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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曲藝》第209期(2020.9)
  发布时间: 2020-10-06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戲曲的傳統再造與當代性專輯

 

目錄 

前言 / 林鶴宜 

《王魁負桂英》的當代映象:以京劇、豫劇、歌仔戲編演為例 / 張啟豐 

○年代以來歌仔戲「正典化」的美學現象 / 傅裕惠 

電視歌仔戲「新調創作」的傳統、承襲與轉化:以劉文亮作品《天龍傳奇》為例 / 陳歆翰 

崑劇與日本傳統戲曲的當代跨劇種展演:以1998年至2018年的日本演出為例 / 林和君 

論新編佛教崑劇《未生怨》的阿闍世題材和寺院演出意義 / 司徒秀英 

【研究論文】

織藝與織憶:花蓮縣卓溪鄉賽德克族Duta 群編織技藝與記憶的日常實踐 / 賴淑娟

 

摘要 


張啟豐。〈《王魁負桂英》的當代映象:以京劇、豫劇、歌仔戲編演為例〉。《民俗曲藝》209 (2020.9): 7-65

Chang Chi-feng. Contemporary Images of Wang Kueis Betrayal of Kuiying: Case Studies of Peking Opera, Taiwan Bangzi Opera, and Kua-a Opera.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09 (2020.9): 7-65. 

Abstract 

臺灣戲曲發展自1970年代起,面臨多重挑戰,但亦有所發展,在劇本寫作方面,或著重以劇作精神突顯時代特色,以主題內涵傳遞人文關懷,此可以俞大綱京劇劇本《王魁負桂英》(1970) 為著例,該劇首演後引發現代戲劇界與傳統戲曲界熱烈討論及好評,劇中深掘桂英內心,著重「情探」,郭小莊詮釋的焦桂英已成為其舞臺形象代表之一。豫劇《王魁負桂英》(1990),則由生活化角度層層營造,凸顯桂英為愛付出的專情形象,王海玲唱作俱佳所形塑的桂英,以「誓探」著重於質問與確認,不僅藉豫劇表演而有淋漓盡致的發揮,更標誌出桂英的主體位置。而廖瓊枝歌仔戲劇本《王魁負桂英》(1998),可知其以劇場實踐經驗為基礎、以演出為考量的編寫觀點,廖本情節多所創發,桂英形象亦有改轉,著重「事探」,廖瓊枝所詮釋的焦桂英,不僅為其代表作,更與自身生命經驗相映照。文中藉由釐析京劇、豫劇及歌仔戲之文本衍發、植基於文本的表演詮釋,以及演員各具特色的表演版本,不僅展現傳統戲曲同源異貌的當代映象,更標誌文本與表演在臺灣戲曲發展脈絡所代表的意義。 

 

傅裕惠。〈九〇年代以來歌仔戲「正典化」的美學現象〉。《民俗曲藝》209 (2020.9): 67-110

Fu Yu-hui. The Aesthetics of Canonization in Traditional Taiwanese Opera since 1990s.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09 (2020.9): 67-110. 

Abstract 

本文試圖歸納九○年代以來,臺灣歌仔戲如何透過現代劇場體制的生產過程,在又一種「定型化」的嘗試中,建構「正典化」的作品。最重要的是,梳理九○年代之後的歌仔戲,如何回應國族主義興起的社會氛圍,透過政策補助與知識菁英介入,標誌了今天歌仔戲被「正典化」的傾向。 

當代歌仔戲的「正典化」,隱含着不同面向的定義、內涵與觀察。在現代劇場的專業體制下,編導概念透過設計分工被更為強化,完全有別於幕表戲信手拈來或是隨機採用素材的手法。本文將舉2000年由編劇楊杏枝以「甘國寶過臺灣」故事原型重新編作的歌仔戲、陳美雲歌劇團製作的《刺桐花開》、2001年河洛歌子戲團改編莎劇《羅密歐與茱麗葉》的《彼岸花》,和2012年唐美雲歌仔戲團的《燕歌行》等製作為例,試着陳述歌仔戲「正典化」如何在不同的分工脈絡下,被「有默契地」集體呈現。 

 

陳歆翰。〈電視歌仔戲「新調創作」的傳統、承襲與轉化:以劉文亮作品《天龍傳奇》為例〉。《民俗曲藝》209 (2020.9): 111-29

Chen Hsin-han. Tradition, Conven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V Gezixi: A Case Study of Dragon Legend by Liu Wenliang.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09 (2020.9): 111-29. 

Abstract 

「電視歌仔戲」是歌仔戲與媒體結合的黃金產物,透過科技的複製與傳播,戲曲表演本質隨着「電視化」的加深而改變,形塑出有別於劇場藝術的表演美學。其「音樂內容」在前人豐沛的創作能量中也譜出璀璨耀眼的成績——承襲內臺、廣播歌仔戲的「傳統」程式,發展出「創新」的慣性與特色,進而影響歌仔戲進入現代劇場與外臺民戲的音樂操作,其審美、觀念及手法皆得傳襲與仿效,也留下諸多藝術結晶供後進學習研究。 

而電視歌仔戲於1990年代走向沒落,自2003起,僅有陳亞蘭2012年於民視製播《天龍傳奇》一部作品問世,作為十年間「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曙後星孤,在電視歌仔戲命懸一線的時刻,有何企圖與作為? 

