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被收藏的“物”的殖民史、华侨史与“全球生命史”

在荷兰小镇莱顿，有一座“（后）殖民色彩”浓重的博物馆——荷兰国立民俗博物馆（Museum Volkenkunde）。这家博物馆收藏着一批特殊的瓷器。它们既不是外销瓷，也不是荷兰本地生产的模仿中国青花瓷的代尔夫特蓝陶，而是一个个形态、图像各异的瓷币。这些瓷币做工并不精良，但内容丰富多彩，有的写了发行机构名字（通常是某某公司），有的写了面值，还有的画有各种图像。博物馆的网站对它们有一段统一描述，大意是它们由荷兰驻曼谷领事于19世纪80年代在暹罗（今泰国）收集，其在暹罗最初的作用是华人赌场或商业机构发行的供本地流通的货币，并且是由华人从中国运过来。博物馆系统将它们统一命名为porselein munt，即瓷币，并在线发表了一篇关于瓷币的研究文章。

在华人收藏界，这种瓷币在过去十多年引起了阵阵风波。新加坡的郭成发先生是该领域一位先行者，自2008年起，他管理的网站“南洋淘金梦” （http://www.southeastasiacoin.com/）已收集、发表一系列文章来介绍这些瓷币。2009年广东华侨博物馆建成开馆，同年，新加坡的一位收藏家向该博物馆捐赠了一批瓷币。次年，广东博物馆和华侨博物馆联合展出了一批这样的瓷币，并根据广东侨乡民间传统，将其称为“猪仔钱”。2014年，这种“猪仔钱”在海口的收藏市场出现，并被一位收藏者“高价”购买。最后在听取专家意见后，该购买者认为自己是“捡了个大漏”。根据海口网的报告，该事件还引发了大家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讨论。此后，《下南洋》电视剧组也开始关心这种瓷币的存在，并将其编入了电视剧。

一座是位于荷兰的、带着殖民烙印的民俗博物馆，一座是位于中国广东的、用于纪念华侨历史的华侨博物馆。它们之间可能互不知晓对方馆藏，却因为各自的历史背景而收集了同一种类型瓷币。这两种看似独立的收藏行为，其实体现了这种钱币的两段生命史，即它所经历过的殖民史与华侨史。以此为线索，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关于它的全球生命史（Global lives)。笔者一方面希望抛砖引玉，以冀引起华侨史、海洋史、经济史、陶瓷史学界对这个议题的更多关注，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一种特殊的物，来展示19世纪晚期在东南亚相互纠缠的两段全球史，即：欧洲殖民史与中国华侨史。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目前几个博物馆所收藏该类型瓷币的分类和描述；第二部则是讨论它们如何进入荷兰帝国的殖民知识体系，并最终以博物馆藏品的形式被学界所知；第三部分讨论这批瓷币背后的暹罗潮州华侨史。

二、作为物的瓷币

这是一枚很小的瓷币。它的形状是八角形，正反面直径不一样，正面直径是1.85厘米，反面直径是1.95厘米，厚度为0.3厘米。显然，它带有一定的坡面。它的正面有一个八角形的内环，直径为1.5厘米。基础釉色是白色，但是覆盖并不均匀，露出了部分看似粗糙的胚体。正面内环的凹槽处上有绿色釉彩，内环内部还刻有“来合公司”四个字，字的凹槽处上有蓝色釉彩。此外在“来”字右侧还附着有一粒铁屑。该币的反面刻有一个“钱”字，该字凹槽处同样上有蓝色釉彩。

图1 荷兰国立民俗博物馆所藏瓷币（正、反） (Volkenkunde Museum, Inventarisnummer: RMV-627-123)

笔者于2017年10月份在荷兰国立民俗博物馆库房调阅与测量了这枚瓷币（图1）。该博物馆还收藏有299枚这样的瓷币。除此之外，据笔者所知，类似的瓷币在德国杜伊斯堡博物馆（Kultur-und Stadthistorisches Museum Duisburg）馆藏超过1300枚，英国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馆藏超过400枚，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馆藏超过100枚。此外，1911年横滨钱币协会主席（H. A. Ramsden）出版的图录中有300多枚，而由郭成发发布在线的David Chua先生的私人收藏中也有1000多枚瓷币，更多未经统计的收藏还在市面流通和交易。

通过对已知的博物馆馆藏的瓷币进行类别、造型、胎、釉、彩、装饰、工艺等各方面特征的分析，可总结出这批瓷币五方面主要特点。

（一）多种材质

我们发现该类货币除瓷质器以外，还有漆器、金属器、玻璃器及贝母器等。根据荷兰驻曼谷领事对巴达维亚技艺与科学协会问题清单的回复可知，最初泰国用红漆制作漆器类型的货币，之后用铅和黄铜等金属材质制作，再之后由中国用陶或瓷制作，最后还有一些是由欧洲制作。在这些瓷币出现前，当地人使用贝壳作为小额货币。

目前已经完整集结成图录出版的德国杜伊斯堡博物馆的馆藏，是已知的最重要暹罗瓷币收藏。这其中，有金属器、玻璃器、陶瓷器及贝母器等多种材质的货币，这些货币中既可以发现金属器对早期贝壳币的仿制，也能发现金属等其他材质的货币与瓷币的造型、装饰具有相似性（图2），但这些材质的货币占比很少，且造型、装饰远没有陶瓷货币的丰富。因此陶瓷作为主要的暹罗华人赌场和商业机构流通货币之前，金属、玻璃等材质的货币早已产生，陶瓷货币生产和流行建立在已有的货币体制之上，那么为何陶瓷会迅速风靡呢？我们通过分析陶瓷的特性可能知道答案。

