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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侃 | 近代亞洲海洋網絡與在華韓人反日獨立運動的展開——以20世紀20-30年代閩南地區的相關事例為切入點
  发布时间: 2020-05-03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摘要】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中国进入近代条约体制,结束了朝贡体系为主的亚洲秩序,以殖民体系为主的亚洲秩序逐渐建立。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而且重新调整了海洋区域结构。以上海为中心的国际航运线路形成之后,位于东北亚的朝鲜国民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了更便捷的联系方式,形成有别于传统海洋时代的人群、商品流动模式。而在日本加大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力度后,朝鲜籍的政治性移民沿着新的空间联结而纷纷南下,进而推动东亚地区革命思潮的流动与互动。论文以活动在闽南地区的在华韩人独立运动为研究对象,分析朝鲜籍安那其主义者在泉州黎明高中的执教及其活动、厦门日本警察擅自逮捕朝鲜籍黄埔军校毕业生引发的外交纠纷与抗日浪潮、以及流动在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之间的朝鲜籍学生等事件,认为近代海洋亚洲网络带来区域内新空间多重互动关系。

 

【关键词】近代亚洲  海洋网络  韩人反日  独立运动  闽南

 

海洋亚洲(Maritime Asia)是近年来海洋史学界以海洋为视角所展现的亚洲历史面貌而使用频率较高的名词,斯波义信对于如何展开“海洋亚洲”的论述与分析,认同于“海洋亚洲史=海事亚洲史”的观点。他通过历史事项和历史过程来理解由海洋联结而成的亚洲各国及地域之间的“互相依存度”和“历史现象的共生性”。所谓“共生性”和“依存度”都可理解为滨下武志认识的“海域的融合”,“沿海的作用性和以国家为主的地域关系不同,它是以海域为主的关系”“以海域融合为主的观念来说明亚洲的历史,比过去以土地为主的观念可以涵盖更多的地区和呈现不同的内容。”在“海洋亚洲”的论域框架里,滨下武志”以“朝贡体制”探讨“海洋亚洲”的主体内涵及其延续, “亚洲的民族,是从朝贡体制内部,通过共同拥有朝贡理念而产生出来的。这不仅是卫星朝贡圈形成的根据,而且形成了亚洲各国延续到近代的内在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海洋亚洲”并非一成不变,当深入到内部圈层结构时,明显地出现了阶段性特征,也正如滨下武志意识到,“一个海域圈既是一个朝贡圈,也是一个贸易圈。此外,这样的域圈很大程度上是由移民流来决定的”。其实进入近代条约体制之后,“海洋亚洲”出现了结构性转变。从大范围而言,以欧美各国为主导的殖民势力控制了槟城、新加坡、香港、厦门、上海等港口城市,以轮船运输形成的新航线改变了原有的埠际贸易结构和区位层次关系,这些港口据点联结为新的海洋网重构区域内部关系网络,形塑人群、商品的流动模式。 

与此同时,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宏大进程中,面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外在冲击,反殖民与革命等成为东方国家社会活动的主导话语。柯瑞佳(Rabecca E. Karl)据此甚至认为“亚洲”由此作为一个政治性反帝国主义区域而得以构建,奠定了亚洲革命行动展开的基本框架。因此,20世纪亚洲各地反帝反殖民的民族革命,不只是本国或本地区的革命。比如中共革命与苏联有着极为错综复杂的互动,与朝鲜、越南、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革命人物、革命思想与革命行动也存在交错,除此之外,还包括反对中共革命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态势犹如杜赞奇指出的,“民族主义在东亚的传播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过程。中国和朝鲜的民族主义既是直接被日本的入侵和文化影响塑造的,也是被对这种入侵和影响的反抗塑造的。” 

传播与互动也是一种空间地域关系,阿里夫·德里克对区域构成(region-formation)与东亚革命的空间建构关系进行深刻思考,“我在这里的研究不仅仅是把区域设想为既定的自然实体——即某种所谓的历史阶段意义的地理区域,而是把它们本身也看作一个正在进行的建构和重构过程。……东亚激进主义的互动本身就是东亚区域的现代建构的一部分。”区域互动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产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朝鲜、越南等国的近代革命历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于区域互动。本文选择了20世纪20-30年代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在福建地区展开形态为研究对象,借此动态考察海洋亚洲内部的革命话语传播和反殖民主义的联合抗争。 

 

一、近代条约体制与轮船航线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朝开放五口通商。由于历史上中国在日本、朝鲜等国的沿海城市建立了长期的商业和金融关系,并扮演者中心的角色,因此中国条约口岸体制也影响了东亚邻国。1876年,朝鲜在日本的迫使之下,签订了《江华岛条约》也开放口岸,釜山被迫开港,这时中韩宗藩关系变化的起点。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借机调整日益削弱的宗藩关系,为了便于双方贸易,188210月,与朝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简称《水陆通商章程》),标志着两国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章程》第七条规定,“现在海禁已开,自应就便听由海道来往。惟朝鲜现无兵商轮船,可由朝鲜国王商请北洋大臣暂派商局轮船,每月定期往返一次,由朝鲜政府协贴船费若干”,两国按照《章程》开放沿海口岸间贸易。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 

