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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選粹 | 廖迪生:《通訊》二十年——田野與文獻研究的結合
  发布时间: 2020-03-01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19951015日,《華南硏究資料中心通訊》的第一期面世,此後以一年四期的季刊形式出版;屈指一算,《通訊》已有20年的歷史。20年來,《通訊》收錄了超過350篇文章,所有稿件均不設稿酬,而且可以公開在網上下載,這是一眾投稿者支持的成果。

《華南硏究資料中心通訊》第一期 

華南研究中心在1997年成立,但《通訊》的產生比華南研究中心的成立還要早。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通訊》是華南研究中心能夠在香港科技大學成立的一個基礎,也可看成是推動田野與文獻結合的研究方向的一個宣言。在這20年,《通訊》可以說是成為了一個學術交流分享的平台。當然,田野與文獻結合的研究方向,並不是甚麼新鮮的事物,西漢司馬遷走遍不同地方,搜集資料,撰寫《史記》,明末徐霞客尋訪名山大川,以實地的材料,書寫他的《遊記》。當今學術研究百花齊放,很多研究者,在不同的地方和領域,以不同的方法,從事研究工作,建立起不同的交流平台,而我們這個只是眾平台中的其中一個。 

從我的經驗過程來看,這個田野與文獻結晶的孕育,是基於一個簡單而特別的因素——「田野研究的吸引力」,直接從複雜而又多姿多彩的現實世界中搜集研究資料。雖然田野研究好像是人類學家的專項,但香港人類學專業的發展,是1980年代的事,而田野研究方法的應用,在香港的歷史研究中,有比較早的發展。開拓客家及族譜研究的羅香林教授就是要跑到田野,為研究項目搜集資料。我對「田野研究」的認識,始於1980年代初的香港中文大學。當時歷史學系的科大衛教授,推行「東亞研究中心」的新界口述史計劃,一批歷史系的老師及學生,跑到田野做研究:觀察儀式、進行口述歷史訪問、搜集地方文獻等,這個計劃收集了很多香港新界的地方文字資料,後來彙編成《新界文獻》,成為今天瞭解新界社會歷史的重要材料。這也是開展香港本土社會歷史研究的一個里程碑。 

1980年,香港中文大學在新亞書院成立人類學系,歷史學系碩士生蔡志祥擔任助教,他雖為歷史學者,卻與人類學有不解之緣。他在台灣大學主修歷史本科,也熱愛台大人類學的課程。在中文大學,他以人類學系助教的角色,推動本科同學進行田野研究工作,在華德英教授(Barbara E. Ward)的指引下,於1979-81年間開展了「高流灣研究計劃」,為剛成立的人類學系注入了田野考察的元素。華德英教授是第一位在香港進行長期深入的田野研究的人類學家,她的研究對象是西貢滘西洲的漁民。高流灣是香港東面偏遠的一個漁村,而「高流灣研究計劃」亦很有華德英研究方式的影子。 

及後,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學生,繼續他們田野研究的興趣,並維持在週六舉行田野個案報告的傳統。在這些活動中,凝聚了一批對田野與文獻有興趣的學生。這一批學生中有些繼續升學,成為後來田野與文獻研究的生力軍,有些參與組成「華南研究會」,時常支持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活動。 


一、歷史與人類學的結合 

1991年,香港科技大學成立,其人文學部成立之初,不設獨立學科,而是從文、史、哲等學科出發,以跨學科的科際綜合作為發展方向,在學部主任教授徐泓的領導下,設立了歷史及人類學的元素。歷史學教授蔡志祥認為歷史與人類學的結合,可以為中國研究發展的一個方向,於是從1993年起,在人文學部聘請人類學的同事,成為香港科技大學裡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的開端。 

如何推動香港科技大學的歷史及人類學的結合呢?香港地處華南的中心,有連接中國與外地的橋樑作用,因而以華南地區作為研究的起點,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選擇。華南研究不可能不包括中國大陸,所以在開展研究工作之初,大家都認為與中國大陸學者的交流與合作非常重要。中山大學的陳春聲及劉志偉教授都是非常積極的參與者。此外,還有厦門大學的鄭振滿及陳支平教授、韓山師範學院的黃挺教授、江西師範大學的梁洪生教授、南昌大學的邵鴻教授及嘉應學院的房學嘉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方面則有蔡志祥、廖迪生與張兆和等教授,以及馬木池與黃永豪等博士。當時大家都明白,若以簡單的「華南」地域概念界定研究範圍,容易劃地為牢,排斥其他研究。所以我們是採取一個寬鬆的概念,所謂「華南研究」,就是以華南作為一起點,放在一個全球脈絡中去理解人類社會與歷史。

 

