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年前，《行程》（Itinerario）的编辑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约我在人文科学研究所（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进行一次访谈。布罗代尔教授和他的妻子葆儿（Paule）先带我们外出午餐，之后，我们被邀请到他们位于布里亚·萨瓦兰街（Rue Brillat-Savarin）的公寓面谈。在我们刚刚安装好录音机的麦克风时，电话响了，是美国《新闻周刊》杂志社，他们也想对这位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进行一次访谈。这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在其大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于1979年出版之后，我们并不是唯一想要访问这位大师的人。就在我们面前，布罗代尔对其简略地答复说：“不了，先生，我已经接受了《行程》学刊的访谈！”

为何会有这次在布罗代尔的住所进行的采访，需要简单的解释一二：想要和布罗代尔夫妻一起进行访谈是我们偶然产生却又挥之不去的想法，因为莫里斯·艾马尔（Maurice Aymard）教授告诉我们，布罗代尔夫人已经在幕后扮演过而且仍然继续扮演着辅助的角色。她不但校订并仔细审阅其丈夫的所有论著，并且编辑甚至据说是重写别人投稿给《年鉴》杂志的作品。我们仍在寒暄时，为了加快采访速度，直奔主题，亨克·魏瑟林（Henk Wesseling）不经意地向布罗代尔提到我，说包乐史虽然名不见经传，但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他的上述著作“世界时间”一卷中引用了我的文章。当谈到中国海时，魏瑟林补充说我实际上正在写一篇关于17世纪初中国海域（标题有些不同，但更加准确）的博士论文。

这番话点燃了布罗代尔的兴趣。他立刻开始了一场冗长而又热烈的谈话，想要说明南中国海仍然是另外一个被许多文明包围的“地中海式的海洋空间”（Mediterranean Seeraum），那里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并在同一个时间节奏下同呼吸，共命运。尽管他特别提到并赞同我提出的观点，即从16世纪末开始，在中国人的“经济世界”（économie monde）旁边，日本人的“经济世界”正在形成，但他还是认为中国人的“经济世界”在这个海域空间里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在魏瑟林和我试图将谈话的主题引入另一个方向之前，我们一直礼貌地聆听着布罗代尔的独白，可所有转换话题的努力收效甚微，直到葆儿·布罗代尔夫人看出了我们明显失望的表情，她用尖锐的声音喊到，“但是费尔南，你应该让年轻人说话！”她猛地起身，离开房间去拿茶的时候，无意中踢到了放在他们所坐沙发前的麦克风。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费尔南·布罗代尔夫妇跟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他们对学术的激情以及彼此之间的合作。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解释道，他会大声的向他的妻子朗读他写的任何作品，而后者则斜靠在房间另一边的雷卡米耶夫人样式（Recamier）的躺椅上聆听。不论何时，只要布罗代尔夫人不能准确理解他所念的内容，他将不得不重写那一具体段落。布罗代尔还跟我们谈及他曾经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即和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acNeill）合作，共同向美国新一代历史学家介绍年鉴学派。1968年4月末，他带着这一计划飞往芝加哥，刚到达，巴黎学生运动就爆发了，为此他被召回学校以维持秩序。如此，这个美好的法美合作计划还在萌芽状态就被掐断了。他关于设立“人文科学之家”的叙述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包括共同的筹划、隐蔽的策略以及布罗代尔和他的可靠盟友克莱蒙·海勒（Clemens Heller）将反对者像烤煎饼一样彻底翻转的高潮时刻。

回到荷兰后的一天，我仍然在为挖掘出布罗代尔夫妇精彩的生活故事并把它们保存在三盒磁带中以留给后人而感到巨大的喜悦，但当我发现布罗代尔夫人的脚确实踩灭了我们吸引人的对话时，我的心情很快就变得糟糕了。在她的“空手道踢腿”（karate kick）踢中麦克风之后，没有任何一盘磁带发出可以被理解的声音……

20年之后的今天，在这份献给德尼·龙巴尔（Denys Lombard）——一位对中国海区域了解得比任何人都多的学者——的纪念刊物里探讨南中国海、并将它描述成亚洲地中海也许是意味着向布罗代尔教授表达虔诚的敬意。但这是不必要的，因为1997年龙巴尔和普塔克（Roderich Ptak）已就这个主题举办过一次非常成功的会议。因此，我不会像布罗代尔那样，从地域、时间和历史三个方面构建分析框架，把中国海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加以处理。相反，我更愿意把目光聚焦于18世纪中国人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因为对德尼·龙巴尔来说，这一主题尤其重要。在很多言论和著述中，唐宋元明时期的中国海外贸易都被认为是大规模的，正如许多热心的历史学同行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王朝都存在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样的英雄人物。事实上，传统的中国海外贸易和海运是在清代才到达它的顶峰，但这似乎并没有引起研究海洋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注意。这一忽视相当奇怪，因为在田汝康（T’ien Ju-k’ang）的提示下，许多像Carl Trocki、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石井米雄（Ishii Yoneo）、吴振强（Ng Chin Keong）、詹妮弗·库什曼（Jennifer Cushman）和我自己这样的东南亚历史学家，都通过某种方式，记述了在1683年清朝平定台湾以及改变海禁政策之后，带有中国世界秩序的大规模海外贸易扩展至东南亚地区的情况。

