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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靜 | 土樓與人口的流動:清代以來閩西南僑鄉的建築變革
  发布时间: 2020-03-15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清代以來全球化語境下的人口流動,爲中國華南地區的僑鄉建築帶來了巨大的變革,產生了如碉樓、洋樓、騎樓等等結合中西方建築體系的新的建築類型。本文試圖探討人口流動對閩西南地區土樓的影響。通過考察土樓聚落所處的地域與族群背景及持續不斷的社區重組過程,文章指出,由於生態環境與土樓建築形式的制約,清代以後土樓社區的人口流動十分頻繁。隨著區域內外經濟、政治及文化的變化,不同時期的華僑對土樓建築的多元性做出了不同的貢獻。然而,土樓的夯土結構與海外引進的混凝土結構在建築體系上是不相容的,因此,華僑在土樓社區未曾帶來類似于其他僑鄉的「折衷式」的建築變革。

 

關鍵字:土樓、人口流動、社區、華僑、鄉土建築

 

一、前言

 

福建省的土樓,一直以來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防禦性家族建築形式。這種建築形式由客家人在動盪的歷史背景下創造出來,它運用了中原的夯土技藝,體型巨大,可以容納一個大家族長期在內生活和發展。然而,現存的數千座土樓是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來陸續建造的。他們分佈在客家人居住的地區,也分佈在閩南人居住的地區;它們建於動盪的清初與民國,也建於沒有防禦需要的人民公社時期;有的土樓內居住的是一個家族,但更多的卻是彼此沒有什麼血緣聯繫的核心家庭。 

土樓不應被籠統的理解成是客家人為了防禦匪害而興建的聚族而居的建築,它的功能是隨著區域內外經濟、文化、政治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的。對土樓的理解應該採用動態而多元的觀點。在不同時期、不同社區、由不同人群建造的土樓,往往在建築形式上只有微妙的區別,但其背後卻有著非常不同的動機。 

本文著重從人口流動的角度入手,考察清代以來不同時期的華僑所建造的土樓及其動機。本文希望能夠打破以往鄉土建築中以籠統的地域文化爲框架的研究方法,較為深入地探討建築傳統與社區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前言之後,文章的的第二部分簡要地回顧了現有的土樓研究及其背景,並提出應認識到土樓的多元性。第三部分從建築的角度出發,揭示當地生態環境以及土樓的建造、居住及分配方式如何導致了社區人口的不斷整合與對外流動。第四部分從社區的角度出發,以華僑所建造的土樓爲例,揭示社區人口的流動對當地建築形式產生什麼影響。最後,文章簡要比較土樓在建築結構上與碉樓、洋樓等其他建築形式的異同,思考全球化的人口流動對華南地區不同鄉土建築形式所造成的衝擊。 

建築是社區生活的容器。它的建造、演變甚至廢棄都可以折射出社區內人群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選擇。希望本研究能夠拋磚引玉,幫助我們思考應該如何通過社區發展來理解聚落內建築傳統的沿襲或變革,以及反過來,我們可以如何更好的通過觀察一個聚落建築形式的演變來理解該社區發展的軌跡。 

 

二、多元的土樓

 

()建築特徵

 

本文所討論的土樓指的是分佈在中國福建省西南部的大型閉合式聚居建築。無論是從建築造型,空間分佈還是營造技藝上看,這些建築都迥異於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民間建築傳統。事實上,「土樓」這個詞並不是當地人對這類建築約定俗成的稱呼,而是學界經過比較其他建築形式提出的稱號。在土樓成爲熱門旅遊點之前,當地人一般對這些建築只稱樓名,或者是根據其外型特徵或地點稱老樓、大樓、田中樓等等。在他們的腦海中,並沒有「土樓」這個概念。 

關於現在公認為土樓的這類建築該如何定義,學界幾十年來爭議不休。早期的研究成果多將其稱爲「客家住宅」、「客家環形住宅」等。而後,在1980年代初發表的文章中,它們被稱為「大樓」、「樓寨」、「土牆大樓」或是「生土樓」等等。1980年代中期,國際生土建築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在那前後有許多海外建築學者到該地進行實地考察並與中國學者交流。到了1980年代末,「土樓」這個名稱基本上得到了中國學界的認可。 

在不同名稱的背後,是對建築特徵不同的理解。字面上看,「土樓」這個名稱只強調了建築材料是土,及其結構是多層的這兩個特徵。然而,這類建築的特殊性卻遠不止如此。著名的土樓學者黃漢民指出了「土樓」這個名稱簡化了這類建築類型的兩個重要特徵:一、這一地區的夯土牆應是作爲建築承重結構而存在的,而非像一般的小型木構建築那樣,只作爲圍護結構。二、這一地區的樓指的是聚居的建築,而非獨門獨戶的單棟小樓。石奕龍進一步指出樓層平面佈局「閉合」的重要性,並提議用「土圍樓」取代「土樓」。即便如此,「土圍樓」的概念還是很難將其與贛南地區的圍屋、閩西的土堡等建築形式區分開來。與土樓不同的是,這兩類建築大多是體型較大,單獨出現,很少構成群組。這與他們的防禦功能是密不可分的。相比之下,我們所討論的土樓建築則體量較小,樓層較高,平面多呈正圓、正方等幾何形狀,主要以居住功能爲主,常常成群組出現。

1聚落中共存著不同形狀的土樓,圖為永定縣下洋鎮初溪村。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攝於2006年。

 

()分佈

 

因爲定義不同,關於現存土樓的統計也有不同的數據,有的學者甚至認爲有20,000座之多。經過考察,我認爲比較接近實際狀況的數據應該是約4,000座,其中形狀典型並有初步調查資料的方樓、圓樓、五鳳樓等大約有1,000多座。由於方樓在建造和居住都比較容易,因此數量也最多。值得注意的是,受限於地塊的形狀和建築造價,大部分的土樓難以達到標準和工整的形式,而是呈難以歸類的橢圓形、弧形、扇形、交椅形、馬蹄形等等形狀。 

這數千座土樓主要分佈在福建省龍巖市永定縣和漳州市南靖縣交界的博平嶺之東西兩坡的河谷聚落中。在永定縣的下洋、湖坑、大溪、南溪、撫市、坎市、高陂以及南靖縣的書洋、梅林等鄉鎮,有些聚落以土樓為最主要的建築形式。除了這一核心分佈區之外,類似的建築形式也散見於略偏遠的地區,如龍嚴市適中鎮、漳州市平和縣、華安縣,以及廣東的大埔縣、饒平縣、潮陽縣等地。

2土樓分布的主要鄉鎮,及其與行政區範圍及河流的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在不同的地區,土樓的形式有所不同。在永定縣,汀江有兩個支流流經土樓集中區域。永定河發源於坎市鎮,經龍巖適中轉回永定縣撫市,再流向坎市鎮,與發源於高陂溪和坎市溪匯合後,往西經注入汀江。在永定河上流地區,五鳳樓較爲集中。金豐溪發源於古竹鄉,流經湖坑、大溪,至岐嶺鄉匯集陳東溪後,再往下洋鄉的中川,而後往西流向廣東大埔樟溪,注入汀江下游,最後匯入韓江,由潮州入海。在南靖縣境博平嶺東麓,船場溪流貫南靖縣西部的梅林、書洋、船場等鎮,往東匯入九龍江,於漳州入海。在金豐溪和船場溪流域,方樓和圓樓比較集中,五鳳樓則非常少見。