图2 德国杜伊斯堡博物馆藏金属、玻璃币

注：1.金属贝币（KSMD：Cat.No.2）； 2.金属圆形币（KSMD：Cat.No.21）； 3.金属六边形币（KSMD：Cat.No.28）； 4.金属法轮形币（KSMD：Cat.No.9）； 5.玻璃币（KSMD：Cat.No.38）； 6.玻璃币（KSMD：Cat.No.39）； 7.贝母币（KSMD：Cat.No.1350）； 8.贝母币（KSMD：Cat.No.1358）

（二）多变的造型

在对以上四个博物馆馆藏的陶瓷货币进行基本分类之后，可以发现陶瓷货币主要有以下几类造型（表1）。

A类，圆形货币

圆形是所有形状货币中占比最大的一类，尽管这类货币外缘近圆形，但根据局部特点，又可细分为：

Aa型，呈圆饼状；

Ab型，外缘一周凸弦纹，表面有浮雕感；

Ac型，仿金属制圆形方孔钱，正面可见原本想制作成方孔，分为钻孔和无钻孔两种，钻孔后实际效果是圆孔；

Ad型，圆形四孔形；

Ae型，外缘凸弦纹较宽，环一周文字。

B类，十二角形货币

十二角形数量不多，角较锐。

C类，八角形货币

该类形状的货币数量较多，仅次于圆形货币，呈八角形或八边形，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类：

Ca型，呈正八边形，饼状；

Cb型，呈正八边形，表面有浮雕感；

Cc型，呈正八边形，中心有孔，仿方孔钱，正面可见原本想制作成方孔，实际效果是圆孔；

Cd型，八边形中间边较长，类盾牌状；

Ce型，八边形上下边较长，类匾额状；

Cf型，八边形角边较短，中间束腰，类锦旗状；

Cg型，八角形中间较长；

Ch型，呈正八角形状；

D类，六角形货币

六角形货币数量较多，呈六角形或六边形，可分为：

Da型，呈正六边形，饼状；

Db型，呈正六边形，表面有浮雕感；

Dc型，呈正六边形，边缘有锯齿感；

Dd型，呈正六角形；

De型，呈六边菱形，中间较长。

E类，五角形货币

五角形货币数量很少，一般呈正五边形。

F类，四角菱形货币

四角菱形货币整体呈四角形，且变化较多，可分为：

Fa型，两侧角较锐，边呈波浪状；

Fb型，边缘圆滑，角基本不见，似花朵状；

Fc型，角边呈波浪状，圆滑；

Fd型，两侧角较锐，径长，上下角很钝，基本无明显角，边呈波浪状；

Fe型，上下角较锐，径长，两侧角很钝。

G类，正方形货币

正方形货币数量较少，可分为两型：

Ga型，正方形，直边；

Gb型，正方形，边呈波浪状。

H类，长方形货币

长方形货币数量也较少，可分为Ha型横向长方形和Hb型竖向长方形。

I类，椭圆形货币

椭圆形货币数量很多，可分为：

Ia型，椭圆形，中间有圆孔，未实际钻穿；

Ib型，中间有方孔，应仿的是方孔钱造型；

Ic型，表面阴刻或浅浮雕装饰；

Id型，外缘凸弦纹较宽，环一周文字；

Ie型，边缘为一周朵花；

If型，边缘呈波浪状。

J类，十字形货币

主要有Ja、Jb型方十字形和Jc型长十字形。

K类，花朵形货币

花朵形货币数量很多，根据花朵的形态可以分为：Ka型五瓣花形、Kb型六瓣花形、Kc型八瓣花形、Kd型圆瓣花形、Ke型朵花边缘形、Kf型方瓣花形、Kg型八方瓣花形、Kh型放射状花瓣形

L类，植物形货币

该类货币的形状来源于各类植物，主要有La型叶子形、Lb型莲荷形、Lc型瑞果形、Ld型桃形等。

M类，动物形货币

该类货币的形状来源于各类动物，主要有Ma型翼鸟形、Mb型蝴蝶形、Mc型象形、Md型双鱼形、Me型章鱼形等。

N类 经书形货币

该类货币的形状似一卷经书，根据具体形态，有主要分为：

Na型，似一卷中间隆起展开的经书；

Nb型，似一卷中间凹陷展开的经书；

Nc型，似一卷展开翻页的经书；

Nd型，经书打开可见一页，另外呈卷轴状；

Ne型，似两册卷起并系好呈卷轴状的经书；

Nf型，似一页经书书页形状。

O类，葫芦形货币

该类货币形状似葫芦形，具体可分为Oa型中间系一锦带、Ob型似葫芦剖开的截面、Oc型头部有耳底部有足葫芦等。

P类，宝瓶形货币

该类货币形状似宝瓶，发现有Pa型无花长腹瓶和Pb型插花瓶两种。

Q类，法轮形货币

形状似佛教法器法轮。

R类，砝码形货币

形状似中国古代称重用的砝码，根据形状可分为Ra型整体似方形、Rb型两侧圆中间直、Rc型微束腰、Rd型倒置形砝码束腰部分宽等几类。

S类，其他形状货币

这类货币数量较少，有扇形、碑形、三角桃形、双环形等各类形状。

陶瓷货币的造型大致可归纳为上述十几种，多以几何形状的货币为主，既受传统金属货币形状的影响，又有其他各种丰富的造型，充分发挥了陶瓷可塑性的优点。此外，根据货币上的文字可知，同一发行者可能有多种形状的货币，这说明发行者定制自己的陶瓷货币时对于货币形状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而同一形状的货币，不同的发行者为防伪或突出自己的特色，会在细节处进行创新，因此圆形或八角形这类常见的形状，往往会有很多亚型，可能是为了区别自己与其他发行者所用货币做的灵活改变。

