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的中国海洋经济既可被视为明清政治经济的固有部分，也可看作是亚洲区域海洋贸易网络的关键部分，更是全球贸易的重要部分。作为一个庞大的农耕商业帝国，近代早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涵括了多样的经济与环境。以经济而言，江南人口甲天下，种植稻米、棉花，生产手工制品；这些农产品经由高度发达的区域市场进入商业流通，并通过“富而有礼”的儒商等商人网络贩卖到帝国各地。帝国西北和西南较为贫瘠，远逊于江南、珠江三角洲及其他灌溉便利、能够种植稻米和沿河转运的地区。18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兴盛，政府在中华帝国的国内经济中表现活跃。不过，这种市场经济并非由官员自上而下，相反是由百姓自下而上组织和管理的。也就是说，18世纪中国的海洋经济实际是一种民间贸易主导的市场经济。政府对海洋的关注，较少聚焦在经济繁荣，而是其作为边界的地缘政治安全。因此，从帝国的政治经济视野来看，18世纪的中国海洋是一个商贸带来经济繁荣的地缘政治边界。

近代早期的中国海洋历史也是更大的亚洲海洋贸易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很多贡献来自中国以外的学者。如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呈现了中国参与的15～17世纪中叶繁盛的东南亚海洋贸易。滨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则勾画了自“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开始，经18、19世纪至20世纪亚洲海洋自东北亚至东南亚的多元商业路线；这一多元商业路线塑造了亚洲海洋内部特有的商业流通模式，二者互动创造出极具活力的海洋贸易经济。在滨下和瑞德的培养下，几代学者都在他们开创的领域继续耕耘。每位学者都仔细考量了中国在亚洲海洋历史中的角色，承认中华帝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瑞德和郑扬文合编的《协商不对称：中国在亚洲的位置》（Negotiating Asymmetry: China’s Place in Asia，2009）展示了近代早期亚洲国家同中华帝国发展关系的诸多形式。滨下也同样研究到亚洲海洋贸易受中国朝贡体系的外交模式所型塑的种种形式。这些研究不仅指明了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声望，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思考中国同其他亚洲国家在亚洲海洋贸易中的经济活动如何被组织这一问题的方式。

对比海洋中国在自亚洲区域迈向全球化的两个世纪进程中的地位，可以简约为从18世纪区域世界的一部分转为19世纪世界区域的一部分。这一简约表述突出了海洋中国在全球化下同域外关系最主要的变化。变化的导因是日趋自信的大英帝国在19世纪有能力改变18世纪航海而来的欧洲国家同中国缔结的关系。我们可以说，16～18世纪，作为外来者的欧洲国家闯入亚洲海洋世界，他们主要根据在各个港口所遇的强国力量消长调适其存在。由此，18世纪中国政府才能创建欧洲国家来华贸易的“一口通商”制度，在1757～1842年间极力将他们限定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在此期间，进入亚洲海洋世界的欧洲国家同时运用经济目标和政治手段彰显其存在。其中最成功的当属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英国。两国的海洋商人都由特许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组织起来。这种特许公司有时也被视为现代公司的前身。它们不仅组织本国商人开展所有自认为合法的亚洲海洋贸易，而且被授予其后被当作主权国家专属的特权，如动用军力、铸造货币和建立殖民地等。故此，东印度公司在近代早期的亚洲海洋兼具经济和政治权力。

早期西方学界都将荷兰与英国的商业成就视为欧洲权力与财富持续增长的先兆，由英格兰19世纪早期的工业化所引领，并为其19世纪的卓越海军力量所延续。但从亚洲内部看，它们进入近代早期亚洲海洋世界之初，得到的待遇明显是天壤之别。当时，中国有能力在欧洲人重点采买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中国商品上制定规则。这些规则与1842年开始的不平等条约时代中国与西方海洋强国签订的贸易条款形成鲜明对照。出现变化的关键因素，据欧阳泰（Tonio Andrade）在《火药时代》（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2016）中所讲，当是中国在18世纪享有的“军事均势”（military parity）。它防止了西欧强国迫使中国港口依照外国人制订的条款接纳欧洲商人。欧阳泰认为这种军事均势类似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2000）中提出的著名的19世纪以前经济均势（economic parity）。当然在以上两个案例中，我们应该清楚，均势突出的是诸多类型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还需要进一步从差异性上进行辨析。彭慕兰强调，英国的差异性在于拥有便宜的煤与大量种植棉花的美国殖民地，这些棉花构成工厂工业化初期阶段重要商品：纺织品的原料。其他学者对此也有另外的解释，比如英国尽管工资很高，但科技进步使其国内生产代替印度棉纺织业也能获取利润。欧阳泰也不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国家政治议程之间、国家支持或剿灭的军事势力之间存在鸿沟。这一比较或能补充军事均势的相似性中某些重要的差异性。

