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十九世紀末以來的疫症史，尤其是社會各階層對疫症的處理，報章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本文以民國時期廣州的重要報章《越華報》為例，介紹1932年報章上所記載的廣州霍亂疫症。通過這些資料與本期的其他文章相對照，應可幫助我們了解中國社會對疫症處理方法的延續與變遷。
1932年6月，廣州爆發霍亂，疫情極為嚴重，當時有廣州人說，這是繼清末鼠疫後死亡人數最高的一次疫症。在1932年6月6日的《越華報》上，刊載了第一篇有關廣州霍亂的報導。自此一直到7月初，報章上有關霍亂疫症的記載甚多，當中包括政府的防疫措施、病者的染病及死亡過程、死亡人數的統計、疫症擴散的情況、聲稱可醫治霍亂的醫藥廣告、以及不同社區以宗教儀式驅疫的記載等等。
當時接收病者的主要是位於廣州盤福路的城西方便醫院，此醫院為慈善團體，於清末由廣州商人興辦。根據當時衛生局的調查，由1932年6月8日至6月24日，方便醫院收進613人，當中有267人死亡（仁濟醫院收進34人，全部死亡；其餘各醫院收進237人，死64人）。另有報導提到由於死者眾多，棺木不足的情況：「長生店存貨一掃而空，為應急□起見，特乘夜開工，伐木聲與舂桐油灰聲相應和，板價飛漲，且每尺加工二元」；「常與方便醫院交易之某某長生店，其製便之四方板，與六楞仔[作者按：或稱六零，為貧者所用的棺木]，一時售罄，夤夜開工趕製，異常忙碌，其在霍亂最多之地點，如上西關之帶河路，及河南之鳳凰等處之長生店，所製便之長生，已無存貨，幾至於絕市。」因求過於供，棺木售價飛漲，本來五十元的棺木漲價至八十多元，且質素「劣陋不堪」。
廣州城西方便醫院
而政府對遏止疫症又有何措施呢？由於霍亂病菌由不潔的食物及食水傳播，衛生局下令禁售魚生、雪糕、剜雪涼水、涼粉等生冷食物，以及禁止擺賣切開及腐爛的水果。社會局向公眾印發傳單，解釋霍亂的成因及傳播途徑。至於防止疫症蔓延的方法，除了注意食物清潔外，宣傳單張亦強調消毒的重要，指出病者的衣物要以消毒水浸透，或是把其燒掉。病者居住的房間，要以臭水臭粉（作者按：即阿摩尼亞）或石灰熏洗，病者的糞溺嘔吐物，則以同樣的消毒物料掩蓋。公安局則聘請醫師贈施預防霍亂血清注射（但報章並沒有提供接受血清注射的市民的數字）。
雖然當時對霍亂病菌的傳播方法有一定的了解，但以何種方法醫治霍亂，似乎仍莫哀一是。在6月中開始，報章上陸續出現不同的藥方和藥品（例子見附圖），最匪夷所思的，應是方便醫院一名董事公布的藥方：「以亂紗（即織造線衫線襪所餘之尾紗俗名紗屎，又即機器工人常用以拭抹機器偈油者，名為威士之物）少許，置新瓦上煆之成灰，以碗盛載，用滾水沖服，病即霍然而愈。」而既然當時未有公認有效的方法應付，應用報章上這些藥方或藥物的市民自然不少。
而衛生局則分別向西醫公會及中醫公會致函，要求他們召集同人開會討論治療辦法，並把討論結果公布。若比較這兩封信函，可以看到衛生局對西醫的偏好。在發給西醫公會的信中，衛生局認為「醫學進步，日新不已，貴會同人日醫診治病人，對于此症經驗所得，諒必有獨到之處…。」而在發給中醫公會的信則指責的意味較濃，信中指報章上刊載不同的藥方，「有市民信之不疑，事前恃為護符」，而中醫公會既為「中醫學術研究機關，負有斟一指導之責…。」雖然衛生局似乎對西醫療法較有信心，但作為當時廣東省最高管治者的陳濟棠，向醫院提供了一道藥方，以表示對民眾的關心，而此卻為中藥藥方（這除了反映陳濟棠對中醫的偏好外，相信亦是有關1932年廣州霍亂疫症的報章資料介紹潘淑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三十二期2003.7.15第35頁由於當時中藥較西藥廉宜，且容易買到）。報導指此藥方是他與醫學界共同研究的，他更派人把藥散4大包共20斤送到方便醫院救治病人。藥方的服法是「先以灶心坭五錢煲水，煲妥後澄清取水，和勻藥散一兩服食。」報章沒有說明藥散的成份，只是說「病者服後亦有效。」
而在報章中，亦有不少是有關民眾通過民間宗教信仰和儀式來驅疫的報導。有不少社區或遊神、或請來道士作法驅疫。例如在6月初已出現霍亂疫症的河南鳳凰崗，居民請了華佗（東漢時代的名醫），於6月13日舉行遊神。出巡之日，有華佗符售賣，每度符售3仙。該處的居民亦在門外插上柳枝及玉皇大帝都城隍司等小黃旗。而小北的東嶽二約，居民亦請了東嶽神出遊。參與遊神的居民齋戒沐浴，及清洗神像，於6月26日啟程，「前導色馬鑼鼓，旗幟飄揚，東嶽之後復隨龍母，以某館醒獅殿後，由越華正南兩路而轉入各街，交通為塞，店戶盛設香案，供鮮花，爆竹之聲，一時震耳。」而一些社區則延請道士到社壇驅疫。如河南寶龍大街舉行的驅疫法事，道士「身穿大紅八卦袍，手持叮叮，立在社前，大喃特喃」，另有道士沿戶分派符籙。而村民則陸續向社壇跪拜。報章在報導驅疫的宗教活動時，大都是以「科學」、「衛生」的角度，批評這些儀式是「文明社會之玷」，譏諷「人民知識淺陋」。然而，不少報導亦指出疫症蔓延極為迅速，很多病者未及送到醫院已死亡。當醫生對如何治療此疫症仍莫衷一是，當「科學」、「衛生」似乎都未能緩和疫症的威脅時，民眾惟有通過宗教儀式來克服對疫症的恐懼。
《越華報》
本文以《越華報》為基礎，展示了1932年廣州霍亂疫症中政府以及民眾對疫症的處理。現今，政府是擔當公共醫療衛生最重要的機構，而由於政府掌管了社會大部分的醫療資源，處理疫症，亦只可能由政府作統籌，民間作配合。而在1932年廣州的霍亂疫症中，可見政府已初步介入公共醫療的範疇，如取締不潔食品、提供疫苗、向公眾宣傳防禦疫症的方法、以及敦促中醫及西醫工會商討醫療方法等等。然而擔當了更重要的醫療角色的，卻是方便醫院這所慈善機構。至於廣東省最高統治者陳濟棠，向方便醫院提供20斤藥散，似乎已盡了其施行仁政的道德責任。
當霍亂疫症於十九世紀在歐洲初次出現時，影響了西方多個國家的公共衛生政策，亦衝擊了當時的社會秩序。要了解1932年廣州的霍亂疫症，在近代中國疫症史上有何重要性，對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實踐以至社會秩序又有何長遠的影響，則需要與其他資料結合，以作深入的研究。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發佈，原載《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003年，第32期，頁34-36。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