亚洲历史中的十八世纪

关于亚洲历史中的18世纪的讨论存在一个有趣的系谱。著名的剑桥大学历史学家约翰·西雷爵士（Sir John Seeley）在他两次有关英国扩张的系列演讲中首次提出了这一主题。在大约100多年前的1883年，这些演讲内容以书籍形式得到出版，并被冠以同一个标题《英国的扩张：两次演讲课程》。这一论著在超过50多年的时间中不断再版，对于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而言，它仍然是灵感之源。

在他的第一次系列演讲中，西雷揭示出英国如何向西和向东扩张，以及它又如何失去和成为一个帝国。美国的丢失，得到的不是法国人，而是美国的殖民地居民自己。在第二次系列演讲中，西雷把目光集中于英国人在孟加拉的收获，他指出，与其说印度是被英国军队征服的，不如说是她征服了自己。随着欧洲武器和军队纪律的引进，印度事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西雷的结论是，18世纪后半期印度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被来自欧洲的竞争对手利用了，如此形成了一段欧洲历史的延伸。上述观点经过修改，为荷兰历史学家Godée Molsbergen的印尼史全部借用，他将这篇有关18世纪的长篇论文投稿给F. W. Stapel抱负不凡的《荷属东印度史》（Geschiedenis van Nederlands Indië）。他借用了西雷的部分结论，并把它们应用到印尼群岛历史的同时，却又没有留意英国历史学家的警告，即在没有考虑印度次大陆独立存在且又具有动态变化的个性特征的情况下，是不能理解其历史的。Godée不仅忽视了爪哇人社会内部的动态变化，他还建议把18世纪的印尼群岛作为荷兰相当乖僻的“假发时代”（Pruikentijd）的延伸来加以研究。他相信，这可以解释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VOC以及其亚洲附属国的衰落。

Godée的论文发表不久，年轻的历史学家范勒尔（J. C. van Leur）就在他著名的评论性文章《印尼史中作为范畴的十八世纪》中毫不客气地抨击了Godée的观点。为了证明他较早主张的亚洲中心史观的解释具有真实性，范勒尔拒绝接受《荷属东印度史》“十八世纪”一卷中的基本原则，即它主要是为了加强东南亚地区荷兰历史地位的合法化而写作的。在范勒尔看来，把“十八世纪”或“假发时代”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或可资利用的范畴应用到印尼或亚洲史的分期中，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它仅仅是一个“从西欧或北美史中借用来划分历史时期的范畴”。换句话说，他从整体上否认了Godée Molsbergen的根本性论题。

和Godée Molsbergen争论后不久，范勒尔死于1942年2月的爪哇海战。作为对他的贡献的称颂，莱顿大学欧洲扩张史中心于1992年邀请了许多亚洲历史学家在瓦森纳（Wassenaar）荷兰高等研究所（NIAS, 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举办了一次专题讨论会，以评议和反思范勒尔关于18世纪的论述。

在结集出版的会议论文的绪论中，编者们指出，范勒尔在其开拓性的论文中对亚洲历史的连续性和欧洲18世纪出现的新发展做了比较，其有关连续性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两个相当不同的观念。一方面，他设想传统的亚洲社会是建立在“封闭且自足的乡村社区”之上。这一观点似乎是在重复兰克学派所说的“停滞的”或“不变的东方”等陈词滥调，现在这些观点广为人知，且已被完全抛弃，但在范勒尔生活的时代，这些都是流行的观点。另一方面，范勒尔花费了很多心血，想要证明荷兰在18世纪苦恼于衰退和腐败的特殊时期，亚洲却充满了活力，并持续成为一个“能动且强大的东方”，这一点在欧洲人的扩张以及对此历史过程的追溯中都很少被触及。范勒尔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尼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虚弱，是因为相比于他们的欧洲背景，公司的雇员们更多受到其亚洲背景的影响。他指出，当荷兰的公司主管们成为衰退和腐败的典型代表时，公司的海外职员们一点也没有出现传统史著中所描写的虚弱征兆。

考虑到范勒尔倾向于淡化欧洲在18世纪对海洋亚洲的影响，这对于强调欧洲人出现于印度洋海域的重要性的荷兰高等研究所与会者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与之相反的是，相对于中国人、日本人和暹罗人对海洋亚洲的贡献——即就中国海域发生的贸易行为而言，所有与会者都认为同一时期的欧洲人在其中只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在这些区域，欧洲人仅被看作是商人，前提是他们能够遵守中国人、日本人和泰国人把自身的世界秩序强加给外商的制度化规定，即使这种经历是痛苦的。中国和日本的儒家世界秩序并非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排斥对重商主义的兴趣，罗威廉（William Rowe）就在其卓有贡献的中国贸易网研究中指出，在中国内陆地区存在一次巨大的贸易网络的扩散，并产生了新的组织形态。我希望在这篇文章中表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的海外贸易中。

