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随着政府重视与学术投入增加，学术界对海外华侨文献的调研越加深入。许多学者能持续地到东南亚、南美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大规模地搜集华人社团内部资料、当地各级档案馆资料等等，相比过去的研究长足推进。这些工作，一开始往往是从资料储藏地着手，顺藤摸瓜，逐步扩大。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单纯的统计或堆砌无法满足深度的整理利用需求，我们需要反过来思考，所得到的资料当初如何形成，又如何结构性反映当地历史的转变，能回答研究者什么问题。如何使资料搜集与整理贴合当地历史脉络，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选取马来半岛近代广府华侨文献为切入点，有多方面的原因。新加坡、马来西亚西部（即马来半岛，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为英国海峡殖民地及其联邦、属邦）是近代“下南洋”移民潮中，广府华侨迁徙和聚集之地，特别是西部沿海槟城、吉隆坡、马六甲、新加坡一路延伸，是东南亚重要经济带。广府华侨很早开始居住并开拓这些地区，其中还出现了新加坡胡亚基、新山黄亚福、吉隆坡叶亚来、陆佑等著名侨领，留下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文化资源。但是相对而言，广东华侨特别是其中广府华侨，比起其他帮群如福建帮、海南帮、潮州帮、客家帮，在文献资料整理上和历史研究上还相当欠缺。
过去关于马来半岛近代华侨文献整理的成果，多集中在以下方面：1、中国政府对华侨政策的文献整理；2、侨批、侨刊整理；3、新马各地区华侨文献；4、华人碑铭资料；5、以帮群为单位的资料整理。这些工作卓有成效，只是随着研究推进与新技术发展，越来越多华侨居留地地方文献，如殖民政府档案、义山档案与碑铭资料等进入研究者视野，需要更多总结并把不同类型的资料交织参考。因而引介马来半岛最新的华侨资料情况，讨论广东或广府华侨在学理上的内涵与外延，探讨不同时期广府华侨史料构成与分类，可以填补现时学术空白，也为将来资料搜集与整理提供方向。
一、马来半岛近代广东华侨的定义与划分
以帮群划分展开讨论，是早期许多华侨华人研究的基本论调。华人的帮群构成受到不同因素影响。比如方言，广肇帮以广州话为主，潮州帮以潮州话为主，其余亦以此类推。又比如受原乡地域的影响，广肇帮大体相当于西江流域贯穿广府与肇府两处原籍的人构成。相对而言客家帮的情况较为复杂，从所涵盖的原乡地域上看非常分散，客家方言内部区别也很大。在新马本地的现实生活，较常见的是五大帮群，分别是福建帮、海南帮、潮州帮、客家帮、广府帮。帮群内部及帮群之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交错与层叠的格局。
帮群结构体现在马来半岛华人社会方方面面，比如在19世纪初以“公司”为名的私会党有浓重的帮群色彩，彼此之间对立互斗比较严重。又如行业组织，从事饮食行业的“姑苏行”，在工匠、木工为主的“鲁班行”，往往以广府人居多。此外文化、体育社团，新马多地如吉隆坡、芙蓉、新加坡的精武体育会是以广肇人为主。一些姓氏公会同时也带有地缘色彩。
另一方面，帮群及其划分并非绝对的，而是因应不同地区的历史脉络而有不同的组合。比如槟城有“广汀会馆”，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清乾隆年间的公冢组织，涵盖了广府、肇府、潮府、琼府、福建汀州府几处人员，是广帮与客帮的联合。槟城五福书院及周边组织、以行来公会和商号为主体的广帮十八联，则是很明确的广帮华侨组织。当地帮群分离与联合，受到19世纪中期拉律战争影响很大。马来半岛北部在19世纪因锡矿工业发展，吸引大量华侨涌入该地。他们之间的竞争与妥协，以及行业与地缘的影响，最后形成北霹雳州以太平为界，往西北至槟城方向以福建人为主，往南则以广东人为主的分布特点。从事采锡业的有大量客家人，其中也诞生一些重要的矿业家。广府人因应开矿潮流，活跃在新兴商埠的各行各业，如饮食、建造、戏剧、打金、杀猪等，还有不少自梳女成为家庭帮佣。海南人则多为咖啡烟酒商与厨师。在霹雳州中心城市怡保，广府人的会馆分得非常细，有古冈州、番禺、南海、顺德，乃至他处所无的云浮、清远等，反映此处广府华侨数量之庞大。较怡保开埠更早的金宝，广东人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当地可见规模宏大的广府人庙宇和会馆。
