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聚焦于日本神户华侨的普度胜会，结合中国人移居日本、扎根日本的过程来分析死者供养仪礼的嬗变，以此考察华人的灵魂观、异界观的变容及传统文化继承与华人网络维持的相互关系。普度里的死者供养以厉鬼信仰为宗教根源，其中对移居海外的华人来说，“客死”绝非罕见，因而在初期的华人社会中，普度或盂兰盆会承担起供养这些客死他乡的同胞的职责。战后，随着华人逐渐融入日本社会，持唯物论、无神论的世代群体的增加，华人的灵魂观逐渐发生转变，普度作为宗教仪礼的一面开始衰颓。战前由各帮华人举办的盂兰盆会大多终止了，但唯有福清出身的华人每年都坚持举办“普度胜会”（以下简称普度）。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普度所具有的社会机能，即在维持与强化福清人的同乡纽带上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华人社会构成慢慢由第二代转向第三代，中国人意识开始稀薄，普度的规模也越来越小。在普度面临存续危机的情况下，神户的华人社会于21世纪初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借助与老华人的血缘、地缘关系而移居并定居神户的新华人也开始参与普度活动并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普度；灵魂救赎；华人；“客死”；同乡网络

一、序言

每年农历7月14－16日的三天（加上13日晚的“前夜祭”和17日的飨宴共5天），在日华人会聚集于神户市中央区中山手通7丁目的关帝庙内，举行供养死者的仪礼“普度”。长崎与京都是在阴历7月24－26日以及阳历10月中旬，同样由华人组织举办普度。这三者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至日本的福清华人传承下来的文化活动。其目的在于“不论有无供养者，人们通过超度三界万灵以及所有魂灵而摆脱疾病等灾祸，并从中获得现世利益。”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由于华人加快融入日本社会的步伐，华人社会开始面临普度等传统文化后继无人的深刻问题。1988年，华人从故乡福清请来新的纸师，却未能阻止普度规模的缩小及文化要素的转变。从2012年开始，由福清籍新华人（即1980年代以后移居日本的福清人）组织的团体同人联谊会，开始承担普度期间的斋饭烹饪，从而提高了老华人对他们作为普度后继人的期待。但另一方面，由老华人传承下来的普度活动，也因为新华人的介入出现了几个显著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同样来自福清的新华人在参加普度时所感受到的不同之处。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首先，神户华人的普度活动每年在固定日期举行，而福清的村落则仅在大水灾、虫害或疫病流行时举行，而且要连续举办三年。其次，福清人认为引起这些灾害的是那些孤魂野鬼，因而举行普度就是为了抚慰这些孤魂野鬼，从而祈求全村获得安稳与幸福，这与主要以供养祖先的神户普度截然不同。在此之前老华人们一直坚信不疑地认为，他们继承的就是一个世纪之前先辈们带到日本的家乡的传统，因而听到新华人的疑问，老华人显然无法掩饰内心的困惑。当然，也有很多老华人心存疑惑，生于解放后，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长大的新华人，难道真的理解这些“传统文化”的含义吗？

那么，为什么来自同一故乡，新、老华人却对普度的认识存在如此大的差距？本来面临存亡危机的普度，近年由于新华人的参与开始“起死回生”。由此，不仅类似普度等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能得以解决，华人社会的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如此重要的转型期，对于拥有悠久历史的普度，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其宗教和社会机能的双重角度进行考察。本文将一方面关注华人作为移居者的特性，一方面分析华人在定居过程中的灵魂观及异界观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普度与同乡纽带及华人社区的相互关系。

二、神户华人的普度活动

（一）祭祀会场的布置

照片1 在礼堂里面设置的祭坛。（2015年8月笔者摄影于神户关帝廟内）

移居神户的福州籍华人举办的最初的两次普度活动分别是于1934年和1938年在中国人墓地“中华义庄”举行的，1947年第三次普度在关帝庙举行，之后成为每年例行活动。普度的主要祭祀会场是华人平时举行葬礼的礼堂，以及山门与礼堂之间的中庭。普度期间的斋饭（午饭及晚饭）和最后谢宴的餐食在中庭旁边的厨房，由经营中国餐馆的华人烹饪。

