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海区域是指南海沿岸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华南地区和台湾岛，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尼群岛、加里曼丹岛、菲律宾群岛。这个区域因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终点，在宗教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广州、交州、扶南和室利佛逝为点，分析南海僧人的弘法求法经历，认为南海区域既是佛教传播的输入地，也是中继站，南海区域是中外僧人弘法求法的落脚点和出发、返回点，在海路佛教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海路僧人通过南海，不仅串连起南海区域的佛教传播，也串连起印度与中国的佛教联系。
佛教发端于古代印度，其向外传播路线大致可分为两条：一条以克什米尔和白沙瓦为中心，向西亚、中国传播，称为北传佛教，亦可称为陆路佛教；一条向斯里兰卡、东南亚、华南传播，称为南传佛教，亦可称为海路佛教。经陆路传教的僧人可称为陆路僧人，经海路传教的僧人可称为海路僧人，不论是陆路僧人还是海路僧人，都是佛教传播不可或缺的人。
南海区域是指南海沿岸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华南地区和台湾岛，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尼群岛、加里曼丹岛、菲律宾群岛，这个区域因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终点，在古代就有密切的商贸联系。该区域又处于两大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中间和交接地带，深受这两大文明的影响。古代印度是印度教和佛教的输出地，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印度宗教传入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华南地区，再进入江淮和长安。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南亚高僧不远万里，到南海诸国和中国弘法，中国僧人不畏海途艰险，到印度求法，同时，南海诸国的僧人也到印度和中国进行求法和译经，海路僧人不仅沟通了中国与印度的佛教传播之路，也串连起南海区域的佛教联系和互动。以海路僧人与南海区域佛教传播为研究对象，可以厘清南海不同地区和国家佛教互动与影响，可以突破现代民族国家疆域的限制，凸显古代南海区域的商贸、宗教交流与联系。
以往的佛教研究多将东南亚和华南分列开来，忽略了古代环南海区域在佛教传播上的密切联系和互动，也有学者研究华南与海洋佛教传播的关系，但主要策重华南与印度、日本的海路佛教交流，何方耀的《晋唐南海丝路弘法高僧群体研究》一书是研究海路僧人群体的佳作，但未聚集南海区域。本文主要利用中国古籍《高僧传》《续高僧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海路僧人如何连通起南海区域的佛教传播，区域内国家的佛教互动，进而探讨南海区域佛教在印度与中国佛教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海路僧人群体
据何方耀对中国史籍的统计，晋初到唐代经海路进行弘法、求法的中外僧人共236位，其中外国东来弘法僧尼共53人，西行求法僧人共183人（表1）。这只是有史料记载的，实际人数可能更多，而且，这只是依据中国史料的统计，因为印度和东南亚史籍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留传下来。
从表1来看，三国西晋外国僧人经海路进入中国弘法，共有4位，此时没有中国僧人经海路求法。东晋时期东来的外国僧人有6位，中国僧人始经海路求法，共有10位。不少人是经西域前往天竺（今印度），经海路返回中国，如法显是第一位陆路去海路返的僧人，还有昙无竭（法勇）召集僧猛、昙朗等25人，经西域到天竺，最后法勇“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南朝刘宋王朝时期，东来弘法外国僧人最多，达24位，主要是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来的两批比丘尼就有19位，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只有3位。南朝萧梁王朝的梁武帝最为崇佛，先后派出三批使团，共82人进行求佛活动，而同一时期东来弘法外国僧人有4位。唐朝时期国势强盛，对外贸易通达，弘法求法也达到又一个高潮，共有68位中国或新罗僧人经海路求法，有8位外国僧人东来弘法。