在我们关注18世纪的中国海上贸易之前，马士（Morse）、德尔米尼（Dermigny）、乔杜里（Chaudhuri）等人的不朽研究都提及，他们是把18世纪中国海的商业贸易作为欧洲人的现象来加以描绘的。所有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著都受到同一个因素的制约，即利用数量庞大的西方档案进行研究，其结果就是，在欧洲人的历史追溯中，中国海的商业贸易只被看作是印度洋贸易的延伸，这也与东印度公司和港脚商人不同。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海只是一个荒僻的区域。如果确实存在一个“亚洲的地中海世界”（借用布罗代尔的术语）需要处理，那么分为东西两半的印度洋区域庶几近之，它的伊斯兰和非伊斯兰地区以及中国海则可视为类似于黑海这样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地区的各种参与者要争相控制可以通向它的战略性航道就不再是达达尼尔海峡，而是新加坡海峡。

十八世纪的中国海地区

一旦我们意识到中国海地区的帆船贸易在中国1683年的开海政策之后取得了一次飞跃式的发展，那么在面对这种来自帆船贸易的激烈竞争时，各国东印度公司除了保留与广州的直接贸易——就荷兰而言，只保留了与日本的直接贸易，都退出了中国海的商业贸易。毫无疑问，中国海地区在18世纪发生了一些特殊的事情。

如果承认还存在另一种与之相伴的航运侵入——上述研究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即东南亚海域闯入者的到来，他们决定要和中国的海外商人进行贸易，那么这种印象会被强化。在所谓的港脚商人对于中国“经济世界”“和平渗透”（pénétration pacifique）到东南亚群岛的回应之外，另一个反应可以在东南亚本土的各阶层商业团体中觉察到，他们立即抓住了提供给他们的这个机会。我注意到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群，控制着新加坡海峡地区、定居在廖内的布吉人（Bugis），当然，另一个令人敬畏的海洋国家就是苏禄王国。

正如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和其他学者已经指出的，对于环南中国海地区而言，18世纪是一个特殊而又集中的国家形成时期。认为这一国家形成也许直接与中国海外贸易的大量增长和扩张相关，或许不太算牵强附会。这里且引述移居印支半岛的华裔历史学家陈荆和的观点：“这一时期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是中国移民群体运动的盛行，这些移民帮助本地统治者开垦了大量处女地，并以地方管理者的身份向统治者们提供服务，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伴有自治机构的定居点，甚至以一个独立国家的方式进行运转。”这样的殖民活动是海外华人事业规模扩张的明显迹象，也标志着他们有序集中的管理运作方式在东南亚世界的出现。

一般认为，东南亚具有战略性地位的沿海地区形成国家的过程为区域内海洋贸易的增长、强化以及多样性所推动，它们紧随着域外地区、如印度洋、欧洲和位于北方的东亚经济对于热带物品的需求空前提高而发生。河口地区许多马来人政治组织的出现是由于它们与出口商品的生产和分装紧密相关。换言之，因为地方经济的运行已经融入“世界贸易”，当地的民众就不得不像他们的生产模式一样，去调整他们的政治结构以适应这种形势。

自相矛盾的是，东南亚社会的历史学家们渴望证明该地区的内部动力占据首要地位，直到今天仍很少关注外部的影响。或许可以将这种狭隘的态度部分地解释为是对殖民史家的回应，因为后者在其著作中，习惯于夸大欧洲“旧制度”下贸易公司的经济活动对这一地区的巨大影响，旨在给凌驾于殖民地之上的宗主国特权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基础。即使有人支持约翰·斯梅尔（John Smail）对于自主的东南亚历史的要求，他也会想知道，在接受外国影响的能力方面所展现出的适应力是否构成了这一文化区真实的独特性。在这一语境下，近来一些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经济与政治地位诸多方面、18世纪在东南亚占据优势的西方权势的研究引人注目，这表明，位于印尼群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应被视为东南亚场景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而加以研究，它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造成本地政治平衡发生重要转变，而不是像殖民史家所认为的那样，将其视为一个强有力的、对本地统治者单方面行使权力的外在因素，也不像大多数东南亚学者更愿意描述的那样，认为其在地区生活中只扮演一个微小且次要的角色。

在欧洲“旧制度”的势力正逐渐融入东南亚政治文化的这一假定场景中，其相对持久而稳定的政策甚至让这一政治文化更加牢固，奇怪的是，这一地区的另一股势力，公认更为分散且更少记载的外来经济势力却很少得到关注：这就是将中国东南的沿海省份与东南亚的商业中心连接在一起的华人商业网络。如果说有外来行家可以不声不响地以地方规则玩转当地的游戏，那将会是中国人，他们是通过环境的力量而不是依赖任何军事手段做到这一点的。

