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景品赏与地方记忆
——明代南京的游冶活动所见城市文化生态及其意涵转变
胡箫白
摘要：明清文人雅士对城市文化的构建往往具有关键作用。而由胜景品赏主题切入，关注文人士大夫的相关诗词图绘，考察不同时期文化生态对文人理解城市方式的影响，以及在此脉络下城市文化的形塑过程，既是有效的途径，以往的相关研究也殊为少见。明代南京的胜景品赏活动，先是史谨的“金陵八景”，由之可见明初文士理解南京的方式，为强调城市的政治属性。其时文士的活动空间尚囿于城内及近郊，成熟的游冶空间格局还未形成。永乐迁都之后，随着吴派文人逐渐主导了金陵文化圈，表现城市的方式也带上了较多文人色彩，文伯仁的“金陵十八景图”便已脱离了对政治属性的强调，转而关注城市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及至晚明，为了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强化阶层的外在边界，文人士大夫之间兴起了游冶观览胜景的风潮，余孟麟、焦竑、朱之蕃、顾起元发起的关涉“金陵二十景”的“金陵雅游”活动，即为相应的典型行为。此后朱之蕃又自选“金陵四十景”，调和金陵之王气与文人之品味，并顺应城市想象的惯性路径，远追南京的六朝文化，从而形塑了记忆城市的格局，确立了影响至今的南京城市游冶空间。
关键词：明代；南京；胜景品赏；游冶活动；文化生态；地方记忆
有宋以降，尤其是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愈加繁荣。而作为城市文化主要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士大夫在其中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表现之一，便是文士们观览城市及近郊的文化地景群落，兼以诗画唱和，所形成的颇为雅致、别具特色的胜景品赏活动，如南宋“西湖十景”，金、元“燕京八景”，明代“金陵八景”、“金陵四十景”等等。按此类胜景品赏活动遴选景致的呈现方式，虽多承自北宋宋迪“潇湘八景”以来形成的定式格局，然而宋氏“潇湘八景”并无显明的地域指涉，故此后世以“某地数景”为标签的写实性的胜景品赏格式，所继承者应当仅是“潇湘八景”记忆地景的视角和思路而已。
本文集中讨论的对象，为表现明代南京城市文化的“金陵胜景”。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为“金陵八景”、“金陵十八景”、“金陵二十景”和“金陵四十景”。诸次“金陵胜景”都是文人胜景游冶、品赏选胜的结果，并呈现于相关的诗文或绘画之中，它们之间则既有继承，又有发新，更受到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以此，通过系统讨论这些胜景品赏活动所选择的具体胜景以及胜景的排列顺序与表现方式，是能够有效观照甚至厘清有明一代南京城市文化生态及其意涵转变的。值得说明的是，类似本文这样的研究路径，即由胜景品赏活动以论明清城市文化之面貌、特色与变革，笔者目力所及，尚未见到，故此本文的思路，又颇具尝试的性质。
再就文献材料与理论方法言，本文所论数种版本的“金陵胜景”，或载诸诗文之中，或呈现图绘之上，虽然以文证史、以诗推史已是学界司空见惯的研究手段，而以图像推证历史的“合法性”似乎仍未得到足够的明晰。新文化史大家Peter Burke（彼得·伯克）曾经表示：“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图像不能让我们直接进入社会的世界，却可以让我们得知同时代的人如何看待那个世界。”Peter Burke的观点为本文的取向提供了“后援”。至于台湾艺术史学界，数十年来更将此种取向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结合得非常紧密，并在其间穿插了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思维理念，相关成果蔚为大观，给人以醒目的印象；本文也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此类艺术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以求为历史问题的解决助力一二。
一、史谨之“金陵八景”：明初南京的文化环境与城市特性
关于明初南京城市的研究，发表较早但却影响深远者为Frederick W. Mote（牟复礼）的论述，其后有夫马进、徐泓、新宫学的相关文章。研究多从城市的政治身份入手，探讨明初南京作为国都的文化特色。此外陈建华对元末明初的江南文化圈有所观照，亦强调了政治文化对明初南京文化生态的统领。而明代文士对金陵胜景的首次品赏活动——史谨之“金陵八景”，亦在此文化氛围中产生。