（三）胎釉彩特点与窑口

这些形态多变、内容丰富的瓷币如何做成？在哪里的窑口制作？我们可从胎釉彩做分析。这些瓷币胎色一般为白色，胎质坚致，少量素胎器为黄褐色胎。且表面纹饰及文字部分多有模制成型后的浮雕感，凹凸不平，也有少量饼形货币表面为平面，另外文字部分除有浮雕感以外，表数字和钱数的也常常阴刻。

根据施釉特点，大体可分为施白釉、红釉、紫金釉、酱釉、低温蓝釉、孔雀蓝釉、低温绿釉、素胎等这几类。其中施白釉的陶瓷货币数量最多，其他占比较小。而白釉瓷币往往多施以各类彩釉和彩绘装饰，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种，通体施白釉货币。

第二种，白釉施釉下彩青花装饰，这类陶瓷正面或反面用青花书写文字或绘制纹样等，除青花外无其他彩饰。

第三种，瓷币正面彩釉装饰或彩釉青花结合装饰，反面用青花书写“钱”“方”或“二百文”等表数额的文字。正面彩釉通常为红色、绿色、黄色、钴蓝和褐色等，有单独用其中一种颜色装饰，亦有其中两种或三种或多种组合装饰者。不论瓷币正面的青花还是反面的青花，多用来书写或装饰文字，勾勒文字及数字轮廓等。这一类瓷币数量最多。

第四种，瓷币正面和反面均用彩釉装饰或彩釉青花结合装饰。这类瓷币的彩釉同上一种相似，组合也相同，区别是反面不仅仅用青花，或用彩釉，或彩釉与青花往往结合使用。

综上所述，这些瓷币的胎釉彩特点与中国明清时期南方地区窑口生产的瓷器类似，如通体白釉且有浮雕感等类的器物与福建德化窑生产的器物类似，各种彩釉或白釉施以彩绘彩釉装饰的器物与江西景德镇窑或广东省窑口生产的器物相似。

具体来看，瓷币本身带有的铭文提供了一些关键信息，如德国杜伊斯堡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书写有“协兴号记，枫溪兴合店造一万粒”“协泰华记，枫溪兴合店造一万粒”的白釉青花纹瓷币（见表1：Ae与Id型），由这两枚瓷币可知，广东省潮州市的枫溪窑是生产这批瓷币的窑口之一。另外据已有的考古调查可知，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地区生产的带商号款的青花瓷如“振兴”“元和”“仁玉”等多出现在粤东的潮州及大埔地区的窑口，而这批瓷币上也多带有这类商号款，因此潮州及大埔地区的窑口可能会是这批瓷币的生产地。由于目前对18世纪至19世纪的陶瓷窑口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并不丰富，因此可以找到的陶瓷考古发掘资料有限，期望在未来陶瓷考古工作开展以及科技分析手段的帮助下，这些陶瓷货币的生产地信息得以确定及进一步丰富。

（四）图案及装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瓷币上面丰富的图案及文字信息。通过对瓷币上的图案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图案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种，文字类。文字类装饰是瓷币装饰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且文字所承载的内涵也多样，有代表币值的文字，如中文书写的“钱”“方”“宋派”“一派”“派”“二百文”“十分”“四百巴”等，另外有暹罗文书写的币值，对于各种不同单位之间的换算有学者已经进行过研究。其币面兑换率如下（实际价值会有差异）：

此外，也有代表各赌场名或商号的，如较简单的单字、两字或三字型“正”“仁”“元顺”“仁合”“双合”“大顺成”等，或“仁记”“天记”“文记”这种称作“记”的赌场名，及带有公司字样的四字型“仁合公司”“双合公司”“元林公司”等；有赌场仿金属货币的通宝字样如“瑞成通宝”“德利通宝”“泰兴通宝”等；有代表赌场及定制钱币数量的文字如“源记造鈚钱五千”“兴合造鈚钱五千”“焜记造四百巴”等；有地名类，如“揭阳”“海阳”“惠来”“南澳”“澄海”“饶平”等；有中国吉祥语类，如“元亨利贞”“五福三多”“财通四海”；有中文的诗句或谚语，如“秋月扬明辉”“月一轮兮花一枝”“常得召王带笑看”“以信义为利”“万物静观皆自得”；有防伪标志语类，如“来往请认此笔迹”“诸亲来往请认鈚色笔迹”等（图3-1；3-2）。

第二种，数字类。数字类装饰大多也代表币值，如“1.25分”“2.5”“2.5分”“118分”“钱575百”“正如金6.25厘”“方1758千”（图3-3）。

第三种，商标类。商标类纹饰是指刻或印在瓷币表面代表赌场或公司的简易符号（图3-4；3-5）。

第四种，动物类。主要有龙、凤、孔雀、鹧鸪、鸡、麒麟、虎、狮、象、兔、牛、马、猴、鱼、蟹、虾、蝴蝶、蜘蛛、昆虫等（图3-6）。

第五种，植物类。主要有简易花草、莲花、桃、竹等（图3-7）。

第六种，人物类。人物有道教仙人、佛教僧人、善财童子、人物肖像、头戴王冠的女王等（图3-8；3-9；3-10）。

第七种，宗教象征符号或器物类。如道教的八卦图、阴阳图、剑（可能代表八仙之吕洞宾）、葫芦（可能代表八仙之铁拐李）、花篮（代表八仙之蓝采和或佛教礼仪供器）；佛教的宝瓶（八瑞相之一）、双鱼（八瑞相之一）、丝带（佛教手持）、长寿茅草（八瑞物之一）、经卷（佛教礼仪供器）等（图3-11）。