在霹雳州以南俗称“下霹雳”之处，渐渐离开锡矿区，广东人与福建人占比趋于持平。在吉隆坡广府人组织得益于赵煜、叶亚来等以矿业起家的侨领建设，在19世纪后半叶已颇见规模，后来广帮社团20世纪20年代大量建立，与陆佑、张郁才等侨领开拓吉隆坡关系密切，当地的公冢、会馆大量以“广东”为单位。吉隆坡以南芙蓉以广府人为主。麻坡、马六甲则又以福建人为多，且内部有细分。南部柔佛州存在以广府人为主的商埠，不过在邻近新加坡的新山，历史上因港主制度和义兴公司活动影响，每年柔佛古庙游神，均以五帮分列游行队伍。新加坡与槟城同样有广帮与客帮联合的组织，如新加坡碧山亭坟场包括了广、惠、肇三属人士，较许多广府人会馆历史更悠久。新加坡活跃的广帮“七家头”，也非常值得注意。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宗教活动、医疗福利、文化社团等等，跨帮活动非常普遍。帮群的划分与对立，并非严格与一成不变。
华侨原乡行政区划的改变，对马来半岛华侨的组织产生复杂的影响。国民政府建广东省，包括了海南岛（当时普遍称琼崖、琼州）在内，30年代琼帮为海口设侨务局事，加强了与广东省政府的互动，显示出国内政治对海外华侨组织的影响。现时新马所见广东会馆，也大部分包括海南人在内，未因后来海南单独设省而摒绝之。
正因为上述复杂的因素，在具体研究中往往出现无法以帮群说清楚的情况，华侨历史文献也往往是多个帮群的资料穿插一起，难以区分。因而讨论广府华侨文献，需要从当地历史脉络出发，分不同时段和层面讨论。本文所关注的文献，是以马来半岛广府籍华侨相关为主线，再根据各地区帮群组织情况旁涉客籍、琼籍、潮籍甚至福建部分地区华侨，以求有所侧重地反映广东华侨研究的资料基础。
二、马来半岛近代广府华侨文献类型
马来半岛广府华侨文献，从文献类型上看，其分类正好说明不同时期文献产生的机制，以及不同地区结构性差别，具体有以下几种：
（一）碑铭资料
碑铭资料是马来半岛华侨历史资料中的宝库，尤其以坟山碑刻反映了本地开发最早期的人物。华人坟山安葬了大量华人先民，其中有著名侨领家族墓群、各类社会组织总坟、以及数量不一的个人坟地。在马六甲三宝山坟山中，现时发现最早的墓穴为明朝古墓（1614年），根据墓碑所注籍贯，最早的广东人坟墓是1740年广东省龙岗藉人士，而以“广东”“广府”为名的义冢则多数出现在19世纪中期以后。 马来西亚北部槟榔屿（现多称“槟城”）开埠于1786年，现时尚可在大伯公庙找到嘉庆十四年（1809）墓碑，墓群中有来自福清和大埔墓主，显示开埠之初福建人与广东人在此均有活动，但该地系统的墓碑整理尚未见。新加坡咖啡山（亦名武吉布朗坟山）中，可以看到印度文化、马来文化、土生华人文化等多种文化及宗教的景观，是研究本地历史的重要田野考察地。总坟上的铭文、革命家或文化名人的悼词、墓碑上关于墓主及世系的信息，是当地华侨历史一个宝贵的文献来源，其中也有不少广府人的资料。
除了上述华人坟山外，一些明确以帮群划分的坟山，可找到十分密集的广府华侨信息。如吉隆坡市中心的华人坟山分为广东义山、广西义山、福建义山数处，其中广东义山成立于1895年，规模庞大，并留下较为完整的殡葬记录可与实地相互参照。近年出版《死生契阔——吉隆坡广东义山墓碑与图文辑要》一书，是吉隆坡广东义山较为完整的碑铭资料集。此书图片清晰，对义山之中吉隆坡几个重要侨领的家族墓地，如叶亚来家族、张郁才家族的世系，梳理得十分详尽。一些文化、政治名人如郁达夫、汪精卫等为吉隆坡华侨写的墓志铭也全文整理。惟对义山之中多个总坟只列出总坟图片，总坟成员的信息尚可继续深入整理。除吉隆坡广东义山外，新加坡广帮华侨为主所建坟山绿野亭、碧山亭，均逐渐有碑铭资料整理问世。最近出版的《碧山亭历史与文物》，整理了碧山亭尚留存下来的文物、碑记等等，整理出版300余帧照片，是广惠肇三属华侨重要的历史记录。