中国沿北部边境为防御内亚人群派驻了诸多戍军。通常认为，他们卷入了中亚边地定居或半游牧族群的种种争斗。中华帝国尤其是在入关前就与蒙人、藏民建立联系的满人统治下，同其内亚邻居交往时无论敌友都颇为强势。沿华南边境，尽管中国军队曾在1762～1769年失败的征缅之役中跨过缅界，但沿边的戍军大都只是守土固边。而在沿海地带，清军在1683年收复了郑成功1661年驱逐荷兰并建立政权的台湾。18世纪中国政府对沿海的关注与其从地缘政治角度关注北疆相异，更与欧洲海洋强国考虑的政治经济议程（political and economic agenda）不同。其重点是防范外来威胁，保卫帝国自身安全，而非加强控制新领土或前往新大陆。

15世纪末，欧洲舰队就开始越过大西洋。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在今墨西哥及更南的地方成功建立殖民地。17世纪，英国、荷兰与接踵而来的法国、苏格兰、瑞典纷纷加入这一行列。18世纪，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北美扩建殖民据点，但占据主导权的是英国。其北美殖民地在1776年取得独立，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最初各州。白人定居者在美洲殖民的过程，同欧洲人从非洲贩卖奴隶到美洲、强迫他们主要从事种植农业的进程互为补充。同一时期，欧洲海商前往亚洲购买商品。这些商品成为西北欧消费革命的重要一环。马克赛因·伯格（Maxine Berg）论及，17世纪末至18世纪，英国从亚洲进口消费品促进其国内通过制造业新模式努力开发替代品。从全球化的视野看，这种开发清晰显示：亚欧贸易是更大的包括非洲和美洲在内的世界区域关系的一部分。对诸如在亚洲开展贸易的欧洲政治经济议程的了解，是从全球历史的角度理解海洋中国的重要背景。

就近代早期的全球历史而言，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等货物都是经由海洋中国运往海外。为满足对中国货物不断增长的需求，欧洲商人日益倾向于使用白银进行交易。白银增加了中国的货币供应，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国内贸易和田赋由粮食实物转为货币缴纳。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交换是如何对中国人和欧洲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中国人来说，贸易促进了国内商业经济的繁荣，容许国家财政政策更容易利用这些经济变化。而对欧洲人来讲，贸易推动了消费者习惯的改变，并创造了一种欧洲企业家通过国内制造业与亚洲生产者重新竞争的需求。二者不同的影响与彼此迥异的政治经济若合符节。如本文第一段所述，作为一个农耕商业帝国，中国的政治经济主要通过鼓励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来推行王朝教化，进而实现人所共知的古典时代理想的宏图。而欧洲的政治经济则致力于诸国之间开展财富与权力的竞争，这种竞争将它们带到世界的其他区域，在美洲争夺殖民地，在亚洲争夺贸易。如果没有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白银及其他欧洲国家为获取亚洲商品交换白银，19世纪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便更加难以想象。