由上文可知，瓷币上的纹饰既有实际功能，也承载着当时人们的审美、对生活的祈愿、生活情趣及宗教信仰。如文字类、数字类、商标类纹饰指示的赌场名称、定制的数量、币值及防伪标志，文字类的吉祥语和动物类纹饰中常见的中国传统瑞兽龙、凤、孔雀、麒麟等体现了当时赌场定制瓷币所包含的期望多福多财的心愿。文字类的诗句和谚语更是直接表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意准则。文字类的地名与瓷币发行者及使用者的地域认同有关，将在本文第三部分深入分析。动物纹饰中也有生活中常见的蟹、虾等，可能与沿海人们的生活环境有关。从人物类中的道教、佛教人物纹饰以及宗教象征符号或器物类纹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民间信仰。此外，人物类中的人物肖像及头戴王冠的女王等与欧洲金属货币的装饰风格类似，可能是模仿欧洲金属货币所制。

图3 瓷币上的纹饰类型举例

注：1.文字类（KSMD：Cat.No.887）； 2.文字类（RMV 627-91）； 3.数字类（KSMD：Cat.No.68）； 4.商标类（KSMD：Cat.No.161）； 5.商标类（RMV 134）； 6.动物类（KSMD：Cat.No.1039）； 7.植物类（KSMD：Cat.No.474）； 8.人物类之善财童子（KSMD：Cat.No.545）； 9.人物类之肖像（KSMD：Cat.No.196）； 10.人物类之冠冕女王（KSMD：Cat.No.132）； 11.宗教类（KSMD：Cat.No.1268）

（五）制作工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对陶瓷货币的特点有了大概的了解。那么这批瓷币具体是怎么制作的呢？

根据德国杜伊斯堡博物馆的瓷币模具及瓷币的形状及胎釉彩特点，我们可知，这批瓷币同金属货币一样多是模制成型（图4），成型的瓷币表面多有浮雕感，在施釉前可能会在表面阴刻文字及图形，后部分施以白釉（或施釉下青花或多种彩釉装饰混合）、红釉、紫金釉、酱釉等高温烧造，部分施以低温蓝釉、孔雀蓝釉、低温绿釉等低温烧造。

瓷币的原料——瓷土——较金属便宜，而成型制作工艺也较金属、玻璃容易，装饰风格也更易创新，可以满足不同赌场的需求。

因此陶瓷具有制作成本更低、更易生产、更灵活创新的特点，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便很快取代了其他材质的货币迅速风靡。一方面对金属货币的造型及装饰进行了模仿，另一方面各个赌场或经营单位为了防伪及体现自己的独特性，又创新出更多的造型、釉彩装饰及纹饰装饰等。

图4 德国杜伊斯堡博物馆藏瓷币模具

三、从赌馆到博物馆：进入荷兰殖民系统的瓷币

这些多彩多姿的瓷币如何进入欧洲的这些博物馆？目前唯一可以通过文献追踪溯源的是荷兰国立民俗博物馆的这批收藏。关于它们的文献都来自于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技艺与科学协会（1778年创建）的档案。巴达维亚技艺与科学协会是荷属东印度白人精英阶层的核心圈子。他们有自己的期刊（1779年开始发行）和博物馆(1839年成立)。通过研究、收藏和展示各种来自亚洲的物品，他们是荷属东印度殖民知识的缔造者。他们的收藏分为两份。一份留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这部分藏品现在成为了印尼国家博物馆（Museum National Indonesia）的重要收藏，而该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巴达维亚技艺和科学协会原来的总部。另，根据1862年的一项决议，部分藏品则作为民俗学收藏被寄到荷兰。在荷兰，这些藏品的主要接受者是位于莱顿的国立民俗博物馆。此外，在荷兰殖民部以及产业促进协会（Maatschappij der Bevordering van Nijverheid）支持下，还有一部分来自印尼的藏品落入了位于Haarlem（荷兰科学协会所在地）的1871年开馆的荷兰殖民博物馆（Koloniaal Museum）。这个博物馆后来搬到了阿姆斯特丹，成为现在的荷兰热带博物馆（Tropen Museum）。这种藏品的分配与流通机制反映了荷兰帝国内部殖民扩展、知识交流和博物收藏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体就这批瓷币而言，档案显示，1886年8月3日，巴达维亚技艺与科学协会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致信荷兰驻曼谷总领事，并列了一份问题清单，来请教关于瓷币在暹罗的流通历史，具体内容如下：

1、什么时候这种钱币开始被发行？

2、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这种钱币被停止使用？

3、它是否在泰国首都之外流通？

4、这种钱币中较大的和较小的币的面值都是多少？

5、谁制造了他们？需要有特殊的授权吗？如果是的话，从谁那里获得，是在什么情境下发生？

6、这种钱币上的文字（中文除外）有没有特殊的意思？

7、有多少种这样的钱币被认可？

8、它主要被用于怎么样的支付？

9、发行这些钱币的人是否有法律上的义务将其兑换为黄金或者白银？

10、有没有针对伪币的惩罚措施？

11、在上述问题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关于这种钱币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它的历史？

…

能否在暹罗购买到早于1850年的暹罗钱币，如果是的话，多少钱？

显然，巴达维亚技艺和科学协会对这种瓷币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对它的货币功能。这种兴趣其实和欧洲钱币学（numismatics）的兴起关系紧密。钱币收藏在欧洲由来已久，古罗马的钱币很早就已经是中世纪宫廷、图书馆等机构收藏的对象。但是只有到了18世纪晚期，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钱币才开始被“科学地”、系统地收藏、分类、研究与展示，并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钱币学。具体到荷属东印度，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荷兰殖民政府开始授权巴达维亚技艺与科学协会在殖民地展开对古迹和民俗的调查和收藏，钱币——包括古钱币——也因此逐渐被系统收集起来。从1855年开始，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明文规定，巴达维亚技艺与科学协会负责收集钱币，这使得该协会在官方的支持下逐渐建立起一个系统的钱币收藏。 1867年，该协会搬入新的会址时，就已经有一个专门的钱币室（numismatisch kabinet）。也正是基于这个钱币收藏，一系列关于东南亚古钱币——包括中国钱币在东南亚的流通——的研究，才开始系统地展开。甚至可以说，这一收藏奠定了现代东南亚钱币史研究的基石。