19世纪6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国际航运形成,北有北洋航线和朝鲜、海参崴航线,东有日本航线,东南有菲律宾航线,南有宁波、福州、汕头、香港以及南洋航线,甚至连通道到澳洲和欧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朝鲜漂民也由海轮护送至上海,再经天津至北京回国,上海成为转送的中间站。1883年,仁川开始对外通商,建立日本居留地和清国租借地。188311月,中方代表、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和朝方代表、统理交涉通商事物衙门督办大臣闵泳穆在首尔签订《轮船往来上海朝鲜公道合约章程》。12月,中方代表陈树棠和朝方代表穆麟德在首尔签订《轮船往来上海朝鲜公道合约章程续约》。《续约》规定了轮船招商局开辟上海与仁川港定期海运航线,“常川往来上海、朝鲜,或绕走烟台、仁川、釜山、长崎、上海,或绕走长崎、釜山、元山、烟台、上海”。简略而言,就是上海-烟台-长崎-釜山-仁川、上海-烟台-仁川的海运航线,直接沟通上海与韩国间的人员、物资往来。1113日,轮船招商局的“富有轮”从上海出发,经由烟台在1118日抵达仁川。但招商局的“富有轮”只往来三次就中断了,期间有英商怡和洋行“南升号”和德商世昌洋行参与航运,但维系时间不长均告停止。仁川的中国商人主要依靠日本三菱公司的轮船进行货物运输。朝鲜开埠初期,日本邮船公司垄断朝鲜航线。18883月,轮船招商局广济号执行往来上海与仁川的定期航线,而后“富有”、“镇东”、“海昌”三轮加入了中朝航线。中国与朝鲜之间的稳定货运通道建立后,贸易快速发展,上海成为中朝海上贸易的第一大港口。 

海洋贸易往来带动了中国与朝鲜之间商品和人群的流动。仁川的租界设定后,1883年华商不超过48名,一年后,达到235名,1890年,接近1000人,他们在朝鲜建立了较为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广东籍商人谭杰生开设的同顺泰贸易商行就在朝鲜的仁川、釜山、元山、镇南浦、群上等港口开设支行,同时也在中国的上海、广州、香港以及日本的长崎设立分行。中朝之间的航线定期运行之后,朝鲜商人把目光投向中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上海。到中国贸易的朝鲜人主要分为官商与私商两类,前者是受朝鲜王室的委托去中国的大城市购买商品,而后把商品装在中国或日本的轮船运到仁川港。后者大部分人自行到中国内地售卖朝鲜特产,其中以人参为多。 

“条约体制”的建立,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依照近代民族-国家架构下的国际法则而进行调整,建立新新秩序,形成新网络。与此同时,内部各个港口以及沿海地区的相互关系也有所变化。如滨下武志指出的,“港口的开放,使得许多当地的经济实体建立起多边区域性联系。仁川——上海——大阪间的三角贸易关系已经延展到天津、营口和东北亚的海参崴,以及东南亚香港和新加坡,加上长崎,三边团体构成了一个更加庞大的贸易和结算网络。” 

可以说,条约制度带来了港口贸易格局的调整,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交通网络和市场等级。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航运中心,开辟了多条的远洋航线,轮船航运也逐渐取代帆船航运,成为沿海短途航线的主角。1873年,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开辟了上海-厦门、上海-牛庄、上海-香港等航线,1875年,增辟上海-宁波、上海-温州、上海-福州等航线。朝鲜使臣就沿着天津至上海的航路搭乘轮船到了上海。如18818月的《申报》记载,“本埠近日来一高丽人。此人向在高丽为官,因知上海旅居喜人最多,故欲历观各行家、洋人房屋、什物,以广见闻”。还有朝鲜移民沿着沿海航线各口岸城市移动,在闽粤地区逐渐形成聚集点,比如广州和厦门等。学界评判相当尖锐。

轮船招商局 

日本调查报告显示,1937年前的广东朝鲜人移居情形为,“移居者在当时被称为自由天地的上海日趋增加,并逐渐南下至香港、广东方面。大正四年(1915)左右已有约三十名来往者,他们大都是经营朝鲜人参的坐商和行商。此后逐渐增加,事变爆发时,除后述的学生和军人外,已达百名左右”。朝鲜人还沿着水运航线散居到黄浦、佛山、增城、东莞、虎门、江门、钦县、北海、南宁等地。厦门朝鲜移民则先是“经台湾渡海从事人参买卖”,后来又在1937年之后有所增加,日方调查大约为51人,男19,女32。按照职业划分则是:饭馆1人、账房1人、女佣人1人、食堂1人、女招待6人、咖啡馆女招待2人、慰安所业主2人、当铺1人、慰安妇11人、人参商2人。1945年的《朝鲜居留民名簿》则为30多人,具体如下:


二、反日独立运动与政治移民 

上海至仁川的航线开通之前,因国内政治斗争失败的朝鲜人依靠海上航线来到上海。如1884年甲申政变之后,积极参加开化派活动的尹致昊由美国驻朝公使帮助从日本来到上海,就读于美国人林乐知执教的中西学校。1888年他赴美国留学,结果留学生涯后,他回到上海中西学校执教。1894 年朝鲜爆发东学农民起义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朝鲜半岛成为战争的重要战场,漂流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朝鲜人增加。为了加强管理,1894 11 月上海县令发布告示,称已在英租界设立名为柔远居的公所,要求在沪朝鲜人全部迁入此居住: 

