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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蒂|鄭氏政權與德川幕府——以向日乞師為討論中心
  发布时间: 2020-09-14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郑氏政权与日本德川幕府的关系是郑氏集团悠久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一关系也影响到了郑氏集团的方方面面,如集团本身(经济、政治、军事)、个人、家族乃至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文化背景。为获得德川幕府的军事援助,或至少使幕府在抗清势力向清朝进行反攻时能提供资金支持,郑氏集团与其他抗清者付出了无数的努力。这是17世纪中叶东亚的国际竞争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关键要素。

郑氏政权与日本德川幕府的关系是郑氏集团悠久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一关系也影响到了郑氏集团的方方面面,如集团本身(经济、政治、军事)、个人、家族乃至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文化背景。因此,当我们研究一些有关郑氏集团让人啧啧称奇的历史事件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日本与郑氏集团的这重关系,并将其置于17世纪东亚复杂多变的国际历史图景下进行阐释。郑成功通过他的船(日本文献称为国姓爷船)可以直接影响长崎进出口市场的流通,进而影响到日本的国内市场,可以认为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整个日本经济。郑氏与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东亚海域持续展开激烈较量,这种冲突同时也在长崎进行,并给日本市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郑氏海上集团将强大的商业影响力作为政治手段,向幕府施压,使其介入明清鼎革,给明朝效忠者提供军事援助。

事实上,这样的政治交往在郑氏集团与德川幕府领导层长期而又复杂的交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获得德川幕府的军事援助,或至少使幕府在抗清势力向清朝进行反攻时能提供资金支持,郑氏集团与其他抗清者付出了无数的努力。这是17世纪中叶东亚的国际竞争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关键要素。此时,江户的幕府虽面对来自郑氏及其他抗清集团的无数乞师请求,但他们对明清战争的政治立场是模棱两可和前后矛盾的。尽管幕府从未派出士兵去支援明朝的效忠者,但他们不止一次通过非官方渠道向郑氏集团提供药品、资金、金属矿物及武器。

而长崎因其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和对中国人的重要意义,成为郑氏政权与德川幕府间的天然桥梁。向日本发出的乞师请求多由中国船只(唐船)送达日本,其中主要是郑氏船只。而且这些作为传信人的中国商人也与郑氏集团保有密切关系。当唐船抵岸后,相关信件会被传递到当地管治者手中。信件会经由掌管来往货物的中国翻译官员(唐通事)及由城镇长老担任的负责监管整个入港事务的日本官员(町年寄)查核。其后,日本官员会将信件递交到长崎最高地方官员(长崎奉行)手中,经过长崎奉行检视后的信件会被尽可能快地呈递到江户。而分驻于江户的长崎奉行,自然而然地扮演了长崎与幕府高级官僚(老中)间沟通者的角色。信件经翻译后[这一任务常常由学者林罗山(15831657)来完成],最终会呈递到幕府将军处。幕府对此的回应会再次送到长崎奉行处,由其转交给中国的传信人。因此,长崎在郑氏集团与德川幕府的双边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日本整个对外关系中也相当重要。

以下为向日乞师的具体历程。

 

1次请求:隆武元年十二月

1644年北京陷落后,隆武帝(生于1602年,执政期间为16451646年)统治着明朝的残余疆域。隆武帝派遣他忠诚的将军崔芝执行一项微妙的使命。他通过崔芝向德川幕府请求为南明抗清斗争提供军事援助。崔芝曾是郑芝龙麾下的官吏。因为没有更加原始的材料来进行查验,我们并不清楚被递送到江户的两封信件,是隆武帝亲自书写的还是崔芝自己代表南明皇帝写的。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信件中请求日本以派遣兵士和提供武器的方式来为明朝军队提供援助。信件由中国使节林皋递交,信件中具体要求运送三千名日本士兵和两百件火炮前往大陆以支持隆武帝。林皋将信件递交至长崎奉行山崎权八郎正信处,山崎权八郎立即将信件转交到江户。在江户,信件经林罗山翻译后转交给第三任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与当时的老中(长老)松平信纲。