提出上述一系列关于华人瓷币在暹罗流通的问题的人，正是分管钱币收藏的协会副主席范德海斯（J. A. van der Chijs，1831-1905）。范德海斯有着特殊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是荷兰古典钱币学的奠基人P. O. van der Chijs （1802-1867）。来到巴达维亚后，范德海斯很快便成为了早期东南亚钱币史的领军人物。1863，他已经和Netcher一起出版了一本关于荷属东印度钱币的著作De Munten van Nederlandsch Indië: Beschreven en Afgebeeld（《荷属东印度的钱币：描述与图例》）。该书图文并茂，系统研究了荷属东印度流通的各种铜币、铅币、银币——包括华人钱币——的历史与现状。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1886年8月3日的这则通讯是由范德海斯主动发起的。巴达维亚技艺和科学协会的决议录显示，范德海斯并非从荷兰驻曼谷领事处得知这批瓷币的存在，而是另有途径。该协会1886年7月6日的决议提到，法国驻巴达维亚领事，以前任法国交趾支那（Cochinchina，现越南南部）长官（Governor）（亦称南圻统督）贝然（Charles Auguste Frédéric Bégin）的名义，将三小箱暹罗瓷币交给了协会主席。同年该协会钱币室入库清单中显示，有81种来自贝然的暹罗瓷币。而从荷兰驻暹罗领事的第一封回信（1886年10月12日）来看，该领事对来自巴达维亚技艺与科学协会的问卷竟一时不知作何回答，只好表示需要时间来收集情报。可见，事件的始末是：巴达维亚技艺和科学协会从法国人那里接收到了一批暹罗的瓷币；这批瓷币按照该协会的收藏制度进入了协会钱币室；然后主管钱币室的协会副主席范德海斯对此产生了很大兴趣，就以协会的名义要求荷兰驻曼谷领事按问卷进行调查。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身在曼谷的荷兰领事海默（P.S. Hamel）终于回信（1887年2月5日），对问卷内容作出一一答复：

问题1：根据一些人声称，自从1821年起，赌馆承包人开始被授予特许权，在他们各自的地盘发行瓷币或者其他钱币，作为零钱使用。

问题2：直到1875年，这些钱币大致流通良好，但是在那一年（1875年）一个有特许权的承包商滥用了这种特权，发行了过多的瓷币，然后他无法将其承兑为银币。因此，在当年8月，（暹罗政府）发布公告，自当年12月起禁止发行这种钱币。

尽管有此禁令，如同往常，无论是何种性质、在何领域，暹罗的法令都不会被严格遵守。因此这种钱币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在所有赌馆以及各个赌馆所控制的区域流通。

问题3：在整个暹罗，只要有赌馆就会有这些钱币流通，无论是在曼谷还是在其他省份。

问题4：目前常见的大额钱币的面值是1/4 tikal （铢）或1 salung（钱），小额的面值是1/8 tikal（铢）或1fuang（方）。以前也有4 att或者2 att面值的钱币流通。

问题5：他们是根据赌馆承包商的订单制作的。从目前看来，最初这种钱币是在泰国用红漆制作的，之后用铅和黄铜，再之后用陶或者陶瓷制作。最后一种类型是从中国来的。

有一些订单看起来是在欧洲做的。在它们之前，当地人使用的是贝壳币，800到2000个贝壳币等值1 fuang（方），具体比例取决于它们的大小和质量。

【发行它们】并不需要明确的授权；但是只有赌馆承包商有权利在他的地盘发行这种钱币。

问题6：钱币上的图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钱币的一面是一只狮子，一只老虎或者其他动物（有的甚至直接把钱币制成一种动物的形状）。在另外一面通常是中文文字。

问题7：很难说清楚有多少种这样的钱币，每一个承包商都有权利发行【自己的钱币】。

问题8：最初，这种钱币只是用于小额支付，作为一种零钱。但是之后，它们得到广泛的流通，但是仍然仅限于各个赌馆承包商各自的地盘内。

问题9：发行者始终有义务将他所发行的钱币兑换成白银或者黄金。

问题10：我并没有听说伪造这些钱币会被暹罗法律惩罚。一旦一种钱币出现伪币，相关的承包商会敲锣通知他的地盘的人，会换回他已经发行的那种钱币，并会发行一种新的钱币。

上诉简短的回复就是我目前所能够知道的。

早于1850年的暹罗钱币是存在的，但是很少见。目前我还没有能够获得任何一枚。

我收集了一小批这种瓷币，并很高兴将它们交给您的【钱币】室。

这之后，海默和该协会还有几次通讯，并根据范德海斯的建议，补充了更多的信息；此外，他还寄送了一批瓷币给协会。为感谢海默的贡献，协会委任其为通讯会员，并将这批瓷币存入协会的钱币收藏。

不过，瓷币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海默于1887年卸任回到荷兰，他随身携带了一批暹罗的物品，其中包括了一批瓷币。他把这批瓷币交给了位于莱顿的荷兰国立民俗博物馆（当时的名字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s Rijks Ethnographisch Museum）。这批瓷币从此开始了它们的博物馆生涯。它们的到来正好赶上了民俗博物馆的一次重要转型。荷兰民俗博物馆最初的藏品来自荷兰帝国无力挑战的两个东亚大国：日本和中国。它诞生于荷兰上层社会对东亚文明的好奇与兴趣，而非对殖民地的关注。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博物馆收藏的重点已经转向荷兰的海外殖民地，以及其他被认为是值得进行民俗调查的地区，例如大洋洲、非洲、美洲。