礼堂的最里面是祭坛（施恶鬼坛），施恶鬼法要时，佛金刚上师在此以法力向恶鬼讲经说法（照片1）。祭坛上供奉中尊观音菩萨、释迦牟尼、阿南尊，祭坛后是成排的金山、银山。从祭坛到入口的两侧分别供奉地狱十王殿、普度公神位、地藏王菩萨、达摩大师和五匹马（一天烧一匹）、“战争地震灾害死亡者共同灵位”“神户福建同乡会逝世会员共同灵位”。祭坛对面有韦驮天王和监斋使者，从礼堂出来的入口两侧分别供奉寒林所、阴阳司（七爷、八爷）灵位。

中庭与礼堂入口的阶梯邻接处供奉“华侨各姓氏宗祠”的冥厝，上面贴满了写有参拜者族姓的黄色长方形纸片（灵位）。接下来供奉的是几座刚过世不久的亲人的冥厝。所谓冥厝是用纸和竹子制作的在阴间使用的房子，写有“某府冥宅”（照片3），冥厝里除了有亲人在世时的照片以外，还放置椅子、电视、高级车等纸做的模型，以供过世亲人在“那边”使用。在山门旁边的入口置有祭天地神的祭坛。与关帝庙一路之隔的福建同乡会馆也曾经是普度的活动会场，供奉男女孤魂，但今日已不复存在。

照片2  2014年度由神户福建同乡会寄给各会员的“榜文”（2014年8月笔者拍摄）。

这一年为了避免与日本的盂兰盆节重复，日期拖后近10天举行。

照片3 关帝庙中庭供奉的冥厝（2015年8月笔者摄影于神户关帝庙内）

参拜者进入山门右手即是接待处，购买香典即纸钱后，分别写上已故者的姓名和自己的名字。对于普度捐赠者，将其姓名以及捐款金额写在山门外墙壁的红纸上，以做表彰。

厨房前与中庭的空间置有圆桌和椅子，时常能看见参拜者在参拜后一边休息一边与亲朋好友畅谈的情景，午餐和晚餐期间最为热闹。普度期间免费供应的餐食是用香菇、豆腐、蔬菜烹饪的斋饭，饮料最近几年除了茶也提供啤酒。参拜者们围着餐桌，一边品尝家乡菜一边为久违重逢而欣喜，或为相遇新的知己而激动的祥和场景，会使人忘记这是 “救赎灵魂” （通常被认为带有庄严气氛）的会场。

（二）普度的过程

普度的主办者是神户福建同乡会。在每年2、3月的同乡会理事会上，商议决定普度的执行委员会。在普度开始前一个月，即农历6月13日在福建会馆前挂起揭天灯（即吊有白鹤的灯杆），举行召唤三界万灵的仪礼。同时，也举行诸神明（用纸和竹子制作，纸师在普度开始半年前就着手制作）的开光仪礼。普度的执行委员从这一天开始戒荤菜、食素菜。农历7月13日晚前夜祭以及14－16日的正式祭日为参拜者进香参拜期间（表1），17日进行谢宴并收拾会场，普度活动实际上历时5天。以2014年的普度活动（8月21－25日）为例，21日白天，搭建遮阳棚设置祭坛、安放冥厝等，晚上6点把包括观音菩萨在内的天界、水界、地界的诸神位搬进礼堂，请三界万灵入关帝庙内。22－24日的三天活动仪礼基本由相同的活动内容组成。

上午和下午拜忏，傍晚到晚上有出天进表、烧白马和大施饿鬼，23日多了一项放灯仪礼。所谓拜忏是僧侣代表参拜者举行忏悔的仪式；出天进表是指向上天报告正在进行普度，僧侣一边诵经一边扔撒叫做“精”的类似馒头的食物和硬币，以慰籍并镇服饿鬼。大施饿鬼指的是诵读“瑜伽焰口科范”，把撒的“精”变成百倍的量来满足众多饿鬼的仪式。放灯本来被认为是普度的前一天为召集水界孤魂而进行的“放水灯”，但有很多华人认为那是送给去世不久的祖先。以前华人开车到须磨浦海岸举行该仪式，由于环保问题等各种理由，近几年仪式极度简化，在关帝庙前的阶梯处，装满水的盆子里放上纸船，僧侣们诵经，华人的长老们进香之后即将船烧掉。

24日晚上，中庭里摆上长桌子，桌子上摆有20套斋饭，每套有10种。碗上面插着写有捐赠人名字的三角形红符。这一天的大施饿鬼，参拜者们手拿香火，跟着僧侣绕祭坛转一圈之后再绕长桌子转三圈。之后，在关帝庙和同乡会馆之间的路上进行“送佛仪式、冥厝送火供养”，即普度期间供奉的冥厝、金山银山等纸制模型全部烧光送到阴界。该仪礼举行之前，供奉在冥厝的纸钱，由其家人放到关帝庙本堂前的熔炉里烧掉。