经过一系列的商议后,幕府的决策层为了能够获得足够的时间,以找到一个实际上完全正当的理由来拒绝南明的请求,他们决定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1646年(112日)在江户的长崎奉行马场利重及大目付(一种高级监管者和督查)井上政重(15851661)还有上文提到的长崎奉行山崎权八郎正信联合做出了回答。回答中先是回顾了两国中断已久的官方交往,中国商人只能通过非正式渠道来到长崎进行贸易,而此时明朝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也让幕府感到意外(意指不甚合适)。此外,因为呈递给幕府将军的乞师文本并未尊重给将军文书所需的格式和表达,所以请求不可能转交给江户的最高领导层。再者,根据日本的法令,武器的出口是被禁止的。

日本第一次拒绝签订官方协议只是策略性的做法,暗示允许提出其他的要求。另外,关于武器出口的禁令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幕府将军曾在1627年后金军队第一次进攻朝鲜半岛后于1628年往朝鲜派出一支军队,这早已违反了武器出口的禁令。德川家光希望有更多时间以掌握更多有关中国混乱局势的信息,他并不能断定这些来乞师的人能否代表明朝,又或者说这些来请求的人又是代表哪一股明朝势力。在令人迷惑和前后矛盾的信息之外,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信息似乎表明,已经出现了众多篡位者。当时,郑芝龙由于其在法律边缘游走的商业活动而闻名于幕府。但他并不为人所信赖。在这个过程中,德川家光试图通过安插线人来寻求问题的答案。当时,每一股势力都拥有独占的交流渠道,如通过朝鲜的对马岛宗氏家族,通过琉球王国的萨摩藩岛津家族,还有通过中国商人和难民的长崎奉行。而德川幕府的情报系统也非常有效。拥有庞大中国人社区的长崎对收集情报非常重要,特别是考虑到那里有大量避难的文人,就不难理解这种重要性了。

然而在幕府官方回答的同一天(112日),板仓重宗(15861657)另外写了一封信秘密寄给板仓重炬(16171673)。其中包含了一个入侵中国的秘密计划:

舰队正驶向大明;建立军队的前哨;军队持续保持警戒状态;当进攻的时候,壕沟应该提前挖好……那些占领大明的人应该得到丰厚的礼物和财产……他们登陆大明的领土后,如果发生不好的事情,运输船必须留下待命,他们应该保持开火……当你阅读完之后应该尽快将信烧毁。以上。

这封信件提到了应为往大陆派出两万名士兵做好安排。

根据日本学者此前的研究,德川家光本人就是这项秘密动议的发起人。然而近来更多的学者争论道,这个计划仅仅是板仓重宗的个人倡议,与德川家光没有任何关系。更有趣的是日期上惊人的巧合:江户方面经历长时间的争论后,两封信都在1646112日送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以“占领大明”为目的而向中国大陆派遣士兵的打算都可以清楚地从信件的内容中推断出来。我们可以推断这个远征并非打算援助而是要攻击明朝的拥护者和郑氏集团。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日本非常清楚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这封信件中并未提到清朝。甚至在清朝完全征服中国南方以前,日本人就认为清朝可以通过朝鲜半岛进攻日本,这无疑对日本列岛构成了一个长久存在的威胁,就像13世纪的蒙古人那样。因此,德川家光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呢?目前这个问题仍然无法回答,德川家光担任幕府将军时从未实行这些计划。

 

2次求援:隆武元年冬季

隆武帝再次尝试从日本获得军事援助,这一次水军提督周鹤芝(他可能和崔芝是同一个人,但是一些日本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被派往萨摩。他们计划利用强有力的萨摩大名岛津氏作为中间人间接联系幕府。周鹤芝由于他自己的海贸和海盗活动早已与岛津氏建立了关系,他也因此与岛津氏领导层非常熟络并对岛津氏有深入的了解。为了回应周氏的请求,岛津氏很快承诺会在明年(16464月)向中国大陆派出三万名士兵。