史谨（生卒年不详），元末明初活跃在南京地区的画家，其人事迹，史载颇为简略。《画史会要》有：“史谨字公谨，号吴门野樵，太仓人，洪武时学士王景荐授应天府推官。善绘事”；《四库总目提要》有：“洪武初，以事谪居云南。后用荐为应天府推官，降补湘阴县丞。寻罢归，侨居金陵以终”；《姑苏志》则评：“谨性高洁，耽吟咏，工绘事。”据这几则有限的叙述，史谨之人物形象欠缺丰满；所幸其著述《独醉亭集》存世，让我们得以进一步了解史谨其人。
《独醉亭集》体量不大，共三卷，辑录史谨的诗歌创作。四库馆臣对之评价颇高：“其诗不涉元季缛靡之习，亦不涉宋季酸腐之调，平正通达，而神采自然高秀，在明初可自为一家。偶桓选《乾坤清气集》，号为精鉴，其论诗多否少可，而此集有《送桓诗》及《题桓家揽胜楼诗》，二人契分颇深，则谨之诗格可见矣。”翻览诗集，可见史谨的个人形象及其交游情况。如《题江湖胜览图》：
终身未肯老莬裘，远挟长才历九州。行李独携欧冶剑，壮怀应作马迁游。南经禹穴凌天姥，北上邯郸入帝丘。胜水名山俱览毕，白头慈母望归舟。
再有《狂叟》：
或谈势利或谈玄，一串摩尼领上悬。口不茹荤缘信佛，心多怀诈黙欺天。市廛自负居三世，论孟何曾读半篇。翻笑二疏无见识，去辞官禄守林泉。
二诗展现了史谨的个人形象。史谨曾谪戍云南，但并未心气郁结，反而一路壮游，遍览名山大川，“江湖胜览图”便应是他长途跋涉后的作品。至于史谨身遭贬谪却依旧壮游山河，与其个人心性有很大联系。史谨自视“狂叟”，行事做人风格乖张，难免仕途不顺，卸官后也不以为意，侨居金陵，广交文人骚客。史谨与其时应天府文化圈中的主要人物皆有交游，更与诸多佛道中人过从甚密，还和日本僧人有些来往。他“少从倪瓒、高启游”，与杨维祯作诗唱和，更在王绂面前自称“老夫”。凡此，皆可见在当时的金陵文坛上，史谨具有相当的资历，文化品味亦足具代表性。
史谨既善丹青，也题咏了不少作品。他在历览山河的同时，也属意进行“某地数景”主题的诗文创作，如题为《龙潭八景》、《武当八景》的诗咏。而与金陵相关者，则有《梁台六咏》与《金陵八景》诗存世，推测其时皆有同名画作。本文以后者为主要关注对象。
衣若芬曾在诠析“潇湘八景”时指出，“八景”概念实来自道教经典。然而发展至后代，似已难从此类胜景图中找到宗教痕迹，不少胜景图更被学者诠析出其背后隐含的政治意蕴，如Alfreda Murck（姜斐德）将“潇湘八景”联系宋代文人的贬谪情结，Kathlyn Liscomb则把王绂作“燕京八景”理解为永乐迁都以前的文化造势举动。那么联系史谨所处的时代——洪武朝，他所作的“金陵八景”是否也别具政治意涵呢？
史谨所作“金陵八景”诗，依次题名为“钟阜朝云”、“石城霁雪”、“龙江夜雨”、“凤台秋月”、“天印樵歌”、“秦淮渔笛”、“乌衣夕照”、“白鹭春波”。从诸景题名来看，明显受到了“潇湘八景”的影响，如“龙江夜雨”比照“潇湘夜雨”，“石城霁雪”对应“江天暮雪”，“凤台秋月”参考“洞庭秋月”，“乌衣夕照”比对“渔村落照”。但与“潇湘”诸景并无显明的地域指涉不同，“金陵八景”中的景致皆有实指：首二景指涉分据城东城西的钟山和石头城，龙江则是明朝前期巨型官营工业——位于南京城西的龙江船厂之所在，凤台为李白咏古之凤凰台，天印为城南的天印山，秦淮是闻名遐迩的秦淮河，乌衣为六朝望族聚居的乌衣巷，白鹭则为城西长江中的白鹭洲。
史谨作“金陵八景”是否与王绂作“燕京八景”一样，具备向朝廷献媚、为新都城的营建造势的意味呢？笔者以为不然。与王绂供事文渊阁、参与编纂《永乐大典》、更随成祖北巡的政治参与度极高不同，史谨仕途不顺，虽被荐为应天府推官，但既降补湘阴县丞，寻又罢归而侨居金陵。这样的人生经历，联系其人豪放、高洁、乖张的性情，史谨应不太会做出于吟诗绘画题材中向朝廷示好、以博取仕途发展的举动。而若排除这一层次的考量，那么史谨所作“金陵八景”，便可认作是出于他自己对南京城市特性的理解而产生的行为。
史谨眼中的南京，究竟具备怎样的城市性格呢？非常明显的是，史氏“金陵八景”体现了南京城市极强的政治文化属性，这从其所选取的胜景及其排列顺序和表现方式即可感知。
“金陵八景”的首二景“钟阜朝云”、“石城霁雪”，显然对应的是传为诸葛亮所云的“钟阜龙盘，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钟山自古便有“埋金于此以镇王气”的传说，又于洪武九年始建明皇陵，是政治意味极强的皇权的象征；至于石头城，历来为南京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的代名词。史谨将此二景置于八景之首，当是通过对其附加的政治文化意涵的表达，而对南京城的性格做出总体判断，暗示这是一座以政治、军事地位为本的“帝王之城”。
紧随二景之后的“龙江夜雨”亦是对城市政治特性的补充。明初，龙江一带仍属僻远之地，故朱元璋选择此地以建龙江船厂。此后更从全国各地调集工匠于此，船厂规模因之相当宏大，日后七下西洋的郑和宝船即在此建造。如此，史谨在暗示南京城“龙盘虎踞”的政治军事地位之二景后，以象征帝国国力强盛的“龙江”作为延续，可谓是对南京城“帝王气概”的一种跟进表达。