大清钦加运同衔特用府补用直隶州松江府上海县正堂黄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朝鲜为我国藩封,久资屏蔽,凡彼来往各埠商民,地方官应行保护。近因倭奴犯顺,寓沪朝鲜人民日多,大都散住各处。当此外患凭陵,正海疆多事之秋,尤宜妥为稽查,以资保护。案奉道宪谕,饬设法安置。现由职员萧延琪出资,于英租界棋盘街地方设一公所,名曰柔远居。凡朝鲜来沪商民,悉令居住此寓,同在一处,并由驻沪朝鲜李董事常川在寓,督率一切,专稽出入,一直编注名册,由县按名给予护照,以示区别。至朝鲜人在沪本寓客栈,亦须各出房租,其柔远居一切饭食、房金,仍照客栈章程收取,不稍加增。其住寓各商人,均当循照公寓条规,听董约率,前已照会李董照办在案。兹查柔远居业已安设齐备,除谕职员萧延琪遵照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驻沪朝鲜商民人等一体知悉。各商等务于十一月初一日一律迁移柔远居内居住,毋得仍前散处,以致漫无稽考。此系我 朝怀柔远人、保护属国商民之意,各商民务各遵照,毋稍观望迁延,是为至要。切切特示。 

19108月,日本吞并朝鲜后,亡命上海的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者增多。正如有关调查指出的,“他们的大批移居,是从日韩合并前后。对时局抱有不满的分子,视上海为自由天地,便逃来避居”。。在此状况之下,组织各种团体开展独立运动具有了群众基础。1912年,流亡到上海的申圭植(申柽)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等人开展民主革命。1918年,在申圭植的支持下,吕运亨、张德秀等人结成新韩青年党,发行机关杂志《新韩青年》。新韩青年党的成员思想较为多元,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社会改革主义、国际和平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朝鲜独立回归为目的。新韩青年党先后派人潜回朝鲜等地活动,成为1919年的“三一”运动的“震源”。“三一”运动爆发后,日本开始大肆镇压反日朝鲜人,国内局势突变,朝鲜人再次掀起移住上海的高潮。48日,旅居中国的朝鲜人在上海召开第一届临时议政院会议,正式议定国号为“大韩民国”,成立临时政府。不过,临时政府内部存在各种意见不同的派系,他们在上海组成了多个反日团体。金元凤(金若山)等13人发起建立“朝鲜意义烈团”,倡议暗杀行动。1920年,李东辉、安恭根、吕运亨等在上海创建“高丽共产党”。1124日,日本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一份《关于上海不逞鲜人各种团体的情况》详细记载了相关情况: 

兴土团,团长安昌浩,约30人;新大韩同盟团,团主南亨祐,约40人;劳动党,主持人吕运亨,约100人;民团,团长吕运亨,约400人;大宗教,主持人申圭植,约20人;新韩青年党,主持人金圭植,约30人;东洋和平团,团张孔仁,约10仁,红十字会,会长李喜儆,约200人;爱国妇女会,会长金元庆,约20人;耶稣教会,牧师金秉祚,教徒约60人;留日学生亲睦会,主持人申翼熙,约50人;冒险团,团长金声根,约10人;青年团,团长任在镐;消毒团,团长孙斗焕,约20人;铁血团,团长卢武用等,约40人。 

上海租界具有治外法权,韩国流亡者聚居于法租界的霞飞路,建立了海外韩侨反日独立的基地,也是联系各地韩侨的枢纽。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报告就说,“在外的排日鲜人便集合到这里,这里也逐渐变成他们决策的发源地。想去北美与夏威夷的不良鲜人也都经由上海,美国夏威夷发刊的各种印刷文本也经由上海到朝鲜”。在东南亚活动的韩人独立运动者是由上海出发的。新加坡是韩人参商活跃的地区,在申圭植的帮助下,先在上海活动的洪命熹、郑元泽、金晋鳙和金德镇等4人来到新加坡,遍访马来半岛,与当地的韩国人接触。而后金德镇远赴爪哇岛,郑元泽到了泰国的曼谷与韩人人参商会面,金晋鳙以新加坡为据点在香港和马来西亚活动,向中国革命势力转达军事资金。1922911日,韩国同胞联合会在上海法租界开会,来自中国、日本、俄国、爪哇、香港、美国以及朝鲜内地的韩国民众有200余人。旅居上海的韩国人举行各种活动演讲韩国痛史,引发了亚洲殖民统治地区人士的共鸣。孙中山指出,“中韩两国,同文同种子。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辅车相依,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对韩国独立,中国应有援助义务”。1920年,申圭植出版《韩国魂》,意在回答两个问题,一是韩国何以灭亡;二是如何恢复韩国独立。1923615日,越南志士潘佩珠(潘是汉、潘文珊)为作序曰,“韩国及我越,在亚洲为兄弟国,种同,学统同,今则苦痛又同矣。大好河山,夷为贼窟,神明血胤,沦为奴籍,苟人心尚在者,能一朝忍耶?睨观先生《韩国魂》,韩国人心之大写真耶。予读及半,破涕为笑。我同胞国之光复,行有期矣”。