从海路弘法求法僧人发展趋势来看，六朝和隋唐时期，经海路往来印度、南海诸国和中土的僧人日益增多。六朝时期，中国僧人经陆路赴印度取经者多于海路，外国僧人经海路来华者多于中国僧人。但7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唐朝麟德年间（664-665）以后，中国僧人经海路求法者大大增加，远远多于外国僧人，这表明，“到了唐代，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形式，已由西僧为主的输出变成以华僧为主的导入；对于佛教义理，中国僧众已由被动的接受变成了主动的引进，中印佛教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双向互动的全新阶段。”同时，海路佛教僧人也多于陆路佛教，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641-691年间到南亚和南海诸国的60位中外僧人，其中经海路的共有38人，占总数的63%，可见海路成为佛教传播的主要通道。为什么唐朝时期僧人多走海路？王邦维认为，有两个原因使得7世纪中叶以后海路胜于陆路，一是西域政治形势发生变化，670年吐藩攻陷安西四镇，阿拉伯人军事势力到达中亚，751年唐军与大食军队战于怛逻斯城，唐军大败，这些都导致西域道路不再像以前那样畅通。二是中国经济重心从东晋开始南移，到唐朝，南方经济发展更快，广州更成为国际贸易港口，商舶云集，加之造船技术提高，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僧人更多“附商舶”到印度、南海诸国求法弘法。而宋朝以后，外国僧人东来弘法和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现象极少，一是因为10世纪以后，印度本土佛教基本已湮没于印度教，二是中国佛教经过之前的求法、译经，已发展为本土化佛教，不再迫切需要到印度求法。所以，真正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译经求法活动，在唐末已结束。
从海路外国僧人的来源地看，来自天竺、师子国和罽宾（克什米尔）的共有41人，这也显示南亚作为佛教诞生地和大本营的地位，但有所区别的是，天竺和罽宾僧人大都是高僧，而师子国的大都是比丘尼。来自大月氏和西域的有5人，来自南海诸国的有4人，其中扶南（今柬埔寨）3人、诃陵（今爪哇）1人，表明南亚是佛教的大本营，也是输出地，而南海诸国是佛教的接收地和中继站。如果将海路佛教与陆路佛教比较，可以发现，2-3世纪陆路来华僧人多为西域人，因此，“早期输入中国之佛教，实为西域化之佛教。”海路僧人东来弘法略晚于陆路，到唐朝时期超过陆路，更重要的是，海路外来僧人主要来自印度、师子国、罽宾等国，他们传播的是佛教大本营的经典，而不是西域化的佛教，也许更是“真经”。
海路僧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国王委派，负有特定使命的僧人使节，如南朝萧梁王朝的梁武帝最为崇佛，先后派出三批使团，共82人，一是往扶南求舍利，二是往天竺求佛像，三是到扶南迎佛发。另一类是为弘法、求法而到南海诸国、中国、印度、师子国的僧人，中土僧人西行求法，主要是为了求取“真经”和学习梵文，中国僧人法显“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遂西行求法。智猛“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国土，有释迦遗迹，及方等众经。常慨然有感，驰心遐外，以为万里咫尺，千载可追也。”东来外国僧人则是为了弘法，将佛教弘扬到东土。
古代交通不便，路途遥远，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充满艰难险阻。大部分弘法和求法的僧人九死一生，能成功抵达目的地的只是少数，不少僧人葬身大海或亡故他乡。据中国古籍记载，中国僧人海路求法者，死于途中或天竺者共19人，不知所终者10人，居留不归者4人，成功抵达天竺并求取经像者又成功返回者只有12人，到达南海诸国又成功返回者5人。