 

()客、閩之爭

 

博平嶺基本上是永定與南靖兩縣的自然地界,在它的兩麓是不同的方言區:西麓屬汀江流域講客家話,與粵東及潮汕地區聯繫較爲緊密;東麓屬九龍江流域,講閩南話(當地人叫福老話),與漳州地區聯繫較爲緊密。 

土樓究竟是客家人的建築還是閩南人的建築?這是有關土樓的研究中最主要的爭論之一。最早被介紹的著名土樓,如承啓樓、振成樓、遺經樓、大夫第等等,都分佈在講客語的永定地區,也因此土樓在一開始就和客家聯繫在一起。1998年永定縣決定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時,他們提出的名稱就是「永定客家土樓」,宣稱土樓是客家文化特有的建築形式。一些當地的學者如胡大新、林嘉書等進一步提出,土樓的產生是因為客家先民來到這片蠻荒之地後,就地取材,運用古代中原的生土版築技術,仿造用於防衛的土城土堡模式,在定居地夯築土牆,建築土堡、土圍或城寨,然後逐步發展成今天的土樓。 

隨著調查的不斷深入,在漳州市毗鄰永定的南靖、平和、詔安等縣也都發現了數量巨大、形式多樣的土樓。据黃漢民的統計,閩南人居住的圓樓、方樓總數上看,比客家人還多。加上在華安等地發現了一些有明確紀年的明代樓寨,如建於明洪武4(1371)的齊雲樓,在建築形式與空間設置上與土樓都相當類似。因此,謝重光提出土樓可能是由軍事堡壘演變而來,在激烈競爭的背景下,被兩個族群不約而同地採用了: 

(客家人與福老人)兩個族群之間的山區,即博平嶺的東西兩麓開發得很遲,到明中葉人煙還很稀少,處在這一帶的漳平、華安、永定、南靖、平和、詔安等縣,除了南靖設立於元代,其他都是明中葉以後才設立的。這樣,兩個族群間本來有一道緩衝地帶,彼此間的衝突和鬥爭還不至過於頻繁和激烈。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個族群的緩衝地帶——即博平嶺東西兩側及其迤南的大山長谷都被新移民佔據了,兩個族群的界面因而互相銜接,彼此的矛盾衝突也就日見其尖銳和頻繁了。......住在博平嶺和玳瑁山之間閩客交界地帶的居民,在福老人一邊,須要防「山賊」、「饒賊」,在客家人一邊,須要防「漳寇」、「潮寇」,於是,經過防倭實踐檢驗行之有效並已積累了豐富經驗的土樓,同時被交界地帶的福老人和客家人所採用,而成為這一帶大受歡迎常見的民居形式。 

謝重光文中指出了土樓聚落所集中的地區,地處閩客兩個族群的交界。在這多元族群聚居之地,雖然存在著一定的語言障礙,族群之間還是存在著頻繁的交流。如永定在19世紀前有21姓氏遷入南靖縣開基變成了福老客。從地處南靖永定平和三縣交界的田螺坑村,到南靖縣城走路需要一天一夜,而去永定的高頭等墟市卻只需要半天就可以來回。所以他們常常去講客語的地方採辦物品。當地很多老人家也都是兩種語言都會講的。除了隔離與競爭,更多的應該是人口的流動和互相影響。與其爭執土樓的創始權,不如將其看成是文化與族群交融的產物。因為建築形式適合當地生態條件下生存方式,而由不同族群的人們共同合作或是互相促進而形成的建築樣式。

 

()動態的社區

 

有關土樓的客、閩之爭,揭示了一個很重要的可能性。即一種成熟的建築形式,是因應於特定狀況下人們的生活需要而產生的。當一種生活狀況出現的時候,不同的族群會主動地選擇類似的建築形式。這個觀點也正是本文所希望強調的。 

研究鄉土建築很難像研究現代建築一樣,單向的追溯出一個風格的來源和脈絡。1969年,拉普普(Amos Rapoport)出版了著名的House form and Culture(《住屋、形式與文化》)一書,將在一個地域中出現的特有的建築形式視爲該地特定文化的產物。這一觀點在世界鄉土建築的研究中影響巨大,在中國,它也被許多學者用來考察諸多亞文化下的鄉土建築。如陸元鼎就曾經提出借用人類學中民系的概念來研究鄉土建築的地域風格。他的基本假設是,在鄉間工匠所講的是大多特定的方言,因此每一群工匠擁有一個以方言區為界的區域市場。由於這些工匠遵循一定的技術規範,所以也就連帶著形成了某一地區的特定建築風格。然而,由於鄉間的工程量不穩定,有些村落幾十年都不建造房屋,而有些地方由於某些原因會一下子出現很多工程,工匠為了謀生,常常是跟著工程四處流動的。而每一處的工程,則常常由不同背景的工匠合作完成。如南靖縣梅林鄉坎下村的懷遠樓,建於清光緒年間,當時的石工請自饒平縣,土木工請自永定縣。又如1938年建造的永定下洋鎮霞村永康樓,風水先生胡丕興是村裏人,木匠師傅張「卵滿師」和泥水師傅阿武師和阿群師是永定大溪鄉呂溪塘下人,打石師傅陳根師和長春師是廣東饒平人,木雕師傅方進榮一家是上杭人。而南靖縣書洋鄉河坑村於文革期間新建的六、七座圓樓,土牆都是由來自永定古竹鄉高頭村的江國強、江敦福等師傅帶人夯築的。 

我們不應假設族群是孤立存在的,文化是固定不變的,或是一個社區所建造的建築是始終如一的。現存的幾千座土樓不應被視爲一種靜態不變的建築傳統。儘管外形上看可能相當類似,但是在不同地區、不同社區、不同時期,由不同經濟社會背景的業主建造的土樓可能是很不一樣的。比如在漳州市華安縣的二宜樓外形簡潔,內部卻裝飾華麗並且有著非常完備的防禦設計,這與其樓主是清初走私商人的背景有關。而到了二宜樓主的孫子輩,已經通過科舉成爲了地方精英,此時他們選擇建造的房屋,不論大小,則全是外形張揚的五鳳樓形式。類似的,建於清末的永定湖坑鎮洪坑村的福裕樓,樓主是做煙刀發家的林氏三兄弟,建樓時父母尚在,所以他們建造了等級分明的五鳳樓形式維持家族管理。然而到了他們的孫子輩1912年蓋振成樓的時候,三兄弟已經分家,其中兩支由於經營不善已經衰落了。堂兄弟們合建的新樓,選取的就是強調平均合股的圓樓形式。 