申圭植 

朝鲜移民除了流亡人士外,在中国港口城市的谋生方式基本一致,“一般都是从事小商业、商店店员、舞女、女服务员、女招待、违禁品秘密买卖、电车监督”等。由于生活并不富裕,民族主义情绪容易受到政治移民的鼓动,“侨居民众之大部分或多或少都在强烈的民族主义上的影响之下”涉及城市有这两地间的贸易,又与日本之下关,门司、神户、函馆、小樽,朝鲜的釜山、仁川,及上海、基隆、淡水、香港、新加坡等口岸的贸易密切相关,并作为扩展到日、朝、台等日元流通圈,及中国沿海、东南亚等广阔地域的交易网络的一环而发挥其机能。 

 

三、泉州的朝鲜安那其主义者 

朝鲜政治流亡者沿着海路向南移动过程中,既吸纳了当时在中国流行的各种政治思潮,同时也推动了各种政治观念的传播。其中,“安那其主义”在中国各地以至东亚的传播为代表性的现象。“安那其主义”是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的中文谐音,也写为“安那琪主义”。作为源自西方的政治思潮,安那其主义的宗旨在于反对强权,主张废除国家和政府,建立没有政治权威、绝对自由的自治社会。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安那其主义在中朝两国的知识精英中得到传播,原因被作为了谋求民族解放的手段。这与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关注个人自由不同,东亚主义者表现出对社会解放的关心,以反对殖民统治的面目出现,具有了“民主主义抵抗”的色彩。辛亥革命前后,刘思复(刘师复)成立晦鸣学社宣扬无政府主义,并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激进主义的先导,后来越南的无政府主义收其影响,比如越南潘佩珠得到刘师复的支持而成立“振华兴亚会”。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就与安那其主义思潮有着密切联系,发挥了民族解放运动实践的纲领作用,显示了思想轴心的功能。 

“三一”运动之后,日本殖民政府严厉镇压反日独立运动。19196月,柳子明(柳兴湜)辗转来到了上海,接触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的《相互辅助论》以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1922年,柳子明结识金元凤,加入了朝鲜义烈团。后来柳子明到北京,与来自台湾的无政府主义者交往密切。当时在北京的台湾青年以福建或广东祖籍身份免费寄居在漳州、泉州、永春、龙溪、晋江等会馆,并正式就读或旁听于北京的各大专院校。柳子明与他们接触后,并得到在泉州会馆工作的机会,“林炳文是台湾无政府主义者,我是在1924年于北京结社了林炳文与范本梁。由于我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交流比较密切。当时林炳文供职于北平邮政局,寄宿于前门外泉州会馆。由于我的生活比较拮据,通过林炳文的介绍,而曾在泉州会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丹斋先生亦透过我结识了林炳文”。“丹斋先生”即为申采浩,1915年在北京创立“新韩青年会”和博达学院,他经柳之明介绍认识金元凤,成为1923年《朝鲜革命宣言》的执笔者。申采浩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找到大众暴力反对殖民主义的合法性,这也是金元凤、柳子明等人的共识。柳子明回忆,“由于日本将韩国殖民化,镇压和杀害老百姓,所以对国家权力的反抗就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刺杀日本侵略元凶和破坏统治机构就是反日爱国行为”。这些看法在当时的东亚无政府主义中产生较大影响,这也是林炳文、范本梁等人台湾无政府主义者与朝鲜无政府主义者结识的动因,由此形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盟与网络。柳子明回上海,与李正奎、安恭根等人组建上海朝鲜无政府主义联盟,并加入南京的无政府主义联盟。在此过程中,柳子明在上海与中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匡互生、陈范予、马宗融等人均有深度交往。 