二、建立交流平台 

這個跨地域的合作如何開展呢?我們在香港科技大學提出的一個研究計劃──「在鄉商人:華南地域社會研究」,創造了一些機會。這個計劃得到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的資助,在1994年展開。在這個計劃之中,我們進行了很多研究、合作及交流活動。當年的電腦網絡還未發達,因此很多時候,大家都相約在深圳開會,以討論活動內容和處理文件簽署的工作。 

在這個合作與交流的過程中,大家意識到田野工作與文獻研究之重要,亦明白研究資訊的交流與分享的急切性,於是大家便合作設立「華南研究資料系統」平台,這個系統成員包括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厦門大學歷史系、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及韓山師範學院潮學研究所。華南研究中心與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更成為出版《通訊》的合作伙伴。 

透過這個交流平台,我們舉辦學術會議,其中一個在廣州舉行的學術年會,從1995年開始,共舉辦了13年。合辦單位包括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廣東省中國經濟史學會及華南研究會。此外,從2001年開始,華南研究中心與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每年合辦兩次「研究生研討班」,讓不同大學的歷史及人類學專業的碩士及博士生發表他們的論文研究成果,並且可以相互認識,切磋經驗。今年秋天舉行的,將會是第30屆。

滘西洲洪聖誕 

香港「華南研究會」曾是我們的主要合作伙伴,華南研究會是一個業餘的學術圑體,其中一個主要創辦人是蔡志祥教授。我們定期於香港科技大學舉行學術講座,講座多安排於週六舉行,方便公眾參加;所有講者都是義務性質,不取分文。此外,我們也與華南研究會和各大專院校合辦田野考察活動,目的是帶出田野考察、參與觀察的重要性。如每年農曆二月十三日的滘西洲洪聖誕,我們都會組織「花炮會」參加,學習當地人的參與方式,準備燒豬及祭品,體驗和感受民間宗教活動的過程。2015年的洪聖誕是我們連續第16年的活動。 


三、田野中的文獻

中國文字文化,源遠流長,但在長久的歷史中,文字都主要掌握在官員及讀書人的手裡,而「歷史」的書寫,都與這些人有密切的關係。所以主要以文字作為資料的研究,都容易集中在王朝國家的議題上。那些不懂寫字的普通人,他們的歷史又如何,又在哪裡呢? 

在地方檔案館內,我們可以找到地方文獻,但民間文獻,正如其名,是存在於普通人的生活裡。在生活中,我們創造很多文字記錄,很多是作為憑證之用,也有一些是個人的習慣,用文字記錄自己的生活。前一類的文獻,目的性比較強,後者則可能是「雞毛蒜皮」的生活細節。但這些材料,都可以為我們的研究提供重要線索。人類學者進行深入的個案研究,在研究點住上一段長時間,瞭解研究對象的生活,掌握他們創造文獻的過程。有時候,人類學者甚至會在當地人的要求下,參與在文獻的創造過程中。但在田野的場境中,每一刻都存在著權力的不平等關係:官員與老百姓、讀書人與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平民、懂得文字、明白世界趨勢、國家制度的研究者與被研究的普通人。因此每項文獻的創造,都是在權力脈絡中產生,而文獻背後都盛載著複雜的權力關係。所以在獲得文獻的時候,我們更希望知道這些文獻背後的權力關係與結構。 

我們每天都在創造文字記錄,而寫下的文字,都有可能成為歷史檔案。但每個年代的文獻都有其書寫的傳統,不是簡單的胡亂撰寫,因此要明白內容格式,便要有歷史學的訓練及考古學家的偵探心態。民間文獻種類繁多,有些很有價值,如地契、屋契、鬮書(分家書)、賣身契等,本身就是有價值的東西,也是收藏家的收藏對象。但很多時候,當文獻失去了憑證的價值後,物主視之無用,棄之如垃圾,最後在雜價攤裡出現,而當中有的偶然成為研究者的原始資料。例如從東南亞寄回南中國的「僑批」,本來只是附在匯款單中的簡單書信,但當大家都收集用來分析當時的社會的時候,就變得奇貨可居了。

僑批 

由於研究的需要,我們會用文字或影音器材的幫助,將這些地方生活和風俗習慣記錄下來。當然,這些都是研究者的研究材料,用來撰寫文章,因此這些材料都會被存於研究者的抽屜裡。但到有一天,當研究者不再以之作為研究題材時,便可能會成為歷史記錄的檔案。所以,我們這些田野研究者,都成為了刻意的檔案創造者。 

為了進一步表示對田野與文獻研究的重視,2006年開始,我們採用《田野與文獻》作為《華南硏究資料中心通訊》的刊物名稱。近年互聯網的發展,讓我們的《通訊》能在網上同步出版,全球讀者都可以在同一時間閱讀。到今天,我們的《通訊》也成為了一份有20年歷史跨度的檔案。在此期望大家繼續跑田野、看檔案、寫文章、支持《通訊》的出版。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發佈。原載《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中心資料通訊》2015年,第80期,頁1-3。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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