一個社區在不同的時期與歷史環境下不斷重新整合。每一種建築形式都有其自身的特點,如五鳳樓平面形式多為三堂兩橫,有明確的中軸與側軸之分,可以區分居民在樓內的身份,而造價也比較昂貴,因此比較適合相對富裕的大家族居住。圓樓內的房間面積與朝向均相對均等,構件尺寸統一,獲取材料相對簡易,適用於彼此關係相對平等的住戶或經濟狀況較差的住戶。通廊式土樓與單元式土樓在外觀上完全相同。然而通廊式的土樓靠內側迴廊聯繫各戶,以公共樓梯上下。而單元式土樓在平面上各戶自成單元,單元內有獨立的樓梯。它可以提供較好的家庭隱私,相對應的,造價也就較通廊式土樓爲高,但仍然比單棟的房子要划算,並且可以提供一定的防禦功能。 

我們看到的似乎千篇一律的土樓,在不同的社區背景下有著豐富的多元性。它可能是商人炫富的家族建築、士大夫光宗耀祖的象徵、華僑安置鄉民的投資,也可能是窮人的容身之處、或是社會主義的公社宿舍。即便是同一個村子裡不同的人,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建造的房子都可能是不同的。鄉土建築沒有固定的圖則,人們在建造每一幢房子的時候會在當地文化、技術、材料的條件約束下選擇大致的建築樣式,爾後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調整。因此,在地域文化的框架之下,樓主的社會背景和生活狀況也應該成為研究鄉土建築的一個重要視角。

 

三、分家與「遷出去」的人口

 

()聚居

 

博平嶺的東西兩麓山高谷深,平地不多。這裡交通閉塞,生存條件惡劣。耕地大多都是山上的梯田。因此,建造住宅所需要的土地很難取得。更因為時有山賊盜匪騷擾,需要採取閉合的建築形式,將採光通風的天井留在房屋中間,因而所需的地皮比較大。當地的土地經過長期的分家易手,產權已經相當的零碎。一塊完整的宅基地常常需要整合很多戶不同的人家的土地。如在高頭村江衛信的分家文書中顯示,村裡的土地產權是非常零碎的,蓋一座小房子都需要整合數家人的土地,更不用說蓋大土樓了。當地流傳著很多關於基地難求的傳說。最典型的傳說是購地時遭到原地主的敲詐,一顆禾苗所佔的面積要價一個銀元,甚至要用銀元鋪滿地皮才肯賣。所以,要建造一座完整幾何形狀的土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部分的土樓都不是標準的形式,便是因為這個原因。如南靖縣書洋鄉河坑村的南薰樓是一座建於清末的方樓。與一般的土樓不同,它的正門不對著中廳,是歪在一邊的,方形平面也缺了一個角。據樓主說,這個安排與風水並沒有關係,而是因為要建樓的時候買不到地,原來設計要開樓門的位置被人家的房子擋住了,只好改到邊上。屋角的地也是因為原地主要價太高,就只好放棄了。 

又如永定縣高頭鄉高東村的順源樓,又稱五角樓,就是一個順應地形靈活改造的案例。它是由江氏第九代孫江敏光建於清道光19(1839)的。它坐落在高頭鄉高東村小溪北一塊三角形的地塊上,順溪建造,故稱順源。樓高三層,平面呈五邊形,沿溪一邊為弧形。它結合西邊的坡地,前半部建三層,後半部建兩層。大廳與門廳基本在中軸線上,其餘房間則自由佈局。底層有12個開間,大小不一。樓上房間以通廊相連,縱向由房屋東南角和西南角的木梯連接。其內院呈三角形,利用陡峭的地形分上下兩個庭院,並與矮牆分隔,在祖堂前形成方正的天井;上庭院居於一角,與二層的敞廳連成一起。順源樓的空間設置基本上採用了通廊式圓樓和方樓的原理,但在建築的平面設計上因地制宜,很好的利用了村中土地的「邊角料」。

3不規整的土樓平面圖示例:永定縣高頭村順源樓

資料來源:黃漢民(2009) 

在山區建土樓,購地的造價往往會占到總造價的多達四成。一旦獲取一塊平整的基地,建樓的時候一般都希望能夠盡可能的容納下比較多的人。因此,相比起閩西的九廳十八井或是閩南大厝等單層建築,多層高的土樓在功能空間上等於是把一套套住宅單元拆開縱向地摞起來,而後把各個單元橫向拼接而成。雖然居住上比較不方便,但得以大量節省了土地,因此在土地緊張的山區是一個受歡迎的選擇。 

土樓一般高三至五層,有一個閉合的平面。平面的中央是一個開敞的大院落。外牆由厚實的夯土牆築成厚度可達一米五厚。樓內的房間由木樑架分割而成。樑的一端架在夯土牆上,另一端架在柱上,而後橫向鏈接,分割出一圈大小均等的房間。樓內每一層的房間有一個功能:首層是廚房,在建造時會在夯土牆內預留煙囪管道;二層一般用作穀倉,外牆均不開窗,內牆有時會留有透氣的小隔扇;三層以上用作臥房。如有需要,二層的儲藏室也可以改建成臥室。一般在通廊式的土樓裡,一家人佔一至兩個豎向對齊的開間,該開間的各層房間均屬於這家人所有,像是一個住宅單元,只不過單元內的每一個房間都直接通往公共的走廊。土樓一般體量龐大,一座土樓可同時居住三、五十戶人家多達數百人,極大地節省了土地資源。

4土樓内產權單元示意圖

資料來源:黃漢民(1994) 

需要注意的是,土樓內的聚居並不等同於我們一般所說的聚族而居。華南地區的村落大多是家族村落,一般的大宅也都是以血緣關係爲紐帶,以同居共財為目的的「聚族而居」。然而,土樓內的聚居卻有別於這類爲大家庭而設計的家族建築。一般的家族建築因為需要有明確的血緣紐帶,五世同堂居住上百人就已經很罕見了,且在這裡面的所有家庭是長幼有序輩份明晰的。聚族而居的建築內的空間分配也需要反映這一點,如住房的分配需要等級分明,考慮到不同房份在家族中的位置,如需要有祠堂,公共廚房等等供不同族人活動做儀式的公共空間等等。 

土樓裡的狀況卻不是這樣。在土樓中,居住數百人是很常見的事情,如「土樓之王」承啟樓,最多的時候甚至居住過600多人。這些家庭之間大多是平等的關係。這在樓內的空間上也可以看出來,一般各戶所占的開間大小相等。在圓樓內朝向無明顯差別。在方樓內,角落的房間採光較差,所以一般在某層分得角落房間的家庭可在另一層獲得較好的房間作為補償,這種分配方法當地人稱為「梅花插」。每戶人家居住在哪一個單元,大多是在樓房建好之後抽籤決定,以示公平。除此之外,每戶家庭有自己的廚房,生活上並未與其他家庭「共財」。而所有家庭也幾乎沒有共同的祭祀活動,樓內只有首層一個中廳,一般供奉的是觀音菩薩。 