朝鲜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上海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也推动了福建无政府主义的勃兴,时人认为,“安那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两个据点:第一:是上海。第二:是福建闽南。”1930年,柳子明由陈范予邀请到泉州黎明中学任教,并主持生物学和热带植物研究。黎明中学的成立并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汇集地,与无政府主义在福建的发展有关。1919-1920年,陈炯明在在漳州建立“闽南护法区”秘书莫纪彭早期曾追随刘师复在广州创办“晦明学社”和在杭州白云庵创立“心社”。经莫纪彭的引荐,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担任漳州教育局长,并将刘石心(刘师复胞弟)和陈秋霖等人带到漳州,创办《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形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合作,也称为“AB合作”。19205月,一位北大学生仰慕漳州革命而亲临此地,后来以“如山”为署名写了一篇《游漳见闻记——漳州文化运动的真相》,发表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上,描述了“闽南春季大运动”中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第一天在运动场最令人注意的就是有许多人散播一种小册子叫做‘我们的运动’,其内容是‘无政府党之目的与手段’一篇具体的文章。我出会的时候,看见无论兵士、学生、女子,人人手里几乎都有这一本书。……第三天,有一班青年学生在运动会门口外的小阜上,手摇红旗,竖起两幅大相,我走近看看,原来一幅是巴枯宁,一个是师复,在这两幅相之下,有几位西装少年用北话大声演说,由闽人传译,听的由军官,有兵士、有学生,有农工人和妇女,教师。……后来我跑到运动场里,又看见一队少年学生,人人拿着一面红旗,散播一种小册,题目叫作无政府浅说,是师复君著的。”陈炯明退出漳州后,1921年梁冰弦担任到厦门担任复刊后的《民钟报》总编辑,登载《到安全之路》等文章,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后遭到查封。1922年《民钟报》再次复刊,刘石心等担任编辑,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林憾、王鲁彦等担任副刊编辑,1926年,刘石心离厦,约其弟刘抱真前来担任主编,延续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泉州兴起无政府主义与秦望山有关,他在护法运动中参与许卓然的“闽南靖国军”,1920年春,“闽南靖国军”与陈炯明部队冲突时,秦望山作为地方代表在漳州同陈炯明商谈停火,与当时漳州的粤籍无政府主义者有接触。其实《民钟报》是由菲律宾华侨林翰仙等华侨捐助而创办,由许卓然共同筹办,许卓然担任名誉社长,因此与梁冰弦等无政府主义者也由密切交往。1921年,秦望山在上海同许卓然等组织福建自治促进会。1923年,“闽南靖国军”改为“东路讨贼军”,为了训练军官而筹备“干部训练所”,秦望山就请梁冰弦介绍郑文湘为帮统兼训练所教务长,并由梁冰弦制定十大信条,全力灌输无政府主义。战事失败,秦望山到上海大学读书,开始与无政府主义者有接触。梁披云(龙光)当时师从沈仲九,也与秦望山相识于上海大学。19276月,秦望山提出以故乡福建省泉州为中心建立武装自卫组织,将农民们加以组织化。以李丁奎(李又观)为首的中、韩、日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了此事。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另一位主义者柳树人(柳絮、柳基石)约6个月的时间内分别在福建省厦门和泉州等地参与了中、韩、日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活动。 

1928年,许卓然、秦望山回到泉州,梁披云也在泉州温习功课准备留学,适逢蔡元培、马叙伦参与浙江起义而赴闽避难,秦望山、许卓然、梁披云一起前往请教贫民教育之事。蔡、马倡议在泉州创办平民高级中学,培养社会骨干人才。1928年下半年,许卓然、秦望山、梁披云等人着手创办新式高级中学——黎明高中。泉州士绅和地方贤达对此予以支持,第一次筹备会成员有许卓然、秦望山、梁披云、叶青眼、陈清机、李爱黄、杨逢年(代表张贞)等,梁披云为首任校长,成立校董事会,许卓然为董事长。黎明高中的经费由泉安汽车公司拨出17000多元公股为基金,每月支付500元为经费。由于经费困难,秦望山捐出自己的房屋和祖地为校舍,许卓然、秦望山等人向海外募捐,梁披云挪用家族在上海、广州商号的6000两白银购置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1929年春,黎明高中以泉州武庙为校址开办。与此同时,19299月,归侨苏秋涛由泉赴新加坡等地为平民中学筹集经费。19302月,苏秋涛从新马募捐回到泉州,在文庙创办平民中学,试行平民公社制度的教育实验。平民中学与黎明中学为姐妹校,如苏秋涛描述的,“黎明与平民,往来甚形密切,对外行动一致,在教学、研究、社会活动各方面,彼此合作,从中培养出不少染有安那其思想的人,分布各地,如海澄的海沧小学、晋江石狮的爱群小学,泉州附近的法江小学、清濛小学”。骨干教员互有交叉,以无政府主义者为多,情形如下:

汇聚到泉州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背景和思想来源各有不同。如卫惠林是在东京加入中国安那琪小组,而后到巴黎留学,期间与无政府主义友人、留学生和工人一起研读无政府主义著作,曾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1924)。回国后,他与巴金等人创办《民众》半月刊。1930年他应同在法国留学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的邀请到泉州任教。而林语堂的三兄林憾庐曾至南洋经商、从医,1927年林语堂到上海,林憾庐随之而往,并担任《宇宙风》编辑,活跃于文坛,与鲁迅、巴金交往颇多,他既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基督徒。 

与中国籍的无政府主义者相比,朝鲜籍的无政府主义者来到厦门有另外的特殊背景。比如柳树人再次来到泉州担任黎明高等中学任地理老师兼体育老师,除了原来与秦望山等人的关联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柳子明、柳树人、许烈秋等人成立了“南华韩人青年联盟”,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由柳子明担任议长,大约有成员30多名。其中有其中有:郑华岩、柳子明、柳基石(柳树人)、元心昌、朴基成、严亨淳、李圭虎、李容俊、郑海里、柳基文、白贞基、李康勋、许烈秋、金芝江、吴冕植、李何有、安东晚、金玄珠、李达、玄永燮、李滢来、金秉学、李会荣、罗月焕、刘山芳、金光卅、朴哲东、朴济彩、李中铉、林少山、张运善、沈容沏、安于生等人。

