，葡萄牙语和马来语作为海上语言的影响逐渐消退，而且华人船舶上的工匠和船员几乎都已经离世。这一事实给针对以前大航海时代的海上语言和航海词汇的深入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作者苏尔梦（Claudine Salmon）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译者宋鸽系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发布，原载《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