土樓裡的聚居,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並不是「聚族而居」。大部分的土樓也主要不是家族建築,而更像是合股居住的「集合住宅」。除了土樓內空間所表現出來的均等性及向心性,與一般家族建築的空間等級分佈有異之外,更重要的是,土樓的結構形式本身與分家之間存在著固有的矛盾,導致了它難以適應聚族而居的需要。

 

()分家

 

華南地區的分家,父母一般會將財產分為均等的數份分給各個兒子。在分家之後,兄弟們不再同居共財,而是有了自己的住房,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了自己的灶臺,這標誌著從此他們的家庭從此在財政上開始獨立了。 

在一般單層的住宅大院中,一個家庭的住宅單元有時可經歷多次的分家。每次分家只需要重新分配房間並在該單元裡找到地方建造新的灶臺。空間緊張的時候,甚至還可以在天井裡煮飯,或者在院落旁邊的空地上擴建房屋。因此,在這種空間佈局中,一個家族有可能幾代人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五世同堂的理想是有可能被實現的。 

然而土樓裡的情況卻很不同。土樓的主體結構是連續閉合的夯土牆,木架嵌入土牆而又互相咬合,整個結構的完整性很高,一旦蓋成就很難被改造。土樓內的空間利用非常緊湊,它的房間一般較小,每個家庭單元之間只隔著一個木牆,每一層的房間都是由通廊相連的,在主體結構上完全沒有可以加建改造的餘地。在首層的廚房裡沒有地方加建灶臺做廚房,原有的臥室也小得難以分割。因此,如果原來的家庭只有一個住宅單元,在分家的時候,是很難分給幾個兒子的。

5樓內房間尺寸及家具排布示意圖。左圖爲廚房,右圖為臥室。

資料來源:茂木計一郎等(1996) 

在土樓聚落裡,分家過程相當複雜。如果父母沒有足夠的房子可以分給兒子,臥室的問題還比較容易解決,可以改造儲藏間,或者向樓裡甚至樓外的住戶購買或租借。但是分灶就比較麻煩了。在土樓底層的廚房在建造時,在一米多厚的夯土外牆內預留有煙囪的管道,這樣灶裡的煙就可以直接通往樓外,而不會進到中庭。樓上房間沒有留煙囪,因此是不能做廚房的。而廚房的面積太小,也很難加一個灶臺或將其一分為二。若是在中間的院落裡另外蓋個廚房的話,則用起來很不方便,且往往會引發與鄰居的矛盾。所以最常見的情況,是父母一般會盡可能地幫分不到房的兒子在土樓外面找一個單元。因此,在分家之後,有些兒子仍居住在原來的樓裡,另一些兒子則搬到其他樓裡,或是和別人湊份建新樓。結果,原本住在一起的一家人,因為住宅的形式無法滿足分家的需要,往往不得不住在村裡幾個不同的地方。幾代之後,同一棟樓裡的住戶已經相當混雜,樓與房派之間的關係也相當弱了。通過這一過程,聚落裡的成員被不斷重組,不再以家族為單位居住在一起,進而整個社區的組織形式也因此被改變。 

建造一座土樓需要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即便是裡面的一個家庭住宅單元,也可能耗盡一個普通家庭幾十年的積蓄。非有巨大的財力,一個家庭幾乎不可能獨自蓋起一座大土樓。在大部分情況下,土樓是由村裡一個時期需要新房的不同家庭湊股份合資建造的,這些家庭之間無需有緊密的血緣關係,甚至不必同姓。這種集資協作的參與原則是以投資的股份,而非血緣關係。因此,在居住空間的分配上,它強調的也是可以按股份平均分配的大小均等的空間,而非家族組織所需要的尊卑有序的空間。 

土樓的營建過程和空間分配與傳統的家族發展方式之間存在著矛盾。因此,即便一開始存在著家族聚居的方式,隨著土樓聚落的發展,它也將一步步分化,並慢慢的被一種超越血緣,以合股為基礎的聚居方式所取代。

 

()遷出去的人口

 

合資建造土樓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村民沒有房子住,卻又還沒有財力蓋新房子的時候該怎麽辦?土樓在聚落中並不是孤立存在的。事實上,在許多尚未經過政府整治的土樓內部周圍,一直都有許多小的臨時性附屬建築或棚屋供無法住在土樓內的居民臨時使用。這在一些早期的土樓相片裡都可以見到,如在河坑村1980年代的照片可以看出,聚落內並不是只有壯觀的大土樓,更有許多參差不齊的小房子,以供無法住在土樓內的家庭容身。

6聚落內加建的小房子。1980年代永定縣下洋鎮月流村。

資料來源:永定土樓編寫組(1990) 

另一個選擇就是遷出村落。當地的族譜裏也大量記載了居民外遷的情況。如在高頭江氏的族譜中,清中葉以後,因為土地緊張,每一代都有人四處遷徙,除了天助樓一房以外,其他所有的房支最後都分居海內外各處。類似的,在永定縣大溪游氏,書洋張氏的族譜中,也有大量人口持續遷出的記載。他們近則遷至鄰近村落鄉鎮,遠可至浙江江西,甚至東南亞的緬甸、印尼、新加坡等等,大部份出去的人都沒有再回來居住,他們分出去的房支在族譜中也鮮有記錄。 

相較於其他低層的合院建築,土樓更不適應於家族的發展,也因此,土樓社區內的居民具有更大的流動性。尤其是清朝中葉以後,土樓社區的人口通過不斷遷出的方式達到一種與生態的平衡。根據永定與南靖兩縣縣志內的統計,土樓集中的鄉鎮的確也是華僑最集中的地區。如民國38(1949)編纂的南靖縣誌中,記載了居住在縣內的69個姓氏404個支派,有僑居記錄的爲以下7個姓氏16個支派:

 

張姓,

梅江鄉,塔下保,塔下社,始基祖張小一郎,妻華氏,明宣德年間由永定縣金沙遷入,迄今傳二十三(),一百五十七戶,六百二十三人(另居南洋一千八百餘人)

梅江鄉,大壩、南歐、曲江等保,始基祖張小一郎,明宣德年間由永定縣金沙遷入,迄今傳二十三代,共計二百四十八戶,一千零九十八人(另由大壩遷居南洋一千一百餘人,由南歐遷居南洋一千一百餘人)

梅江鄉,大壩保,汶水坑。始基祖張百十郎,元末由永定縣金豐、奧杳遷入。迄今傳二十一代,七十一戶,三百人(另居南洋一百五十餘人)

 

黃姓,

梅江鄉,上更保,上版寮,始基祖黃白三郎,明代有永定縣奧杳遷入。今傳二十二代,一百零八戶,五百一十人(另百餘人僑居南洋)

梅江鄉,上科嶺,始基祖皇祖保,由永定縣撫市遷入,今傳二十代,八戶,六十人(另十二人僑居印尼)

 

簡姓,

書洋鄉,官洋,坎下保,長教社。始基祖簡德潤,明初有永定縣洪源遷入,迄今傳二十代,三百六十四戶,二千二百零九人(出洋八百八十人)

書洋鄉,清溪保,清水塘,由長教筆仔尾遷入。今傳七十八戶,三百人(出洋九十六人)