25日斋戒结束，举行谢宴。早晨8点左右，执行委员们在僧侣的指导下，向关帝庙内的神明和上天报告普度已结束、表达谢意。中庭内设置祭坛，准备好猪、鸡、虾、和鱼等所谓的“三牲”后，分别面向神明（关帝）和上天，僧侣们诵经，参加人员轮流进香。第一次是面向关帝庙内，第二次是反方向，即对“上天”奉香答谢。另外，“进行表”里记载的所谓“补施”，指的是祭祀那些由于腿脚不便而没赶上普度的鬼魂。

仪式结束之后，在礼堂内举行飨宴。除普度执行委员及工作人员、福建同乡会长老以外，神户各华社领袖以及政界、经济界的日本名流也应邀出席，品尝福清的乡土料理。2014年，飨宴有20桌近160名客人参加。    

（三）普度所祭奠魂灵

（1）无祀及孤魂野鬼

在当今华人中，几乎已无人知晓普度中举行超度孤魂野鬼的一系列仪礼的涵义，普度规模亦逐年缩小。上世纪80年代末在关帝庙礼堂和福建同乡会馆内供奉的孤魂坛和男女孤魂坛已无踪影。今日的华人已不再相信那些夭折或死于事故的亡灵会因为受不到与正常死亡者同样的祭祀往生，而变成孤魂野鬼留在人间作祟的说法。即使有特别对待这些非正常死的亡魂，很多也是由其亲属在家里供养。

但值得一提的是，礼堂内设置的“神户福建同乡会逝世会员之共同灵位”以及“战争・震灾牺牲者共同之灵位”，这是以神户福建同乡会的名义做的冥厝，里面祭奠的是以往去世的同乡，以及在战争和震灾失去生命的所有魂灵（照片4）。虽然有些华人长老说这是战前就开始的传统，听起来似乎与孤鬼幽魂有关的信仰依然存在。但事实上这些祭奠更具有人道主义的一面。也就是说，死于战争、地震、水灾等大灾难的同乡，继续留存于同一社区人们的记忆中，在祭祀这些同乡的同时，更安慰那些生存下来的亲友。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种叫做“万缘胜会”的仪礼，也是为了使那些无祀魂灵不变成孤魂野鬼，所进行的社区祭奠使无祀魂灵成为社区的祖先，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宗教在强化社区凝聚力方面的作用。

照片4 关帝庙礼堂内祭奠战争及震灾牺牲者魂灵的冥厝（2015年8月笔者摄影于神户关帝庙）

（2）祖先

祭奠祖先的冥厝被供奉在中庭，普度期间参拜者在这里吃饭休息。在故乡福清，为死者送冥厝一般是在死后葬礼，或者是二周年祭奠后“做功德”时。而在神户，很多人认为普度就是超度祖先魂灵，在亲人过世第3年、第7年和第15年各送一次冥厝，也有在死后第二年只送一次的。其中也有受日本的“新盆”信仰（即在盂兰盆节时特别祭祀去世不到一年的亡灵）影响，去世当年就在普度供奉冥厝。冥宅要事先拜托纸师制作，近年订单急速减少。1980年代每年大约有10座，2015年和2017年笔者调查时已经分别减少到5座和2座。第二代华人已不再像第一代那么执著于遵循故乡习俗，而更倾向日本式葬礼。

对于那些不特别做冥厝祭奠的祖先，几乎所有的参拜者都会购买一张黄色灵位卡，写上像“李氏宗祠”一样的字样贴到“旅日华侨各姓宗祠”的冥厝上，并在祭坛上供奉纸钱祭奠历代宗祖。

但参拜者中老华人明显减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来日本的福清籍新华人。最近几年他们开始以各种形式参与普度，其中也有为祭奠在日本去世的亲属供奉冥厝。虽然他们生长在福清，但并不一定精通福清的葬礼或者仪礼。不过，与第一代老华人相同的是，出于对死者亡灵的敬畏以及对亲人的怀念，他们开始利用有限的条件对死者做最好的祭奠。只是今后新华人是否会坚持在普度期间祭奠过世亲人，取决于新华人以何种方式从老华人手里承接普度。为了探讨这一问题，下面结合华人移居・定居日本的过程，来分析普度的宗教性根源所在，以及华人的魂灵救赎和异界观的变化。