除却“龙江夜雨”，第三组对仗地景“天印樵歌”与“秦淮渔笛”行使的亦是此种功能。“天印樵歌”指代南京城南又名方山的天印山，“秦淮渔笛”则指向著名的秦淮河。在南京的地域文化记忆中，天印山和秦淮河皆与秦始皇猜忌进而提防此地的“王气”有关，所谓“《舆地志》、《丹阳记》诸书皆言秦始皇用望气者言，凿方山，断长垄，以泄王气，导淮水入江，是为秦淮之始”，换言之，“天印”、“秦淮”既联系着秦始皇“泄金陵王气”的传说，也便反之指涉了南京特殊而重要的政治地位。
据上分析，由史谨之“金陵八景”，可见明初南京文人理解与记忆城市的方式，主要为强调城市的政治属性，这与明初南京作为国都的“身份”有很大关系。至于史谨“八景”中的另外“三景”，即“凤台秋月”、“乌衣夕照”与“白鹭春波”所表达的城市文化特性，则要等到明中后期才被发扬光大。
自成脉络的史谨的“金陵八景”，在后代仍然得到了继承。如闽人黄克晦在隆庆年间、南京人郭仁在万历年间皆有同名画作向史氏致敬。这些画作至今存世，诸景名称及排列顺序几乎完全与史氏八景相同。然而从笔者所见郭仁的画作判断，其清新雅淡的图绘笔法，已经跳脱了明前中期统御南京画坛的浙派风格，而带有明显的吴派山水的痕迹，故此纵然郭仁画作的主题承自史谨，其所处时代南京城的文化生态，其实已经发生了鲜明的转变。
二、文伯仁之“金陵十八景”：明中期南京的文化趣味与城市记忆取向
石守谦曾经概括指出：“嘉靖中期的金陵文化界在艺术品味上确实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并非因原居上层的贵族阶级的内容有所改变，倒是文人士大夫之跃升为金陵文化界的主流才是最具关键性的原因。”质言之，嘉靖以前，由贵族作为主要赞助人的南京文艺圈子，呈现以画坛中浙派为代表的豪简放纵、洒脱爽劲的风格，甚至由于贵族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带有不少的“浪荡之风”。而至于明中期，即自嘉、隆时代开始，文人士大夫跃升为城市文化的主流，城市文化风尚亦随之一变。钱谦益即将此时概括为“金陵之初盛”的时代：
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谭者指为乐土……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循、黄淳父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
按嘉、隆时代，实为明代前期统领南京文化圈的浙派势力与此时勃发的吴派势力此消彼长的阶段，上引文中所述诸位即皆为吴派文人，而他们所崇尚的细腻清淡的文雅品味，亦不知不觉间浸润了彼时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城市胜景的品赏趣味。
如所周知，自从永乐迁都之后，南京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层面都遭到了一定的打击，其中尤以政治层面重要性的衰落异常明显。南京行在朝廷成为摆设，六部官员做起了寓公，饮酒评画，吟诗填词。而伴随着前述明初城市鲜明的政治属性之逐步减弱，文化特性渐次凸显了起来，具体到胜景品赏活动亦复如是。成化丙戌（1466年）进士黄仲昭在其为张祖龄《南都壮游诗》所作序中便有如下表述：
祖龄喜曰：“……况南都山川形势之美，衣冠文物之盛，甲于四方。吾得以行役之暇，探奇览胜以畅其怀抱，亲贤友善以博其见闻，抑岂非浮生之一快哉。”于是浮深渉险而来。泛龙江，以观天堑之险。登凤台，以览形胜之奇。瞻虎踞于石城，望龙蟠于钟山。访朱雀之桥，以吊王谢繁华之迹。临玄武之湖，以询齐陈争战之墟。凡京师宫阙陵庙之雄壮，廪藏苑囿之富饶，台榭寺观之幽奇，园林泉石之瓌伟，无不历览登眺。祖龄兹游，其亦可谓壮矣。既竣事将归，顺庵同官诸公，即祖龄所尝游者，分而为题，曰石城夜泊，曰钟山晓望，曰龙江潮势，曰凤台山色，曰朱雀停骖，曰玄武观鱼，曰牛首晴岚，曰鸡鸣夕照，曰报恩登塔，曰朝阳谒陵，曰雨花怀古，曰栖霞眺远，凡十有二，各采一题赋诗赠之，装潢成轴，题曰“南都壮游”。以予尝辱知于顺庵，命之为序。
分析张祖龄“尝游”而在“南都”为官的“诸公”分题之金陵十二胜景，可以发现前四景仍延续着史谨“金陵八景”的格局，但被关注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后数景则多所改变，加入了别具特色的文人活动色彩，如“停骖”、“观鱼”、“登塔”、“眺远”，皆属文人雅游的举止。如此，可以说张祖龄、张顺庵诸人的此番赏景赋诗，是城市记忆方式由着重政治特性向偏好文化属性过渡的一个旁证。而真正发展到对城市特性理解的截然“文人化”，还要等到以文伯仁为代表的明中期。
文伯仁（1502-1575年），字德承，长洲（今苏州）人，文征明之侄，著有《五峰山人集》，惜不存。其人性情狂放不羁，少年时曾与文征明争讼。后因避倭寇乱，举家迁徙南京，寓居栖霞寺，自号摄山老农，并撰有《栖霞寺志》三卷。虽与文征明不和，但不可否认文伯仁实为“吴门画派”领军人物之一，其“作山水笔力清劲，岩峦郁茂，擅名不在衡山之下”。