書洋鄉,龍水保,涂水坑、龍祭頭、圳尾、羅坑洋、大赤坑、頂雷坑等處,由官洋遷入,今共一百十三戶、五百二十二人(出洋四十五人)

書洋鄉,廈嶺保,頂嶺,山腳,始遷祖簡純柔、簡坤志,由長教官洋遷入,今傳二十代,共四十五戶,二百二十三人(出洋六十一人)

書洋鄉,楓林保,楓樹坪,始遷祖簡貴信,由長教遷入,今傳九十八戶,五百十二人(出洋三十七人)

書洋鄉,書田保,書洋坪,由楓林坪遷入,今傳三十戶,一百七十人(出洋三十四人)

書洋鄉,書田保,田治,始遷祖簡月池,由長教坎下遷入,今傳八十二戶,四百五十人(出洋四十五人)

 

另外還有四個小姓有的僑民的記錄:

 

詹姓,「梅江鄉,雙溪保,始基祖詹千三郎,由永定縣湖雷遷入,今傳十八代,七十三戶,三百四十五人(二十人僑居仰光);

 

劉姓,「梅江鄉,下屋,始基祖劉萬七郎,明弘治年間由永定縣貴竹遷入,今傳二十代,一百二十八戶,六百零四人(僑居南洋二百五十人);

 

鄧姓,「梅江鄉,下科嶺,始基祖鄧國安,由龍巖縣白土遷入,今傳十九代,二十戶,六十人(另八人僑居仰光);

 

和魏姓,「梅江鄉,梅東、梅西保,梅林社,始基祖魏進興,元末由寧化縣石壁溪遷入,今傳二十三代,一百八十五戶。一千一百七十人(僑居南洋五百餘人)。」

 

(以上引文中重點均是加上的)

 

民國時期的梅江鄉大致就是今天梅林鎮的範圍。所有僑民的姓氏幾乎都分佈在土樓集中的書洋、梅林兩鎮,而其中反覆出現的塔下、南歐、曲江、版寮、長教、科嶺等地,多有著大量的土樓群。 

類似的,永定縣華僑記錄集中的地區也都是土樓集中分布的地區。據民國版永定縣誌記載,「永定各鄉旅居南洋僑胞,以第三區金豐為多,第二區豐田次之,其他地方較少」。金豐里即金豐溪上游地區,「在縣東境而達南」,包括了土樓聚落高度集中的的下洋、大溪、湖坑、苦()竹、岐嶺、奧杳、南溪、陳東等鄉鎮。 

在這些數據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土樓聚落中人口在地域內外的頻繁流動,尤其是往海外的流動。南靖縣1990年縣誌記載,全縣華僑、華裔共24,653人,其中僅書洋鄉就有9,610人,梅林鄉8,199人,佔了總人數的72%。而據民國27(1938)廈門僑務局查報,僅從廈門出境後居住南洋諸多群島的永定「番客」,在1938年時人口已有「一萬五千有奇」。在有一些聚落,如南靖縣的塔下、大壩、南歐等鄉的張氏,僑居海外的人口超過了本地的人口。 

當然,我們不能輕易地因此斷定,是土樓建築對家族發展的限制導致了這些人口的流動。在清中葉以後,隨著山區資源日益緊缺,閩粵各地都有大量人口受到海外機遇的吸引,飄洋過海去東南亞「行番」。但不可否認的是,較之其他住宅形式,土樓與人口流動之間存在著更強的關聯。例如,比起該地區以合院式建築為主的聚落,土樓聚落不僅有更多遷往海外的記錄,也往往有著更多遷往區域內部其他聚落的記錄,這說明了這種遷徙不只是地域性的資源緊缺的問題,而和建築形式是有一定關聯的。土樓建築體型巨大並且空間緊湊,在社區發展的過程中,比較沒有靈活性。因此,可能使當地人更容易下定遷出家鄉的決心。


四、華僑與「帶回來」的變化

 

(一) 下南洋

東南亞華僑分佈圖 

土樓聚落中出來的華僑,大多去了東南亞。由於交通原因,各地僑民出洋的路線有所不同。永定南部的下洋、岐嶺、陳東等鄉鎮與粵東地區語言相通、習俗相近,多由水路和陸路直接通往廣東的潮州汕頭及海豐、陸豐等地,由香港轉口出海。而永定北部的高陂、坎市、撫市、培豐、龍潭一帶,以及與南靖毗鄰的湖坑、古竹、大溪等鄉鎮,雖也是客家方言區,但由於交通原因,鄉僑多取道南靖由廈門出海。除了上述兩條路線外,還有一部分付不起船錢的人,被迫徒步從雲南廣西出境,再進入馬來半島的緬甸、泰國等東南亞國家。 

永定僑外的人口遍佈南洋諸多群島,計爲「印度支那半島(包括越南、緬甸、暹羅)、馬來半島、馬來群島(凡菲律賓、摩鹿加、亞里伯、婆羅洲、蘇門答臘、小巽他、巴布亞及阿祿群島均屬焉)。」而南靖縣的外僑則最多集中在緬甸與印尼兩地,合計約兩萬人,占該縣僑民總數的五分之四。同一村落出洋的華僑在海外常常散居各處。如據永定下洋的《永同胡氏族譜》記載,中川村胡氏十世孫胡兆字,胡映字兄弟移居沙撈越(砂拉越)13世孫胡永香、胡永和移居叮咖嘮;13世孫胡佛壽移居荷印甲八丹;13世孫胡門林移居井裡汶;13世孫胡移玉、胡增瑞移居檳榔嶼;13世孫胡移林遷往吡叻等等。 

僑居仰光、新加坡、爪哇、西里比士、蘇門答臘及婆羅洲各島的華僑,大多從事藥業,兼營米穀、雜貨、土產等。而在大吡叻、檳榔嶼等地者,則多營錫礦業。大部分人都只是謀生而已,少有巨富,也很少有人回到家鄉。如在永定,「東南亞各國獨立之後,永定僑胞有80%加入了當地國籍,成為了居住國的公民」。 

即便發達了,很多人也選擇定居海外。在永定縣初溪村徐氏的舊族譜中,夾了一頁不知年份的手稿,上面記載了一個「暹羅國王」的傳說: 

徐卓雲,初溪開基十二代孫,生於清朝1773年間。從事醫學。生前忠實有智慧,醫學精明。生就烏頷。欲出國謀生。1798年間到暹羅國。當時國王兒子病重,及群眾患傳染病,無法醫治。原國王信仰佛教,拜神保佑,一夜夢見唐人烏頷,能治百病,即將到此,下令派員到堤岸查訪。一日上岸,見似是夢中人。命令以禮相迎入宮,病者果真醫治痊癒,是天助其也。後受封暹羅名譽國王,也可講安樂王。一生享福。後接家眷前往。葉落歸根,人老思故鄉,臨終前囑兒子,逝世後可將其辮子帶回唐山,並打銀牌安葬在鍋子岽,其後代子孫紀念。 

