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里甲户籍，既是征派赋役的依据，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明中叶以降，由于里甲户籍的世袭化与里甲赋役的定额化，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赋役共同体，导致了家族组织与基层政权的直接结合。本文主要依据明清福建地区的族谱资料，探讨里甲户籍的世袭化及其对家族发展的影响。
一、里甲户籍的世籍化
所谓里甲户籍，是指隶属于里甲系统的户籍，包括里长户、甲首户、甲户和畸零户，其性质不同于民户、军户、盐户、匠户等专业户籍，也不同于单纯为交纳田赋而设的钱粮花户。明初规定，里长户及甲首户必须由里甲内部的丁、粮居多者充当，并规定每隔十年“大造黄册”，依据各户人丁、事产的变化，重新编制里甲户籍，调整里甲组织。然而，这一规定并未得到严格实行，“大造黄册”很快就流于形式。从永乐年间以降，明初建立的里甲组织已纷纷解体，原有的里甲户籍也逐渐趋于固定化和世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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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里甲组织，具有基层政权的性质，其主要职能是“催征钱粮、勾摄公事及出办上供物料”，并负责司理本里甲的“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与此同时，各种为官僚机构服务的差役，一般也是由全县各里甲轮流承担，因而使里甲组织成为征派差役的基本单位。据《闽书》记载：“里甲之役，其始催征钱粮、勾摄公事而已，后乃以支应官府诸费。若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其措办。浸淫至于杂供私馈，无名百出，一纸下征，刻不容缓。加以吏皂抑索其间，里甲动至破产。”由于里甲之役日益繁苛，民间往往花分子户以避重役，甚至千方百计隐瞒户口，使官方的户籍编审失去实际意义。从永乐年间开始，福建各地的里甲户籍已严重失实，里甲组织日趋解体。如仙游县，明初共有64里，至永乐、宣德年间，“赋役重并，虎瘅交灾，人户消磨，十去八九。正统、景泰间，只有一十二里。天顺间，又将外县流民附籍，增为一十四里”。里甲户籍的减少和里甲组织的解体，表明官府对里甲户籍已失去控制，十年一次的“大造黄册”无法正常进行。
至迟在成化、弘治年间，福建各地的里甲户籍已经固定化和世袭化了，里甲组织成为户籍管理和差役负担的承包单位。成化七年，安溪县移民康福成兄弟入籍永春县六七都九甲，“顶其绝甲陈佛成户籍，收其随甲田租壹佰贰拾石，并其绝甲黄伯孙美安地基及院内废寺土蔗 后头山林等处”。当时曾与里长陈贵立约言明：“或是现当，约定协当两个月日；或差遣远近长解，路费依照班下丁米科贴；间年杂唤使费，约贴银八钱，不敢反悔。如是出办不前，或子孙不能承担粮差，累负里长，将田业退还，不敢出卖。如有变卖，执合同当官告理。”至成化十年，里长陈贵又与康氏立约声明：
立送田字人六七都里长陈贵等，愿将绝甲首陈佛成户租民田六十亩，坐落洪山，年收租九十一硕，声载秋粮正耗米三硕二斗一升，自情愿央本都民 谢智明为中，出送甲首康福成，前去十年冬下为头管掌，递年随业理纳；并 厝基一所，土名美安，的系绝甲黄伯孙屋基，许令居住，仍中间欲要米一硕， 连耗七升；坐落八坑前后等段，计租三十硕，粮米俱在里长名下。日后但遇 均徭，随时征贴里长派科粮派，及带征貱米五斗。此系二比甘愿，日后各分 无悔。恐口无凭，亲交文契，付本人收执者。（余略）
在这里，里长陈贵显然已经承包了本里的里甲户籍和有关赋役，因而才有可能将绝甲首陈佛成等的户籍、田产转送给康氏，并由其承包相应的赋役负担。这说明，当时永春县的里甲户籍和赋役负担，实际上是由里长和甲首逐层承包的，而官府已不再实行户籍与赋役编审。