文伯仁以南京为舞台，与其时金陵文坛的要角们，如盛时泰、周晖、朱白藩、何良俊、黄姬水等人过从甚密，频繁交游雅集，其社交圈子，便是上引被钱谦益目为能够代表“金陵之初盛”的一个文化群体。然而这批代表“金陵之初盛”的人物，文化品味却表现出鲜明的吴派色彩，崇尚清新、雅淡、细腻，与此前统御金陵的豪爽甚至浪荡的文化风尚两相背离。那么这种文化的转变，在文人胜景品赏活动中又得到了怎样的体现呢？下面即以文伯仁的绘画作品为例，就此问题展开审视。
文伯仁寓居南京多年，他对这座城市的理解，在其代表作品之一的《金陵十八景图》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该图曾为清代皇室收藏，乾隆帝南巡期间随身携带，更三番题诗于其上，可见对其喜爱的程度；而诠析这反映了文伯仁个人趣味的“金陵十八景”，即三山、草堂、雨花台、牛首山、长干里、白鹭洲、青溪、燕子矶、莫愁湖、摄山、凤凰台、新亭、石头城、玄武湖、桃叶渡、白门、方山、新林浦，亦是管窥明中期文士对城市特性理解方式的合适途径。
文伯仁的“金陵胜景”与史谨所选有极大不同，明初“金陵八景”中仅有四景入选文氏十八景，表达方式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检视文氏所遴选的胜景，可见三个主要特色：其一，去政治性意图明显；其二，蕴含对城市命运和气质的暗示；其三，此番胜景品赏具备一定的叙事性，创作者将图册塑造成文本，意图引领观者展开一次视觉的“旅行”。这里的前两者互为表里，第三者则贯连全图。以下分而述之。
文氏“胜景品赏”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政治意味较强的地景不再被凸显。如钟山、龙江被直接抹去，石头城的序列位置也被调整为不再靠前。而根据诸多地景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象征，去理解文氏十八景的排列顺序，又能有所发现。
排在十八景首位的三山，为南京城西南江边的自然胜景，承载的却是南京城命运衰微之起点的人文意涵。无论是李白那首著名的《登金陵凤凰台》，在“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怀古之后，吟咏“三山半落青天外”的寓意，还是乾隆御诗“鼓棹三山正顺流，素车白马一时收”，用典为“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西晋灭吴之事，可以认为，金陵王气的首次消歇，正始于当年王濬水军集结的三山之畔的江边。以此，文氏以别具深意的“三山”作为开篇，代表了他对南京城命运的理解与对南京城形象的定位，即暗示这是一座祚运难久的“短命”国都。
排在十八景次位的草堂亦是别具意味。草堂为南朝宋齐时名士周颙隐居处，他曾弃官而于钟山西麓筑舍，休沐其中，终日蔬果相伴，颇以为适，《北山移文》即有“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之句。同样是表现钟山，史谨以“钟阜晴云”指涉皇权，承接史谨思路的郭仁甚至直接以“钟阜祥云”口吻献赞，但文伯仁却从侧面表现钟山，选择了钟山西麓一处文人化色彩浓厚的地景为关注对象，殊有意味。纵然表现文人避居山水是吴门画派的经典母题之一，但笔者以为文氏此举实为承接首景“三山”的意涵，即用象征隐居之草堂替代钟山，暗示着金陵黯然而“隐”的王气和淡褪的政治色彩。
除此之外，文氏选择钟山草堂作为次景还有现实的考量。《金陵十八景图》册页颇多，如何将诸图景串联成一个整体，使观者翻览时产生对“金陵胜景”的“阅读感”，也是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依据正史如《南齐书》、《南史》的记载，草堂主人周颙虽曾隐居山林，却终究抵抗不住世俗的诱惑而重新入仕，这正是城市生活魅力的反映。文伯仁生活的嘉靖中期，明初的诸般僵化体制已然松动，社会秩序面临重整，而城市作为独立于乡村之外的客体，其“城市性”渐次勃发显现。因此文伯仁以周颙弃山林、返俗世为典，替他自己的胜景叙述做了铺垫，且将观者引入其后的胜景之中，从而构建起一次视觉与联想交织的城市“旅行”。
三山、草堂之后，文伯仁将其时金陵胜景一一铺呈，为观者提供了一次精致的视觉“旅行”，其间又以凤凰台之“凤去台空”、新亭之苟安对泣等，渲染城市渐次淡褪的政治属性和“意象化”的哀伤文化气质。而当“旅途”接近结束之时，文伯仁再次回到卷首的主题，用数个地景重申了他对南京城市特性的理解。
《金陵十八景图》的第十六景是“白门”。白门是六朝建康宫城正南门宣阳门的别称，唐人许嵩《建康实录》云：“宣阳门，本吴所开，对苑城门，世谓之白门，晋为宣阳门，门三道，上起重楼悬楣，上刻木为龙虎相对，皆绣栭藻井。南对朱雀门，相去五里余，名为御道，开御沟，植槐柳”；又白门最为民间熟知的史事，见于《宋书》：“宣阳门，民间谓之白门，上以白门之名不祥，甚讳之。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上变色曰：‘白汝家门！’谧稽颡谢，久之方释。”然则白门既为建康城中轴线御道的起点，象征着六朝古都的显赫地位，也以“白汝家门”的“不祥”，隐喻了这座城市的悲惨命运。及至隋朝平灭江南，六朝古都果真被“平荡耕垦”，昔日繁华化作灰飞烟灭，故在唐代以降被固化的“金陵怀古”文学母题中，白门与白下、白城一起，成了城市的别称，且被附加上了沧桑沉重的意蕴。乾隆御题诗云：“白下由来名久标，白城相接白门遥。而今遗迹多荒没，谁复凄凉叹六朝。”这可谓精准拿捏住了白门的象征含义，即它是对城市频遭毁损命运的重申和暗示。至于文伯仁选择在“金陵胜景”旅程行将结束之时，以白门将观者导出城市，则是为了提醒他们这座城市表面的繁华美好背后，沉淀的是意象化的悲伤与毁灭。