在西方，历史学家们几乎是在欧洲人海外扩张之初，就习惯于花费大量的努力去书写这一现象。他们总是有这样一些问题，例如“贸易是如何发展的？”“基督教信仰是如何传播的？”“西方的制度又是怎样输出的？”以及“当它们在输出时，一些制度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将之概括一下，就是“海外帝国是怎样形成的？”这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即站在反对“上帝、黄金和荣耀”这一论述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应该同意王赓武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华商”，即近代早期旅居东南亚的中国人本质上是“没有帝国的商人”。

关于近代早期西方的扩张对于东南亚国家形成的影响已有研究，但是中国人的商业扩张对于同一地区的冲击却鲜为人知。当然，要想在这篇论文内对这些内容广泛的问题做出完满的审断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将不得不略过许多事实，例如东南亚国家形成过程中受伊斯兰教在该地区发展的影响而逐渐发生改变的事件。在这里，我将概述中国人的商业扩张如何将其自身与东南亚社会联结起来。这可以很好地揭示出，中国人的扩张不仅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且它事实上也受到了东南亚政治组织的欢迎和利用。虽然如此，但不能否认，恰恰是因为中国参与者的成功，西方的殖民统治者才会竭尽所能地招揽中国人、或是与之联合，有时最终会把中国人的贸易网络纳入他们自己的殖民经济体系中（比如在爪哇）。

本土的国家形成与华人的非正式帝国

总的说来，华侨们不得不在三种政治经济体中谋求生存：

a）新兴的西方贸易聚集地，如马尼拉、巴达维亚、新加坡——应该注意，这些定居点是因为中国人的参与才可能出现；

b）位于河海口岸地区，具有不同形态结构的各类王国；

c）大陆和爪哇的低地水稻平原国家。

西方殖民地城市和其他两个本土的政治体系一样，都面临着劳动力相对缺乏的问题。在这一地区，相对于领土所有权，劳动力更是政治权力的基础。像巴达维亚和马尼拉这种殖民城市的出现就依赖于中国市民，他们可以通过与中国家乡省份的贸易联系来提供劳动力。

典型的马来国家或港口国一般都位于河口，对于外国商人来说起着货物中转地的角色，他们会来此购买这条河流所带来的货物。国家的形成与出口产品的处理紧密相联，统治者的关注点不在于贸易的必要性，而在于政治层面的财富。财富可以使“拉吉”（raja）维持更多的侍从，并增加他的亲信人数。马来国家的人口统计具有转瞬变化、并不稳定的特征，因为“拉吉”的臣民们经常用脚投票，一旦不同意统治者的政策，他们就会离开。

如果说马来家世富有的私商是“很少见的人物”（rara avis），那恰恰是因为他会被看作是对“拉吉”权力基础的一个威胁。在一个马来政体中，外商受到鼓励以本土商人为代价去开发自己的资源。管理外国人贸易的港主们（Shahbandars）或港口负责人，经常是从外国贸易团体中招募的，这来源于港口贸易的繁荣。华侨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以其名义小心地调节和征收贸易税，就可以为“拉吉”的财富和权力做出相当大的贡献。把管理者的职位摊派给外国人，并不会侵犯权力的平衡和马来统治精英的决定。在港口国，当地的华人首领经常通过改变自身的文化来寻求安全，并维持与统治者的友好关系。他们能够在统治者和来访的华商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这种合作形式的加倍优势在于，当华商发现可以在“拉吉”的充分保护之下从事他们自己的商业营生时，“拉吉”也提高了他在统治阶层成员关系中的地位。

低地水稻平原国家

在较大的水稻平原型国家，例如爪哇的马塔兰（Mataram）或暹罗，华侨们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略有不同的环境。这里的农业生产模式，以及为象征性的行政中心收集剩余产品，是以强迫劳役和实物支付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由此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垂直庇护关系和水平协同合作共同构成的金字塔形结构。不过，马塔兰的统治者建立起一种惯例，他们私自将华人安置在港口的行政职位上，并让这些管理者直接向自己负责。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通过任命来自不同华人群体的部分成员出任重要的征税职位，他就可以越过复杂的、总是会降低农业国家产出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层级。通过这番策略，Susuhunan（爪哇梭罗国王，译者注）获得更多直接汇集的收入，由此见证其金融地位得到加强。

在暹罗王国，国王通常会赞助对外交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早期约定中，他们依靠穆斯林、中国人甚至是欧洲商人的服务来对这种贸易进行实际的管理。为国王提供服务也好，或为自己也好，中国商人都开始渗透进出口商品的供应网络，例如森林产品和来自暹罗南部省份的锡。存在于暹罗与中国之间的朝贡贸易构架在1683年平定台湾之后急剧好转，这使得中国企业家可以在负责涉外事务和商贸的phrakhlang部门中巩固自身的地位。如同马来的政府（kerajaan）一样，雇佣外国人并不是新方法。港主这一职位的暹罗版是kromtha，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位于华人官员（choduk ratchasethi）的监管之下，另一部分则由穆斯林官员（chula ratchamontri）监管，但毫无疑问的是，18世纪以来，暹罗朝廷中越来越多的华人官员提高了声望，潜在地使“摩尔人”黯然失色。