除了坟山碑铭外，对早期马来半岛华人碑铭资料整理得最为详尽的，是80年代出版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该书分为三册，按地区州属（包括了东马来西亚的沙巴、砂捞越等地）整理了这些地区的华文铭刻，并以英文对铭刻所在的寺庙、会馆等机构作简要介绍。这些碑铭范围十分广，包括了匾额、对联、碑刻，乃至陶屋脊、石狮、香炉、钟鼎、兵器上的铭文均有整理，并存照片拍摄。所收资料大体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大量庙宇会馆的捐款名录都仔细整理出来，尤其难得。与之相应的是《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两书的形式十分相近，已广为学者所用。只是坟山墓碑过于庞杂，二书未可尽数收录。
（二）殖民政府对华侨的管理、政令等档案文献
自1786年槟城开埠、1819年新加坡开埠、1826年海峡殖民地建立，英国势力对马来半岛的管理和统治超过两个世纪。殖民政府在管理华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文档管理规范。在19世纪数次私会党严重械斗后，海峡殖民地华民政务司成立，标志着专门处理华人问题的机构出现。他们留下的报告、政府公报、送达伦敦的文书、各类审批材料、法庭记录、以及政策讨论等等，构成了对新马华侨官方档案的核心，也是马来半岛最早出现的英文文献。这部分文章为西方学者广泛应用，相对而言，国内对殖民档案的引介和应用还相对缺乏。
殖民政府档案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延续时间长。殖民政府档案为全英文，自19世纪初开始，包括大量二战前的图片资料和档案文献，收藏成系统，且在伦敦收藏的部分已完全数字化。
（2）涵盖内容广。涉及到各帮群华侨在殖民地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方面面，内容极其丰富，关于广肇籍华侨的内容亦复不少。华人重要的商务活动，建庙、盖学校，都有基本的申报程序。申述的理由，有时以此前的申请，如仙四师爷庙之类，作为引缓先例。殖民政府处理各类的申报、立案与纠纷，往往引缓与之相关的法律、规程，所以一件档案就会牵扯出许多相关的事出来。而且通过这些引缓，比如宗教方面的事务，可以知道庙与庙之间的谱系，以及各神的祭祀圈。这些非常生动而在地化的社会生活记录，在其他史料中是很难看到的。
目前殖民政府档案有几种保存路径。一部分已经影印出版，如政府公报（government gazzate）。一部分在伦敦旧殖民政府档案之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个学术机构可以下载。另外还有相当多地方性资料保存在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近几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在文献搜集和数字化有突出进展，正在筹措把雪隆地区（即吉隆坡及周边所属雪兰莪州）殖民时期华侨档案文献整理出版。整理计划至2020年，将有2000多件文献陆续整理出版。未来殖民档案整理出版，可以拓展到全马来西亚各地。这些官方第一手资料，将极大地弥补中文文献资料流失的不足。
（三）中英文报纸
报纸实时反映了当地社会文化动向，其重要性与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在新马地区无论是中英文报纸，都刊登有大量华侨、相关社团的新闻。目前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有大量二战前的报纸已公开于网络，如国家图书馆《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自1845年7月15日起开始在新加坡发行，已经可实现全文检索。在日占时期，《海峡时报》改名昭南时报(The Shonan Times)和昭南新闻(The Syonan Shimbun)，是二战时期少有的延续下来的报刊资料，而且保存情况良好。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尚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战前报纸可在线查看。