初溪2001年重修的族譜中對這個傳説加以改寫,說徐卓雲出洋前是個不務正業的浪蕩子弟,賭博將盤纏輸光,後得鄉民相助才得以出洋,發達之後,他邀請三位鄉親出外享福,並教育他們要勤勞致富等等。但在這兩個版本中,有一點是共通的,即這位「暹羅國王」一輩子都沒有再回來永定,他的子孫也沒有回鄉居住。 

真正能夠衣錦還鄉,並在家鄉留下紀錄或是留下建築的華僑數量其實非常的少。大部分的人在遷出之後就此消失,他們的名字在族譜上就只是一個個盡端。這種不回來的現象有許多的原因,除了經濟狀況不允許之外,更多的是受到國家制度的限制,如清中葉之前的閉關、軍閥時期的戰亂,或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治鬥爭。因此,雖然從族譜上看,人口的遷出在過去幾百年間相對連續的,但他們的歸來,或是公開他們的華僑背景的時段卻相對集中,主要是在清朝的中後期、民國時期、1960年代印尼排華時期,以及改革開放以後。

 

()早期的歸僑

 

坐落於華安縣大地村的二宜樓是一座建造於明末清初的土樓。這是一個非常罕見的有早期海外背景的土樓案例。據《福建華安蔣氏宗譜》記載,二宜樓於清乾隆5(1740)秋開始動工,建成於乾隆35(1770),歷時近30年。蔣氏先祖蔣景容於明嘉靖44(1565)從漳州府海澄縣避海寇之禍,到大地村肇基。至清初,蔣氏已成為當地的大家望族。康熙22(1683),施琅率軍攻入臺灣,次年設臺灣府,屬福建。漳州海澄的月港是當時較大的走私港,蔣氏第14世孫蔣士熊開始時就在月港從事山區特產與沿海走私貨品的銷售。在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後,他開始與官場聯絡,資助福建巡撫劉銘傳建設臺灣,獲清政府賜其官袍一套,又與漳州府臺交往,獲賜名「鄉飲大賓」。正因如此,漳州府衙特許其海貨入山,山貨出海,還可自由出入沿海軍營、港口銷售貨物。 

蔣士熊有六個兒子。雍正12(1734),蔣士熊把在外埠的生意交给次子蔣登翰管理,自己回大地村養老。登翰及其弟登懋將生意擴大,他們在廈門及海外出售茶葉、交結番商、學習洋話,還在鼓浪嶼蓋了三座洋樓,稱爲樂安園。乾隆3(1738),蔣士熊向大地村的劉家購買及置換了约千畝土地動工興建二宜樓。乾隆5(1740)二宜樓主體工程開工。由於工程耗大,大地四寨的村民對與蔣家的資金來源感到疑惑。然而蔣氏兄弟出洋的生意並非合法,於是蔣母對外聲稱,家中來了一條金蛇,牠跑到哪一櫃,哪一櫃就裝滿了白銀。登翰屬蛇,蔣母這麽說的意思,就是家裏的白銀都是登翰運回來的。然而,二宜樓開工4年後,地基剛剛完成,蔣士熊便過世了。蔣母希望登翰兄弟不再出洋,留在家鄉建樓,完成先父遺願。登翰不願遵從母意,將工程推給長兄登岸與三弟登懋主持,自己則與四弟登蘭繼續出洋經商。1761年,蔣母去世,二宜樓仍未建成。登翰深感愧疚,決心不再出洋,留在家鄉建樓,而將南洋的生意全盤托付給四弟登蘭。他從本村及藍水、汀州、永春等地請來工匠大興土木。終於在乾隆35(1770)建成了主體結構,之後又用了4年才完成了樓內的裝修。 

二宜樓的建築結構十分特殊。在外觀上看它與一般的圓形土樓無異,有直徑70多米的圓形平面和厚實少窗的夯土牆。但其內部的平面佈局卻相當複雜。它有四層樓高的外環樓與單層的內環樓組成,最中間是一個大約600平米的圓形中庭。內環樓用作輔助用房和廚房。外環樓兼有單元式與通廊式的特點。它共52個開間,正門、祖堂和兩個邊門占4個開間,其餘的48個開間分割成12個單元,其中4開間的單元有10個,3開間和5開間的單元各一個。每個單元獨立自成體系,有單獨的樓梯上下,平面上每一層都像是一套有廳有廂房的小住宅。然而在最頂層,挨著外牆有一個全樓貫通的隱秘走廊將所有的房間聯繫起來。通廊約一公尺寬,由各單元頂層的祖廳開有隱蔽的後門進入,可供樓內居民抗匪時在樓內奔跑。若遇外敵,全樓壯丁可從12單元梯道和4個公共梯道內迅速集結到隱通廊內,居高臨下的射擊敵人。

7華安縣仙都縣大地村二宜樓示意圖及其單元結構剖視圖。

資料來源:黃漢民(2009 

在嘉慶22(1817)前後,登翰在南洋經商的侄輩登蘭之子經邦與登懋之子宗杞回到大地村,又建造了一圓一方兩座較小的土樓,名曰南陽樓與東陽樓。加上二宜樓,在乾隆、嘉慶年間建造的這三座樓,是大地村僅有的方圓土樓,聚落內後來建造的房子,不論大小,都是三堂兩橫,等級分明,外形張揚的五鳳樓的形式,如蔣登翰的孫子身修建造「澤春樓」。乾隆47(1782),身修進入國子監,因懂「番文」獲賜進士出身,而後不久就被派到俄國、西洋當差。嘉慶初年,他在法蘭西看到烏龍茶銷售行情很好,便辭去皇差,將家族的「澤春茶行」開到了歐洲。身修頻繁往來於南洋、西洋,並請西洋老師教授四個兒子番文。鴉片戰爭後,茶行在海外各埠的分店紛紛停業,鼓浪嶼的洋樓也遭戰火焚盡。身修這才舉家返回大地村,並建大厝一座,名曰「澤春樓」。儘管同樣有著海外的背景,身修建造的澤春樓卻選擇了標準的五鳳樓形式,而非其祖父及叔父輩所選擇的圓樓及方樓形式。 

這種形式上的改變,與其說是源自樓主個人海外經驗的影響,不如說是受到了他們在家鄉的身份和地位限制。在清朝的乾隆嘉慶年間,出洋的背景與走私貿易所獲得的財富在鄉間中並不是件值得誇耀的事情。正因如此,蔣母才需要編造出金蛇的傳說來搪塞鄉鄰。圓樓與方樓在外觀上都樸實無華,對外封閉,看不出內部的玄機。在二宜樓內部的裝飾中有很多以西方文化相關的彩畫,如帶有羅馬字符的鐘錶,或是印度人模樣的半裸女性。在清中期,這些帶有異域風情的裝飾與他們巨大的財富一樣,都是不可為外人道也的。因此外觀內斂低調的圓樓與方樓,便適應了樓主的需要。 