在里甲户籍世袭化之后，每一里甲户的差役负担也逐渐趋于定额化了。弘治年间，仙游县缙绅郑纪在《新里甲目录序》中，记述了里甲内部的差役定额化过程。其略云：“予弟今年备名里正，因会集同事，澡神涤虑，议定供应事，日萃为一录，自圣寿、祀饮而下，至于役夫、什廪之征，量轻酌重，分条类目……岁计用银不满五百，每甲一岁出银不过三、四十两，视诸往年则七、八之一。录成，呈白县堂，随与里甲百四十户合盟以坚之，以为一岁共需之则。”由此可见，当时每一里甲的全年差役负担是相对固定的，因而也就可以按既定的里甲户籍层层分摊。
明中叶前后，为了减轻现年里甲的差役负担，地方官对里甲之役的征派办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核心内容，是把原来由各里甲轮流承担的“出办上供物料”及“支应官府诸费”，直接摊派到全县的人丁和田亩上。不过，这一时期官府所掌握的人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法律虚构，而不是实在的人丁。据《闽书》记载：
今庶民之家，登册者名为官丁，不登册者名为私丁。官丁纳钱约可三钱，私丁则里胥量其家之人口多寡、财力丰绌，而取其资，以备衙门之用，亦其势也。有司编审之时，率视米多寡，量注丁口，皆非实数也。
在福建各地，明中叶以后按丁摊派的差役负担，实际上仍是按里甲户籍平均分摊的。如万历四十年年，永安县令“详请上司，每户额派十丁，不论故绝，永为定式”。康熙二十五年，德化县依照“成例”，把全县丁粮原额按里甲均摊，“每里编米六百三十余石，派丁二百八十余丁。具文详情，永为定例。”这种按里派丁的做法，充分反映了户籍编审的形式化和差役负担的定额化。在此情况下，民间一般也就不再分拆里甲户籍，而是由分家后的族人共同继承原来的里甲户籍，并分摊有关义务。因此，明中叶以后福建的里甲户籍，往往成为家族组织的代名词，甚至“每一甲为一姓所据”。永春县荣华《郑氏族谱》，对本族户籍的由来有一概括说明，兹摘录如下：
有明之初，朝廷编定民间户口、赋役，各给户由。我仁六公充当四五都一甲（甲首），值壬年策应公务，计管甲三户：本都大帽刘玉，即今溪头张偷；德化石山吴隆；景山李早，即今柯舜、柯兴隆。顺治戊子年，依明制编户籍，吾族仍一甲之班。嗣是军兴旁午，最苦大当。荷先祖默佑，米产如故，实赖一、二贤子孙支持之力。康熙廿三年甲子以后，上宪严革里役之弊。至庚午，制台兴公又设均苗法，每班酌定五十三石零。吾族丁米不减于前，邑官吏受贿混拨，将户内管甲拨出他班，而本族依旧居四五都一甲十班之首。自古及今，大造编审，米有增减，户头易名，难以详载。康熙辛丑年编审，尚有四十余石，配官丁二十丁，户名今称郑泰矣，嗣后又再易郑雄。
明清两代，郑氏虽然“米有增减，户头易名”，但却始终只有一个里甲户籍，即充当永春县四五都一甲的甲首户。康熙二十九年以前，郑氏尚有“管甲三户”，而此后则完全由本族承担各种额定的里甲差役。这就表明，对于一个正常发展的家族组织来说，里甲户籍事实上是世代相承的，或者说是世袭化的。
二、以家族为本位的赋役共同体
自明中叶以降，由于里甲户籍的世袭化，促使家族组织演变为赋役共同体。在家族内部，为了自我管理里甲户籍及分摊有关义务，必须采取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对全体族人的人丁和财产实行有效的监控。试依据永春县《官林李氏七修宗谱》的有关记载，分析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赋役共同体。