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也在网上公报了大量战前的报纸，其中不少与保皇派及革命派早期在新加坡的活动有关。这些报纸主要以图片格式上网，明确标示日期并提供免费下载，使用起来十分方便。这些报纸延续时间长，自19世纪80年代延续至二战期间，将来会进一步开发文献全面检索。具体篇目整理如下：
资料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提供简介，并以《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等相关著作补充，下同。
马来西亚方面战前报纸比较缺乏，现时可找到的多为槟城地区与革命活动有关的报纸，详情如下：
现时华研社陈充恩图书馆数字化大批报纸，主要为20世纪60年代起始的报纸，对马来西亚独立前后的华人社会有较好的呈现。详见下表：
资料来源：根据马来亚华社研究中心陈充恩电子图书馆简介整理，并补充相关责任者及发行地，更新时间截至2017的5月6日。
从以上对新马地区报刊整理可知，目前新加坡保存的数字化报纸是新马二战前重要的史料。这些报纸延续时间很长，一直延伸到新马独立及建国。报纸内容也不局限在出版地，如新加坡出版报纸对马六甲、槟城、吉隆坡等地的新闻，能涵盖新马当时华侨聚集的大部分地区。从创办人和产生时间可知，相当大部分报纸与晚清维新派（保皇党）与革命派在马来半岛的活动有关，使用时需要注意其立场。
从报纸内容看，一些早期的报道已有明确的帮群划分。如《叻报》在1891年7月16日一则关于华侨聚集地牛车水出现械斗的报道，“近来牛车水有粤人两党偶因睥睨小故，各不相下，致相打架，既而复约集党徒，于初九晚在牛车水相斗。”类似“粤人”“广帮”之类的用语大量出现在时人报道，反映了当时人帮群划分的观念。
通过报纸了解广东华侨的活动，做报刊析出整理是较好的入手途径，现有的大量电子报刊也是相当理想的原材料。具体方法首先可通过基本关键词如“广帮”“粤人”“Cantonese”之类去查找。继而渐渐熟悉相关地区一些以广东人为主的相关社团组织，报如吉隆坡仙四师爷庙，是粤人主持的，则把这个也纳入搜集的范围。或是以粤人重要侨领逐渐扩充到其周边的广东籍群体，一并析出。后面一阶段尤其需要本地研究者介入，对报刊上繁芜的报道作仔细的甄别和梳理，特别是对单纯以关键词检索容易遗漏的信息，形成广东华侨史料较为连续的链条。
（四）宗乡组织和社团内部档案
华侨团体内部档案，是研究马来半岛广东社群的又一重要资料。内部档案是团体或组织在历史上自然形成并保存下来的文书资料，有会员名册、议事录、征信录、账本、收发信函、注册文件等多种。相对于特刊等出版物，档案文书相对更为原始，能反映更多历史细节。
马来西亚档案馆相对不太重视中文资料的保存，因而要搜集广东华侨的资料，需要深入到各地历史悠久的广东籍宗乡会馆等组织。此前学者对马来西亚广府社团作过统计，所整理出的会馆名录，可按图索骥，作为搜集的基本线索，见下表：
*此表根据吴华先生提供资料整理，特此鸣谢。此外自1947年成立的“马来西亚广东会馆联合会”，亦网罗马来西亚大部分广东同乡社团，可补现有资料之不足。
上述会馆都有超过百年历史，极有可能保留一些旧有档案，如槟城广汀会馆，已成立超过两百年，保存大量坟山管理资料、会员名录、会议记录等纸质文本。该馆已委托学者进行整理、编目和扫描。不过在其他会馆，内部记录和名册文献在二战期间大量被毁，现时流传下来20世纪早期的文献已较少见。
现时不少会馆日渐重视自身历史资料保存，投入资源建设文物馆、展览馆，大大改善了文献保存和展示的环境。以新山广肇会馆为例，其文物馆中保存了一批早期粤剧剧本。分别为新山广肇会馆音乐、戏剧部印制《战火啼鹃》，醒华剧社印西乐全曲《貂蝉》。正如现时面世的许多粤剧剧本一样，这些本子没有明确的出版或印制时间。查醒华剧社在1939年已经成立。剧本为繁体竖排，且为油印本，相较刻本和铅印本，油印剧本十分少见，版本价值较高。这些资料，对于了解马来半岛广东华侨文化活动非常重要。
新加坡的宗乡会馆档案相对较为集中，大量保留在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之中。经统计，有关广东人的详细档案资料可见下表：
