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费孝通和柳田国男分别开拓了各自对本土社会的独特研究。费孝通以“乡土”为对象，以“同情”来自省的学问，宗旨是通过对本土社会的理解来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与举措。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乃是由乡土的人们在乡土、地方或农村搜集资料，以比较之法认识乡土，最终的目的则是认识整个日本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乡土研究是“自我反思”的学问，这也正是费孝通与柳田国男学术思想的共同之处。两位先生都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采取了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可以说这正好体现了近代亚洲知识分子的学问特点以及他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香港大学第一次见到费孝通先生。当时我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交换留学生，承蒙王崧兴先生的指导。王崧兴先生对费孝通先生说：“这是日本来的青年，他想研究中国社会。”费孝通先生满面笑容，伸手握住我的手说：“嗯，那你就先研究我吧。”此情此景，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这种感动难以忘怀，结果我的硕士论文就确定为研究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理论。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先生，两人无论是在学术还是学问的方法论上都各有不同，但在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两人均不拘囿于既有的学问和学术框架，而分别开拓了各自对本土文化和本土社会的独特研究，在学问的精神层面上两人具有一定的共同点。我通过对两位先生的学问进行比较，发现了进一步探讨费孝通学问的新视角。

文化人类学由19世纪以来欧美社会以理解异文化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然而，近年在对后现代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中，有学者批判性地指出，欧美文化人类学所从事的所谓“异文化的他者记述”行为，垄断了非西欧世界的文化与社会表象，其结构性地无视甚至排除当地人自身的自我表象。因此，非西方国家有关本土文化和社会的研究，亦即所谓的家乡人类学（Home Anthropology或Anthropology at Home）之类的学术领域开始引起关注，并且学界已经开始讨论其方法论及意义等方面的问题。文化人类学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在后现代的状况下思考这一问题，对立足于日本从事异文化的调查与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来说乃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费孝通和柳田国男分别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开拓各自学问的方向。对他们来说，做学问的目的是与进行本土社会研究密切相关的。费孝通和柳田国男分别试图确立学问的时代背景已经和当下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家乡人类学这一普遍性的框架中，有必要确立费孝通在中国人类学中的地位，但在此前，我们需要了解费孝通为何致力于人类学，他为何要研究中国社会，其目的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并对上述问题予以梳理。若以同样的视角，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将他与柳田国男相比较，就能够理解两人的学问所各自具有的意义。

二、江村调查和中国农村问题　

研究中国社会的兴趣，始于费孝通青年时代的理想。为实现这一理想，20岁的费孝通选择了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吴文藻先生，于1929年以燕京大学为中心，率先引入西方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理论，开创了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新学问。他主要吸取马林诺夫斯基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提倡“社区研究”，强调研究者直接进入社区进行田野工作，观察并记录社区的实际，说明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解释产生这些事实的原因，从而把握社区整体的方法。这一研究方法，也是功能主义学说的方法。费孝通成为吴文藻先生最早的学生，并在吴文藻先生直接影响下将所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社会的调查之中，费孝通的学术目的不仅是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更是要探索中国社会的原理，治疗其社会弊病与解决社会的矛盾。这也正是当时作为学生的费孝通等人提出的“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内涵。

1936年，费孝通带着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师从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当时欧美的社会学研究者是以其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为研究对象，而中国人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则被马林诺夫斯基评价为应用人类学的实践。费孝通对自己的研究却有着这样的看法：由于是对农民怀有同情的人来写他们的生活，所以，写出的论文就能揭示出其他人通常不会了解的侧面。换句话说，欧美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和本土社会研究的区别，就在于研究者对于其研究对象是否怀有“同情”。诚如柳田国男先生所说的民俗学的精神就是“同情”，这也正是费孝通学术的出发点。当年他对江苏省苏州吴江市的开弦弓村做了一个月的调查，这是他的中国农村调查的开始，此后他对开弦弓村至少访问了十次以上，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费孝通试图从农村调查中发现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这也是他进行中国社会研究的核心。

费孝通通过对开弦弓村有关经济生活的调查，认为“人民饥饿”是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主张不仅要发展农业，还必须发展副业和乡村工业，走综合发展的道路。他认为，中国农村在传统上是农业、副业和家庭手工业三者均衡发展的，而西方社会是在城市发展大工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道路不同，发展农村小工业才是中国的出路。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地主“不在”的土地制度，即地主住在城里并向农村的农民收取地租，同时还通过高利贷收取利息。农村经济萧条，农民交不起地租就会借钱，地主便通过高利贷赚钱，这样，农民的生活面临破产并陷入恶性循环。当时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减少地租、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并不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对此，费孝通指出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土地改革，但他主张首先应振兴农村的传统工业以增加农民收入，这才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法。