非常有意思的是,岛津氏作为外样大名(在外部的大名)与德川家光不能忽视的假想敌,却立刻同意介入明清战争,更决定组织一支实际存在的军事先遣队。我们很自然会问岛津氏为何会如此渴望派出他们的军队。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讨论这个问题。

总之,周鹤芝此次可以带着岛津氏将在数月后派出士兵的承诺回福建向隆武帝复命。

 

3次请求:隆武二年四月

为了确认岛津氏能够履行承诺和签署协议,周鹤芝派出参谋林蔹舞前往萨摩。尽管双方早已达成协议,但林蔹舞到长崎后被告知协议取消了。这一突然的变化无疑是非常有趣的。数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事情发生了逆转?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是幕府强行否决了萨摩派出军队参加明清战争一事。就像我们看到的,德川家光非常关心中国的事况,他也曾严肃地考虑了日本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家光想走得更远,比如大胆地想象日本出兵征服中国的情况。

可以确定的是,德川家光不允许岛津氏私自站在明朝一方参与明清战争。德川家光不会冒着风险让岛津氏重组强大的军队,这仍然对新建立的德川政权非常危险。任何有关干涉中国的倡议,都比协同入侵中国的计划更能反映德川幕府时期中央与地方的斗争。萨摩岛津氏及他的同盟者,毕竟都是被武力征服的。德川家康在1600年秋天在关原取得他著名的胜利后,曾试图缓解紧张的局势,如允许岛津氏保留所有的领土。尽管如此,在德川家光统治时期,德川政权仍在某种程度上依托于忠于德川氏的大名和他们潜在的敌人间的微妙权力平衡。

如我们考虑到周鹤芝所提出的请求和岛津氏接到请求后立即决定在数月内组织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就不难理解德川幕府感到的威胁了。因为岛津氏很可能会用这支军队去反对德川幕府,而不是攻击和占领中国。考察士兵的数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据我们所知,按照德川家光的秘密计划,可能会向中国派出两万名士兵,而对比属于岛津氏一家的三万名士兵,很明显幕府所能控制的军队并不具有压倒性优势。这也是为何我们有理由推测德川家光认为允许萨摩派出属于他们的军队对幕府统治来说太过危险。

最后,岛津氏并没有履行对周鹤芝的承诺,萨摩藩没有向大陆派出他们的军队。

 

4次请求:隆武二年八月

但不久之后,郑芝龙派两位致力于挽救明朝的忠臣黄征明、康永宁作为特使在隆武二年八月向将军递交了另一次请求。他们携带了八封信件。郑芝龙和隆武帝签署了其中的六封信件:分别给日本的天皇、幕府将军、长崎奉行,每人两封。还有两封是郑芝龙的私人信件,分别寄给幕府将军和长崎奉行。郑芝龙希望取得幕府的许可,将留在日本的妻子田川松和他的儿子七左卫门接回福建安海的基地。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根据锁国法令,日本人是禁止前往海外的。现存的日文文献中没有留下幕府对郑芝龙的回答,但我们知道田川松离开日本去了安海,但七左卫门并未离开日本。

这次请求最终在十月被送抵江户。尽管前面提到德川家光曾有入侵中国的秘密计划,但这一次他严肃地考虑了组织军队帮助明朝支持者进行抗清的事项。德川家光召集了老中和一些最具代表性的大名来讨论日本军队介入明清战争的可能性。只考虑浪人(失业的武士)的话,他们总共有一万人。在大大小小所有大名的参与下,士兵的数量至关重要。这次讨论持续了几天,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出现了以下情况:家光和一些德川家的分家(尤其是水户藩和尾张藩)非常支持日本军队介入中国,然而反对者们认为介入非但不能获得好处,反而会树立更多的敌人。在讨论进行的过程中,隆武政权灭亡的消息传到了江户。长崎奉行向家光报告,隆武帝已经被清军俘获后处决,福州陷落,郑芝龙也投降了清朝。我们曾经推测,家光曾考虑以入侵和征服中国为目的,让日本军队介入明清战争。现在看来家光在此时放弃了这个想法,并决定不再推动这项动议。我们可以推测,事实上在整个明清鼎革时期,德川幕府并不确定何种决策是最佳选项,无论是支持明朝,还是抓住机会征服中国,抑或是仅仅忽略大陆上动荡的局面。