爪哇的情形则相当不同。与暹罗国王的所为相比，马塔兰的统治者从没有以与之相同的方式或花费去投资外海贸易。但是，他们仍决心从北岸（Pasisir）的口岸贸易中征集尽可能多的预付款和税收。随着华人岛屿间贸易的扩散，许多华侨随着其线路到达爪哇的北部海岸地区。他们介入北岸地区的税收承包，并促进了马塔兰口岸产业的货币化。早在17世纪80年代，海岸地区的关卡和港口就被马塔兰的统治者出租给中国人经营。那些屡次出价竞标包税的人支付了两倍或三倍的租约价格，是因为这份租约为他们提供了交易其它商品的途径。这一时期铺展开的基础结构使得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商人的大规模移民更加便利。

“欧洲人”的殖民城市

不论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在环绕东方海域的任何地方安顿下来，他们都明确地意识到，其所在地都是中国人通往东南亚主航线的一部分。葡萄牙人最初和中国人进行贸易是在马六甲，但在发现通往中国海岸的航路并于1557年在澳门长久驻扎之后，他们开始把到访马六甲的中国帆船看作是其刚刚形成的中国海域网络的竞争对手。结果是中国帆船不再驶向马六甲，而在东南亚其他地方发展出新的转口贸易，比如爪哇的万丹和马来半岛东部海岸的北大年。

殖民城市马尼拉建立于1571年，是东南亚地区中西方商人建立的港口定居点的第一个范例。受每年从墨西哥输入白银的吸引，大量的中国人成群聚集在位于马尼拉旧城中心之外的涧内区（Parian quarter），不久就充当起城市中产阶级的角色。看到这一经济时机，许多移民也开始从事农业以便为这个城镇提供食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来自福建晋江地区的四个小镇。马尼拉实际上象征着福建人的经济领先地位，正像它当时的别称，“福建人的第二故乡”所暗示的。这个城镇作为华人的前哨站，通过它可以获得墨西哥的白银，同时作为人们收集热带商品的主要地区，这里有香料、玳瑁和食用燕窝，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中华帝国的消费而从摩鹿加群岛和苏禄群岛买来的。而西班牙当权者和中国移民的关系，则从最初的和谐退化到彼此憎恨。对于西班牙征服者（conquistadores）来说，了解和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与其说他们利用了作为殖民者的优势，不如说他们自身为华人的经济世界秩序这股更强的力量所利用。尽管在1603、1639、1686和1763年发生了大屠杀事件，华人中产阶层仍然是西班牙殖民地居民中的骨干力量。华人从事农业、渔业、零售业，并承包了殖民政府的所有税收。他们在持续为中国的沿海经济建立桥头堡的同时，也为菲律宾殖民经济的初步发育提供了基础。

在两个荷兰殖民港口（即亚洲公司总部所在的巴达维亚和台湾的热兰遮城）的移民中，中国移民占据着优势地位，它们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远东贸易做出主要贡献的地方。对比于马尼拉这个范例，荷兰殖民城市巴达维亚（建立于1619年）则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荷兰人和中国人共同居住于吧城之内，对华人的管理最初较好地纳入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一位华人甲必丹（Kapitein China），即中国人的首领，受命处理其同胞的民政事务，并征收用来免除华人在城市民兵组织中服务的人头税。直到1666年，才有一两位首领代表华人坐上城市法官的席位。笔者已经在别的论著中指出，巴达维亚社会可以界定为热带地区的华人殖民城市，也可以看作是西方人的殖民定居点。

在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疲于应付岛屿西部平原地区没有头领的猎人村落社会，这种情形与此前截然不同。起初，荷兰人并没有领土方面的野心，在与残酷的猎人冲撞之后，公司深感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以便与最近的乡村实现和平。1636年，公司驻台湾长官第一次将所占领的土地出租给汉人承包者或是“头家”（cabessas），他们会运送自己的契约劳工来耕作这块土地。一年以后，蔗糖种植园提炼的糖产量就达到了300000至400000斤之间。

荷兰东印度公司招揽福建生意人以及引进出口作物——公司对其拥有专买权——种植的政策，为来自福建的汉人定居者提供了新机遇，但是最终的结果就人命而言是代价昂贵的。除了狩猎范围，土著人群持续不断地骚扰汉人耕作的土地，而针对大约10000名种植园工人征收的高额人头税则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台湾的殖民经验展示了一种此后会在巴达维亚重复出现的模式。只要荷兰人和中国商人在海外贸易中牵扯在一起，他们就会相互补充，也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方式。然而，一旦华人开始对内陆地区的种植事业发生兴趣，并开始反对公司基于高额税收和低价收购的管理压迫，许多事情开始变得失去控制。