通过农业、副业和农村小工业三者的发展来促进中国农村发展，进而带动中国总体发展的构想，成为费孝通进行中国社会研究的主旨。1957年，费孝通再次赴开弦弓村访问，发表了《重访江村》一文。社会主义革命的农业集体化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佃农得到了土地，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不再有被剥削的现象，他对此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但他细致观察了当时农民生活的实况后，又坦率地提出意见，指出土地集体化以后，粮食生产飞速增加，可是对农民家庭传统的副业和农村工业却没有重视，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得到增加。当时的中国政府致力于通过农村实现合作化来提高农业生产，并在城市里集中发展重工业，并没有考虑在农村发展轻工业。费孝通则主张在农村合作化的同时也发展副业，振兴类似生丝生产那样的轻工业，他认为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一环。费孝通通过对开弦弓村的再次访问，提出不应该局限于揭露矛盾，还必须进一步明确其中的道理，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然而，《重访江村》的第三部分尚未发表，反右派斗争就开始了，费孝通被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标签并受到批判。之后，中国经历了“文革”，费孝通被剥夺了学术研究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自由。

直到1978年（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中断了大约二十年）的三中全会之后，费孝通得以重新恢复工作，曾先后就职于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致力于在中国的大学恢复重建自1952年以来被当作“资产阶级学问”而遭到禁止的社会学研究。1981年，71岁的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并发表了《三访江村》。

三中全会以前，曾是开弦弓村所在地区之副业的桑树被砍伐而改种粮食，并实现了三季耕作。尽管产量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却没有提高。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中认为，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年间，开弦弓村改变了单一的粮食生产“一刀切”政策，开始兴办农村工业，通过饲养兔子、山羊等举措，农民的副业收入有了迅速的增加。而当前农村的现状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农业集体化为基础的承保责任制农业、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副业、由农村集体经营的工业，这三种形态的生产都有很大的发展。从开弦弓村的调查结果出发，费孝通提出了中国社会经济总体的发展模式，其内容有两点：首先，中国的问题是人口过多和饥饿，由于大部分人口在农村，所以发展农村副业生产和农村工业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解决饥饿问题；其次，兴办农村工业也可以避免人口向城市的过度集中，还可以防止城市劳动者与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费孝通的结论不是把少数大工厂集中在大城市，而是应该采取将各种类型的小工厂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发展方式。

《三访江村》的结论与1936年《江村经济》的结论几乎相同，费孝通始终认为振兴农村关系到国家的振兴。所不同的是，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已经开始上路，费孝通感到自己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此后的二十余年，费孝通一直是指导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推动者，他的学术精神对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乡土、同情及自省

费孝通从伦敦回国后，于1939 ～ 1941年因抗日战争而被疏散到云南大学任教期间还进行了一系列农村调查。1978年后，费孝通进行的地域调查和村落调查更加遍及全国的许多地方。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而言，田野工作是最为基本的收集资料的方法，然而，如何理解田野，从田野中可以导引出什么问题，在涉及调查对象的领域和研究目的上，西方的社会学或人类学则与费孝通和柳田国男有很大的不同。

马林诺夫斯基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是以“原始”社会为对象进行社会调查和分析，进而通过抽象使人类的社会与文化概念化。马林诺夫斯基利用他在特洛布里安群岛的田野调查资料，对“库拉”的意义、对交流在人类文化中的意义等各种涉及人类文化或社会的主题展开了学术性的讨论。而费孝通做学问的目的，归根到底是想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调查和分析指出中国存在的问题。费孝通的田野调查始于开弦弓村，然后逐渐地扩大到了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费孝通转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他积极著述，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其内容，包括以反对内战和国民党独裁的民主同盟的立场，来分析以自由和民主为基础的新中国建设的各种问题；也包括引用开弦弓村和云南农村调查的资料具体地分析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费孝通是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肩负其学术著述活动。1948年，费孝通相继出版了题为《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的论文集，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便是“乡土”。

在《乡土中国》的开头，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中文里“乡土”的“乡”是相对于“城”（城市）而言的“乡下”或“农村”的意思，“土”带有泥土的意思。“乡土”貌似给人以乡巴佬的印象，这其实是近代城市居民的价值观。中国人自古过着耕耘土地，经营农业的生活，中华民族离不开土地，是在土地上铸就了辉煌的历史。中国社会的根本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使中国社会发展到了近代也同样离不开这些根本问题。