本文鎖定以電視歌仔戲「曲調創作」的動機與運用轉化為探討核心。在論及「電視歌仔戲」音樂現象之前,首先探析「電視新調」與「卡拉」的音樂程式、創作類型、曲調風格與當代體現,進而聚焦電視歌仔戲《天龍傳奇》之音樂內容,與劉文亮先生編創全新曲調的手法與風格,從中觀察電視歌仔戲音樂生態,對後來歌仔戲作品依循其音樂內涵所產生的影響與實例。 

 

林和君。〈崑劇與日本傳統戲曲的當代跨劇種展演:以1998年至2018年的日本演出為例〉。《民俗曲藝》209 (2020.9): 131-68

Lin Ho-chun. Contemporary Cross-Genre Performance of Kun Opera and Traditional Japanese Opera in 19982018.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09 (2020.9): 131-68. 

Abstract 

崑劇與日本傳統戲曲在近代的交流之始,可上溯至1919年梅蘭芳的首度赴日演出;1972年中日建交後的政治因素轉變,中國大陸的崑劇團陸續受邀前往日本公演,期間也促成「日本崑劇之友社」的成立,更在全球化影響下突破國界與民族的藩籬,締造了當代跨文化交流乃至於跨劇種合作的契機,成為傳統戲曲在當代展演的獨特面貌。而1998年江蘇省崑劇院張繼青與日本能樂和泉流野村萬作在日本東京國立能樂堂同臺演出〈秋江〉以來,則開啟崑劇和日本傳統戲曲跨劇種合作演出的先例,此後,中國和臺灣兩地的崑劇演員與狂言、歌舞伎、能樂演員亦嘗試進行各種形式、深淺不一的合作,既是跨國族、跨劇種、跨文化的藝術形式交流,也是傳統戲曲從「古典與古典」的合作中探索當代戲曲展演、詮釋與再造的創作策略和方向。本文將以1998年至2018年間的崑劇與日本傳統戲曲同臺演出的展演為例,析論其演出形式與手法,並歸納其得失和成果,進一步說明此跨劇種合作在當代戲曲展演的意義。 

 

司徒秀英。〈論新編佛教崑劇《未生怨》的阿闍世題材和寺院演出意義〉。《民俗曲藝》209 (2020.9): 169-209

SI TOU Sau Ieng. On the Buddhist Kunqu Opera Innate Resentment: Its Subject of Ajas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emple Performances.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09 (2020.9): 169-209. 

Abstract 

本文從題材和寺院實地搭臺兩方面討論新編佛教崑劇《未生怨》在當代編寫和上演佛典阿闍世故事的意義。《未生怨》的文學文本由香港志蓮淨苑訂稿,再交浙江崑劇團改編成崑曲劇本,於2012年在香港志蓮淨苑實地搭臺上演。此戲取材自《佛說未生怨經》、《觀無量壽佛經》和《大般涅槃經》三部佛經,演阿闍世前生與父親結怨、今生殺父囚母,及後懺悔、皈依佛陀的故事。劇本題材內容與淨土信仰和修持方法關係密切。本文將從《未生怨》的題材內容和實際劇場演出討論其宗教和戲曲意義。 

 

賴淑娟。〈織藝與織憶:花蓮縣卓溪鄉賽德克族Duta群編織技藝與記憶的日常實踐〉。《民俗曲藝》209 (2020.9): 211-74

Lai Shu-chuan. Weaving Skill and Weaving Memory: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on Weaving Skill and Memory for Duda People in Sanli Village, Zhuoxi Township, Hualian County.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09 (2020.9): 211-74.  

Abstract 

臺灣原住民賽德克族中有一Duta群,因遷徙歷史的緣故散居在各泰雅、太魯閣與賽德克族的部落,在花蓮縣卓溪鄉山里部落是Duta群族人居處密集的地方。相對於其他部落,此部落有多位善於編織的耆老,並且還延續為女兒、孫女編織嫁妝的習俗。當原鄉各地熱切地投入部落營造與文化產業的推動,山里對織布文化的發展沒有很強的市場導向,而是以家族傳承與部落節慶的展演為文化傳承的機制。本文嘗試解析為何山里部落的編織工藝得以延續?編織做為一種日常生活實踐,從事編織的婦女們如何在性別的位置中,因着經濟結構、多元勞動日常、共學網絡,甚至信仰與習俗等場域的影響,使得編織文化存續下來,但同時隨着其慣習與策略性的選擇,使得編織文化在存續過程中有着創新或變化的可能。如此在場域與慣習持續相互對話過程中,透過身體的實踐與記憶,建構織布文化與族群認同。

 

(本資訊經出版方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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