官林李氏定居于明初，至第二代始“立户输粮”，占籍永春县九十都四甲。第三代分家时，里甲户籍由派下三房共同继承，“即抽田租一百五十石，以俾子孙轮流听年及十年一次策应大当”。此后至嘉靖年间，“历来长、二、三房轮流听年及策应大当无异”，其有关役田也由各房轮收轮管。嘉靖时，第五世汉杰“以贫不肖，遂将一百五十石之田献卖郡乡宦王福”，后经呈控，“断令族人敛银赎回”。为此，“长房汉元于嘉靖三十四年集众会议，仍将赎回前田以三分均分，每房得租五十石。里役照原三房拈阄，分月日策应，告官钤印，以为定规”。李氏把役田分拆之后，有关差役仍由各房“协同策应”，原来的赋役共同体并未因此而解体。至万历年间，由于各房之间的贫富分化日益加深，“分月日策应”的平均分摊办法开始改为“照丁米轮流”。如万历十七年的《合同》规定：“照丁米六年轮流：长房应听一年；二房应听三年；三房应听二年。”至万历四十六年，“因三房米少，会从再立《合同》，以五年轮流：长房照原一年；二房照原三年，三房只听一年”。这种“照丁米”派役的做法，表明族内各支派之间的人丁和田产是可以相互核算的，因而才有可能依据各房“丁米”的消长而调整其负担额。
在李氏按房分拆役田和轮流“听年”之后，由于有关役田陆续被“盗卖”、“公卖”，各房内部的派役基准也不断下移，即按本房各支派的“丁米”分摊差役。某些较为兴盛的支派，开始“私置”役田以支付本支派的差役费用。万历年间，李氏曾集资赎回一些已经出卖的役田，但由于经费出自少数族人，“其田付出银之人管掌”，从而也就成了出银者的共有财产。如云：“二房涌泉公赎回应得之田，私立为听年田，与通族、本房俱无预。”尽管如此，由于族内各房仍然维持同一里甲户籍，李氏宗族作为赋役共同体的性质并未改变。
延及清代，李氏的派役方式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演变过程，除了十年一次的“大当”之役仍由各房“照丁米策应”之外，其“听年”之役则有一房独办、数房轮办及全族贴办等多种方式。据记载：
其听年，本朝以来俱系二房催办。至顺治十七年，长房始催一年；十八年，三房朝序始催一年。越康熙十一年，三房朝序、朝郡方与二房合约，照丁米听催，五年轮流：二房听四年；三房听一年；长房以米少不与，每年只贴听年人租五石，以为辛劳。而通族复议：杂派繁重之时，每石产贴听年人辛劳银二钱；如杂派少，每石产只贴银一钱；永以为例。通族听年租，仅有徐福插入本户为甲首充银十两，公议将此银置租，以为听年辛劳之资。……又绝甲林旺存银五两，今康熙五十三年三月，将此银买得光降田，土名青蛇仔，租二石一栳，田认回自耕，租纳听年人。……原本族听年只有一人，因奉宪均苗，拨出本户李重米入二甲户内，故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戊正月再议：本族设听年二人，以便催纳，其通族听年租应照二人均收。其听年二人，涌泉公房递年轮一人出听；传建公房一人，碧溪公房一人，宽赐公房、宽瑞公房共一人，递年轮一人出听；周而复始，不得推诿。若我寨山公房，先年卖松柏树私置有听年租，……凡系寨山公派诸孙听催，则照人均收。此租或有缺年，则将租存积，粜银再置，通族听年人不预。
如上所述，由于对里甲户籍的共同继承，使李氏族内形成了相当严密的赋役征派体系。无论是按房派役、照丁粮派役或照田赋津贴，无疑都是以控制族内的人丁和田产为前提的。值得注意的是，家族组织的赋役征派权，在逻辑上优先于里甲组织。康熙年间因“奉宪均苗”，把李氏族内的部分田产拨入外甲立户当差，而李氏并未放弃对其有关田赋的催征权，仍是由本族“听年”之人统一催纳。此外，李氏还先后接收了“绝甲顾永贵塔心田共租五十石”、“绝甲林旺存银五两”及“徐福插入本户为甲首充银十两”，这可能是由于李氏属于里长户，因而对所属甲首的户籍及田产也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权。
清代后期，官林李氏委托当地包揽赋税的粮差，代为办理本族的催征钱粮及田产过户等事宜。在此情况下，李氏族人仍然属于同一赋役共同体，家族组织并未放弃对所属花户的控制权。试见下引契约文书：