费孝通为什么不用“农村”而用“乡土”一词呢？费孝通关注的是以农业为生计的人们的土著性。中国乡土社会的单位是村落，人们基本上世世代代依靠土地为生。虽然也有从农村流出的人口，但其根本依然不变。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中人们的活动受到一定的地域限制，具有“生于斯、死于斯”的土著性，这样的生活最终便形成了“乡”。换句话说，中国人民的历史、传统和生活都在乡土之中。“农村”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村落，除此之外，它并不包含更多的意义。但“乡土”与农村相比，还包含有“故乡”的意思。中国农村社会所具有的历史性和文化性，使之与“原始”社会里的村落不同。除了作为调查对象的特殊性之外，“乡土”还展现了调查者和调查对象的关系，费孝通是在包括了由中国人进行本土社会研究的意义在内而使用“乡土”这一概念的。

对于费孝通而言的“乡土”之一，便是他最初正式进行实地调查的中国农民的生活舞台——苏州开弦弓村。开弦弓村是他生长的故乡，也是其历史、传统、生活均和自己的经验相一致的本土文化社会。然而，费孝通对开弦弓村的调查结果并没有停留在对个别村落的分析上。他认为，这个村与中国其他很多村有着共同变迁的经历，因此它具有普遍的意义，由此可以了解到中国农业问题的若干显著的特征。开弦弓村与中国其他的“乡土”拥有着共同的问题，所以对开弦弓村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被认为对于解释其他的“乡土”也是有效的。换言之，故乡是自己出生成长的村落，广义上是与自己具有相同文化的一个地区，而作为本土文化社会的中国农村也是故乡，具有农村和故乡两层含义的“乡土”，对于费孝通的学问而言可以扩大到中国所有农村及整个国家。费孝通通过田野调查理解到如此的现实，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案。通过著书立说等学术活动来改革现实，正是费孝通做学问的目的，这也就产生了他的《乡土中国》一书。

因为是“乡土”，就会产生感情。费孝通指出：衷心地希望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我们所处时代的问题，并获得后一辈人的理解与同情。“理解”是对事物和知识的了解，这是理性的行为。与之相对应，“同情”一般是指感情的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它并不仅仅是指作为感情移入的行为。学问对于费孝通而言是作为中国人的研究者以作为本土文化社会的中国农村即“乡土”为对象从事的调查与研究，目的并不只是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术领域亦即学术界做出贡献，更是要针对中国现实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法。此种行为，并不只是要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乡土”，它还包括了知识分子对于“乡土”的责任，必须为濒临死亡的“乡土”即中国农村做点什么。对于此种责任感和理解此种立场的行为，费孝通用了“同情”一词来表现。佐佐木卫谈到《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时曾总结道：揭示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施策，从这一角度出发，费孝通对于本土文化的混乱有着深刻的自省，这与他对所面临的危机状况的判断有着极大的关系。费孝通的学问及方法，就是以作为本土文化社会的“乡土”为对象，对于在近代化进程中被迫改变并始终备受贫穷困扰的“乡土”，即中国农村的问题，以“同情”的方式进行自省。

费孝通以“乡土”为对象，以“同情”来自省的学问方法，其实与柳田国男的学问方法有相通之处。柳田国男早期并不将自己所从事的学问称为民俗学，而是称之为“乡土研究”。柳田国男在大学攻读农政学，1900年进入农商务省，在步入官僚仕途的同时，他于1913年创办了《乡土研究》杂志。1919年，他辞去书记长官一职，成为朝日新闻社的特派员；1921年因担任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委员赴欧；1923年他得知关东大地震，遂急速回国，此后开始在各地演讲。这些演讲经整理后于1928年以《青年与学问》一书出版。1931年，该书改名为《乡土研究十讲》并再版。1935年，柳田国男又出版了《乡土生活之研究法》一书。

这一时期是柳田国男的学术研究从初期到确立的阶段，在上述著作中，他明确阐述了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在《青年与学问》的开篇，他说：“无论经历怎样的重大灾难，日本的学术都在进步”。这一重大灾难就是关东大地震，面对日本面临的困难，什么样的学问对此能有所救济呢？柳田国男说：“学术难道是奢侈的娱乐或者是向具有相同趣好的上层阶级讨好的一种商业行为吗？相信以上两种情况都不对。要救济眼前无数同胞面临的苦难，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着实让我们深感不安。时至今日，我们才刚刚走上应用之路。”这说明他对学院式的学术持批评的态度，提倡应用于现实社会的新学问，这就是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