二、海路僧人与南海区域佛教传播
海路僧人的航海路线，都要通过南中国海，经马六甲海峡，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到达天竺、师子国。因此，不论是南亚高僧东来弘法，还是中土僧人西去求法，都要经过南海，广州、交州、南海诸国成为海路僧人的出发点、落脚点、中继站、登陆点，促进这一区域的佛教传播和交流。本文选取扶南、室利佛逝、广州和交州（今越南北部），重点介绍。
（一）扶南
扶南（公元1-6世纪）在今柬埔寨，被认为是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国家之一，也是印度宗教最早传入东南亚的国家，该国流行印度教和佛教。扶南与南朝关系较密切，佛教交流是重要内容。484年，扶南国王派天竺僧人那伽仙为使，到建邺“上表问讯奉贡”，希望齐朝帮助打击林邑，并“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檀像一躯，牙塔两躯”等礼物。“金镂龙王坐像”其实就是扶南真腊流行的蛇神坐佛像，“白檀像”是白檀木雕刻的佛像，“牙塔”则是“佛牙塔”或“舍利牙塔”的简称。天竺僧人那伽仙此次来访，在肩负政治使命的同时，也承担了佛教交流的使命。梁武帝萧衍以崇佛著称，在对外交往中重视佛教，他所派使节出访时有不少负有求佛重任。535年梁武帝派沙门昙裕到扶南和南海诸国求取佛舍利，这似乎是中土僧人第一次出任正式使节，他的任务除求取舍利外，还兼答谢扶南遣使来贺。539年扶南遣使到梁朝“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梁武帝立即“诏遣沙门释云宝随使往迎之”。
扶南是印度高僧东来弘法的落脚点和中继站，有不少印度高僧先到扶南弘法，再北上中国。如天竺僧人耆域“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还有印度高僧真谛（梵名拘那罗陀）也曾在扶南弘法，为梁武帝所知，梁朝使节张氾向扶南国王“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轨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氓品。”扶南国 “乃屈真谛，并赉经论，恭膺帝旨”，扶南国王应梁武所请，遣真谛带着佛教经论经海路至梁，于546年8月15日到达广州，后沿途北上，到达建康。“武皇面申顶礼，于宝云殿竭诚供养。”
南亚高僧是弘法主力，但我们也不要忽视了，其实还有少数南海诸国僧人也到中国弘法和译经，其中有三位扶南僧人被《续高僧传》记载下来。一位是僧伽婆罗，扶南国人，“学年出家，偏业《阿毗昙论》，声荣之盛，有誉海南。”他听闻南朝齐国弘法，“随舶至都”，来到建康，住正观寺，成为求那跋摩的弟子，“博涉多通，乃解数国书语”。齐亡梁兴后，梁朝天监五年(506)，被敕征召于扬都（建康）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译经，凡十七年，共译经十一部，四十八卷，包括《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梁武帝对他“礼接甚厚，引为家僧，所司资给，道俗改观”，婆罗不蓄私财，以布施建立住寺。第二位是曼陀罗，扶南沙门，梁初“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梁武帝命他与婆罗共译《大乘宝云经》《法界体性无分别经》《文殊般若经》等三部共一十一卷，但他“未善梁言，故所出经，文多隐质。” 第三位是僧须菩提，扶南国人，大约在6世纪中叶来华，“陈言善吉，于扬州城内至敬寺，为陈主译《大乘宝云经》八卷。与梁世曼陀罗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
上述史实表明扶南佛教比较兴盛，应该有不少僧人到印度、师子国法求法，只是没有记录在案。同时也表明，扶南在佛教输入中国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冯承钧认为在佛教海路东传史上，扶南在南海的地位，犹如西域的于阗、龟兹。
（二）室利佛逝
室利佛逝国，中国史籍称其为尸利佛逝、佛逝、三佛齐等，大约7世纪兴起于苏门答腊东南部，借助于海上贸易网络，崛起成为海岛地区的大国，室利佛逝信奉佛教，被认为是东南亚的佛教中心。