承续白门的是方山。据前述的典故，方山指涉城市黯然的王气，另一方面，方山又与草堂相呼应，也被赋予了“隐”的意味，暗示城市政治属性的消褪，如乾隆题诗即云：“方山四面耸嶙峋，闻说当年多隐沦。”
“金陵十八景”的最后一景，为江畔的新林浦。也就是说，文伯仁在最后又将观者带回长江边，以幽旷邈远的景致，生发观者对于历史兴亡的无限感慨。回想首景，《金陵十八景图》画册将观者从长江边的三山“带入”城市，最后又在长江边的新林浦“离开”城市，而图画构建的旅行也就在此完成了圆满的叙事。乾隆便衷情道：“港出牛头江水通，谢家江树辨滃濛。连朝近揽兼遐眺，总在德承几帧中”，这算是给了文伯仁安排的“金陵胜景”游览一个满意的评价。
文伯仁的《金陵十八景图》，为“金陵胜景”品赏活动加入了浓厚的文人化色彩，这从他的图绘题跋、胜景选址以及对于胜景内涵的判断都可看出；而与此相对应者，则为胜景所附加和所表达的城市渐次淡去的政治意涵。这样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自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而其中的充分条件，无疑是南京城市政治地位的下降，以及吴派文人士大夫对城市文化圈的主导。
文伯仁的好友盛时泰（1529-1578年，或1519-1589年）亦曾依其个人口味品赏过金陵胜景。《金陵琐事》记载：“祈泽寺龙泉，天宁寺流水，玉皇观松林，龙泉庵石壁，云居寺古松，朝真观桧径，宫氏泉大竹，虎洞庵奇石，天印山龙池，东山寺蔷薇。此十景皆世人所忽，仲交所独取者。”由此可见，盛时泰通过品赏胜景所表达的对城市的理解方式，较之文伯仁来说，实际具备更加浓厚的文人化色彩，而这与盛氏本人的“奇趣”有关。盛时泰行为夸张奇谲，曾“于方山祈泽寺构野筑，杖策跨蹇，欣然独往，家人莫能迹也”，又曾历取城中诸水，作《金陵泉品》，因此他独特的胜景品赏口味也便容易理解。但是不得不承认，盛时泰品评的胜景作为对地方文化的细化，在嘉靖时期仍非普遍现象；待及晚明，以余孟麟、焦竑、朱之蕃、顾起元为首的一干文人，才真正完成了对城市文化的细化处理，并进而确立了城市记忆的格局。
三、《金陵雅游编》之“金陵二十景”：晚明南京的文人心态与游冶活动
明中期以来，文人圈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文化风尚是旅游活动的兴起。相较于徐霞客、王士性等人的长程“壮游”，本文所着眼者，主要为多数文人得以开展的短程“雅游”。其时江南文人风行游冶，诸多旅游手册随之出现，文人多撰写游记以记述与评赏旅游活动。此类游冶活动产生的原因，较为前沿的研究指出，实际是文人们面对明中期以来社会秩序失控、等级制度失调，出于对自身身份属性之定位日渐模糊的焦虑，而产生出的一种“自卫”行为。旧日曾经属于文人“专利”的文化游冶，到了明中期之后，却遭平民商贾争相效仿，其热闹程度和游冶方式竟与文人的风雅活动不相伯仲，这引起了文人阶层的大面积恐慌。他们对庶民动辄倾城出游的行为表示异常反感，比如李流芳论述苏州虎丘的情形时就说：“虎丘中秋游者尤胜，仕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遂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南京的情况则是：“尝于五月十三日往（燕子矶）观关会，见士女上下山者，势如蚁织，炎蒸气秽，令人作恶。”针对此种情形，文人们遂以包括旅游地点、旅游路线及旅游时间之旅游方式的发陈出新甚至奇谲古怪，加以应对，并借以守卫其日遭冲淡的阶层或身份疆界，而在具体的旅游活动中，又多表现出一种“地方取向”。下面即以南京为例进行剖析。
明中期南京的文化圈因吴派文人的主导，文化品味渐趋文人化，这亦呈现在文人的胜景品赏活动中。同时，此类游冶活动又凸显出朦胧的“地方感”。不少研究注意到了明中期以来南京文化圈出现的地方意识，此中较为人关注的节点为陈沂（1469-1538年）。根据石守谦在《浙派画风与贵族品味》文中的判断，虽然陈沂的艺术审美仍未发展为反浙派的品味，但他个人的文化活动与社交取向已经接近吴派文人。Fei Si-yen的上引著作即以陈沂著《金陵古今图考》为例，论述了从《洪武京城图志》到《金陵古今图考》所反映的观照城市方式的视角变换，即由国家视域下的宏观考察，转变为地方文人针对地域历史文化的微观理解。而除了陈沂的作品外，明中期的南京文化圈还出现了大量富含地方意识的著述，《客座赘语》中“金陵人金陵诸志”条即有：