19世纪海洋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发生戏剧性的转变。概言之，（上文论及的）政治经济发展对中华帝国的意义自不待言。中外历史学者对此已有深入的研究。但它们给19世纪中华帝国带来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学者们至今仍争论不休。笔者在此只提出三点给海洋中国带来的转变。第一，政治上的变动导致通商口岸的开辟与外国商人、传教士、官员及后蹑者在通商口岸纷至沓来。政治变动确实创造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不同以往的诸多新型关系。不过，这些新型关系并非政治上的殖民统治。人们都注意到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同殖民地民众和西方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文化、经济上有某些相似，这很容易让我们忽视19世纪中华帝国的人口规模是大英帝国直到20世纪初最鼎盛之时才企及的；它们都统治了大约四亿人，合计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40%。一般来说，西方人在政治上参与通商口岸事务，必然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如何统治的新挑战。但1900年前后数十年海洋中国同西方人的政治关系并没有产生那种在殖民地常见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殖民地常见的是，本地的外国人统治构成国家权力的政治基轴。第二，19世纪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提升、船运费用的降低，海洋中国同西方的国际贸易增长，引领了1870年代肇始的工业资本主义下的第一个全球化时代。贸易的构成进一步扩展，不仅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外贸商品继续出口，而且已形成工业品进口与农产品出口的反差之势。海洋中国还提供关键的容身之地，使得中国可以引进外国技术并建立他们最初的工业。到1930年代中期，海洋中国涵盖了这个国家大多数的现代工厂工业，中外资本家同时为其注入资本和进行管理。第三，1911年清朝覆灭后，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废罢，逐渐被现代教育所取代。就推行现代教育的学校选址及其学生的地域出身而言，海洋中国明显比内地更占优势。

海洋中国在亚洲海洋贸易中的地位也是从19世纪开始转变的。西方公司东来扩张其在亚洲的贸易，使中国商人在亚洲海洋贸易中相对不那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商品和商人不再是亚洲海洋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何况在海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不少中国企业顽强地存活下来。它们不仅创造了20世纪仍继续演化的社会经济网络，甚至还部分奠定了20世纪末至今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关系的基础。而在政治上，19世纪海洋中国在亚洲海洋的关系从朝贡体制转为西方支配下的外交条约关系。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替代过程，但似乎容易引起那些不明就里的联想。如晚清重臣李鸿章为解决日本在朝鲜扩张、危及中朝传统关系的东北亚危机，便曾利用西方国家与朝鲜的条约来进行抵抗。尽管李的失败毋须置评，但19世纪末中国能够依照朝贡体系的原则与西方外交的公约、形式来构想和表达它在亚洲的政治关系，却让我们可以重新看待其后中国与亚洲邻国的政治关系。因为上文提及的近代早期的政治权力不对称现象，时至今日仍能见到。

从中国历史的视野看，19世纪海洋中国亦步入转变。1830年代以后英国凭借其军事优势，逐渐将同西方关系的挑战和机遇都强加给中国。这改变了中国几百年来内政先行的传统政治议程。外交日益重要，也与内政更加不同。这些转变还包括资金从先前国家政策受惠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流向沿海，因重新制订涉外制度和政策而产生各种新事务等。彭慕兰在2000年引爆“大分流”之前，曾在所做的华北研究中举过转变的代表案例：中央政府此前拨给华北修治黄河的资金被挪到夷务上。经济上也有重大转变，部分是因为日益增长的中国海洋贸易被整合进西方人打造的全球贸易。而从国内看，海洋中国的主要地区与帝国其他区域的商业联系不再那么紧密。中国自江南到东南沿海的粮食原先主要仰赖于长江上游的输入，但19世纪输入量开始下降。国际的粮食贸易此前很早便已日渐兴盛，1870年代之后更加稳定。随着上游地区农耕经济的多元化，更多从事手工业和种植经济作物，其本身的粮食需求与日俱增，可供长江中下游购买的粮食自然此消彼长。到19世纪下半叶，海洋中国利用的经济机会更加易行，帝国内陆地区面临的环境挑战和资源局限却更加严峻，二者的经济差异便愈发明显。

20世纪后期开始的经济改革再次显示，相较国内其他区域，海洋中国与国际贸易金融的联系更为息息相关。但今天中国政府已能更有利有节地同西方利益集团协商经济关系的条款。政府也能更好地利用经济整合带来的技术可能性，帮助海洋中国引领国家的工业转型，并创造国家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实现打好脱贫攻坚战、全民齐奔小康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全民共享红利的双重承诺。本文从政治、经济角度重点讨论过去五个世纪海洋中国的历史，正好可以通过中国、亚洲和全球历史视野下的观察得到正确的评价。

作者王国斌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译者方圆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周鑫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校者陈博翼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