苏门答腊位于海上丝绸之路，室利佛逝也成为南海诸国佛教中心，一方面，东来的天竺高僧先到此地落脚，如南天竺高僧金刚智（梵文名跋日罗菩提），“游师子国，登楞伽山，东行佛誓（室利佛逝），裸人（裸人国在今尼科巴群岛）等二十余国”。他在室利佛逝停留五个月，后“泛舶而来”，于719年到达广州。另一方面，中国西行僧人通常也先到海岛国家落脚，再乘船前往西天。如无行禅师和智弘一起海路求法，途经室利佛逝，“国王厚礼，特异常伦，布金花、散金粟，四事供养，五体呈心，见从大唐天子处来，倍加钦上。”后来让他们乘坐“王舶”，送到末罗瑜国（都城在现在苏门答腊中部的占碑）和羯茶国（今马来半岛吉打）。大津法师于683年经海路前往天竺求法，一个多月到达室利佛逝，“经停多载，解昆仑语，颇习梵书，圣行齐心，更受圆具”，他们在此地数年，学习当地语言和梵文。
与室利佛逝渊源最深的中国僧人是义净（635-713），他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求法高僧之一。义净于671年11月与善行一起，搭乘波斯商人的船，从广州出发，前往印度取经，不到20天，就到达室利佛逝的巨港，在此停留半年学习梵文，为西去印度做准备。室利佛逝佛教盛行，僧侣众多，义净认为此地是学习梵文，熟悉佛法的好地方，特向打算到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建议，“若其高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停其一二载，习其法式，方进中天，亦是佳也。” 室利佛逝国王礼遇义净， “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复停两月，转向羯荼。至十二月，举帆还乘王舶，渐向东天矣。从羯荼北行十日余，至裸人国。”义净在印度求法十多年，收集梵文三藏五十余万颂。687年又乘船回到室利佛逝，这次他在室利佛逝总共停留六年，期间曾返回广州，停留半年，之后他带着四位僧人返回室利佛逝，帮助翻译佛经。在室利佛逝期间，他除翻译佛经外，还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求法高僧传》。天授二年（691），他托一僧人将他写给朝廷的表文，《南海寄归内法传》和《求法高僧传》，以及新译好的十卷佛经送往长安。693年，59岁的义净终于返回广州，在广州停留一年多，之后到达东都洛阳，受到盛大欢迎，女皇武则天亲自出城迎接。他在长安组织人力翻译佛经，自己也亲自译经，直到79岁去世。为了纪念他译经的功绩，唐肃宗在埋葬他的地方建一座寺院“金光明寺”。
室利佛逝在7世纪以后的佛教传播中地位重要，是东南亚的佛教中心，是印度高僧的弘法地和中继站，也是中国僧人学习梵文、求法的中间站。
（三）广州
唐以前，广州一直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尤其是唐朝时期，国势强盛, 海上贸易繁荣, 广州商船云集，“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 不知其数, 并载香药珍宝, 舶深六七丈。狮子国、 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商路也是宗教传播之路，广州是海路佛教最早登陆点和传播地，是中外僧人弘法求法的登岸地和出发地。晋唐时期，经海路来华的外国僧人共53位，明确记载从广州上岸或离开者，共24位，占45%。一些未载明登陆地者，可能也多是从广州上岸。
最早来到广州的外国僧人是支彊梁接，他是大月氏人，于255年泛海到交州（时州治在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在广州译出《法华三昧经》。支彊梁接被认为是《法华经》的第一译，也是第一位从海路入华的中亚高僧。此后，外国来华高僧多泛舶而来，在广州登陆，除前文提到的数名高僧外，还有高僧昙摩耶舍是罽宾（今克什米尔）人，于东晋安帝隆安年间 (397－401)初泛海达广州，住白沙寺，有信徒85人，有信女张普明，“咨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5世纪初昙摩耶舍北上长安，译出《舍利弗阿毗昙》二十二卷。印度高僧金刚智先在南海诸国弘法，后“泛舶而来”，于719年到达广州，720年到达东都洛阳，后被迎至京师长安的慈恩寺等寺，开道场弘法，翻译佛经，共译经25部31卷。
有些外国高僧在广州不是匆匆过客，而是留下遗迹和影响。
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深崇佛法，博通三藏，崇尚大乘。他东来弘法，先到师子国，而后经沿海各国，“皆传送资供，既有缘东方，乃随舶汎海”。元嘉十二年 (435年) 至广州，后到京师，他翻译了《杂阿含经》《法鼓经》等佛经，徒众有七百多人。《高僧传》对其在广州的活动没有记载，但从其他史料，可知他在广州有不少遗迹。据《光孝寺志》，求那跋陀罗于420-422年到达广州，于制止寺建立祭坛，立碑曰：“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还在戒坛之畔，植菩提树一株。