17世纪末，此前50年南中国海贸易的权力平衡彻底地改变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再被认为是东亚海域的主要力量。荷兰人放弃了台湾，退出了与柬埔寨和东京（Tonkin）的直接贸易，并眼睁睁看着他们与日本的商业联系被德川“幕府”（bakufu）1685年制定的政策所截断。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中国海外贸易的扩张掀起新一轮浪潮的前夕，随着1683年中国海外贸易自由化和制度化的开始，南中国海域为中国人的创业精神提供了更加广阔开放的空间。这一次，中国南部其他港口的水手也涌入了这一浪潮。来自潮州地区的商人和企业家开展与暹罗的直接贸易，在那里他们可以建造帆船，并为中国市场购买大米、锡、香木和毛皮。驶向暹罗的潮州船因运回大米而变得非常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它也为来自广东和福建内陆地区的客家移民劳工提供了一种运输方式，当家乡的矿物储量开始耗尽的时候，他们在海外的采矿作业中看到了新的工作机会。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平行于福建人的新网络铺展开来，有时会替代它，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将自己的特产加进这一网络之中。

西方历史学家通常把1700年之后的一段时期看作是广州体制时代，只有在这一体制的管理之下，欧洲商人才被准许到中国贸易。然而，广州体制只是一个更复杂的、为了管理流动的中国对外贸易而设计的体系的一部分。连同厦门、汕头、上海、镇海（在浙江省）等港口一起，广州（Canton）港也是一个重要的、为东南亚帆船贸易提供服务的海关中心。

起初是长崎和巴达维亚当局不得不忍受中国海外的商业活动浪潮所带来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商船和移民数量的强加限制。在长崎，中国人最后被安置在一个小岛，以便将其与日本的城镇居民隔离开来。

巧合的是，巴达维亚因为在1683年吞并了附近的敌对者万丹，其城镇的内陆地区由此进入被开发的过程。中国劳动力在这里受到欢迎，他们可以增援尚无经验的农业部门，以使其能够为波斯市场生产蔗糖。城郊地区的逐步开发，蔗糖专买者荷兰东印度公司压迫性的价格垄断，以及合作管理体系最终被打破，都是华人1740年发动反抗荷兰人统治的起义根源。作为报复，当时这一城市几乎所有的华人在长达一周的大屠杀中遭到屠戮，这一丑陋的恶行沿着华人网络形成的冲击波遍及爪哇各地，显示出华人融入爪哇社会的程度。在北岸的每一处地方，华人都在反抗。从1740年延续到1743年的华人战争（Perang Cina），甚至最终导致了马塔兰统治者的倒台。

与此同时，东南亚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最终对中国人海外贸易的多样化有所贡献。首先，所谓的欧洲港脚商人在南中国海的出现，以及新加坡海峡周边地区布吉人地位的提升，对于18世纪后半期群岛地区新的贸易方式的生成是重要的催化剂。面对巨大的竞争，马六甲的荷兰人失去了对邻近的吉打、雪兰莪和丁加奴统治者的掌控，不得不撤回到不干涉政策。

为了满足中国对黄金、锡和胡椒的需求的增长，中国帆船像蜜蜂一样成群地在南中国海穿梭。到18世纪20年代，已有上千户中国家庭定居在马来半岛末梢的柔佛，他们在那里种植销往中国市场的胡椒。而从柔佛通向其他地区也有着巨大的贸易量。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丁加奴：其一半人口都是中国移民，他们从事胡椒种植、黄金采掘，或是沿海运输，以便与暹罗、柬埔寨、东京和加里曼丹等沿海地区的分点（subsidiary depots）进行贸易。

到18世纪30年代，中国的农业劳动者已在廖内群岛（位于新加坡和东苏门答腊之间）定居，并开垦这些岛屿的山坡以种植黑儿茶。加里曼丹西北部的文莱居住着大量中国移民，他们的胡椒种植园非常兴盛，并向内陆地区延伸出数英里。这里还有可以停泊500至600吨船只的码头，能为帆船运输提供服务。托马斯·福里斯特（Thomas Forrest）1776年访问这里，对文莱和中国之间的繁荣商业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把它比作欧美之间的贸易。当他到访霹雳这个穆斯林州时，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苏丹都穿着中国样式的服装——同样感到惊奇。

在马来半岛和邦加岛的其他地方，中国矿工（主要是客家人）使锡矿的开采更加发达。在过去十年的一次短暂市场饱和之后，中国对锡的需求又在18世纪70年代出现增长，吉兰丹、霹雳以及稍晚时候的雪兰莪（19世纪20年代）的地方统治者纷纷招募中国矿工。西加里曼丹（婆罗洲）的三发和坤甸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甚至早在18世纪50年代，那里的马来统治者就找来潮州人和客家矿工在内陆地区开采金矿。中国人寻找香料和森林产品并视之为重要商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8世纪末，每年移民到西加里曼丹的新人（orang baru）估计已达3000名之多。在文莱，淘金热甚至冲击了当地的华人团体。他们任由种植园里的胡椒疯长，反而全部投身于沙捞越金矿的开采。