當地之前並沒有建造土樓的傳統,這三座樓是方圓幾十公里內僅有的「土樓」形式。臨近地區的齊雲樓(建於1590)、升平樓(建於1601)等,雖然形式類似,卻都是石條外牆並且防禦性很強的寨堡式建築,而非夯土結構的聚居住宅。二宜樓的結構體系相當成熟,並不像是嘗試之作,應該是由熟練的工匠負責建造。雖然此時永定南靖等地的土樓建造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但此地與永定南靖有相隔近兩百公里,中間地區層巒疊嶂,也並沒有出現過類似的建築形式。族譜裡雖然提及蔣登翰從藍水、汀州、永春等地請來工匠建造二宜樓,但這幾個地方也並非土樓形式集中的地區。所以,這空降到大地村的土樓建築形式,有可能是樓主在海外經商時與閩西南的商人交流時獲知,而後根據自己內斂守財的實際需要刻意選擇,而後「移植」到華安縣來建造的。 

而到了第三代身修等人建樓的時候,已是清末,一則這些子孫大都設法得到了朝廷的科舉功名,二則這時留洋的背景和巨大的財富已經成為了值得炫耀的資本。因此,儘管二宜樓東陽樓和南陽樓的技術流傳了下來,這時建造的樓房,卻都已是外形張揚、彰顯門第的五鳳樓了。

 

()民國時期

 

到了民國時期,海內外的人口流動愈加頻繁。一方面,為躲避國內軍閥混戰及國共內戰引發的抓丁與匪害,大量人口出洋謀生,另一方面,在東南亞的各國殖民地飽受戰亂,當地人又時有虐殺華人之舉。因此,出洋與歸國雙向的人口流動都很頻繁。 

較之於清朝,這一時期建造的土樓大多比較勇於展現樓主的海外經驗。如永定縣下洋鎮霞村的永康樓建於1938年,是新加坡華僑胡來興出資建造,樓內樑額和門扇處的裝飾,有高樓、大橋、巨輪、飛機和海邊的椰林,處處可見樓主飄洋過海的經歷。有趣的是,這些樓房的設計和建造都是由本地的工匠完成的,因此,在形式與結構上完全採用當地的建造傳統,而那些與出洋有關的裝飾,也都是本地匠師根據樓主的描述想像出來的。 

南洋著名的實業家和慈善家胡文虎在家鄉永定縣中川村的虎豹別墅是一個特例。胡文虎1882年生於緬甸仰光,十歲時曾回中川讀書,4年後返回仰光在父親胡子欽開設的永安堂,一邊經商一邊行醫。1923年,胡文虎與其弟胡文豹到新加坡設立虎標永安堂總行和製藥總廠,不到十年時間,永安堂便在曼谷、香港、上海、福州等十餘城市先後建立了分行。與此同時,胡文虎1929年在新加坡創辦了《星洲日報》,此後陸續創辦星華、星光、星暹、星檳、星島、星閩、星洲等以「星」字命名的報紙,這些報紙被人們稱為「星系報」,在南洋及大中華地區影響很大。 

1947年在永定動工的別墅是胡文虎第三棟以「虎豹別墅」命名的建築。此前,他在1931年在新加坡的巴絲班讓六里購置了一座山坡,大興土木,建造規模宏大的虎豹別墅,至1937年完工。而後他又在1935年又在香港大坑道上銅鑼灣山麓鳩工庀材,建造了一座巨大的虎豹別墅。二戰結束後的1946年,胡文虎萌生了退休回老家頤養天年的想法,決定在故里興建一座虎豹別墅。他讓永安堂汕頭分行經理胡兆祥代表他主持建築事宜,又請原來承建永安堂和星華日報社大樓的建築師黃先生設計繪圖。胡文虎特別交代了胡兆祥兩條原則「第一、家鄉少田地,不比銅鑼灣,別墅不要佔用太多的水田,規模可盡量小一點。第二、地價由鄉親們自己提,由你酌定,但不要跟他們過多計較。」當胡兆祥返鄉選定虎豹別墅基址後,地基界內的一二十戶土地業主,為了滿足胡文虎告老還鄉的願望,只收回一般的地價,「以示特別的優惠」。可惜幾年後時事變化,中川虎豹別墅只建至出水(即屋頂蓋瓦)即告停工。在之後的40多年裏,都僅有一個空殼子,內部毫未裝修。 

儘管如此,中川虎豹別墅的空殼子已經顯示出強烈的中西合璧的風格。胡文虎的品味土洋結合,並且非常喜歡炫耀。他將自己汽車的前蓋改成了老虎頭,又將自己設計的華麗而怪異的萬金油花園開放供市民遊覽。中川虎豹別墅雖與香港及新加坡的別墅一樣暗含坐地老虎的意象,但其平面佈局卻像當地的傳統,如方圓土樓一樣是內通廊式的多層建築。正中是一個大約250平方米的中庭,主體建築三層樓高,房間環中庭排佈。但在前堂的兩端,卻各頂著一座23平方米的小圓形的角樓,角樓三層高,頂層各有一個八角重簷亭子的屋頂。此外,在二樓各間後面都附有一個3米多寬的陽臺,屋頂則是個大陽臺。陽臺是在現代平屋頂出現之後才有建築構件,在中國傳統的建築形式中是沒有的。在結構上,它引入了鋼筋水泥作爲骨架,每間房間的大樑、陽臺、大門過樑等承重部件都用水泥澆注。在1940年代,水泥稱洋灰或紅毛灰,本地是不產的,要先從香港運到汕頭,再從汕頭僱腳夫肩挑、翻山越嶺地挑回永定的中川村。

8永定縣下洋鎮中川村虎豹別墅()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攝於2009年。 

胡文虎生在緬甸,事業在新加坡和香港,最後在美國檀香山去世。他一生中只有1014歲在永定生活接受華文教育。他在1927年就已在汕頭投資建造永安堂製藥廠,之後又陸續在汕頭建造了報社大樓、醫院和學校,卻沒有再回過永定。對他而言,中川的土樓可能只是一個後備的投資。胡文虎1935年在香港銅鑼灣建造的虎豹別墅總投資1600萬港元,而1946年中川村的虎豹別墅只用了34萬港幣。港幣自1935年起開始發行,至1972年前一直與英鎊掛勾,以16:1兌換。二戰期間,英鎊貶值,港幣的價值跌了近一半。所以中川別墅的投資幾乎是香港虎豹別墅的一百分之一。對胡文虎來説,這只是一個非常小的投資。他與永定並沒有太多的聯繫,如非戰亂萬不得已,他大概也並不打算真的搬回來住。 

民國時期的建造的華僑土樓,很多都是這種情況,即華僑主要是出資,自己並沒有回來住。與早期的華僑將家眷留在村裏隻身出國不同,這一時期的華僑大都在外有家有室。而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三代華人,很多從來沒有回過中國,也沒有接受過華文教育,如永定縣志所載,「華僑風習與土人同化」,更有甚者,爲了適應海外的生存狀態,「暹羅、菲律賓之土生華僑,多有不承認為華裔者。因此,這些爲鄉民所建造的建築大都只是沿襲了本地傳統的建造方法。除了財大氣粗的胡文虎在建造虎豹別墅時大費周章地採用新技術新形式外,大部分的樓都由本地工匠負責建造,和本地人蓋的土樓相比,主體結構變化不大,主要是在內部裝飾上有一些變化(如下洋鎮霞村的永康樓),或是去除中廳,加大房間面積,改善建築內部的採光與通風條件(如大溪鎮大溪村的南山樓、東昌樓,大聯村的太和樓、天德樓)等等。