柳田国男在《青年与学问》中写到：“‘乡土’一词的语感，比起故乡、乡下或地方等用语来，似乎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观念。”他在指出乡土研究的重要性时说，日本的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农村生活的区域并不是单一的”，“放眼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像日本这样需要对学问做详细的地域性的分工”。乡土研究不能终结于地方的历史研究，而是要以各个地方为单位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比较而揭示某些事实和规律。柳田国男进而提出了新学问的方法，其中应该包括对于“民族固有的思想、信仰和感情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历史之特殊性”的研究。那么，谁是主体呢？在《乡土生活之研究法》中，他写道：乡土研究的第一要义，简单地说就是了解平民的过去。对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疑问，对于那些截至目前尚未获得很好地解释与说明的问题，通过这方面的知识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理解，因此，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了解平民迄今所走过的路，对于我们来说，便是自我了解，亦即“自省”。平民通过了解自己的过去，可以揭示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这就是作为新学问的乡土研究。这里的“平民”是指乡土的居民，也指日本人。柳田国男所说的“乡土研究”，就是乡土居民或日本人分别研究各自所处的乡土，进而比较各自的成果，其最终目的则是理解日本整个国家或民族。

所谓全新的“尝试”就在于此种方法和目的。在《青年与学问》中，他写道：“要了解目前的生活苦难，了解人们何以如此纷争、奋斗的形成过程，就有必要充分理解这个国家、这个集团与自己的关系，而能够说明这一切的关键，无法求诸于史学以外”。也就是说，学问的目的是要了解导致生活困苦的原因，为此需要历史性地理解日本、日本人和自己的关系。但与历来的传统史学不同，新的学问并不是以文献史料为主要材料的学院式的历史学，而是利用“乡土人”自己采集的资料，更加准确地理解“同胞日本平民”，进而应用其中的知识揭示和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使生活变得美好。

1875年出生的柳田国男，成长于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当中，他亲眼目睹了近代化进程中苦难的日本，于是，解析“为何日本贫困”这一问题，就成为他做学问的目的。据福田亚细男研究，早在著述《乡土生活之研究法》的20世纪30年代，柳田国男就已表现出此种强烈的倾向。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日本的产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者纷纷失业后，又回到了农村，危机同时也波及到农村，农民生活贫困，状况悲惨。《乡土生活之研究法》正是柳田国男被极强烈的危机意识所驱使而完成的。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农村的贫困状况，柳田国男试图探索其中的原因。他的这种学问之精神，又被称为“救世济民之学”。在《乡土生活之研究法》中，他有这样的阐述：“在我们的每一个乡土，存在着由我们自己去解明我们自身历史的路径，我们的学问必须为世人带来益处。学问是为了造福人类未来的现代知识，但要解决现代社会存在着的种种疑问，就需要了解过去的知识。换言之，就是综合我们采集的资料，再由乡土人自身对自己的内部予以自省”。

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乃是由乡土的人们在乡土、地方或农村搜集资料，以认识乡土的历史，再对其进行相互的比较，最终的目的则是认识整个日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乡土研究是“自我反思”的学问，其结果的应用将有助于改善日本的社会现实。费孝通的学问是通过对本土社会的理解来明确自己的课题，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举措，柳田国男与费孝通的学术思想确实有共同之处。

四、近代亚洲知识分子的学问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和日本农村，都在近代化过程中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而走向萧条。中国知识分子费孝通与日本知识分子柳田国男面对同样穷困的农村现状，都认为应当通过学问来拯救民生。

川田稔曾将柳田国男的危机意识归纳如下：“尽管城市的工商业发展了，但农村经济的破产使农民陷入贫穷，这是导致日本经济全面衰退的原因。那么，为何农村经济会濒临破产？伴随着西欧化、城市化的进展，很多不一定适合农村生活的都市型、欧美型的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涌入地方，使得农民的消费生活和生活结构均发生了变化，然而，农村经济的困难局面却没有改善，从而使得农户的家计收支平衡出现了崩溃。而且，在政治经济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的财富都集中到了中心城市，而无法以能够致富农村生活的方式再回流到地方，这就是柳田国男的看法。”柳田国男对日本农村的此种认识，恰好也与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村的认识相一致。

费孝通与柳田国男都以“乡土”为研究对象，都曾致力于唤起人们去正确地认识构成本土社会与文化之基础的农村。他们认为，仅仅是导入欧美的科学和知识，并不能解决亚洲国家面临的问题。柳田国男曾指出，应该警惕“贩卖”的危险，并把力求实证的机会提供给学习的人们。他认为，不应依赖对欧美的科学与知识的“贩卖”，而应该致力于对本土社会与文化的实证性调查与研究。