民俗博物馆的创建可以追溯到1837年，是由当时莱顿著名的日本学家——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所推动的。民俗博物馆的另外一个独立的渊源是位于海牙的皇家珍宝室（Koninklijk Kabinet van Zeldzaamheden, 1816-1883）。荷兰皇家珍宝室诞生于法国大革命（荷兰在大革命期间被法国占领），它汇集了很多大革命前的私人收藏。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茹瓦耶（Jean Theodore Royer，1737-1807）所留下的关于中国的收藏。茹瓦耶在其有生之年，通过荷兰东印度贸易的网络，从广州的代理人那里收集了大量的中国产品。 这批产品在茹瓦耶的继承人死后（1814年）进入了荷兰皇家珍宝室的收藏。最后，当荷兰皇家珍宝室于1883年并入莱顿的国立民俗博物馆，茹瓦耶的中国藏品与西博尔德的日本藏品就进入了同一个系统，并成了早期国立民俗博物馆最重要的收藏。

因此，19世纪80年代的国立民俗博物馆仍保持了与莱顿东亚研究的密切关系，而这批瓷币也很快就就引起了莱顿大学汉学家施古德（Gustaaf Schlegel）的注意。施古德对中国东南沿海的秘密社团有过深入研究，这些瓷币上显示的各种华人公司名字——也就是那些赌馆的名字——对他肯定有莫大的吸引。他于1889用德文出版了一篇关于瓷币的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

四、从潮州到暹罗：瓷币的华侨史

追溯完它们被收藏的历史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瓷币在进入殖民知识体系前的历史。它们是在什么语境中被制造、流通与使用？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放下已有的“猪仔币”或“赌馆筹码”之类的标签式术语，而从瓷币所提供的信息出发，去探索我们并不熟悉的一段南洋钱币史。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这些瓷币的生命史始于何处。大英博物馆的专家认为这批瓷币产于闽南德化。这个观点看似既符合荷兰领事海默所提供的“瓷币来自中国”这段信息，亦符合这些瓷币的材质、造型、文字。它们都属于中国东南沿海所产的外销白（釉）瓷，这其中又以德化白瓷最为学界所熟知。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瓷币所透露的信息，却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在德国杜伊斯堡博物馆馆藏、大英博物馆馆藏以及David Chua的私人收藏中，都出现了一种标明为“枫溪兴合店造一万粒”的瓷币。它们分属于两个商号，分别为“协兴号记”与“协泰华记”。它们的形状也有所不同，分别为圆形与椭圆形。它们背面的文字都是“百文为准”。

这透露了一个关键的信息，即这两种瓷币出自潮州枫溪窑。枫溪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但是其鼎盛时期却是晚清民国。彼时随着潮州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扩张以及汕头开埠，枫溪窑成为潮州出口瓷器的代表。起初，枫溪窑与漳州、德化窑交流密切，甚至难以区分彼此，但是进入19世纪下半叶，随着枫溪窑出口量突飞猛进，技术也日益革新，其数量与质量都开始胜过漳州窑，并出现与漳州、德化窑的混淆。这可能也是漳州窑瓷器一度被冠为Swatow ware（汕头瓷器）的重要原因。

从已有的收藏来看，除了“兴合店”外，还有“源记”、“兴合源记”都是瓷币制作商。这些制作商都可以在枫溪找到踪迹。其中兴合、源记的款式在其他枫溪瓷器中出现过。兴和源记则登记在1951年枫溪瓷器业者名录上，经理姓名为吴显成，营业地址为宫前洋。这些瓷商并不只为一家瓷币发行商烧制瓷币，而是可以根据订单为不同的客户生产不同的瓷币。例如兴合烧制过“协兴”、“协泰华”、“地茂”、“天开文运”这四种不同瓷币（图5），它们在暹罗应该是分属不同发行商。这四种钱币还标明面值与发行量。

图5 陶瓷币上的瓷器制作商举例

注：1.“枫溪兴合店造一万粒”、“协兴号记”、“百文为准”；2.“枫溪兴合店造一万粒”、“协泰华记”、“百文为准”；3.“兴合造鈚钱五千”、“地茂”；4.“兴合造2.5分二千”、“天开文运”；5.“源记造鈚钱五千”、“黄柏”；6.“兴合源记甲戌鈚方”

同样指向潮州的是一系列以地名为标识的瓷币。笔者目前已找到的地名类瓷币有“揭阳”“海阳”“惠来”“南澳”“澄海”“饶平”（图6）。此外，拉姆斯登（Ramsden）于1911年出版的瓷币图录中

还提到了一枚“普宁”瓷币。目前看来，所有地名均指向潮州，且晚清潮州府9邑1厅除了潮阳、丰顺、大埔之外都已齐全。可见这批瓷币的使用者应大部来自潮州。这些以潮州命名的瓷币反映了某种以原乡地缘为基础的暹罗潮州人组织。而值得注意的是，行政上从属潮州、但以客家人为主体的丰顺、大埔二县，都未出现在瓷币上。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写有“义安”的瓷币代表潮人认同。（义安为潮州古郡名，常被海外潮人用来表达地域认同）。

图6 陶瓷币上的地名类举例

注：1.地名之“南澳”; 2.地名之“海阳”; 3.地名之“惠来”; 4.地名之“揭阳”; 5.地名之“饶平”; 6.地名之“义安”; 7.地名之“澄海”

可见，尽管仅有少量瓷币可以追踪溯源，但已有的线索都指向潮州。初步来看，这批瓷和潮州移民渊源匪浅。那么为何是潮州人呢？这就要从潮州人移民暹罗的历史谈起。潮州大规模移民暹罗始于18世纪下半叶。当时，在泰国的潮州人郑昭击败缅甸入侵者，建立吞武里王朝（1767-1782），潮籍移民便因此与暹罗王室贵族建立复杂的联姻、庇护关系，并利用暹罗战后重建的机会抢占了一些重要经济领域。郑昭死于宫廷政变后，潮人的特殊地位并未被撼动，而是延续到了接替郑昭的曼谷王朝（1782–1932）。