三、华侨与死者供养

（一）灵魂救赎的仪礼

在中国，很多人相信，人死之后分别掌管精神和肉体的魂和魄分离，魂上天，魄入地。因此在祭祀祖先时，供奉牌位（魂所在）的祠堂和坟墓（魄即遗体所在）的两方都得以重视。

《礼记》之《祭义》当中记载：“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左传》昭公七年当中记载：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在中国，人们认为无嗣、夭折以及战死、水死等非正常死亡，含冤而死以及尸体曝晒于野外等，凡是对阳间有留恋或怨恨的鬼，会由于“无所归”而变成“厉鬼”，给人们带来灾祸而让人畏惧。因此，从王侯大夫到平民百姓，举行“泰厉”“公厉”“族厉”等各种层次的祭祀活动。宋明以后，厉鬼的埋葬及祭祀作为国家事业被重视，除了建设义冢、义阡等公共墓地以埋葬无祀棺材及曝晒野外的白骨之外，明代之后还在全国的府、州、县、乡里设置厉坛定期祭祀无祀的孤魂野鬼。

清明节、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或者中元节）、和十月朔设置厉坛，这三个时期分别属于农事开始、收获和休养季节，是人们在祠堂（家庙）或者墓前通过举行祭祀向神明祈祷或感谢谷物丰收的时期。在此期间，为了安抚那些“被遗忘”的无祀鬼魂，不让他们引起灾祸，国家举行祭祀，这就是作为“官祭”的“厉祭”，也叫祀孤。今日中国很多地区在中元节期间，一面在祠堂和家中祭祀祖先，一面会在屋外供养孤魂野鬼，以防止因惹野鬼不满而招来一些不必要的灾难，其实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

官祭当中属于最末端组织的乡厉坛在清代时被废除，继承它的是以村落为单位的普度，也叫“公普”。与此相对的是以各家庭为单位举行的中元节、盂兰盆，也称“私普”。

（二）福清地区的普度

普度在很多地区也是中元节或盂兰盆会的代名词。中元节基于道教的三元思想，盂兰盆会则来源于佛教经典《佛说盂兰盆经》，两者都以救赎魂灵为目的。在民间，由于普度、盂兰盆和中元节都祭奠鬼神，随着时间推移很多地方三者混淆，名称和含义并无严格区分。如前所述，“普度”是佛教用语“普度众生”的略称，指的是所有与灵魂救赎相关的祭祀活动，含义很广泛。

在福清，普度一般指公普，即村子举办祭奠魂灵活动，和中元节（“七月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农历7月14日各家都会举行“七月半”祭祀祖先。有的村落上午在祠堂祭祀入闽始祖等比较久远的历代祖先，下午在家里祭奠曾祖父或祖父母等比较近的祖先。但大多数村子多以家庭为单位举行。另外，在福清七月半只祭祀祖先，不供养孤魂野鬼。

笔者在2015年和2016年的夏天，在福清市高山镇以及东瀚镇的几个村子做调查，结果了解到村民一般会在村子发生不寻常事件的时候才举办普度。例如在1950年的K村，一头巨大的鲸鱼被冲上了海岸，村里长老认为是不详之兆，因此在1950-1952年连续三年举办了普度。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福清各地区受战争、疫病流行的影响，移民至印尼、日本等地者辈出，在资金缺乏、人力也不足的情况下，普度不可能每年定期举行。解放后由于各种文化政策的影响，很多地区几十年没有举办过普度。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移居印尼的乡亲的呼吁下，有些地方的普度复活，但也并非每年举办（表2）。

福清的普度一般在农作物收割结束后，村民们相对闲暇的农历8月-9月期间举办。全村筹措资金、摆上食物、请道士或者僧侣诵经，以此祭奠和抚慰那些因交通事故死亡或者溺水而亡没有往生的孤魂。平时放置在祠堂角落里的无嗣坛，也在普度期间被拿到祭祀会场一同祭奠。无嗣坛，即无后或死后无人祭祀者所在的祭坛，包括因夭折而被排除于儒家祭祀系统之外的亡灵。村民们害怕这些不能往生的亡灵会在某时某刻危害自己。笔者在村里做调查时，当每次经过无嗣坛，带路的村民就会突然闭嘴，绝对不看无嗣坛。