立认册并约字人林芳章，因李姓前向陈伯炎买断得九十都四甲李际盛民册一班，因昔年章祖林允紫向李姓认来办理，亦有立约付李姓执据，因年久数目舛错，章央公再向李祖友公派下认纳办理，所有粮产三面核算辖实，不敢含混。既立约后，倘产册内条目若有差错弊混，愿将产册经管付李吊回自办，章不敢生端异言。其工资谷亦依前约，每石米议贴谷乙拾觔。至收产无论官民，时议贴笔资钱乙百贰拾文，其不上亩者当以乙亩为例，亩余者长短随送。约十年一次，章应盘造李姓通族册全本及各户家册，付李收存。今欲有凭，立认册并约字为照。
光绪七年五月 日，立认册并约字人林芳章，公亲陈遇官先生，凭见林芳好。
上引契约中的“李际盛民册”，即以“李际盛”为名的里甲户籍所属的田产和钱粮档案，其中包括李氏“通族册”和族内各钱粮花户的“家册”。依据这一契约，粮差向李氏族人催征钱粮，必须得到家族组织的认可；而族内每一钱粮花户的田产及钱粮数额，也必须得到家族组织的确认。在这里，粮差只是家族组织的代理人，并不拥有实际的钱粮征派权。因此，粮差必须定期修订“李姓通族册全本及各户家册”，并经由李氏族人“三面核算辖实”，才可以正常履行其职责。据记载，光绪二十一年，粮差林氏又因“年久数目舛错”，再次向李姓“认册办理”，并立约声明：“历年依照派征付完纳，不得含混”。
上述事例表明，明清时期福建的里甲户籍，往往是家族组织的代名词。在家族内部，由于共同继承里甲户籍和分摊相关义务，必须对族内的人丁和财产实行有效的控制，这就使之具有基层政权的某些职能。
三、里甲户籍对家族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由于里甲户籍的世袭化，使家族组织得到了强化。然而，家族组织作为赋役共同体，往往使之偏离原有的发展轨道，出现各种“泛家族主义”的演变趋势。
明代福建养子之风的盛行，与里甲户籍的世袭化有密切关系。明嘉靖年间，同安县缙绅林希元在《家训》中说：“本户先世因人丁稀少，有将养男收入册籍者，以相帮当门户也。今宜以此为戒，已入籍者不许收入家谱。”这说明，由于林氏的“养男”与嫡系子孙共同继承里甲户籍，实际上已被视为家族成员。林希元试图对里甲户籍和家族谱系作严格区分，正是由于当时的里甲户籍已经成为家族组织的代名词。万历年间，惠安县骆氏家族发生“养男”后裔与嫡系族人的纠纷，其原因也是在于对里甲户籍的共同继承。据记载，骆氏先人曾把养子“俱收入籍，共支户役”，而又“虑世远健奴乘主，严历传家，族谱记载详悉”。从明初至明后期，“里长差役两房轮当，户下甲首各有分属”，始终维持着由“养男”后裔与嫡系族人共同构成的赋役共同体。因此，有些“养男”后裔不甘于被视为非类，竟然“掇采谱记糟粕，声惑宦家代笔志铭”，公然以骆氏嫡系长房自居。清代福建各地的家族组织，对养子及其后裔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如南安县《卿田尤氏族谱》的《新订谱例》宣称，收养“螟蛉”有助于“蕃衍宗支，生辉门闾”，因而一律“从俗”载入族谱。宗法观念与家族组织的这一演变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养子与嫡系族人间的共同利害关系，尤其是二者在同一户籍和赋役共同体中的连带责任。
清康熙年间，由于实行“粮户归宗”，福建各地形成了各种以里甲户籍为标志的合同式宗族。所谓“粮户归宗”，亦称“归宗合户”，最初于康熙二十六年在漳州府海澄县实行，“一时澄邑甲首相视顶补，归宗者计有四百余户”。至康熙二十九年，闽浙总督兴永朝在福建全省推行“归宗合户”，其基本内容是“册内各去里甲名色，听均甲立户自便”，即取消里长户与甲首户的等级差别，重新均分里甲户口，按宗族系统归并里甲户籍，征派里甲赋役。由于福建各地的里长户与甲首户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归宗合户”的政策受到了普遍欢迎。据康熙《漳浦县志》记载：
漳俗，无里长户者，即目之谓小家。其有势力之人，必寻有里长衰弱之图立户，谓之“顶班”。无势力者虽田连千顷，不得不受人节制，至单寒小姓，更无论矣。康熙二十九年，为闽中有里霸之弊事，奉文令民得归宗合户。于是，凡为子户者，各寻同姓里长符合，可无里长、子户之分。