在郑芝龙与清朝达成协议前不久,显然幕府已经针对这些请求做了一些准备。在郑芝龙投降后,日本方面没有留下其他决定。日本不会介入明清战争。

 

5次请求:永历元年二月

先前曾得到岛津氏允诺的周鹤芝,虽然最后没有成功请得日本的援兵,此时再次尝试从萨摩藩领导层那里取得军事援助。他为了使岛津氏同意他的请援,派了很可能是他义子的林皋前往萨摩。但是请求遭到拒绝。我们可以猜测,此事是由于幕府明确命令岛津氏不能支持明朝的效忠者及介入明清战争。

我们已经讨论过德川幕府阻止萨摩岛津氏提供军事援助的动机。尽管离德川家康赢得关原合战(160010月)已过去多年,即便第三任将军德川家光执政后,德川幕府在日本建立统治的时间并不算久,地位也并未完全稳固。事实上,在1635年家光为了防止大名间组成联盟或者采取军事行动来反对德川幕府的统治地位,将参勤交代制度正式法令化。

 

6次请求:永历元年三月

16472月,周鹤芝委托他的义子林皋携带请援信件去日本求援。但仍然没有成功。对于这次乞师我们无法知道更多。

 

7次请求,永历元年六月

明朝御史冯京第随南明水师都督黄斌卿之弟黄孝卿前往长崎向德川幕府乞师。但是到了长崎的黄孝卿沉溺在日本妓女怀中,完全忘记了此行的任务。他甚至可能没有将请求递交给长崎奉行。

冯京第曾是一名积极的复社成员,他还是一名忠贞不屈的明朝效忠者。他与黄宗羲一同在张名振(1654年去世)将军的麾下为南明皇位的有力竞争者鲁王(16181661)办事。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在漫长的抗清过程中,明朝文人在军事上所发挥的重要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尽管这些努力最后都是徒劳。

 

8次、第9次请求:永历二年

关于第8次和第9次求援,至今还有一些疑问尚未解决。根据历史学家石原道博的研究,尽管在日本的档案中只发现了对郑氏集团请求的一份回答,但当时长崎奉行实际收到了两封不同的信件,分别来自郑彩和郑成功(这是郑成功第一次单独向日本发出乞师请求)。此时郑成功和郑彩正在争夺郑氏集团的领导权,双方都想单独控制郑氏集团。郑鸿逵(郑芝龙的兄弟)的儿子郑彩试图获得郑氏集团领导权时,郑成功仅24岁。因此对于郑彩来说,将自己作为郑氏抗清集团的领导人介绍给幕府是非常重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郑成功也需要外界承认其郑氏集团领导人的地位,因此他将德川幕府作为国际交往中一个合适的外交对象。

郑彩向长崎当局递交信件是为了用中国药材和丝绸交换日本的武器。郑成功的信件则被日本文献保存了下来,但现在仅存用片假名写就的抄本。此后,水户藩的历史学者川口长孺(17721835)将郑成功的信翻译成中文。

两人的请求虽都被延迟递交,但两份请求最终同时被送到了江户的幕府。结果,幕府似乎将这两份请求视作同一个请求。但不管怎样,他们的请求都被拒绝了。

 

10次请援:永历三年十月

次年,即1649年,郑彩再次尝试以药材换取士兵的方式取得日本援助。但此次他通过琉球王国来传递请求,希望琉球可以在他与德川幕府之间充当中间人。利用琉球与德川幕府之间现有的秘密关系,郑彩希望能够以此成功地获得幕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此时琉球王国的角色和位置是极其微妙和有趣的。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琉球王国一直是中日交流的桥梁。在1609年岛津氏入侵琉球后,琉球人对明朝隐瞒了其向幕府臣服的事实。