现今大多数年轻人都去大都市或海外打工，但是他们都会在举行普度时返回家乡，烧香或捐资以祈求无病消灾。有欲创业者或身有大病者也会通过普度祈祷事业成功或大病痊愈。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长大的华人，都接受过无神论以及唯物论教育，但在福清地区，还多多少少的存在着通过救赎孤魂，获取自身的平安与幸福这一现世利益的思考模式。

（三）中国人的移住与“客死”

在以《幽明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怪异小说中，凡是提到恶鬼作祟，几乎都会有“客鬼”出现。“客鬼”指丧身他乡而无法接受子孙日常的供养，而彷徨于人间、时而作祟的孤魂。为了不使恶鬼危害到自身，同时也作为同乡人的义务，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把客死他乡的同胞暂且埋葬，经过一段时间后把棺材返送回乡，即“运棺”（或叫“归葬”），是极其重要的。故乡已无亲人或者身份不明的死者，被合葬在义庄，每年由华人定期祭奠。

横滨中华义庄（1866年创建）、函馆中华山庄（1876年创建）和京都华侨陵园（1930年和汉松园共同创建）等华人墓地就是华人移居日本后不久，为暂时埋葬“客死”的侨胞建造的义庄（义冢）。在函馆中华山庄里，有一座小庙供奉着有福公，据说是1885年在津轻海峡遇难，姓名和出身地都不明的华人，有福公信仰也基于人们对于无祀尸骨的畏惧和同情。

1870年，即神户开港第十年，为安顿那些“重洋远涉，旅櫬无依”“其视龙场为更远，其欲归骨为尤难”的死者，各地区华人共同出资在中山手通7丁目创建了神户中华义园（后改称中华义庄）。1873年，当时宁波籍华人总管胡小萍向兵库县外务长官申请许可举办“盂兰盆之胜会”。“中国商人来游贵国贸易将近十年、因水土不同、病亡客邸、或海途之非迩、魂滞神户、凡属桑梓、咸深悯恤”（下划线为笔者所加），得到许可后，9月1日（农历7月10日）华人举行了盛大的盆会。1873年5月中华义庄进行扩建，该盂兰盆会很有可能是在义庄扩建完成时举行的。1941年中华义庄搬迁到长田区泷谷町，在迁移工程完成后，8月（日本明治以后改用阳历）盂兰盆节时期，广东、福建、三江的华人也各自举办了盛大的慰灵祭（超度仪式）。由上可知当初来日华人为了安抚那些客死神户、魂魄不能回乡的同胞，频频举办超度亡灵的仪礼。

之后，随着中日间战争的爆发以及华侨定居者增多，在1936年送完最后一批棺材之后，华人团体组织的归葬就中断了。但是，无祀遗骨的管理以及夭折者的埋葬和管理一直是中华义庄的机能（由中华会馆管理）之一，比如在遗德堂安置将近400多具遗骨，以及1900年建造“清国孩童总墓”。还有为了祭奠在1995年阪神·淡路大震灾中牺牲的48位华人以及留学生，中华会馆在清国孩童总墓前建造了“阪神淡路大震灾华侨留学生牺牲者慰灵碑”。

此外，由华侨总会在神户市营鹎越游园墓地建造了无祀先友慰灵碑、华侨墓苑碑和归安冢等，以安葬那些无人祭祀的同胞遗骨。每逢清明节，中华会馆的理事们在僧侣的陪伴下到这些慰灵碑前进行祭奠。战前被强行拐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以及在战争中殉难的中国人的遗骨，在战后也分数次经由神户港送还中国，每次在遗骨归国前，神户的华人团体都会在关帝庙举行慰灵祭。

以上祭奠魂灵的仪式都是由华侨总会等团体代表当地华人来祭奠无祀鬼魂或者震灾牺牲者，与中华义庄的创建、归葬一样，都可以看作是华人社会的公共事业。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战后华人超越了由于地区语言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帮派意识，华侨总会或者中华会馆取代各个同乡组织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转变中，广东、三江以及闽南各帮华人纷纷停止举行盂兰盆会，而唯有福清籍华人一直坚持下来，这与他们移居定居的历史有很大关系。

四、普度与福清籍华人

（一）福清籍华人移居日本

自江户时代起，普度便由居住在长崎的华人举办。17世纪移民到长崎的三江帮、泉漳帮、福州帮以及广东帮的华人先后创建了自己的菩提寺，它们分别是兴福寺（1623年）、福济寺（1628年）、崇福寺（1629年）、圣福寺（1677年）。1654年，当时福州府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住持隐元禅师应华人之邀来到长崎，之后，唐四寺按照黄檗宗的仪轨，开始举行普度等宗教仪礼。后来，隐元在京都宇治得到幕府赐给的寺庙用地，模仿福清的万福寺建造了京都万福寺，而京都华人在京都万福寺开始举行普度则是在1930年之后。