在实行“合户归宗”之后，同一里甲户籍的族人往往遍布各地，从而形成了庞大的散居宗族。康熙三十六年，漳浦知县陈如咸在《详文》中说：
浦邑之丁，其在附近各县者故多，远至福州之闽县、永福，泉州之南安，皆有浦丁在焉。其户长年年往收，倘未足其欲，辄呈请关拘。问其何时迁去，则或百余年，或二百年，其近者又无论矣。而现住浦邑之人，其纳他邑丁粮者，亦十人而三。
从理论上说，“合户”是以“归宗”为前提的，即只有同宗之人才可以共有里甲户籍。而在实际上，这些早已散居各地的族人，原来并无统一的宗族组织，往往只是为了“合户”而重新“归宗”。如安溪县陈氏家族，自明永乐年间入籍感化里之后，其族人陆续迁居于本县水车、飞鸦、小漈、厦镇及德化县南程、永春县留镇等地，原已各自分立户籍，彼此之间并无往来，至“归宗合户”之后，才开始形成以“朋当里役”为特征的散居宗族。康熙三十一年，陈氏族人的《归宗合约》宣称：
迩逢生民父母部院兴，于康熙辛未间……颁出归宗之令，扼腕而谈，洞刺民弊。我邑之匆匆者半，迟迟者亦半。《经》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其在此欤？于是，归感化里原籍陈添祖户朋当里役，昌隆万代。虽出入之费不在纤细，然入欲得鱼水之相谐，出必甘棠之系念，乃分之宜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福建“粮户归宗”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异姓联宗”的合同式宗族。例如，泉州永宁卫福全所的居民，原为“零星军户，从无户眼”，“屡受大姓欺凌，势有所不堪”。康熙五十三年，为了自立门户，“以地为姓，即全是也”，还专门为此创建了“全氏宗祠”。直至清末，当地各姓仍联合重修宗祠，“再集议进各姓祖先神主”132座，还共同编撰了《全氏宗谱》。与此同时，诏安县、东山岛等地的军户后裔，也通过异姓联宗获得里甲户籍。试见东山关帝庙的《公立关永茂碑记》：
[前略]天下岂有无籍之人乎？故莘庵陈公于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而铜至此有丁粮之事焉。然泛而无宗，傍人门户，实非贻燕善策。因闻诏邑有军籍而无宗者，共尊关圣帝君为祖，请置户名曰“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五十年编审，公议此例，亦表其户名曰“关永茂”，众咸谓可。遂向邑侯汪公呈请立户，蒙批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输纳丁粮，不但得划一之便，且幸无他户相杂。……第迩因查县、府、司册，而有一户“关永茂即黄启太等”，其间大有移花接木、藏头去尾之虞。夫事方三载，即如此互异，又安能保其后来不无桀黠辈从中滋弊，蚕我孙子乎？于是，公诸同人，当神拈阄，分为七房；小事则归房料理，大事则会众均匀。叔伯甥舅，彼此手足，并无里甲之分，不得以贵欺贱，不得以强凌弱。苟有异视萌恶，许共鸣鼓而攻。此方为无偏无党，至公至慎，爰立石以垂不朽。
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巳畅月谷旦立，珠浦东旭氏江日升撰。（署名略）
如上所述，“关永茂户”原为东山岛军户家族的共有户籍，但为了防止后人“移花接木”，只好模仿宗族组织的形式，“分为七房”，以便分工协作，共同维护有关权益。这种从异姓合户到异姓联宗的演变过程，表明当时的里甲户籍已经完全家族化了。
清中叶前后，福建各地陆续革除了支应官府杂派的里甲“大当”之役，而且鼓励民间自立钱粮花户和自封投柜，里甲户籍的社会功能有所变化。不过，里甲组织在催征钱粮、支应公差及实行社会控制等方面，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以里甲户籍为本位的赋役共同体，对族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以催征钱粮为例，虽然名义上是由花户直接向官府交纳（自封投柜），但实际上却仍是借助于原来的里甲户籍，由民间自行征派。道光年间，诏安知县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云：