如做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可以想起郑经的军队曾在17世纪70年代扰乱清朝与琉球王国间的官方交往。在漫长、复杂的明清鼎革过程中,琉球王国扮演的角色及其与日本的联系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11次请援:永历三年

其他抗清势力同样非常积极地尝试从日本获得援助。像上文曾提到的两个文人冯京第和黄宗羲,他们在1649年前往长崎,希望说服幕府站在抗清者一边介入明清战争。曾是东林党人的黄宗羲在当时非常有名,他也是一名非常积极的抗清者。在清朝占领南京数年后,鲁王前往福建并在舟山群岛建立了政权,黄宗羲在那里加入了鲁王政权,他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并派至任都督的张名振麾下任职。尽管黄宗羲赋予日本援助以大义名分,但幕府再次拒绝介入。黄宗羲因此深感受挫,而且似乎由于日本拒绝援助中国,黄宗羲最终脱离了军事和政治,返家隐居。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黄宗羲的许多作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哲学与史学方面。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对明朝极为忠诚,因此其中许多人都选择逃亡以免向清朝屈服。而长崎因有巨大的华人社区并且与日本地方政府有密切的联系,成为天然的避难所。但德川幕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非常关注在长崎留居的效忠明朝的华人。经过上文的讨论可知,幕府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在长崎建立了精细而又高效的制度以管理这个城市。幕府通过唐通事和唐年行司在中国移民中间实行一系列的互保制度,将居住在长崎的华人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中国人中的上层阶级和文人在这一制度中出色地发挥了作用,就像他们所代表的中国地方士绅在中国所做的一样。

当然,由于日本的上层阶级非常敬仰中华文明,中国文人在他们中间有一定影响力。效忠明朝的抗清者也由此在日本学者和显赫人物中间获得了许多同情。在幕府眼中,这种友好的中日关系无疑是危险的。他们将其视为联合政治活动的潜在源头。在下文中,我们将会详细探讨与明朝抗清运动直接相关的知名学者朱舜水。

 

12次请求:永历三年

拥戴鲁王的御史俞图南为了递交新的乞师请求来到日本。现存的资料中没有留下更多的信息。

 

13次请求:永历三年十一月

佛教僧侣湛微成功地说服了鲁王,令鲁王相信德川幕府不肯援助明朝是因为没有向江户和长崎当地政府送去贵重的礼物与合适的捐赠。湛微劝说鲁王将摄政王的母亲捐赠给普陀寺的观音像赠送给长崎的佛教寺庙。不过湛微到长崎后将这尊观音像进行兜售以攫取私利。鲁王见湛微一去了无音讯,再次向长崎派去使者以搜集有关讯息。抵日后,鲁王的使节探知湛微被视为罪犯和不受欢迎的人,此前已因为他的改宗被驱逐出日本。不过,在次年夏天,鲁王从日本获得了数百吨的谷物。

作为最重要的宗教机构,中国寺庙已经成为长崎华人的生活核心区域,而佛教僧侣是其中最重要的顾问。中国寺庙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秘密政治活动中,这使得寺庙与抗清运动以及向日本乞师的中国文人保有联系。所有的华人居民都在寺庙的档案中登记了自己的出生、结婚和死亡的日期。(事实上,正是仍保留在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中的历史档案才使得重建华人人口状况成为可能。)寺庙成为会面、交谈以及做出重要决定的日常场所。偷偷进入日本的明朝效忠者也会躲在寺庙里以逃避幕府,但要从幕府制定的中国人口管理机制中逃脱是非常困难的。佛教僧侣非常清楚难民在不断地流入长崎。

 

14次请求:永历五年

郑成功在支持永历皇帝取得军事胜利后,他与张名振并肩作战,并获得了郑氏集团的领导权。郑成功此刻正处于权力的巅峰。郑氏集团与清朝之间的战争结果也看起来对郑氏集团和抗清运动非常有利。而江户的德川幕府也持续对明清战争的消息保持关注。对郑成功来说,此时似乎是个合适的时机以尝试再向德川幕府请求援助。在郑成功攻克漳浦(1215日)后,郑成功向长崎派出了他的使者。