1853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之后，横滨、长崎、函馆、神户等地作为港口开放之后，华人也随之来到日本，在外国人居留地的一角或周边集中居住，从事与欧美人有关的买办、厨师、贸易等生意。这些华人多来自广东、上海以及闽南，而闽北地区的华人则只限于长崎少数的福州人。究其原因，无论在教育水准方面还是在经济实力方面，当时闽北地区特别是福清地区的华人都没有足够的条件移民到日本。福清当时是福州府管辖下的一个县，县内的大部分村子是明末之前从中原（河南省周边）移居而来的，单姓村居多。

在1899年《内地杂居令》，《敕令352号》及相关条例颁布之后，原来只可以在日本政府划分的外国人居留地内居住行商的外国人可以在日本各个地区居住并进行经济活动，但同时，日本政府为了防止大批中国劳工入境，禁止外国人从事农业、渔业、林业等非技术性领域的经济活动，只是，“吴服行商”，也就是沿街贩卖和服衣料的布商，这种不需要成本也不需要专业技术的行业，与“三把刀”行业（餐馆、裁缝、理发业）一起被破格许可。之后，福清人便依靠亲戚或同乡人帮助陆陆续续地来到日本，1920-30年代，福清人数达到顶峰（表3）。来日本的福清布商，最初是通过在长崎的同乡人网络销售从上海进口的绸缎布匹，因而与长崎华人的关系比较密切。1903年左右日本提高关税后，福清人开始从大阪本町或者京都室町的批发商那里引进日本生产的绸缎布匹，大阪和京都至此成为福清华人的根据地之一。随着福清人的增加以及分布地域的扩大，各地出现了与福清人有关的团体。1899年在长崎华人成立三山公所（公帮），会员中福州以及福清籍华人达数百人以上。之后，大阪、京都、横滨等地的福清（福州帮）华人也组织了同乡同业团体，而1935年在神户成立的旅日兵库县华商绸业公会成为今日神户福建同乡会的前身。1934年福清籍华人在神户的中华义庄举办普度，有可能成为该公会成立的契机。在战前，华人的同乡同业团体除了促进会员互助，同时也具备举办普度等宗教方面的机能。

表3、1915-1942 中国人小商贩（“行商”）、其中布商（吴服行商）人数及在日华侨总数

（二）神户福建同乡会和普度传承与转变

福清籍华人在20世纪前半期一般去长崎参加由三山公所在崇福寺举办的普度。每年农历七月，日本全国各地从事布商（也有一部分从事理发业、餐馆业）的福清人聚集到长崎，一面为在异乡逝去的同胞超度，一方面也互换商业信息，同时促进乡情。1924年，大阪、神户地区的福州人联合在黄檗宗派的大阪天王寺清寿院（大阪关帝庙）举办普度，遗憾的是该活动在战前中断。1930年京都华人在宇治万福寺，1934年神户华人在中华义庄举办普度，延续至今。

京都和神户两地区的普度均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两地以及周边地区福清人大幅度增加，在自然灾害以及战争中牺牲的人数也相对增多。1935年旅日兵库县华商绸业公会的会员数是30人，1940年末兵库县的布商为40人。这样的数字看上去似乎很少，但事实上冈山县、岛根县等周边地区有更多的福清人贩卖和服衣料，通过商业往来（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关系等）以及通婚等方式，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血缘和地缘纽带。1934年，在中华义庄举行的首次普度，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福清华人参加。当时墓地周围挂满灯笼，并设置祭坛，一名道士围绕祭台诵经。1938年第二次普度在神户关帝庙举行，由于前一个月神户发生了大水灾（7月3日-5日），只在关帝庙里挂上灯笼请住持诵经，规模很小。