起初，来到西加里曼丹的华人对土地并没有野心。在马来统治者的任命下，他们在采金上发了大财，当然，他们也需要获得足够的食物供应。为了满足其需求，农业生产者第一次结群组成兄弟般的行业组织，称为“会”，以便共同决定食物价格。天地会是这些组织中的一个，它变得如此暴虐，以致矿工们起来反抗并要打破其垄断。矿工们将人数不同的劳动人口组织起来，其多少依赖于矿区的范围，就此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盟。这些或小或大的公共伙伴关系——所谓“公司”（gongsi，在殖民文献中“kongsi”这一拼法更加知名，符合客家人的发音）——的起源表明，客家人按照在他们在中国的采矿业中已经发展出来的组织结构进行布局，在国内，他们也是作为矿工在多山地区工作，周围环绕着土生土长的部落人口。在加里曼丹，他们发现彼此之间的联系被当地的达雅人（Dayaks）隔断了，马来沿海地区的统治者并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保护。为了耕作，这些“公司”不久就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武装起来的自治团体，并按照自身的法律进行管理。当华人在东南亚遇到新的挑战时，为了生存，他们形成了新的回应模式。加里曼丹的大型“公司”们甚至最终将地方统治者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目的则是为了确保这些统治者地位的稳定，这对于持续和平的定居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1790至1830年间出现的中国人淘金热，对于西方观察者的想象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矿工们的“共和国”不同于早期的中国移民，就此意义而言，它们可以使中国移民进入多样化的农业领域，当协作方案不起作用时，还可以相应地在当地发挥自治势力的作用。但是，由于马来统治者保持着对河口的控制，他们仍然可以从华人的进出口运输所提供的税收中得到大量的利润。

研究马来群岛的锡矿矿工社区和“港主”定居点的J. M. Gullick指出，即使这些方案是在当地“拉吉”较为严密地控制之下运行的，它们也倾向于忽视而不是去了解马来的政治经济。一个明显的理由是，华人的采矿活动聚集在马来人并没有占用的地区，正因如此，他们仍是华人经济网络的一部分。“马来人（就他们而言）似乎只是把华人看作是外国人，就像看不起其他外地人一样，这些人都是由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去运转的。”

事实上，正如Anthony Milner所揭示的，马来的“拉吉”感到，有比华人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注。来自东方的中国势力和来自西方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在19世纪早期均对马来人生活方式的真正基础形成挑战，处于这一夹缝中的马来“拉吉们”，越来越认同伊斯兰教。他们不像华人，不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攒钱。在他们和有进取心的移民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哲学鸿沟。马来人在意的是名声、地位和威望，认为勤奋不懈的华人比较缺乏这些概念。

根据Carl Trocki所说，1795至1818年间，华人在群岛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机构和经济控制：“华人的到来不但代表着另一种自治势力，给已经衰弱的马来政治组织造成压力，而且发展出政治机构，从而使他们进行基于持久独立的实质管理成为可能。”

似乎只有柔佛的天猛公（Temenggung）易卜拉欣（Ibrahim，1825-1862）及其继任者阿布·巴卡尔（Abu Bakar，1862-1895）对中国移民组成公司进行了必要的管理安排。他们通过引入“港主”制度，有效地重组其权力基础。在这一制度下，他们传统上的崇拜者——马来的航海家和商人，被来自中国的农业劳动者所取代。字面上是“河流归属人”之意的制度，允许中国人组织河流上游的移民种植胡椒和黑儿茶。天猛公们“变成了官僚，正在学习如何管理一个中国农业系统的收入。”

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易的增长和热带地区接踵而至的移民对暹罗和爪哇农业社会的结构产生了更为普遍的冲击。在泰国和爪哇的乡村风景中，都存在着中国征税人的熟悉身影。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巧合是，在缅甸入侵者被击败之后，一位祖籍潮州的男子达信在1782（达信建立吞武里王朝是在1767年，译者注）年成为泰国新王朝的建立者。曾经是税收承包人的达信，为了保护王国的南部边疆，转而任命华人作为税收承包人、省长以及军事指挥官。

达信实际上并不看重这一区域的地方贵族，而是把鄚天赐视为他的最大竞争者，与他一样，鄚天赐也是一位华裔混血，并统治着中国人的殖民港口——河仙。直到达信洗劫河仙，消灭其竞争对手，他才能够去建立一个新的泰国国家机构。在此之后的年月里，暹罗开始确立的货币化过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得原本取决于传统王朝藩属保护制度（nai-phrai system of clientship）的泰国社会组织因基于现金支付的非正式关系而受到威胁。华人的影响可见于泰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1755年吉扬提（Giyanti）和平条约签订之后，正是国家开始形成的阶段。1808年，日惹（Yogyakarta）的统治者依靠当地的华人在关卡和市场实行高效的包税制度，40%的财政返还表明这是王国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只要包税人依旧直接向日惹王权负责，即使他们的越轨行为频繁出现，也可以得到相当地容忍。当他们变得更加根深蒂固时，基于其在当地的影响和权势，华人半自治式的税收机构在荷兰人殖民统治的大帝国范围内，发展成为小型的封地，这一过程在詹姆斯·拉什（James Rush）有关爪哇鸦片专卖的研究中有着非常详细地描述。