陈太史沂有《南畿志》、《应天府志》。徐髯仙子仁有《南京志》。刘雨有《江宁县志》。李明府登有《上元县志》，《江宁县志》。焦太史竑有《京学志》。陈太史沂有《金陵世纪》、《金陵图考》。焦太史竑有《金陵旧事》。周文学晖有《金陵琐事》、《续金陵琐事》、《二续金陵琐事》。王隐君可立有《建业风俗记》。陈中丞镐有《金陵人物志》。陈参议凤有《欣慕编》。王太守可大有《金陵名山记》。陈太守沂有《献花岩志》。金山人銮有《栖霞寺志》。盛太学时泰有《金陵泉品》、《方山香茅宇志》、《大城山志》、《祈泽寺志》、《牛首山八志》。僧海湛有《雨花台志》。
而除了著述，地方文人还参与了大量的地方文化整理修复工作，诸如开坛讲学、翻印书籍、维修古迹、撰写碑刻题铭等等。凡此，皆可见他们对地方意识、地方文化的重视，甚或如学者所言，透露出他们“担心（地方文化）消失的危机感”。
如果说地方专志和胜景志的出现是地方意识的表达，那么在此场景中的胜景品赏活动，便是地方意识观照下的实践行为，并同时表现了晚明南京的文化生态。比如顾起元就曾对南京城中可舒旷揽、可恣幽探之处加以罗列，且为自己有所总结发现颇为自豪。而由余孟麟所辑之《金陵雅游编》，更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范例。
顾起元《客座赘语》“雅游篇”条载：
余幼峰先生以生平所游览金陵诸名胜二十处，各著诗纪之，曰钟山，曰牛首山，曰梅花水，曰燕子矶，曰灵谷寺，曰凤凰台，曰桃叶渡，曰雨花台，曰方山，曰落星冈，曰献花岩，曰莫愁湖，曰清凉寺，曰虎洞，曰长干里，曰东山，曰冶城，曰栖霞寺，曰青溪，曰达摩洞。因约焦澹园、朱兰嵎二太史与余起元同赋，都为一集，曰《雅游篇》，刊而行之，属余师叶阁学为之序，一时以为胜事。
按上引文中提及的诸位都非一般的人物。余孟麟（1537-1620年），字幼峰，万历二年中一甲第二名，人称余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漪园，万历十七年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辞官后潜心研读地方文史，为一代文坛领袖。朱之蕃（1548-1624年），字元介，号兰隅，万历二十三年亦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吏部右侍郎。顾起元（1565-1628年），字太初，一作邻初，号遁园居士，万历二十六年中一甲第三名，人称顾探花，初时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上诸位皆为南京人。至于为《雅游篇》作序的“叶阁学”叶向高，福清人，万历进士，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关于此番“雅游”活动的具体情状，叶向高《金陵雅游编·序》中说：
今上御极以来，擢巍科，登鼎甲，以文章德业照耀词林者，如余、焦、朱、顾四君子，并时而起，称极盛已。幼峰先生既已焚鱼，漪园、兰嵎、邻初三君亦多从休沐，徜徉里中，佳辰美景，选胜招欢，岩壑毕搜，篇章迭奏，琳琅金石之韵，被于山川，足令三谢让辉，二陆避响。
由“四君子”的身份即可判断，他们其时于金陵文坛的活动，足以代表城市文化生态的趣味与偏好。诚如叶向高之言，兴此雅游的直接原因便如前述，来自对地方文化的瞩目与重视，所谓“网罗旧迹，尽入品题，使荒台废榭、颓址遗基不至湮没于寒烟衰草、闾井市廛之中，令后来者得有所考镜，是又四君子之责，而余有厚望焉”。质言之，出于“地方意识”的主导，明中后期的文士们对本地名胜遗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寻幽访胜，乐此不疲；而此番“雅游”活动，又同时在宏观的文化氛围笼罩之下，表现出了地方文人们对身份疆界不自觉的捍卫和确认。
余、焦、朱、顾四君子的雅游共选取了“金陵二十景”。其中数景皆为“冷门”，人迹罕至，庶民少往，甚至“胜景”本身已近湮没，如梅花水、虎洞诸胜，被叶向高评为“已罕有迹者”，而游览此类胜景，更凸显了文士品味的别致。又有数景历经沧海桑田，彼时已经不存，或者形貌早已产生极大变化，如“今朝天宫地”的吴王铸剑处，以及“今废，只有遗址耳”的凤凰台等，如此，便对游览者的知识储备做出了要求，否则观览到的只不过是皇家禁地或萋萋野草而已。《金陵雅游编》的每一胜景前皆有介绍，内容为该胜景的历史变迁及文人典故，其旁征博引，娓娓道来，甚至连“太祖曾挂衣于上”的盘虬老松都能指认，可见此类胜景品赏活动对观者的文化修养提出了极高要求，而这又恰巧是文人们所擅长与喜闻乐见的，因为这正是他们在晚明秩序失调的社会场景下，守卫“身份疆界”之为数不多的有效手段之一。
文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对“外”以旅游地点的选取，旅游时间、旅游方式的出奇，旅游内涵的深邃博雅，建构与庶民大众、商人阶层有所区隔的身份识别；对“内”，则以胜景游冶活动作为社会交往的惯习方式，强化文人圈子内部的社交网络。Fei Si-yen对此曾有精彩的论述，她认为文士常常在选择游冶同伴时捎带上自己的后辈，借机将他们引介给长者，以为年轻人日后的声名建构铺路，游冶活动也因此显得非常仪式化。而在这个意义上，对历史文化遗迹的观览便不再仅是兴怀咏古之举，还附加了强化旧日交情、并将之延续到下一代人社交网络里的别样意涵。