战争期间，居住在农山村地区的福清人亦受各种限制无法继续经商，半数以上回国，留下来的华人通过给日本农家打工等勉强度过困难时期。战后混乱时期利用“战胜国民”的特权，福清籍华人从农村迁到城市地区并展开饮食业、房地产等多种产业。例如神户，在战后物资紧缺的状况下，从食品、衣料到嗜好品瞬间就被卖出，这时期神户周边的冈山县、四国地区、和歌山以及岛根的一部分华人也聚集到神户，通过贩卖倒卖当地物产或经营中国餐馆等积累起财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福清人积极向中华学校捐款或参与中华会馆的管理，在华人社会中也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1950年初，以旅日兵库县华商绸业公会为母体成立神户福建同乡会。两年后，从神户市购买土地（原中山手诊疗所）建造了福建同乡会馆（神户关帝庙对面）。1971年，神户福建同乡会在注册“社团法人”之际，正式将提高华人生活及道德水准作为会馆的宗旨，并强调举行施饿鬼法要(普度)是同乡会重要的公益活动之一。

随着福建同乡会在组织上以及设备上的完善，每年普度期间，会有数千名参拜者从日本各地赶来。有人寄宿到当地亲戚朋友家里，一部分则住在福建同乡会馆的2楼。期间，人们在超度亲人以及各界魂灵的同时，也会趁机给适龄儿女找结婚对象并安排年轻人相亲。20世纪90年代之前，还上映过中国电影、戏剧等。可以说，普度是福清籍华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三）华人的归属意识和普度机能的变化

战后福建同乡会之所以展开比较活跃的活动，与在日本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人的民族意识有很大关联。战后中国以及世界形势愈加复杂，不仅是华人，日本各地学生、工人等也展开了争取民主、和平反对战争的各种运动。在日本出生长大，且对中国毫无概念的第二代华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福清籍华人），在运动中开始接触更多的华人，吸收中国的有关信息，并深受影响。他们共鸣于科学、民主的口号，接受唯物论的世界观，开始认为普度祭祀鬼神为“迷信”。

年轻一代的华人开始重新定义普度。福建同乡会法人化之后发行的杂志《乡友》的主编人为林圣俊，是在爱媛县大三岛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人，二战结束后到神户中华同文学校重修中文，并在接触了中国文化后（那时他已经16岁），他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感开始慢慢觉醒。在1973年普度举办之前发行的《乡友》上，他撰写文章，强调“在和祖国断绝往来的近半个世纪中，普度对于福清华人来说是一年一次同乡相聚一堂的唯一机会”，“互庆和平、事业昌盛，阖家欢乐”，“缅怀先人，畅谈世间变故”（原文为日文，笔者译注），向同乡诉诸普度含义的重大，号召华人积极参加。

在同一刊《乡友》的另一篇文章中，林圣俊记载了所谓“普度精神”，强调了普度的机能为“崇拜祖先、亲爱家乡、为公服务、质实刚健、相睦和合、生活朴素、友爱亲切”。结合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普度依然被福清华人所重视，但其作为民间信仰的一面，即通过超度魂灵祈求自身平安的想法已不再被强调。魂灵被限制到“祖先”，普度依然重要是因为它的社会文化机能。

普度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机能，第二代华人有亲身体验并是它的受益者。第一代华人在异国他乡的日本拥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子女找工作、找结婚对象都离不开同乡网络。而普度在维持同乡网络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二代华人认为普度是福清华人移民定居日本的历史写照，也是维持同乡纽带的精神支柱。1961年成立的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是在战后京都、神户的第二代华人民族意识高涨的情况下，为了强化同乡网络而成立的全国性组织。其重要机能就在于让同乡聚集一堂，商谈解决年轻一代的民族教育、就职以及结婚等问题的同时，也与长崎、京都和神户的普度起到相辅相承的作用。例如，1962年以来，在京都万福寺举办普度期间，福清华侨青年交流会也同时召开，该会别名“双喜会”，以促进年轻一代福清人的结合为目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华人社会更新换代，进一步同化于日本社会。第三代华人就职于日本公司相对简单，结婚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同乡人，对于同乡网络的依赖大大减少。日本各地的同乡会面临同乡会会员高龄化、后继者不足的问题。普度在维持同乡网络方面的社会文化机能，在进入90年代后也开始陷入危机。

（四）由地缘·血缘衔接的新网络

如前所述，神户的普度在2012年新华人团体“同人联谊会”的参与后，开始“起死回生”。“同人联谊会”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移居日本的新福清人组成的同乡团体，但事实上，其成员包括了两个阶段的新移民。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政府许可因私出国、日本政府积极接受留学生政策的影响下，大批中国人留学日本。利用与老华人之间的血缘和地缘纽带，这时期有很多福清人也来到日本。这个群体占福清籍华人的绝大部分，但是由于语言、文化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存在隔阂，他们与老华人交流甚少。另一群体是从战后到70年代之间离开福清的。他们一般是老华人的家属（父母子女或者兄弟），战后经由香港移居日本。他们生在中国，但因年少就移居日本，熟悉中日双方的文化，又因是老华人的直系亲属，参加同乡会活动的机会也很多，很快就被老华人们接受。这个群体人数少，却对连接新、老华人起到重要作用。