竺法眷是天竺人，他于南朝宋明帝时（465-472）泛海至广州，与其他前往京师的外国僧人不同，他长居广州，翻译佛经，译出《海意经》《宝顶经》《无尽意经》等多卷佛经。
菩提达摩，南天竺人，527年经海路到达广州，他在广州的居留时间、从事活动，《续高僧传》都没有提及，只是详细记述了他在洛阳从事译经和弘法活动。但从广州本地史料，可见其与广州渊源颇深，《华林寺开山碑记》载，华林寺“旧称西来庵，地曰西来初地，萧梁大通元年，达摩尊者，自西域航海而来，登岸于此，故名。”说达摩在登岸之处建立西来寺，后世称此处为“西来初地”。但据《广州通志》，达摩初到广州驻王园寺。这些记载虽有矛盾之处，但还是表明菩提达摩确在广州登岸，并留下遗迹，“西来初地”象征着海路佛教的传播，更象征着广州在海路佛教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而达摩对中国佛教发展贡献甚巨，他被称为是禅宗始祖。
前文提到的天竺高僧真谛（拘那罗陀），546年应梁武帝邀请，经海路到中国弘法，先到广州，大约停留一年，之后北上，548年到达建康（南京），翻译佛经，第二年“侯景之乱”爆发，真谛为避难，辗转于苏、浙、赣，后进入福建梁安郡（今泉州地区），停留近四年，继续翻译、校对佛经。562年乘舶欲返国，但被风暴吹到广州，此后一直居住在广州南海，大部分时间在南海郡治居住，最终于569年在制旨寺圆寂。真谛在广州翻译多部佛经，有《唯识论》《摄大乘论》《俱舍论》等，他的主张不被陈朝接受，但在岭南却有影响，推动了岭南佛教的发展。他在广州南海培养了许多弟子，协助翻译佛经，后来真谛一派被称为“摄论师”，其摄论学传播开来。
不空是北印度人，幼年父母双亡，随叔父来中国，15岁师从金刚智，“洎登具戒，善解一切有部，谙异国书语。师之翻经，常令共译。”不空精通佛典，懂数种外语，协助金刚智翻译佛经。金刚智圆寂后，他前往印度取经，出发地是广州，候船之时，曾在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开坛灌顶，弘传密法，“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数”， 轰动一时，可见不空在广州的传法活动规模宏大，影响也巨大。
中国海路僧人也多从广州出发，通过海路到天竺求法，或从海路返回，经广州上岸。史载第一位海路返回广州登岸的僧人是法勇，他大约420年出发，经西域到天竺求法，学梵书梵语，“后于南天竺随商舶泛海达广州”，翻译其带回的《观世音受记经》。前文提到的僧人昙裕与广州也有渊源，535年他作为梁朝的使节到扶南国求取舍利，事毕海路到达广州，因病难以返回京师，遂上表梁武帝，请求留在广州，并请留部分舍利供奉于宝庄严寺，武帝允请，于是昙裕在寺内大殿前建舍利塔（即现在的六榕寺花塔）。同时扩建殿宇，使宝庄严寺成为名刹。而义净也以广州为海路求法的出发地和返回地。
（四）交州
交州的历史沿革比较复杂。本处论述的交州，只涉及交趾、爱州等北越部分，也就是越南的“北属时期”。交州地处华南与东南亚半岛地区的交接地带，它即是中国商人、僧人踏上海上丝绸路的出发地之一，也是外国商人和僧人进入中国的跳板；它位于中华文化的南方边陲，印度化宗教的北端，也是中华文化与印度化文化的交接地带，因而能在宗教传播中发挥特殊作用。
康僧会是连接交州与中国佛教传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祖籍康居，世居天竺，父亲因经商移居交趾，十多岁时父母双亡而出家。他“笃至好学，明解三藏”，精通梵文和汉文，成为得道高僧。247年康僧会来到孙吴治下的首都建业（今南京），受到孙权重视，为他建造佛塔和佛寺，名为“建初寺”。康僧会在建业翻译佛经，如《吴品经》《六度集经》《杂譬喻经》，这些佛经是他从交趾带来的，此外，他也向其他高僧学习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并协助陈慧注释此经。康僧会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自南而北传播佛教的僧侣”。
交州也是不少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的入境港口或中转站。耆域是天竺人，他从海路到中国弘法，“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与他同时到达交州的还有僧人丘陀罗，他们在交州建有法云、法雨、法雷和法电四所寺院。耆域于晋惠帝元康六年(296) 到达广州，306年至洛阳。“洛阳兵乱，辞还天竺”。