在郑成功的信中,他提到了他生于日本与自己的日本血统,还简要地介绍了清朝入关后的一系列事件,他在信末请求日本军事介入。这一次,郑成功听从属官冯澄世(死于1664年)的建议,不仅请求获得士兵和武器的援助,还要求得到一些商品以销往东南亚市场。藉此,郑成功可以获得相当的经济收入来为他的军队提供必要的补给。如果石原道博的研究是准确的,郑成功最终从日本获得了武器和金属矿物。

此时德川幕府的立场看起来十分倾向于郑成功。这样的政治立场主要是由于郑氏贸易船对长崎的日本进出口市场乃至整个日本经济的影响力。在明朝的效忠者具有战胜清朝可能性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并不想去指责一个强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政治对话者。

 

15次请求:永历十二年六月

1658年,郑成功的数艘船装载417名船员并满载货物前往长崎销售。船上同样携带了礼物和郑成功乞师的信件。这封信件早已不存,但我们可以清晰地从《出岛日志》(Boucheljon1658725日的记载中找到其存在的证据。

早晨,翻译人员告诉我,帆船带来了国姓爷派去幕府将军处的重要使节。使者带来了总共价值六万两的一套巨大的家具和精美的丝绸面料,但是并未带来给幕府的顾问和高级地方官员的信件。他仅仅带来了一封给将军的信件,信上写着“国姓爷给日本将军的信”,没有任何的敬意,这直接违反了日本的法律。

荷兰文献持续描述了日本地方官员的尴尬,考虑到郑成功低贱的出身和他对官方协议的违反,没有人知道应该怎样接待郑氏的使节。“郑氏的使节就在他的住处安静地等待来自江户的决定……几天后带来的礼物被卸下,存放在唐通事的仓库中。”

国姓爷的使节在724日抵达并于926日离开:“那个724日从中国坐船而来的国姓爷使节没有达成任何目的就返回了……他甚至没有被当地的最高地方官员接待或者得到机会介绍他的诉求。我们将会继续了解国姓爷被拒绝后的反应……我们相信这应该不会对公司造成危害。”幕府没有回应这封信件并且命令将礼物退回给郑成功的使节。

 

16次请求:永历十二年

同一年,日本的文献显示郑彩传递了一封来自郑经的信件给长崎奉行。

 

17次请求:永历十二年

日本的史料简洁地记载了中国文人朱舜水克服重重困难向幕府递交乞师请求的事件。

朱舜水出生于一个浙江的学者家庭(他的父亲与祖父都是明朝官员)。在清朝占领北京(1644)和南京(1655)后,清朝反复以高官厚禄邀请朱舜水加入新建立的清朝。但是作为一名忠贞不屈的明朝效忠者,朱舜水对这些邀请通通拒绝。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同一年,朱舜水被迫离开中国逃到了日本。朱舜水自然积极地希望恢复明朝,1649年便从日本回国参加抵抗运动。1658年,他返回了长崎,尽管当时他面临着经济困难。他结识了一位学者型武士安东守约(16221701)。安东帮助朱舜水,并将微薄的年薪分给朱氏。更重要的是,由于安东的帮助,朱舜水得到日本官方的许可,得以在长崎永久居住。这对朋友都对中华文明有着真挚而又深切的热情。从那一刻开始,朱舜水开始在日本居住,但在下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活将会再次发生变化。

 

18次请求:永历十四年七月

军队的指挥官张光启抵达长崎,他再次尝试获得日本对明朝抗清行动的援助。张氏带来了一封郑成功给朱舜水的信件。郑成功希望朱舜水可以作为中间人帮助郑氏取得日本的援助。在1664年,德川光圀(16381674)命儒家学者小宅生顺(16381674)前往长崎。小宅所接受的迫切任务是联系居住在长崎的中国文人。德川光圀计划发起一个重要的文化项目:建立水户的学校并开始编写令人印象深刻的史学及哲学作品。小宅一到长崎,就对朱舜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邀请他前往水户。对朱舜水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水户,德川光圀给予了朱舜水极大的尊重,还将一个有声望的项目委托给他,让朱舜水担任编写《大日本史》一书的顾问。从这时开始,朱舜水开始接触日本最重要的儒家学者,并常常被邀请到江户。