资料来源：黄美萍、钟伟耀、林永美编《新加坡宗乡会馆出版书刊目录》，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07。以下二表出处同此。
从上表可见，新加坡宗乡会馆档案保存情况较好，且有部分二战前的资料保留下来，只是与一些后来产生的资料放在同一个卷宗之中，需要研究者长时间查阅和甄别。
宗乡会馆内部档案有以下特点：
（1）史料价值高。档案往往是社团或组织内部使用，是直接记录各类活动的一手资料，而且内容多样，有会议纪要、书信、各种登记本、戏剧剧本歌本等，能较为全面地反映组织的日常运作。
（2）分布分散，开放性不高，难以搜集利用。由于马来西亚缺乏专门针对华人团体的档案保存机构，许多社团组织内部档案只能由该机构保存，散落各地，极难为学者所用。一些机构出于各种原因，对这些内部文献秘而不宣，需要研究者耗费大量精力沟通。
对明显以地缘为结合方式的宗乡团体，现时有较多目录和前人研究资料可参考。不过在此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受地缘因素影响的文化、教育、宗教、医疗、业缘等组织尚未涵盖在内。现时可知19世纪后半叶创立新加坡同济医院，20世纪后创办的吉隆坡人镜剧社、怡保霹雳慈善剧社，以及大量舞狮、武术社团，是以广府人为主要力量建立的。要摸清这些组织的情况，必需深入当地进行田野调查，殊非一时之功。此外一些各帮群共同组建的团体，也包括有广东华侨的资料在内，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档案，自1909年开始，为当地侨领最高层次的决策。这些会议纪录，如能和其他广帮社团资料相互参看，对了解广帮侨领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与立场不无帮助。
对广府华侨组织内部档案的征集和抢救迫在眉睫。目前调研情况可知，马来西亚广府华侨资料大量毁于二战，早期内部档案存量很少。后来一些团体由于领导者不重视历史文献、或因为搬迁等原因，弃置大量文物资料。这些都导致文献资料的流失。如能调动国内更多研究人员和团体的力量，帮助这些机构扫描、保存文献，甚至与之合作整理出版，相信对马来半岛广府华侨研究，是极大的推动。
（五）会馆组织和社团特刊等公开出版物
会馆组织是海外华人群体社会团体的重要构成，体现华人内部因地缘和方言构成的联结，也是考察广东华侨历史活动的主要切入点。这些会馆、社团有不少特刊、纪念刊等公开出版物，是现时在这些团体中考察，或是在图书馆、资料馆的华侨特藏中，最容易获取的资料。
会馆、社团出版物的重要价值，在于经过编辑者的整理，很多没有公开的社团内部资料会以“会史”“名录”等形式出现，研究者可得到大量历史信息。与此同时，当时编辑者对当下活动资料的整理，表述的话语，显示出他们对于该团体的建设的理念，也可以成为后人研究的对象。
现时马来西亚由于幅员辽阔、团体众多，暂时未见有完善的宗乡组织出版物列表。相关资料在各个高校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均有收藏，但整体仍缺乏互通和梳理。新加坡方面有较为完善的会馆特刊目录。其中为广东籍华侨乡团组织出版的早期刊物，整理如下：
马来半岛的乡团组织是华侨兴办学校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因而战前很多学校也有地缘与方言群的色彩。与广东华侨相关的学校，他们的活动与发展显示广东华侨的动态，所出版的刊物也是广东华侨文献的重要组成。新加坡广东籍华侨学校的公开出版物可整理如下：
由以上两表可知，新加坡地区华侨团体的公开出版物，主要有以下特点：
（1）战前刊物相对较少。除了学校尚留存有一些二、三十年代的刊物外，现存乡团组织的纪念刊主要都是战后重组时产生。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二战时马来半岛沦陷，乡团组织或主动销毁资料，或无法保存资料而毁于战火。