交州也是中国僧人海路西天求法的出发地。如晋代僧人于法兰少年出家，诵经修道，感叹中土佛教虽盛，但经义多有不足，“大法虽兴，道经多阙，若一闻圆教，夕死可好。”萌生到印度求法之心，来到交州，准备赴印，但在交州患病，最终病重不治，死于象林。其弟子于道邃与他同行，不幸也病逝于交州。唐朝僧人明远也是从交州登船赴印度求法，他经诃陵国、师子国，前往南印度，后不知所终。唐朝昙闰法师要到印度求法，南下交州，居住数年，受当地人敬仰，后附舶，欲往西印度，但在诃陵国北，“遇疾而终，年三十矣”。唐朝智弘律师和无行禅师结伴赴印度求法，他们先从合浦出海，但风向不顺，漂到上景，只好回到交州，在此地居住一年，再乘船到室利佛逝，到师子国，终到印度。
唐朝时期中原地区佛教兴盛，交州佛教也进一步发展，也有不少僧人前往印度求法。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的交州僧人共有六位，他们都是经海路到南海诸国或印度求法。7世纪中叶，交州僧人木叉提婆由海路赴印度，卒于该地。交州僧人窥冲法师由海路到师子国，后到中印度，“善诵梵经，所在至处，恒编演唱之。”卒于王舍城，年仅三十许。还有慧琰法师，随师到诃罗国，遂留在该国。同属安南的爱州人（今越南清化）智行法师，“泛南海，诣西天”，经海路到达印度，50余岁卒于该地。爱州人大乘灯禅师幼时随父母经海路到杜和罗钵底国（即堕钵罗国），在此出家，后随唐朝使节郯绪到长安，在大慈恩寺玄奘处受具戒，他决心到印度求法，“遂持佛像，携经轮”，经海路先到师子国礼佛牙，过南印度，曾“遭贼破舶，仅身得存”，后与义净一起到中印度，后卒于俱尸城。
交州也是南海诸国与中国佛教交流的中继站。唐麟德年中，中国僧人会宁前往印度取经，先到诃陵国停留三年，与当地僧人释若那跋陀罗（华文名智贤）合作翻译《阿笈摩经》，译好后让弟子运期“奉表赍经，还至交府，驰驿京兆”，会宁继续西行印度。运期法师是交州人，在南海有十多年，“善昆仑音，颇知梵语”，协助会宁将所译经文带到交州后，又返回诃陵，后还俗，长居室利佛逝。
交州僧人也到中土求法。梁朝时，交州僧人释慧胜原在交趾仙游山寺，每日诵读《法华经》一遍，师从外国禅师达摩提婆学习。刘绘出守南海，“风闻遣请，携与同归，因住幽栖寺”，永明五年，移居钟山延贤精舍，“自少及老，心贞正焉。”另一位交州僧人道禅，早年出家，“立性方严，修身守戒，冰霜例德。乡族道俗咸贵其克己，而重其笃行。”听说竟陵王大开禅律，声名远扬，道禅受其吸引，在永明初年来到建业，住在钟山云居下寺，“听掇众部，偏以十诵知名，经略道化，僧尼信奉。都邑受其戒范者，数越千人，常听之众，众不盈百。” 这两位法师在交州已有较高的佛学修为，到中土继续修行。
中土佛教宗派也传入交州。580年，中国化的印度僧人灭喜（？-594）从广州到安南法云寺，译出总持经一卷，创立“灭喜禅宗派”，灭喜被认为是越南禅宗的始祖。7世纪惠能在广东创立禅宗南宗，对岭南佛教影响极大，9世纪初，传自惠能一系的广州高僧无言通（？-826），于820年从广州到越南仙游山（今越南北宁省仙游县）传授禅学，创立无言通禅派，面壁禅观，亦被称为“观壁派”。越南学者认为：“我越禅学自师（无言通）之始”。
交州因其地理位置，在佛教的中国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冯承钧指出的：“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之西域之于阗也。”而10世纪以前交州因为隶属中国，其佛教传播受中国影响更大，北传佛教在此时已打下根基。
三、南海区域在佛教传播中的地位
从中外高僧的弘法求法经历，可见南海区域是非常重要的落脚点和中继站，成为中国和印度高僧弘法、求法的场所之一，南海是联系中国与印度佛教交流的航道与桥梁。
南海区域能成为海路佛教的中继站，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事实上，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很少人能够跨国长途迁徙，这样的人除了奉命出使的使节外，就只有长途贩物谋利的商人和弘法传教的僧人了，僧人只有依附骆驼商队或商船，才能解决交通工具和人身安全等问题，到达目的地。因此，商贸之路就是传教之路。而航线和港口的变迁，也决定了南海区域佛教落脚点和中继站的兴衰。
古代中国南海交通的主要港口是交州湾、广州、泉州和山东青州，除青州外，其他三港都位于南海北部。但唐以前，广州和交州是主要口岸，而泉州在宋以后才开始兴盛，因此，海路僧人出发、登陆点主要是广州，其次是交州，没有僧人从泉州登岸的记载。