同人联谊会会长李琛便是其中一员。李琛，1963年出生于福清，祖父以及祖父的兄弟们战前在冈山做布商，战争爆发后其他兄弟们回到故乡，祖父和另一兄弟（李琛的伯公）留在了日本，战后迁到神户。战争中祖父把妻子和儿子（李琛的父亲）留在福清，至此30余年两地相隔。1978年祖父投资建设故乡，李琛一家也得到移居香港的许可。1979年，16岁的李琛移居香港，读完高中之后于1984年到日本留学，投靠祖父。毕业后，以神户为据点来往于香港和中国大陆做贸易。李琛的祖父做过神户福建同乡会理事，在神户华人社会威望很高，李琛留学期间就通过祖父结识了很多其他同乡会成员，并于1998年入会。这期间，李琛在福清的中学同窗也纷纷来到日本，各自生活稳定下之后，大家开始商讨组织成立联谊团体。这就是2011年成立的同人联谊会。有经济实力、有威望、且与老华人也有密切往来的李琛被选为会长。联谊会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成员们即开始承担普度期间的斋饭料理，之后会员们陆续承担起登记、贩卖香火纸钱等其他业务。当有亲人过世，按照老华人的习惯在普度期间供奉冥厝超度亡魂的新华人也多了起来。“虽然和福清普度的做法与含义大不相同，但最重要的是对过世亲人表达缅怀”，显然新华人已经开始把普度作为一种文化接受。加入福建同乡会的新华人也逐年增多，这不仅是普度等传统文化的传承，整个华人社会都对新华人的参与拭目以待。

五、结语

以上，本文聚焦于神户华人传承的普度，结合福清人移居日本、扎根日本的过程考察了华人对“灵魂”的诠释以及异界观和祭祀方式的转变。普度之超度魂灵的信仰根源在于人们的异界观，即认为因溺水、交通事故而死或客死他乡这些非“正常死亡”的魂灵会变成厉鬼给人们带来灾难，而人们只有通过超度这些魂灵来救赎它们，从而也使自身得到安宁。对于华人来说，客死于日本的同胞是超度的主要对象。在初期的华人社会，普度承担起超度和救赎这些魂灵的职责。战后，华人社会构成开始偏于在日本出生的第二代，持唯物论、无神论的人增加，华人在生活样式、价值观等方面开始日本化、多元化，日本已不再是侨居之地。此时普度的涵义和机能发生质的变化，规模却更加盛大。其中理由有二。第一，战后，在日本各地做布商的福清华侨聚集到神户等都市地区，开始多元经营，提高了经济实力，这使得福建同乡会在组织上和设施上都得以完善，福清人社区趋向成熟。第二，战后第二代华人在获得（强化）民族意识的同时，也意识到父母在日本落脚扎根时不可或缺的同乡网络，也应视为中国（福清）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们把同乡人一年一度相聚一堂的普度，同时也视为商议年轻一代教育、结婚等问题的重要机会。

20世纪末期，随着第二代的高龄化，已完全溶于日本社会的第三代不仅疏远了普度，也脱离了同乡会乃至华人社会。普度的宗教机能和社会机能都已衰微，规模亦逐年缩小。但在神户，新华人自2012年起开始参与普度，并将普度作为福清人的文化来传承，使普度奇迹般地又再现活力。福清籍华人以强韧的血缘和地缘纽带为基础而保持的移居的连贯性，直接或间接地使故乡文化的持续传承成为可能，并进一步强化了同乡网络。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由此下结论说神户的普度会继续保持以前的方式继承下去。相反，今后其中的某些因素很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在今日，福清籍新移民除了日本、印尼等这些与老华人的同乡同族纽带较强的地区之外，还遍布欧美诸国、非洲、南美等全球范围。为了创造一个和谐社会，也为了抢救那些因经济急速发展而即将消失的传统文化，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保护政策。今后，以普度等中华文化为媒介，华人与故乡以及居住国的互动必将呈现巨大变化。对以故乡为主轴的移民网络和文化传承的关系，从跨国界的视角展开综合性考察乃必不可少。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节日研究》2019年第十四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