（2）新旧资料混杂、历史叙述随时间变异。华人社团、组织的出版物的特点是新旧资料混杂，特别是历史叙述会一直变异。一些历史久远的组织，其实际领导者、干事可能换过许多届，则他们对前人的工作评价、自身的理念，甚至组织内部的人事问题，会影响他们编写特刊时的叙述。并且后出的刊物也有可能因为经费充裕、或因为编写者的搜集工作深入，发掘刊印一些组织内部早期的资料。因而对一些不同时期出版过多种特刊的社团或组织，如果只搜集其最新或内容最多的刊物，同样不够全面。对于社团、组织的特刊、画册等公开出版物，虽然早期的刊物较为珍贵，但只从出版时间来决定是否征集，很可能遗漏重要的历史资料。较为适当的搜集方式是网罗全部，并尽可能使之形成历史序列，能够相互参看。
征集乡团组织出版物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一是通过当地的宗乡联合会，如马来西亚广东会馆联合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取得与这些组织的直接联系，请求赠刊。通常这些组织、社团都十分乐意介绍与分享他们的历史。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早期的出版物也许留存不多，难以获取。这时通过大学图书馆及档案馆是较好的办法。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为例，该馆一直有大量战前华人文献的积累，广东华侨出版物储藏宏富。近年来该馆数字化进展也十分喜人。随着版权责任期结束，中文图书馆把部分二战前资料数字化，包括华侨学校出版物、社团文献，全部上网无偿提供下载。这批资料是新马地区较为集中，保存较好的中文文献，包含大批广东籍华侨史料，体现了战前海峡殖民地与中国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六）其他
马来半岛广东华侨史料的丰富性，还体现在种类多样的延伸资料上。比如为家族、个人收藏的私人档案，对于呈现著名侨领、文化名人的生平非常重要。广东华侨方面，目前较为丰富的有新山侨领导黄亚福。黄亚福祖籍广东台山，19世纪中期移居新加坡，渐渐成为种植园主及建筑商。黄与柔佛州苏丹建立良好的关系，成为当地著名港主，承担了许多新山开埠的重要建筑工程，创立了广肇会馆、广惠肇留医院等组织。有关他的资料和研究，近年在新山广肇会馆及中华公会均出版不少。除黄亚福外，新山黄树芬、黄羲初均有传记面世，大大丰富了广东著名侨领的家族史。
在文字资料以外，口述历史同样是马来半岛广东华侨历史的重要资料。现时最为集中的口述史资料，为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史中心，有专门的口述历史访问和录音收藏。近年来也有不少新马本地学者，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进行研究。比如有“马来西亚粤剧之母”之称的蔡艳香女士，即有相关研究如李天葆《艳影天香——粤剧女武状元蔡艳香》、陆美婷硕士论文问世。一些口头文学的整理，如李焯然《新加坡方言童谣选集》一书，包括了不少广东童谣在内，过去甚少得到注意。
一些属于广东华侨社团组织的实物资料，也是重要的历史研究素材。如现时华研社准备征集一批粤剧剧团的文物与文献，包括他们所用的演出道具、乐器、服饰，以及前人所留下的粤剧剧本、演出公告与文书，该项工作正在洽谈之中。现时在广东人会馆中较容易看到的舞狮道具、服装、乐器、旧照片等，也是未来可以开发的资源宝库。在怡保广府人会馆可见大量妈姐的排位，甚至收藏有她们大量的A3大小的照片，很值得深入研究。一些会馆把印刷书籍所用的电版完整保存下来。这些实物材料不论对历史研究者还是对该馆自行主办的文物展，都是极好的素材。
三、结语
由上文可知，近代马来半岛华侨史料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19世纪初属于开埠初期，除个别像马六甲这样历史悠久的地区留下较多文献记载外，马来半岛大部分地区出现金石碑铭类资料较多，主要散布于各大坟山公冢，以区分种族与帮群为特点。随着殖民政府架构的完善及华民政务司建立，大量关于华侨的信息反映在殖民档案之中，相对而言此时华侨内部产生并保留下来的资料是很少的。19世纪末，受到保皇党和革命党的活动，及其他因素的作用，马来半岛出现立场各异中文报纸，大量保留下来并且有很好的延续性。在相近的时间，一些社团的内部资料如会议记录、学校章程等开始零星出现，显示华侨组织从原来的公司、会党到学校、会馆等公开活动的社团这一漫长的转型。