以上简述了晚明南京游冶活动之于文人的意义，即他们利用胜景游冶，强化了阶层的外在边界，并巩固了阶层内部的联系；而作为文人偏好的交游方式，胜景品赏活动又整体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意识”。可以说，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晚明南京文人游冶活动的表征，前者是兴发胜景品赏的诱因，后者则为游冶活动特色的具体表现。然则由另一角度讨论，游冶活动之于胜景本身，以及胜景承载的城市文化本身，又具备了怎样的内在功能呢？下面由朱之蕃的《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入手，对胜景品赏所具体表现出的城市想象与记忆格局进行诠析。
四、朱之蕃之“金陵四十景”：南京城市想象与记忆格局的确立
结伴游冶并对胜景进行品赏，是中晚明以来常见的城市文化生态。那么这种文人活动除了对阶层属性进行辩护、对阶层身份进行区隔以及对社交网络进行强化以外，是否还有别样的内涵承载呢？答案是肯定的。即以南京地区的情况论，金陵胜景的游冶品赏还造成了文人观览城市、记忆城市之方式与视角的确立。
《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下称《金陵图咏》）为朱之蕃所作，其人的身份上节已有简介。既然朱之蕃已经参与了“四君子”的“金陵雅游”，为何又作此《金陵图咏》呢？该书序言给出了答案：
圣祖开基定鼎，始符千古王气……相沿以八景、十六景著称，题咏者互有去取，观览者每叹遗珠。之蕃生长于斯，既有厚幸，而养疴伏处，每阻游踪，乃蒐讨纪载，共得四十景，属陆生寿柏策蹇浮舫，躬历其境，图写逼真，撮举其概，各为小引，系以俚句，梓而传焉。虽才短调庸，无当于山川之胜，而按图索径，聊足寄卧游之思。因手书以付梓。
据知朱之蕃作此《金陵图咏》的原因在于：其一，朱氏对仅评定金陵八景或金陵十六景表示遗憾，认为还有许多胜景难以入选，而且针对吴派文人对南京城市的表现方式，朱氏抱怨他们对金陵胜景的表达有失偏颇，某种程度上“目光短浅”；其二，朱之蕃自陈身体状况欠佳，许多景致难以亲身游览，因此委托弟子陆寿柏按景成图，而自己作文以配，“足寄卧游之思”。
关于《金陵图咏》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曾有不少学者进行讨论。Fei Si-yen强调应将其放回社会脉络和历史场景中，注重其外在功能的演变。如就《金陵雅游编》与《金陵图咏》的差别，她认为《金陵雅游编》仅仅停留在对胜景的介绍，而《金陵图咏》则对品赏胜景的方式做了说明与建议。两者反映之观赏及认识城市的角度殊为不同。吕晓认为《金陵图咏》除了导览功能外，还“突出了金陵作为完整城市的价值，而且对金陵的‘王气’特意加以强调”。程章灿、成林则爬梳了从唐代刘禹锡《金陵五题》到清代“金陵四十八景”的转变过程，强调文学对历史文化地标的形塑功能，认为古代作家的吟咏品题为古都南京建立了一个历史文化地标体系。
基于前贤的这些研究成果，笔者回到《金陵图咏》本身，重新检视朱之蕃关于诸胜景的品题诗文，而试图提出“《金陵图咏》是对南京城市想象与记忆格局的确立”这一观点。
兹先依《金陵图咏》之胜景顺序，录入胜景名称，并摘取配图的部分相关诗文叙述，概括其观览或记忆胜景的关键历史文化属性，制表如下：
考量上表，不难发现朱之蕃版的金陵胜景及其对金陵胜景的认知，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朱之蕃延续了对“金陵王气”的表达。其所选取的四十景，首八景便向明初的史谨致敬：胜景名称几乎完全相同，惟顺序略有变化，特别是将“龙江夜雨”移到了末位，可能的原因或是洪武朝尤其永乐朝规模宏大、热闹纷呈的龙江船厂一带，到了晚明已经“今虽凋敝”了。而在“史氏八景”以外，朱状元更以“天坛勒骑”提醒读者这座城市所拥有的“国都”身份，又用“长桥艳赏”勾勒明初帝都生活的美好繁盛。
其二，朱之蕃所选四十景带有浓厚的文人色彩。前述文伯仁、盛时泰一干人等引领了南京城市文气之“初盛”，晚明又兴起了胜景游冶的热潮，朱之蕃则明显受到这些风气的润染。其所蒐讨的诸景，如燕子矶、清凉山、嘉善寺等，皆因游冶佳处的属性而引起朱之蕃的关注，而在品评虎洞、祖堂山时，则强调其人迹罕至、难以登临的特点，这符合晚明文人的思维惯性。此外亦如Fei Si-yen敏锐的论述，朱之蕃还推荐了别具特色、极富文人色彩的观览方式。最后一景“长桥艳赏”，则暗示了晚明文人狎妓宴乐的典型文化生态。
其三，朱之蕃的胜景品赏带有挥之不去的“六朝”情结。即便如“狮岭雄观”这种以明初史事而闻名遐迩的地景，他也不提其在明代的命运，却将重点放在了六朝时的得名原因以及登览所见旷景之上。按明代南京文人心中一直存有“六朝”情结，弘治、嘉靖年间活跃于南京一带的文人便被称为“金陵六朝派”，其文章诗赋皆宗六朝，风格绮靡，辞章华丽；《金陵雅游编·序》中也说：“金陵名胜自六朝以来，甲于天下，岂非以王谢诸贤重耶？然地狃偏安，人希旷览，流连光景，局促一隅，虽佳丽著称，而地灵尚阙矣”，又“即余游金陵数年，问六朝遗踪，多不能举其处，而编中所载梅花水、虎洞诸胜已罕有迹者，千秋之感又岂但在乌衣、朱雀已也。”这道出了“六朝”情结对江左文化的形塑以及对身处其中的文人们的影响。可以说，取法六朝，上承魏晋南朝，已是金陵文人的惯性思维，而在朱之蕃的胜景品赏行为中，这一取向得到了再次确认。