扶南在佛教传播中的地位也与航线变化有关。6世纪以前，航海技术水平较低，船舶需要沿海岸而行，航线是从广州或交州乘船出发，行船五月，到达越南南部，再行四月，到达暹罗湾，再行十余日，到达克拉地峡，在此地上岸步行十余日，穿过克拉地峡，再乘船二个多月，就到达印度。而从印度到克拉地峡，亦有两条线路，一是经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之间的航道，在马来半岛的达瓜巴附近靠岸；二是走更南边尼科巴群岛与亚齐顶端之间的航道，在吉打附近上岸。这条线路是6世纪以前中国与印度来往的主要航线，沿线国家主要是林邑、扶南、屈都乾、顿逊、丹丹、狼牙修等国，扶南的俄厄港位于暹罗湾与南海的中转地，是各国商人等待季风转换的聚集地，因而是南海地区最重要的港口，也是海路僧人的落脚点和中继站，多位印度高僧到扶南弘法，南朝与扶南也有密切的佛教交流。
7世纪以后，航海技术有所提高，船舶不再沿海岸而行，可从广州出发，顺风20天左右可直达室利佛逝，经马六甲海峡，前往天竺和师子国。义净在其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中有一条注，详细列出从印度到中国的航海路线：“（耽康立底国）即是升舶入海归唐之处，从斯两月泛舶东南，到羯荼国，此属佛逝。舶到之时，正当二月。若向师子洲（师子国），西南进舶，传有七百驿。停止至冬，泛舶南上，一月许到末罗游洲，今为佛逝多国矣。亦以正二月而达，停止夏半，泛泊北行，可一月余，使达广府，经停向当年半矣。”马六甲海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室利佛逝也成为更多海路僧人落脚点和中继站，中国海路僧人多在室利佛逝停留。
南海区域在佛教传播的中继站地位，使其成为当地的佛教小中心，广州、交州、扶南和室利佛逝都起到这样的作用，汤用彤认为广州是佛教传播重镇：“其在南朝，与天竺交通，多由海程。……取道海上则常经广州。广州在南朝，亦为佛法重镇也。”冯承钧认为在佛教海路东传史上，扶南的地位，犹如西域的于阗、龟兹，交州的地位如于阗。
但与印度和中国中原这样的佛教大中心相比，南海区域处于佛教传播的边缘。大部分西僧弘法是以中国的京师为目标，他们在南海诸国和广州停留一下，就北上京师——建康或长安、洛阳。大部分中僧求法是以印度为目的地，他们在广州和南海诸国停留一下，向西而去。正如何方耀指出的，广州“地处岭海交通要冲，为西来梵僧来华弘法之要站，故佛教之传入时间亦较早。然而，无论是西僧东来，抑或华僧西行，多以此为驿站或出入港，西僧泛海至广州，虽也曾在此译经传法，但大多以北上长安或南京等政治、文化中心为最后目的；华僧西行求法，多在此停留，等待冬季季风扬帆西去。”
南海区域在佛教传播中的小中心、大边缘的地位，一方面，决定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佛教传播也受到大中心的影响。古代南海区域是多宗教并存，南海诸国除本土信仰外，还有外来的印度教和佛教，广州除民间信仰外，还有道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景教等。某个宗教的兴盛与否，除受商路的影响外，更受到王权的影响。在南海诸国，印度这个大中心有较强的影响，印度教（包括湿婆派、毗湿奴派）和佛教（包括大乘、小乘教派）并存，至于哪一派占优势，则取决于国王所好。而在广州和交州，其宗教发展也受到中国中原这个大中心的影响，从大的方面来说，佛教因为受到一些皇帝的认可，相比其他外来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景教，得到更多发展空间和机会，从佛教来说，中国信奉大乘佛教，尽管海路僧人传入和翻译了大量小乘经典，但广州和交州也是信奉大乘佛教。同时，广州的边缘位置，也使其佛教有更多发展空间，前文所说的真谛“摄论”，不被陈朝接受，但在岭南却有影响。禅宗能够发源于广东，亦得益于海路佛教，禅宗始祖就是天竺僧人菩提达摩，禅宗六祖惠能长期在广东求法弘法。
两大文明古国在佛教传播中的地位不同，印度是佛教的输出地，中国是输入地，而南海区域既是佛教传播的输入地，也是中继站，南海区域是中外僧人弘法求法的落脚点和出发、返回点，在海路佛教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海路僧人通过南海，不仅串连起南海区域的佛教传播，也串连起印度与中国的佛教联系。
范若兰，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教授。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