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大量华侨社团的公开出版物出现，但各地并不平均。现时战前刊物收藏和整理，新加坡较其他地区更加深入且集中。新马社团出版纪念特刊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但有些编者找到文史专家编写，内容较为详实，有些则流于浅白。社团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也影响到刊物叙事的角度，使用时尤须注意。
即便是马来半岛这一相对于东南亚地区较小的区域，各地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现时我们对“广东华侨”的印象，既与广东的行政区划有关，也和五大方言群的讨论挂钩。不过近代广东行政区划的变异，与马来半岛具体某地的历史脉络与帮群关系，往往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致使辨别何种属于广东华侨文献史料上存在难度。从征集与辨识难度上，文献搜集可以在以下方面作区分：
（一）与新马本地组织脉络吻合的广东人资料，可以全部征集的文献。这一类型文献主要是明确为“广东会馆”“广东义山”一类，为当地本来即以“广东”称呼的团体、组织的资料。多地广东会馆辖下有如肇庆会馆、宁阳会馆、惠州会馆等各个地方会馆，广东义山也包括了一些参与组织的总坟。由此延伸出的团体，其所有公开出版物、档案、碑铭资料等都可以全部归入“广东华侨文献”而加以征集。
（二）为新马华侨管理政策、华侨社会整体性资料，需要析出整理。国内已出版大量新马华侨相关的资料，已为研究者所熟悉，似无特别析出的必要。反而是很多有在地化经验的资料，特别是殖民政府档案，对于华侨“分而治之”，以及对不同帮群及其下社团事务的管理，能较成系统反映这些团体的动态，应加以析出区分，成为独立的资料集。
（三）大量报刊资料，主要作析出整理。报刊资料数量庞大，持续时间长，内容十分繁杂，通过关键词析出，既能反映时人对于籍贯划分的观念，也能看出随时代演变可能存在的称谓与观念的变化。报刊中包括大量对于广东华侨原乡政治、军事状况的报道，虽然能反映华侨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但鉴于这些多与国内同时期报纸重复，建议与侨务政策有关的部分尽量收录，表达报纸本身或华侨团体观点的社论、时评酌情收录，其余则可以不收。总体而言，仍是以广东华侨在居住地的社会生活，作为主要的析出内容。
（四）在特定历史时期与广府人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组织，如医疗、教育、宗教、戏剧、行业公会、体育武术社团等等，在过去研究中容易忽视，此后应充分发掘。由此对广府人的文化特性，以及他们对新马华人社会文化景观的影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马来半岛的广东华侨史料整理，经过上述分析，可以时间为经、地域为纬，复以史料类别加以区分，形成系统的数据库。但类似思路延伸到其他近代华侨聚居地则不一定可行。首先“公冢——会党——社团、学校”这一发展模式，未必适用于其他地方，史料产生的主体和机制即有所区别，对应的史料分类必然不同。其次是时间节点上，除了拉律战争之类的历史事件对华人社会带来冲击外，马来半岛在二战期间损毁了大量华人的资料，由此带来主要的时间分割，但其他地方的情形则不一定。其三是马来半岛出版控制较为宽松，华文在当地也有很强的应用面，战后乃至今天不断产生大量华文书籍和特刊，而东南亚其他地区则不尽然。这显示华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应以了解当地历史为前提，对史料产生的机制和阶段特征有所认识。
作者黎俊忻系广州图书馆广州大典研究中心调研员、历史学博士。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发布，原载《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