官陂廖氏、附城沈氏及为许、为陈、为林，田不知其几千亩也，丁不知其几万户也，族传止一、二总户入官，如廖文兴、廖日新、许力发、许式甫是也。更有因隐避役徭，数姓合立一户，如李、林等户合为关世贤，叶、赵等户合为赵建兴是也。户长、总催轮流充当者外，有草薄名“花户册”，按年催输，唯渠是问。无户总则承差沿流而下，亦有此册，不难逐户征收。
在家族内部，即使各支派另立新的钱粮花户，一般也仍是隶属于原来的里甲户籍。邵武县《黄氏族谱》的《户役志》记载：“自雍正以来有积欠之累，乾隆年间又有征谷、采买之累，于是立户纷纷矣。”但与此同时，黄氏又有专门为本族（甲）“立户”而设的田租，“归册里收，凡本甲立户安粮，概不用钱”。凡是隶属于同一里甲户籍的钱粮花户，由族内统一派人催收。如云：“本甲向推一人料理承差规礼及钱粮、本仓之事，谓之‘管年’。每岁众派谷若干，以为辛劳之费，凡十五年而一换。……至乾隆十五年，无人接管，三大股始各自料理，立有合同议约。”这种由里甲户统辖钱粮花户，由家族组织自行负责催征赋税的做法，一般说来有利于保证田赋的如期交纳，因而得到了各级地方官的认可与支持。如陈盛韶认为，在按家族设立“总户”的催征体制下，“田丁俱无而粮空悬，合族匀赔，不起争端，彼此买卖，私相过割”，这在当时是唯一行之有效的田赋管理和征收制度。
应当指出，如果在家族内部分设若干不同的里甲户籍，在族人之间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赋役共同体，往往也会导致家族组织的分化或解体。例如，长汀县《龙足乡邹氏族谱》记载：
礼崇公于正德七年原在本里五图，分出承立邹叶文公原顶四图十甲内班甲首、同姓异宗小邹军户里长。……后因小邹绝军（勾补），几累倾家，叶嵩伯公父子袖手旁观，不用半文，曾言永当十甲甲首，誓不当十甲里长。至嘉靖二十一年，廷槐兄弟有违父命，复言十甲（里长）伊亦有分，要得顶当，挽生员马怀芹、马肖乐编立合同，冒名篡顶三番。至隆庆六年，方换廷梅名字顶户，吾家自顶四图四甲里长也。
由于邹氏族人在户籍管理和赋役征派方面的矛盾难以调和，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家族组织，直至清末仍有“上下祠畛域之分”。又如，邵武县《黄氏族谱》记载：“我祖富五公始去建阳，家邵武，占籍四都一图十甲，于是里役起矣。传五世，康七公处勋潭，产寄五都龚氏户，子恭保公遂改籍八甲，而留水尾者仍故籍。”因此，“邵武黄氏世隶二籍”，即分别形成两个不同的赋役共同体，“与它族异”。顺治十六年，康七公派下的黄应柏等，“承本宗黄隆旺、得九、康富扯入一图十甲进户，五都勋潭依旧有四房承顶一图八甲蓬下丁差”，从而再次导致了家族组织的分化和改组。清代勋潭黄氏族人在族谱中记述：“本族应柏带二子发、赞承役，原系八甲白鹿观甲首。因发钱粮数多，带归原户十甲当役，财势两全，不带丁差，丢累黄长（户）一族。”由此可见，如果家族内部存在若干不同的里甲户籍，就有可能形成家族组织的多元化结构；族人认同于不同的里甲户籍，实际上也就是认同于不同的家族组织。
明清时期福建的里甲户籍，不仅是家族成员的认同标志，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重要的身份象征。康熙《漳州府志》记载：“县中应里长者，皆丁多粮多之户，素已欺凌弱户。……里户老少，皆称里长，目甲首为子户、为图民。甲户虽斑白垂老，见孩童里户，必称为叔行。甚至甲户没故，其遗下子女，里户径为主婚、买卖。……是以甲户皆吞声隐忍，世受科制，闽俗皆然，而吾漳为甚。”这就是说，由于不同家族之间里甲户籍的差异，客观上导致了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迟至清末，这种派生于里甲户籍制度的等级观念，依然牢不可破。永春县《荣华郑氏谱》记载：