同样被曼谷王朝继承的是对中国贸易的严重依赖。从拉玛一世（1782-1809）到二世（1809－1824），王室大量投资与清朝的帆船贸易。这其中既包括通过广州的官方朝贡贸易，也包括通过潮州等沿海地区的私人贸易。潮州商人往往是王室投资的海洋贸易的实际运行者，而且通过这层联系，潮州也成为了中暹贸易的中枢。通过在潮州转口，潮州商人变换着身份在中国沿海贸易与暹罗特许贸易之间游走，赚取可观的利润。

但是从拉玛三世（1824-1851）开始，暹罗王室决定改革财政制度，力图在帆船贸易之外拓展财源。这其中，吸引华人移民到暹罗拓殖，并在华人移民中推行包税制度（tax farming），便成为了新的财政税收的重中之重。根据当时的制度，华人移民在暹罗的社会地位与当地人迥异，他们不需要承担沉重的劳役，不需要被限定居所，而是只需要交一定的人头税便可自由移动和就业。因此大量华人从潮州、惠州、嘉应州、海南、闽南等地区移民通过帆船贸易航线进入暹罗，从事商业、种植园农业（胡椒、糖）、矿业、建筑业等经济领域。施坚雅曾做过统计，就暹罗首都曼谷而言，华人事实成为了多数族群，1822年曼谷总人口约为50000人，其中约31000人为华人；到1854-1855年，曼谷总人口约为30-40万，华人占了20万之巨。

如此数量的华人涌入暹罗，一方面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增加政府税收；但另一方面也会造成货币供应紧张。暹罗本国并不产白银，而华人劳工在海外活动的一个首要目的就是赚取白银（银元）寄回家乡（侨乡）。倘若大量银币流入暹罗华人之手，那么不仅这些白银会很快流向中国，而且暹罗经济本身也会面临通货紧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南洋各国普遍存在。当地政权的普遍做法是在华人中推行鸦片、赌博、妓院、酒等上瘾性消费，并通过包税制度来促进华人在当地的消费，从而将大量白银（银币）以包税的方式留在当地。可能是在其华人亲信的建议下，拉玛三世上位之初就在暹罗系统推行包税制度。包税的内容包括重要的商品例如胡椒、柚木（teak）、椰子油、糖等等，到了拉玛四世(1851-1868)的时候，一度被拉玛三世废止的鸦片包税也被重开，此外对本文至关重要的赌馆包税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

前引荷兰领事调查报告提到：“自从1821年起，赌馆承包人开始被授予特许权，在它们各自的地盘发行瓷币或者其他钱币，作为零钱使用。”该报告是在19世纪80年代所做，时隔半个多世纪，已经很难断言1821年就是赌馆包税的起点，但是大致看来应该和19世纪20年代拉玛三世推行的包税改革关系密切。但问题是为何承包了赌馆的包税人会发行钱币？

1879年奥匈帝国的外交官（同时也是英国皇家亚洲协会会员）哈斯（Josef Haas）出版了一份对暹罗钱币的调查报告。在该报告中，他对赌馆发行瓷币给出如下解释：

在暹罗，赌博业规模庞大，它并不仅仅被政府特许，而且它实际上是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由于赌博业日益发展成熟，原来的子弹型的小型钱币salung（钱）和fuang（方）被发现并不适宜操作。因为，赌博者蹲在一张长席上，其中一端跪坐着收银者（荷官）。钱币通常是从一定距离被扔到荷官那里，这样子它们就很容易滚到错误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不便，赌馆的所有人便引入了特殊的筹码，有陶瓷、玻璃或者铅所作，并且形状各异，例如星型、钱币型、蝴蝶型、门牌型（door tablet）等等，上面还刻有中文字，例如发行行的名字、面值、祥瑞或经典引文以及暹罗文，当然，还有这枚筹码所代表的价值。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赌馆都是华人所开，并且顾客也都是华人。

……

这些由政府许可的赌馆所发行的筹码，很快变成了市面上流行的通货，并且满足了市面上对小额货币的迫切需要，它们的流通大大超出了法律许可的范围。

在外国人看来如此松散的领域，很快也被精明的中国人看到了机会。逐渐地，大量的仿制品被投入流通。为了自我防卫，赌馆被迫回收和兑现他们的筹码，他们逐渐发展出了新的颜色、形状多变的替换品。

因此出现了复杂多变的筹码。据我所知，有大约890种。政府也因此越来越难以控制，最后在1871年，已经变得有必要完全禁止这些筹码的流通。但是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仍然在流通。

所谓的赌馆筹码其实替代了当地的小额货币，变成了通货。华人在南洋发行钱币这一行为其实非常普遍且历史悠久。早在16世纪，当欧洲殖民帝国刚刚抵达东南亚时，他们便发现印尼群岛等地区流行一种华人铸造的钱币（称为picis）。这些钱币很多都是模仿中国年号，但是质地却是铅质或者锡制。从18世纪下半叶起，在荷属东印度的西婆罗洲、邦加等地区还出现了华人公司发行的公司钱币。这些钱币通常仅仅在特定华人公司控制的区域流通，并且可按照华人发行商规定的面值兑换银币，其功能已非常接近后来出现的暹罗瓷币。

但是，南洋钱币在暹罗为何会以赌馆瓷币的形式存在呢？笔者认为，不同于其他发行钱币的南洋华人社会，暹罗华人的瓷币并不仅仅流通于孤立在热带丛林中的矿区与种植园，而是在有着上万甚至几十万人华人与暹罗人聚居的都市。因此，它们不是出现在相对孤立的华人生产活动区域，而是出现在人群混杂的闹市。在这些地区，华人赌馆是按照政府划定的片区获得包税特权，而且赌馆包税人在这个区域内通常也承包妓院、鸦片馆。这些设施通常还彼此临近，形成一个个华人消费活动中心。赌馆不仅提供赌博还提供戏剧表演、花会等文化活动。赌馆包税人还会获得政府品阶（类似当地小贵族），并被授予一定的行政职能，包括拘押、惩罚未经许可建立的赌馆，拘押赌债未清者，并可组织一定的私人武装。其地位相当于该赌区的领主。