柳子明 

柳子明等人在泉州活动,希望在华南地区建立无政府主义基地,这也与柳子明一贯主张的韩中联合论相匹配。柳子明所秉持的是立足于无政府主义的“开放民族主义”理念,即通过民族间的联合实现国际主义或四海同胞主义的理论。巴金来访后,深受黎明学校的氛围和无政府主义的状况的感动,“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柳子明在黎明高中任教一学期后,于19311月到上海立达学园高中部任教,立达学园由匡互生设立,是无政府主义者“以教育改造社会”的实践基地,同时也是朝鲜无政府主义者与柳子明等商议行动计划的基地,因此柳子明也一直被日本情报机关监视。柳子明在泉州只有短暂半年,1944年他又重回福建,当时程星龄在各地开设康乐新村,邀请他到福建永安进行新村建设。柳子明被任命为“第二村”福安县溪农场准备处主任,他沿着“理想村”的设想继续开展农村启蒙运动。 

 

四、日人在厦擅捕韩人引发反日浪潮 

朝鲜籍反日独立运动人士在闽南的活动,也激发了中国民众的反帝爱国情绪。1928年,厦门发生了抗议日本警察擅自逮捕韩人而引发的反日浪潮。1928312日的《申报》报导此事经过: 

先是有韩籍之朝鲜独立党而也无政府党之李箕焕者,毕业黄浦学校第三期,入国民党,从军北伐。至长江后,受泉州军事厅泉永民团编练处之聘,为组织部员,近偕韩籍黄浦生李明斋、李刚、李润炳四人自泉州来厦。其余三人,也均独立党。为厦门日领侦悉,派台籍领事馆侦探王某导日警六人,于二日夜十二时,挟枪乔装华人,至相公宫某台籍人宅捕四李。时四李适至是访友也,李等略抵抗,为日警开枪威止,即捕至台湾公会,旋解梧桐埕本警部,翌晨转解鼓浪屿日领署.时以夤夜,相公宫地僻,军警竞毫无所闻。 

李箕焕是被逮捕的人员的首要人员,他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及其被缉捕,与柳子明参与义烈团后领导的暗杀行动有一定关系。1925330日,李箕焕、李圭骏、李皓、黄益洙在柳子明的组织下,在北京安定门外车辇胡同家宅中绞杀朝鲜总督府密探金达河,事后暗杀者全部逃跑。19263月,朝鲜义烈团团长金若山同广东地区朝鲜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孙斗焕等一起拜访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要求接纳义烈团团员入校,得到蒋介石的许可。李箕焕在19266月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员,同期的朝鲜籍其他学员分布各科学习:(1)步兵科:朴孝三、朴建雄、王子良、尹义进、田义昌、李愚悫、李集中、李锤元、金钟、姜平国、柳远郁、崔林(金若山)、崔永泽、杨俭、卢一龙、权睃;(2)炮兵科:吴世振;(3)工兵科:金洪默;(4)政治科:文善在、朴益济、白红、劳世芳、卢建。

黄埔军校 

李箕焕等人的此次被逮,是被认为是日本当局正在寻找的朝鲜独立党党员李吾之、李用机、李纪还、李顺炳。日本领事未知会厦门地方政府的擅自行动,此事成为违反国际法的越界捕人事件。李箕焕具有黄埔学员的身份,他参加北伐至长江转到福建任职,与国民党厦门党部有密切联系。国民党厦门市党部最先做出反应,次日晨即向驻漳厦海军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发出质问,责其失职。同时召集民众团体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请海军司令部、厦门交涉署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方释放李箕焕等四人。在交涉过程中,日方认定李箕焕等人为共党,是在满洲、上海犯法为通缉在案,因此予以逮捕。35 日,厦门民众团体联合会召集各界代表大会,函请海军司令部与交涉员向日本领事提出 24 小时内交出所捕李箕焕等四人、日本领事正式向中国政府道歉等具体要求,并决定从36 日上午六时起抵制日轮入港。会议决定推举总工会、商协会、学联会等 11 个团体负责人议决反日运动的一切事宜,成立“厦门各界反抗日本侵略国权委员会”。3 6 日、8 日、14 日、15 日,“开城丸”“孟那多丸”“凤山丸”“地厘丸”等日本轮船先后抵达厦门港,负责起卸客货的中国船工拒绝工作。314 日,日领在厦门前日罢工的压力下,向刘光谦表示可将系案外牵累的李明斋、李润炳二人释放,李箕焕、李刚因是在朝鲜犯案的重犯,须解往上海转朝鲜政府发落。但日方3月利用大阪号将李箕焕、李刚二人押送台湾转赴朝鲜。321 日,反日会为抗议日本领事言而无信,决定在厦鼓再次罢工罢市罢课一天,并要求驱逐驻厦日领坂本龙起,催促厦门当局于解散非法日警,并没收其武器,否则民众将采取正当手续自行办理。 