()1949年以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限制人員出入境,人口的流動也就比較少了。1949年以後華僑大量歸來主要有兩波,一波是1959年印尼排華事件之後回鄉安置的僑民,另一波則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回鄉投資的外僑。 

1959年,印尼掀起排華浪潮,對印尼各地華僑進行打擊和排擠,武力逼遷華僑、削減華校、迫害僑領、解僱華工等等。中國隨後派出接僑船組織撤僑。1960年,據官方記載,永定縣安置了近200名回國定居的華僑,南靖安置了60人。這一波的華僑是落難歸來,所以並未帶回大量的財產。但因爲這一時期國家有相關的華僑安置政策,所以實際上有些在海外的華僑利用安置政策低價買地,幫助留居家鄉的親戚解決住房問題。永定高頭鄉的僑福樓就是1962年時用這種方式建造起來的。僑福樓是三層圓樓,位於高北村著名的承啓樓一側,這是個寸土寸金的地方,過去一直無人有財力在此蓋樓。有別於聚落內的其他早期建造的土樓,僑福樓內中庭廣闊、房間寬敞,樓內長年只有樓主江振林一家人居住,出錢的華僑是他在海外的幾個兄弟。他們從來沒有回來住過,只在祖廳的牆上掛有幾兄弟在海外的全家福。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這一時期也有少量由華僑出資建造的土樓,如初溪的善慶樓等等。但不過幾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混凝土結構等新技術的引入,以及村莊人口外流到沿海地區打工並帶回了新的生活方式,傳統樣式的夯土大樓變成了既費人工,又不實用的選擇,慢慢地也就不再有人蓋了。


五、結語:人口流動與鄉村建築變革

 

近幾個世紀以來,閩粵地區的人口一直存在著向海內外的頻繁的流動。這種人口流動是在全球化產業革命和商業貿易的背景下發生的,也因此伴隨著技術與商品的流動。這些離鄉背井漂洋過海的人中有少數最後衣錦還鄉,並為中國的鄉村帶來了建築的變革。閩粵僑鄉的洋樓和廣東開平的碉樓都是這樣的例子,如開平碉樓是民國時期歸僑為抵禦盜匪侵擾,而出現一種中西合璧的塔樓式的建築。它一般高三至六層,每層設為一個住宅單元,設有客廳、餐廳、衛生間等等現代生活的功能,由青磚或鋼筋水泥建造,頂層的瞭望臺大多有著華麗多樣的海外風格。而洋樓則大多是二至三層的具有殖民地風格的別墅,與碉樓類似,它在開始時也基本沿革了本地傳統建築的平面佈局。

中西合璧的開平碉樓 

華僑在家鄉建造的房子,最大的變革是層數。無論是碉樓還是洋樓,他們都突破了原有村落中單層的雙坡頂住宅的樣式。這主要是因為建造技術上的突破。混凝土結構承重體系使得建築的牆體得以加高。同時混凝土樓板和屋頂板的採用使平屋頂排水成為可能,也因此取代了傳統的木構架坡屋頂蓋瓦排水的做法。多層建築形式的引入,為鄉村建築帶來的主要是技術和理念上的巨大衝擊,此後即便是沒有海外背景的鄉民自己建造的房子,在經濟可能的情況下,也都開始採用這種結構體系。而平面佈局在一開始並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在很多洋樓與碉樓裡,平面照搬傳統大厝裡中廳和廂房的樣式,只是將其一層一層的摞起來蓋而已。新技術的引入在一開始,更多的是修正了原有樑架體系的缺陷,使其得以縱向發展,增加居住空間。在財力受限的時候,內部裝飾,甚至樓板都可以繼續沿用傳統木架結構住宅的做法。相較於結構體系的改進,之前研究中較為關注的用以彰顯華僑的海外經歷的內部裝飾,對於我們理解鄉村建築形式的變革,實際上是相對次要的。 

然而,華僑帶回來的這種建築革命卻並未發生在土樓。這當然是因為土樓在中國的傳統建築中是一個異類:它原本就是多層的,而且自己有著一套完善的結構體系和建造程序。有別於洋樓和碉樓中混凝土與木架結構相結合的情況,混凝土結構與夯土結構是衝突的。無論從技術、材料、結構或是工匠體系上,兩者都是無法相容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在土樓地區,華僑並未帶回類似於洋樓和碉樓的「折衷式」的對原有建築體系修正的建造方法,而是採用了傳統的建造方式。要改,就只能像虎豹別墅一樣,整個結構體系都改。這也是為什麽1980年代混凝土結構開始在鄉村中普及了之後,土樓就完全不再建造了的原因。 

華僑在土樓建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受到特定歷史背景的影響。對於清末以後的華僑來說,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其實並沒有回來住,那些房子是蓋給他們在家鄉的鄉親住的。也因此,很少有人像胡文虎那樣大費周章的請海外工匠按自己的生活習慣建造房子。華僑的土樓大多請的是本地的工匠,這些人並沒有去過海外,而他們所建造的所謂「西洋風格」的土樓,多是根據自己的想像建的。 

16世紀以來的全球化,給世界不同地方的建築與居住方式帶來了巨大的變革。從早期的「殖民地風格」、現代主義的「國際式風格」到後現代思潮中的「地域主義風格」,建築的全球化不僅僅是歐美國家對外輸出他們的建築理念與技術,更是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對新的可能性進行取捨和修正。我們考察中國建築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革命,不能只關注那些由外國建築師,或是受海外訓練的中國建築師建造的西洋式建築,更要看到那些由全球化的人口流動所直接或間接造成的建築革命。人口流動引發的中國鄉村建築革命,存在著非常多元的可能性,它可能是有海外經驗的樓主土洋結合的設計,是工匠聽了對海外建築的描述之後異想天開的蓋法,甚至可能是因為中國兩個不同地區的人在海外相遇之後互相交流而導致的中國地區之間建築風格的互相影響。在技術和觀念上的輸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華僑投入的資金,使得本地人得以用原本力不能及的方式建造房屋,使他們見識了新的技術和結構的可能性,進而加快了鄉村建築變革的速度。 

現存的數千座土樓,鮮有關於建造者意圖與理念的記載,在外形與空間上看也似乎相當的類似。然而,在每一座土樓的背後,卻可能隱藏著複雜的社區重整的動機,以及對不同國家制度,甚至是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變革的回應。這些土樓在建築形式上的差別是往往微妙而不起眼的,單純從建築外形或是建築裝飾出發,難以分辨出裡面的玄妙。因此,我們需要考察建造以及居住在土樓裡的人,思考他們的個人經歷和生活狀態,以及社區的組織方式如何影響了他們對建築及空間的要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的理解建築形式的演變與興衰,進而通過建築的歷史理解社區的發展。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全球客家研究》2014年,第2期,頁123-164。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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