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荷兰人试图将中国的帆船贸易限制在巴达维亚和马六甲的努力遭遇惨败。华人在东南亚的贸易网络可以使其免受西方人的干涉。至18世纪80年代，华人在廖内的黑儿茶种植、文莱的胡椒培植、西加里曼丹的采金以及邦加、吉兰丹和普吉岛的锡矿挖掘都得到了发展。当在群岛遇到新挑战时，他们向马来半岛的各处散布，并发展出新的应对模式。

当此之时，英国人尝试将其资源与华商在群岛的网络连接起来。1786年弗朗西斯·莱特（Francis Light）对槟榔屿的占领是英国人第一次试图在东南亚融入华人的网络。正如1619年库恩总督（Jan Pietersz. Coen）使用“正义和非正义”的手段使万丹附近的华人移居于巴达维亚一样，莱特也试图诱使马六甲的华人去往槟榔屿。对于英国人来说，槟榔屿在许多方面都起着试验场的作用，他们可以在那里熟悉一个华人交易团体的实际管理。问题在于，这个港口并不是要实现上述目的的理想地方。中国帆船更愿意驶向较易进入的目的地。

18世纪的历史就像是布罗代尔所描述的16世纪一样，是一个“漫长的18世纪”。直到19世纪20年代，东南亚的华人世纪才到达它的顶峰。当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在1819年占领新加坡，使之成为一个港口，并按照自由贸易原则和最低限度的管理介入运行时，目标终于达到了。在这里，华人发现宽松的政策有助于他们的商业活动，相对于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来说，这个自由港更容易接近，因此自其建立之初，就立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这里不能追述从新加坡的早期历史到大量苦力输送的兴起，以及其在南洋群岛中充任分销中心的作用。这里要指出的重点是，莱佛士从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对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的失败统治中吸取了经验，在其建立的贸易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不干涉政策的支持下，他给予了中国企业家发展事业的完全自由。通过兼并群岛地区的华人贸易网络，英国人打开了在该地区进行零售贸易的渠道。至此，西方人的帝国主义政策和中国人的贸易扩张彻底地开始相互影响。

结论

中国人航向东南亚并发展出有弹性的网络，使他们有机会获得其所需要的热带商品，并在交换中提供自己想要出口的产品。不论在哪里，中国商人都可以得到其所需要的，他们乐意遵守马来王国当地传统的、给予外国商人相对安全的贸易规则。尽管港口王国的华侨在早期就出色担当过“港主”这样的职位，但这些王国并不是那种华人影响可以带来社会变迁的社会。外国商人所提供的服务在柔性协作的“王国”（kerajaan）制度体系中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但是在马来王国设计的政治共同体中并没有华侨的位置。当客家矿工受当地“拉吉”之邀在内陆地区开发矿产时，这些后来者并没有在那里运用任何有影响的最高统治权，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即为了能够保护自身不受达雅人以及互相之间的伤害，他们不得不创造新的政治组织形式。

实际上，在大型的农业国家，华人的势力几乎遍及各处，他们不得不渗入这里。为了获得沿海地区没有的商品，他们被迫冒险走向内陆，并且不得不在陆上延伸他们的网络。对于华人来说，税收承包的联合运作以及岛内的远距离运输最终都变得有利可图。对于泰国和爪哇宫廷方面而言，等于也产生了一个新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他们把华人的包税制网络变成了本地管理结构中必须的一部分。

只要海外华侨能够实现他们的追求，只要当地的管理在外人待遇方面是可以忍受的，那么他们愿意在殖民城市外国人的保护下生活。在讨论19世纪英国企业在南美洲各共和国的经营时，罗纳德·罗宾森（Ronald Robinson）杜撰了“非正式帝国”的概念。他指出，为了英国人的工业利益，控制当地市场而无需承担管理花费是适当的。也许人们能在海外华人中发现存在同样的情况，并进一步观察到，他们甚至能从忍受当地的管理中获得利益。

在欧洲殖民国家进入19世纪早期之前，中国农业社会较为先进的经济组织（为消耗农业剩余产品而设计的）的某些特征已经慢慢渗入东南亚社会目前的政治结构。仅仅在清朝统治者1683年允许其臣民驶向南洋群岛之后的100多年间，中国世界秩序的经济扩张已经延伸到南中国海域的所有国家。事实上，如果想要给中国面向海洋——我们并非完全偶然地称之为“中国海”——扩张的这个特殊的王朝时期贴上一个标签的话，人们也许会称之为“华人世纪”。

作者包乐史（Leonard Blussé）系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荣休教授；译者闫强，广州大学历史系讲师；校者蔡香玉，广州大学历史系、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