厦案交涉过程中,区域性的反日浪潮高涨,各界人士积极参与。33日,厦门大学学生参加了民众团体联合会议,35日,厦门大学又参加了民众团体联会召集的全厦各界代表大会。后来又专门成立厦门大学学生反日外交后援会,并在1928329日致电上海总商会,以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响与抗日浪潮:“冬日日警在厦门擅捕李箕焕等,养日解台,民众愤激,严行对日。日领蛮暴,感日复令日舰电艇满架机枪,捕我海上纠察队小艇,毁我党国旗,毒刑纠察员,目无党国,令人发指。现群情沸腾,誓雪耻,口日海陆总罢工,以示决心.请钧会电请政府严重交涉,并通令全国,一致援助,务使撤销日警,惩凶道歉,临电不胜迫切之至”。厦门大学教职员也组成了“反日外交后援会”呈请行政院外交进行严重交涉,并出版《厦门大学教职员反日外交后援会特刊》。南京国民政府对厦门案件也相当重视,因此《外交部公报》及时公布四人案件的往来电函,现从19286月出版的《外交部公报》目录,即可见各方交涉之密集: 

厦门市党部来电(35)、第二司致厦门交涉员电(37)、厦门交涉员来电(37)、致厦门交涉员电(37)、厦门交涉员来电(310)、致福建省政府电(311)、致厦门交涉员电(311)、厦门市党部来电(316)、复厦门市党部电(316)、厦门交涉员来电(316) 、致厦门交涉员电(316)、厦门交涉员来电(316)、厦门交涉员来电(319)、袁司长由沪来电(318)、致厦门交涉员电(319)、致厦门交涉员电(320)、厦门交涉员来电(321)、厦门市党部来电(322)、复厦门市党部电(322 )、厦门反抗日本侵略国权委员会来电(323 E1)、厦门交涉员来电(323)、致厦门交涉员电(323)、致上海杨总司令福建方主席电(325)、、厦门市党部来电(324)、复厦门市党部电(325)、海军杨总司令来电(328)、复海军杨总司令电(328)、厦门交涉员来电(329)、致厦门交涉员电(42)、厦门市党部来电(44)、复厦门市党部电(45)、厦门交涉员来电(419)、致厦门交涉员电(57)、厦门交涉员来电(57)、国民政府外交部指令交字第142(57) 

 

五、闽粤校际流动与独立运动扩散 

近代条约体制确定后,西方的现代教育模式在通商口岸推行,移民留学人口流动的组成部分,学校成为亚洲海域网络的连接点,不少朝鲜籍的政治流亡者以学生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高校就读或旁听。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朝鲜籍学生更加确立恢复祖国独立、争取民族自由是学习的最终目的,因此组织社会团体,开展独立运动,宣扬各种思潮。中国教育界对韩国的反日独立斗争也极为支持,192011月,教育界代表在上海聚会,举行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六次会议,建议各地学校招收朝鲜学生,并建议募捐创办韩人学校。11月,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到上海敦请黄炎培等人担任厦门大学筹备员,113日,全国教育联合会举行会议欢迎陈嘉庚,主席黄炎培在演讲中称:“中日韩为兄弟之邦,当互相提携,不应自启分歧,使东亚大局稍受震撼”。韩人金文淑女士报告日本吞并高丽后之对于教育上之设施,要求中国各高等学校容纳韩国青年。黄炎培提出三种办法,请各省区代表赞助:1.介绍高丽人民至各地,演讲日人对于高丽之情形;2.介绍高丽书籍报纸,使国人亦可洞悉其苦衷;3.各地学校收受高丽青年,使受相当教育,并称此种办法,不但为提携同种之高丽,并可以警醒国人。全体一致鼓掌赞成。陈嘉庚表示尽力赞助,允于厦门大学等校收受高丽学生。事实也确实如此,19262月,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南渡新加坡出席欢迎宴会并为厦门大学募捐之际说,“该大学虽名为厦门大学,实则为世界之大学,所收学生,不唯中国十余省子弟,即外国如高丽台湾,亦有学生来肄业”。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与朝鲜具有同样的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命运,两地的独立运动者几乎都要依靠第三地才能保存自己的抗争呼声,他们在中国展开了跨地域的交流活动。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据点以北京为主,192310月,随着“上海台湾青年会”的成立,台湾政治运动已由朝鲜人和大陆同胞共同参与。朝鲜共产主义吕运亨提议他们共同成立“上海平社”,台湾青年与朝鲜青年的联络更为密切。1924-1926年,台湾人蔡孝乾就读上海大学,成为瞿秋白的学生,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中国学生反帝反日情绪高涨,台湾学生也深受鼓舞,12月,彭英华和蔡孝乾推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等台籍学生成立“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其中也有10多名朝鲜人。台湾学生大多祖籍漳泉,不少人先从台湾来到漳泉学校就读,以为中转地而到其他城市升学。在闽南的台湾学生也有不少社团组织,先后创立如台湾尚志社、厦门集美学校留集台湾学生、同文台湾学生会、漳州留漳台湾学生会、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厦门中国台湾同志社等组织,他们就此与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建立了联系,他们在不同场合批判日本殖民统治,以唤醒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其宗旨与朝鲜在中国的各种组织基本一致。1929113日,朝鲜发生广州学生反日实践,随后一批受到牵连的学生借助上海-闽南的学生组织网络而流亡闽南。以此为契机,闽南的台湾学生在19302月组成闽南学生联合会,其中也有朝鲜籍学生。 