两人的共同之处除了都以“乡土”为对象，还在于他们的目的都是要解决问题。但在方法上，两人又稍有不同。柳田国男虽然把自己的学问定义为“救世济民之学”，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法律和政策建议。他的研究基本上只是揭示导致目前的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他期待人们学习了这样的研究成果之后，就可以考虑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并予以实施。费孝通则是在他的著作中，直接阐述解决问题的对策，他的学术被总结为“分析混乱的中国社会现状，提出改革方案的建议并进行社会实践”。费孝通的学术活动起步于开弦弓村，进而在江苏省组织了小城镇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包括了有关乡镇企业的国家课题。他通过这一系列课题调查来分析如何利用农村剩余人口，实现农民的富裕生活等问题，这些都与中国当时的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并且其成果最终也都反映在了国家政策之中。费孝通在其著作中曾对自己的学问方法有所归纳，他指出，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皆植根于农村的乡土社会当中，这是中国的国情。因此，要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农村社会，理解农村经济、理解农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人生观。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理解并发现问题，再继续进行调查，提出新的问题。理解社会是为了改造社会，研究农村是为了探求农村发展的道路，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为研究而研究，有损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对社会也没有好处。柳田国男也曾说过，我们的学问，归根结底是要造福世人。因此，柳田国男“救世济民”的学术思想与费孝通的学术方法与目的，其本质仍是一致的。

五、结语

近代西方的学术进展与科学的进步密切相关。科学的概念、方法、价值、规范等都具备了一定的形式，在此形式之上形成了知识生产的形态，形成了从事学术活动的科学家或研究者集团，进而也形成了独立于一般社会的学院式的学术社会。在近代日本，以大学为中心形成了学术界的研究者集团并全面引进了欧美的科学知识和技术。

日本的近代化是在欧美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之上推进的，它使日本传统文化特别是乡土文化遭到了忽视。柳田国男清醒地意识到日本学术面临的此种危机，他提倡的乡土研究或民俗学的目的是为了使更多的一般民众理解乡土，亦即理解自己的文化，这与一些研究者的纯学术研究在方法和目的上均有所不同。更确切地说，他对学院式的学术是持批评立场的，故自称“在野的学问”。他与学院式的学术界保持一定距离，对于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应用于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费孝通也是在中国实现近代化的过程当中学习了西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然而他不是对此类学术本身进行批评，反倒积极地将其引进到中国的大学里，试图将其运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中。他同柳田国男一样，始终对“为了学术而学术”亦即学院式的学术研究持批评态度，并且他一直努力践行“为解决问题而做学问”这一学术立场。

近年来，在有关科学理论和学术方法论的讨论中，不同于传统学院式学术研究的方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迈克尔·吉本兹在《现代社会与知识的创造——什么是方法论》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知识的生产方式正在持续地发生改变。以往的知识生产方式，是明确地区分出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然后在其中从事知识的生产活动，形成科学家的集团，并培养人才；对于其研究成果则是通过同行评价来判断对本学术领域有多大的贡献；有关的责任只是在此领域的科学家集团内部存在，因此，学者的社会责任感非常稀薄。按照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的内部逻辑展开的研究，亦即传统的西方学院式的学术方法，其知识的生产活动基本上是以大学为中心进行的。但近年来，涉及环境、健康、沟通交流、私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无法在个别学术领域之内获得解决的问题正在逐渐增加。针对此类问题，不仅需要自然科学家，还必须有社会科学家、技术人员、法学家、实业家等一起参与来组成研究小组以推进研究活动。于是，出现了超越以前特定的个别领域的束缚而互相协作的状态，也出现了跨越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在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方法中，为了解决某一特定的问题而组织研究小组，它是多元的且具有流动性的。不仅大学，也包括企业和政府的研究机关在内，甚至国家或国际性研究项目也往往邀请包括市民在内的各种专家来一起工作以推进研究，这也就要求研究者对其研究成果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现代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仅凭传统的研究方法已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便是实践新的研究方式，亦即跨学科的方法。特别是在社会的变革时期，尤其需要去实践此类新的研究方式或研究目的。在亚洲各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当社会被迫出现大的变革时，知识分子就会考虑通过自己的学问对社会做出贡献。柳田国男批评拘囿于专家的学院式的西方学术，他主张众人能够参与并解决问题的学问，认为民族学研究应该直接对解决问题有所贡献，并以此来使民俗学区别于学院式的学术。柳田国男事实上已经将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观点和方法引进到了乡土研究或民俗学之中；费孝通则致力于将西方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调查和理解中国社会，从而推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他们两人都没有采用西方学院式的知识生产方式，而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均采取了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可以说，这一点正好体现了近代亚洲知识分子的学问特点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

（小熊诚：日本冲绳国际大学综合人文学部。本文经出版方授权发布，原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