此外由于缺乏行政能力，暹罗政府也将赌馆作为他们的金融机构。当暹罗政府想要开发某个区域时，就会将该区域承包给华商，让他建立赌馆等设施，这些设施可以促使当地消费，使得那些被窖藏起来的钱币重新进入流通领域，从而盘活当地经济。再加上暹罗社会当时流通价值很低的贝币与价值很高的金银币，缺乏铜钱这样的中间货币，赌馆作为资本汇集地，便发行自己的钱币来满足当地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对中小额交易货币的需求。

瓷币应该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潮州移民为首的暹罗华人社会所发明与接受。与锡币、铅币、铜币相比，它们色彩、形态、文字丰富，因而更容易辨识、辨伪。这使得它们能够适应多元货币共存的都市环境。同时，由于瓷币都在中国制造，这也便于赌馆发行商控制其真伪。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潮州移民会选择枫溪窑来烧制，因为他们有一定能力在其原乡潮州控制这些窑口，使其不会私自烧制，或将版式泄露他人。

最后，大概从19世纪70年代起，暹罗政府逐渐废止赌馆瓷币。尽管两份报告具体禁止年份不一（荷兰领事认为是1875年，奥匈帝国外交官认为是1871年），而且被禁止的理由亦不一（荷兰领事认为是由于1875年一位承包商滥发瓷币并无法承兑造成的，奥匈帝国外交官认为是由于伪币过多），但是两种说法都大致符合历史背景。19世纪70年代是拉玛五世（1868-1910）即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大力推行西化改革的初始阶段。改革的核心包括货币与税务。通过改革，暹罗政府开始直接介入经济活动，绕开包税人收税，而且也开始将货币发行权从私人手中收回，发行西方式的代表国家主权的铸币。为了获取更多资金进行改革，朱拉隆功从1870-1875对赌馆包税进行了重整，力图清理欠下来的债务以及打击操纵包税业的利益集团，这一度引发了紧张的政治局面。因此，赌馆瓷币发行权很可能是在这段改革期间被一次或者数次取缔。

但是无论是奥匈帝国外交官还是荷兰领事，他们在这场西化运动中都有既定立场与既得利益。两份报告都不断强调这背后存在的伪造、管理松散、政府权力薄弱等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按照欧洲的铸币体系、由国家主权铸造的钱币才是真正的现代钱币。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些赌馆发行的瓷币对19世纪暹罗经济发展做过的巨大贡献，以及它们在南洋华侨史中的特殊地位。

结论  财通四海：区域瓷币的“全球生命史”

在德国杜伊斯堡的馆藏中，有一枚非常漂亮的瓷币正面写有“财通四海”这四个字，背面写着“钱”（图7）。在19世纪的暹罗，发行者可能只是期待这枚瓷币能够从潮州的窑口运到他的手里，然后在他自己控制的赌区内顺利流通且不被伪造。他可能从未想到这枚瓷币最后却真的一语成谶，跨越重洋大海流落到遥远的欧洲。这个例子提醒我们，我们所讨论的这些暹罗华人瓷币有着不遵从发行者意志的自己的生命史，它可以既是区域的、地方的，又是跨域的、全球的。它们烧制于潮州的枫溪窑，流通于暹罗的赌馆社会，最后一部分流落到了欧洲的（殖民）博物馆，一部分回流到中国的（华侨）博物馆，还有一部分被私人收藏，可能更多现已不知所踪。

图7 “财通四海”宝瓶形瓷币

这让我们回到开头提出来的问题：如何通过这样的物来讨论在19世纪东南亚相互交织的欧洲殖民史与中国华侨史？长期以来，由于学科设置和地缘政治等因素，欧洲殖民史与中国华侨史似乎在两个平行空间里叙述同一个地区的历史。在欧洲研究瓷币的学者通常是由殖民钱币学的角度入手，来探寻殖民帝国馆藏中的东方钱币。东方钱币学的传统始建于19世纪下半叶。荷兰人调查与收集暹罗华人瓷币的历史过程便生动地见证了该学科的兴起过程。对比之下，华侨钱币学（或者可称为“南洋钱币学”）却尚在萌芽阶段，郭成发先生的网站可能是目前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资料库，但是中文学界还缺乏相应研究。这使得各地华侨博物馆在试图建立南洋钱币馆藏时遇到了严重的知识储备瓶颈。然而，我们也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学科必然会发展壮大。

与此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超越殖民、华侨等概念，从瓷币的本身出发，来讲述一段它们的历史？这就要求我们把瓷币作为一种有生命的物来考虑。它们的生命始于被我们称为侨乡的潮州枫溪窑，然后通过潮州人的贸易网络被带到了暹罗。在暹罗，它们又经历了从拉玛三世到五世（朱拉隆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最终在西化运动中被迫退场。但是，它们从暹罗货币市场退出之时却也是它们进入欧洲东方钱币学之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外交官因为西化运动而进入暹罗，为欧洲殖民地钱币学开启了了解暹罗华人瓷币的大门。于是原来不为欧洲人所知的瓷币，借助欧洲人的档案记载和收藏而留下了历史材料。这些材料现在又来到了华人研究者手中，我们不应将其标签为“猪仔币”，想当然地代表海外华人的“苦难历史”；而应当尊重瓷币自身的历史，思考它们所经历和见证的潮州华侨史、欧洲殖民史以及19世纪暹罗社会转型的历史。

作者徐冠勉，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Huselwé-Wazniewski（何四维基金会）博士候选人；钟燕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选人。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发布，原载《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