日本的文献对这次请援没有一致的记载。但是根据石原道博珍贵而详尽的研究,郑成功由于朱舜水的帮助,从幕府得到了武器、军事装备还有矿物原料。

 

19次、第20次求援:大约在永历十七年和不确定的年份

可以看到郑经曾向江户两度发出求援的请求,但对这两次请求我们知之甚少,虽然郑经给长崎奉行寄了信。同一年,郑经由于清荷联军的进攻,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基地金门。对郑氏集团来说,这是第一次被彻底驱赶出福建海岸,并完全地撤退到了台湾。

 

21次求援:永历二十八年

杨英(死于1681年)给长崎奉行送了一封信,尝试引起日本人对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政治局势的兴趣。1674年,郑经为了加入吴三桂(16121678)发动的三藩之乱,从台湾重返中国大陆。杨英的信件被《华夷变态》记录下来。这一次幕府决定间接干预,批准向三藩之一的耿精忠(死于1681年)出售硫黄。同时,幕府也让其情报机构保持对新信息的关注。

 

22次求援:康熙二十五年

张斐通过联系水户藩的德川光圀,以提升幕府对明朝的关注度和帮助力度。张斐还尝试在长崎的华人中间组织复明运动,但他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徒劳无功。[308]鉴于提出此次请求的三年前,清朝已经收复台湾,三藩之乱也早已平定,张斐的失败就不让人意外了。

22次向日乞师中的12次都发生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即清朝占领北京(1644年)和南京(1645年)后。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的文人、官僚、士绅还有上层社会都在为抗击势如破竹的清朝而努力。当时,效忠明朝的军队在中国各处十分活跃,但他们从未被组织起来协同作战。到了17世纪50年代,对德川幕府的乞师请求变少了。但郑成功在此时进入抗清队伍,在他筹备对南京等中国的核心地带发动最后的攻势期间,他与清朝在军事冲突和尝试对话之间来回摇摆。此时是复明运动勃兴的年代。此后直到17世纪60年代初,仍可看到一些对日乞师的行动。尽管郑成功已在1661年登陆台湾,并于次年2月将荷兰东印度公司驱离台湾。但郑氏集团仍防守着在金门、厦门的基地。但是他们的防守是徒劳的,1663年清荷联军发动攻势,将郑氏政权驱离中国大陆。17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上战火重起。三藩之乱冲击了新建立的政权,郑经在重占厦门后再次尝试向德川幕府求援。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因为当时(至少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政治和军事背景的剧烈变化,1686年的最后一次乞师让人觉得是意料之外的也是完全不现实的。

郑氏集团与其他案例中的一些明朝效忠者,通常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向德川幕府乞师。在这一问题上,文人在向日乞师的过程中确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尽管成果并不显著(例如黄宗羲和朱舜水)。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郑成功本身曾在南京国子监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尽管这段经历为战争所中断。正是通过中国文人(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明朝效忠者)的活动,在长崎的海外华人所发挥的桥梁作用才得以成为明朝效忠者发起抵抗运动时的关键因素。郑氏的船只也将许多从清朝逃出,希望在日本避难的忠于明朝的佛教僧侣送到长崎。我们可以推测,这些人在政治上并不中立,还曾在长崎的华人社区中发挥过一些微妙的作用,甚至试图在一些政治上的中间人与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取得支持,并发起政治运动以组织军队介入中国动荡的局面。德川幕府对居留在日本的明朝拥护者组织的政治运动,尤其是长崎的那些运动,持怀疑和忧虑的态度。幕府认为这样的活动是危险且不稳定的。最终,幕府给出了清楚的答案,1689年唐人屋敷完成了。

 

作者:白蒂(Patrizia Carioti),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亚洲、非洲与地中海系教授。

译者:阮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节选自《海洋史研究》(第15辑),20208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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