洪武初年，……我族产米视他甲倍多，乃列我郑姓四五都一甲，依次第立在石牌上。时景山李姓附我一甲，历次值壬年祭春；大帽刘姓及溪头张姓亦附一甲，祭秋；我祖郑姓当主听拜。继后李姓灭亡，柯姓接缺，依例祭春；大帽刘姓亦遂灭亡，张姓不能胜任，我郑正甲自为秋祭，张姓帮办，至今不失。同治壬戌元年，十班齐到社坂，公举训导谢椿年更换新簿，柯姓、张姓列附一甲。讵意柯季春、柯孝义狂妄不堪，丁卯春到州诬控，称柯姓祭春为长，郑姓祭秋为次，意欲列为兄弟。此乃以奴欺主，背祖难堪。……丁卯冬，我族邀集十班正甲到州，据实共入公呈，是以柯姓俯伏，愿认永为附甲。公簿炳据，递交祭祀。久恐或忘，故载在家承（乘），以示后之知者。
上述郑氏和柯氏的门第之争，充分地体现了里甲户籍对于区分社会等级的重要意义。因此，尽管里甲户籍作为派征差役的依据，可能招致沉重的经济负担，却仍然得到了族人的珍视和维护。永春县《荣华郑氏族谱》的编者宣称：“王土王民，乃编版籍；有丁有产，皆隶征输。故我祖宗千年以后，创业垂统，费许多心力，方得我门户。后世子孙安享其成，乌可以不思哉！”《官林李氏七修宗谱》的编者也反复强调：“服赋役而隶版籍者，方谓地著”；“服赋役而录版籍矣，祖宗规模可不谓宏远欤！”由此可见，正是在“王土王民”的政治体制下，造就了“服赋役而隶版籍”的家族组织，从而使里甲户籍成为社会身份的标志。
在清末及民国初期编写的族谱中，有不少关于历代里甲户籍的记载，其重要性往往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强调，这可能反映了当地居民的排外心态。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刚入籍不久的移民家族，对里甲户籍的重视也不亚于早已定居的土著家族。例如，泰宁县杉易镇的欧阳氏家族，原籍泉州府南安县，于清中叶移居泰宁，至第三代始定居入籍。嘉庆十四年，欧阳氏首次分家时，就专门设置了“排年管里田”，为后人提供管理里甲户籍的必要经费。这一时期，泰宁县的里甲组织还是相当完整的，基本上保持了明代以来的建制。如云：“每甲有户，附于里长。其所称里长之名，则各姓始祖编入者为长。后世子孙轮值者，又谓为排年管里。”里长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专督一年催科”；二是“排班轮值乡祭社坛”。可见，这里的里甲组织不仅具有基层政权的职能，而且也是地方礼仪活动的基本单位。欧阳氏家族对于里甲户籍的重视和维护，正是为了更积极地参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以求达到安居乐业的目的。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里甲户籍的世袭化，使明清福建的家族组织具有基层政权的职能，强化了官僚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然而，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控制模式，又必然导致基层社会的自治化。从明初“十年一造黄册”的里甲体制，转变为以户籍世袭化为基础的赋役征派体制，集中地反映了家族组织的政治化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这一进程推动了家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规范着家族组织的结构和功能。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2期，頁38-44。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