部分朝鲜籍学生就读于厦门大学,分布于不同专业,如李起东在1926年毕业于教育学系,金仁洙在1929年毕业于银行学系。19301月的《厦门大学教育学院概况》记载,“本校自开办以来,先后肄业教育学院之学生,约计300余人,……尚有韩国负笈来游者”。其中李起东可能为无政府主义者,他在1920年留学日本,与朴烈、金若水、韩润东、洪承鲁、柳辰杰、金洛俊、郑泰成等人东京组织东京劳动同志会、东京朝鲜苦学生同友会等,后者改为“黑涛会”,发行《黑涛》杂志,主张暴力反日。李起东来到厦门大学读书后,根据现有资料可知其积极参与五卅运动,19256月,担任厦门学生会总委员会庶务。后来又担任外交后援会调查部主任。 

也有学生先在厦门大学就读,而后转入其他学校。如原在教育学院教育原理系就读的李贞浩在1931年转到了中山大学文学院外文系就读,他在申请书中说,“以经济困难几致失学,旋闻贵校学费减额与优待,此诚被压迫民族之良机,故即毅然莅粤转入贵校文科外国文学系二年级肄业,以资深深造”。中山大学对朝鲜籍学生有所优待是转学的动机之一。与此同时,李贞浩转入中山大学,也参与开展独立运动,“贵校为革命策源地,恪遵总理遗志,对诸弱小民族莫不力为扶助”。李贞浩为庆尚北道大邱市人,他来到厦门大学就读,应与其父李斗山(李显洙)有关联。根据相关资料记载,李斗山出生在1896年,家庭较为富裕,毕业于平壤崇实专门学校。1917年,他来到上海参与临时政府,被任命为财务部书记。1923年回国活动被捕,1925年带着长子李贞浩到上海。19301月,李斗山加入韩国独立党南下广州。现有材料对李斗山1925-1930年的记载比较模糊,而对照有资料记载他毕业于厦门大学英文系,以及李贞浩在1931年转学到中山大学,大致可以推测李斗山可能在厦门大学读书。1930年,李斗山到了广东参加反日独立运动,李贞浩自然就随之前往。而且其弟李东浩(李贞达、李仁川、李志成)就读于中大附属中学。李贞浩到中山大学后,即在19333月与金孝淑(金起元长女)、金昌华等人发起成立“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勇进会”,对外名称为“广州韩国留学生会”,其宗旨之一就是宣扬韩国独立和反满抗日。1934年,李贞浩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他作为韩国民族革命党学生指导,推荐了不少韩国青年就读中山大学,使中山大学成为并与韩国独立党、旅粤韩人光复等团体建立密切关系,成为韩人在中国南方地区开展独立运动的策源地。李贞浩之妻为韩泰寅,妻兄韩泰宙(韩金纲、韩泰岳)也在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求学。在华韩人开展的独立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依托着家族或血缘关系而发展,朝鲜民族革命党成立后,李贞浩、李斗山、韩泰宇等成为党员。抗战爆发后,李斗山在广东组成朝鲜义勇队,李贞浩、李东浩均成为为队员。李斗山还于1939年在桂林主编出版《东方战友》,影响甚大。 

 

六、结语 

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中国进入近代条约体制,结束了朝贡体系为主的亚洲秩序,以殖民体系为主的亚洲秩序逐渐建立。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而且也重新调整了海洋区域结构,并建立了新的海洋联结网络。以上海为中心的国际航运线路形成之后,位于东北亚的朝鲜国民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了更便捷的联系方式,形成有别于传统海洋时代的人群、商品流动模式。日本加大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力度之后,朝鲜籍的政治性移民沿着新的空间联结而纷纷南下,进而推动东亚地区革命思潮的流动与互动,闽南地区的在华韩人独立运动的展开与此有密切关系。通过上述对朝鲜籍安那其主义者在泉州黎明高中的执教及其活动、厦门日本警察擅自逮捕朝鲜籍黄埔军校毕业生引发的外交纠纷与抗日浪潮、以及流动在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之间的朝鲜籍学生等事件的实证描述,可看到近代海洋亚洲网络带来更为细致的区域内空间互动: 

1)韩人突破朝贡时代的流动范围,跨出了东北亚地域的限制,以上海为基点向华南地区的闽粤口岸城市扩散,甚至有一部分进入了东南亚。 

2)韩人在华南地区的分布形态与近代沿海埠际贸易的等级格局基本一致。相对于上海而言,广州处于次中心再扩散的地位,而闽南地处上海和广州之间,既接受中心的辐射,也接受次中心的辐射,因而朝鲜籍民从南北两个分别移动。 

31895年日本割据台湾,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空间被再次调整。由于台湾与朝鲜具有同样的被殖民命运,闽南以其与台湾的自然区位优势,成为了理想的反日第三地。 

4)反日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以知识分子为主,学校成为他们传播思想和组织力量的依托。大中学校是近代亚洲海洋网络的有别于传统时代的空间节点。上海大学、厦门大学、黎明高中、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等成为韩人在南方地区活动的枢纽,呈现出了政治力量的流动、联合与分化。 

520世纪20-30年代韩人在闽粤地区因反日独立运动建立的网络与通道,为抗日爆发后韩国人参与中国革命提供了便利,韩国人组织义勇队活跃重庆、桂林、永安等大后方,无不与此相关。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區域史研究》2019年,第2輯,頁43-69。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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