要之，朱之蕃选取与品赏的“金陵四十景”，实际确立了地方文士对城市特性的理解方式和记忆格局，即在“六朝”情结的笼罩之下，品味与追忆“金陵王气”，而整个过程又带有极其浓郁的文人色彩。及至明清易代，由朱之蕃《金陵图咏》所呈现的这种记忆范式，仍对清初金陵文人抒发遗民情怀提供着极佳的参考和范本，如清初“金陵八家”之一的樊圻，即遵循着自朱之蕃“金陵四十景”以来形成的城市想象之“范式”，其诸多作品中，皆可见到所受朱氏影响的痕迹。
五、山水金陵：胜景品赏所见明代南京游冶空间的分布与变迁
前文系统论述了有明一代各个阶段，文人们的胜景品赏活动所反映的南京城市文化生态及其承载意涵的变化，并尝试勾勒出变化的脉络。下面再从诸次品赏活动择取胜景的地理分布，考察明代南京游冶空间的分布与变迁。
巫仁恕曾就苏州旅游空间的演变作过细致的爬梳，认为经历明至清长时段的发育，苏州的游冶空间呈现向城市内部细化、向城市外部延展的特点。而文人士大夫出于对自身身份的建构与护卫，积极参与了旅游文化的创造和重塑。及至太平天国时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城市旅游空间分布又经历了一次重新调整。而与苏州对照，可以认为南京游冶空间至晚明已经成型，清初只是稍稍调整，在空间分布上并无新变，仅为对既定格局的细化延展而已。
笔者的上述判断，在以下五幅示意图中，可以获得直观的呈现：
图1：史谨“金陵八景”的空间分布
图2：张祖龄“金陵十二景”的空间分布
图3：文伯仁“金陵十八景” 的空间分布
图4：《金陵雅游编》“金陵二十景”的空间分布
图5：《朱状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金陵四十景”的空间分布
而据图分析，又能发现与胜景品赏活动密切相关的明代南京游冶空间分布和变迁的几个特点：
首先，明代南京游冶空间呈现与苏州类似的“向内细化、向外延展”的格局。由图可见，明初“金陵胜景”基本分布于城内或城郊，距离较远者仅天印山而已；及至中晚明，城区内的胜景密度大为增加，而近郊以及远郊的胜景亦为文人们青睐，距城四五十里者所在多有，其空间分布范围已经达到今日南京城区边界。
其次，明代南京游冶空间格局表现为“块状”与“线形”分布态势。呈“块状”者，北有栖霞山、幕府山，南有牛首山-祖堂山、天印山，皆为山类胜景群落，群山的自然风光与分布其间的寺庙、亭台、奇石等共同构成游冶佳处。呈“线形”分布者，则为分别位于城市西北方的西南-东北走向、位于城市东南方的东南-西北走向之地景群落；前者主要沿长江分布，胜景多为登临眺远、观览江景之所，后者则多分布在南京至句容的交通道路沿线，易于到达。
再次，明代数次品赏活动选出的所有胜景皆位于长江以南。纵然早在洪武九年江北的江浦、洪武二十一年江北的六合便已划入应天府管辖，但从文人们的活动区域可见，他们所理解的“金陵”，狭义为城区所在，至大亦不过为县治设于应天府城内的上元、江宁两县地界，而于江北区域以及江南的其他辖县如句容、溧水、溧阳、高淳等县则少有涉足。相对于苏州文人动辄进行长程旅游、多赴太湖景区不同，南京文人对于周边地界的疏离感是显而易见的。文人的胜景品赏活动，亦是地方人群集体心态的反映，它指涉并框定了明代南京的“文化地域”之边界。王正华曾撰文论述南京较强的“城市特性”，而通过游冶活动所见之南京文士的“固步自封”，某种程度上也可作为南京城显明的“城市特性”之旁证。
此外，比照明朝以后的情况，又可知南京城市的游冶空间格局在晚明即已形成。前文已述，朱之蕃的“金陵四十景”标志着文人对城市进行记忆的方式的确立，而从另一角度论，它亦代表了城市游冶空间格局的定型。正是在朱氏“金陵四十景”的基础之上，清朝乾隆时期的南京文人曾创作了“金陵四十八景”，然而既与朱氏“金陵四十景”大同小异，新增加的胜景，如“赤石片矶”、“楼怀孙楚”、“台想昭明”、“化龙丽地”、“商飚别馆”、“珍珠浪涌”、“甘露佳亭”、“木末风高”，也仅为对各区域内胜景数量的增加，对于胜景的分布空间并无影响。而时至今日，朱之蕃“金陵四十景”所指涉的城市游冶空间，亦多为南京旅游的重点区域或重点规划开发区域，如此则朱之蕃的“金陵四十景”对于南京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已近四百年。
六、结语
文人雅士对城市文化的构建往往具有关键作用，他们或作文或绘画，从而将对城市文化特性的理解载诸纸端。本文即由“金陵胜景”主题切入，关注文人士大夫的相关诗词图绘，并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考察不同时期文化生态对文人理解城市方式的影响，以及在此脉络下城市文化的形塑过程。
由史谨品赏之“金陵八景”所见，明初文士理解南京的方式，为强调城市的政治属性，这与明初南京的帝都身份存在密切联系。而由史氏八景的空间分布，又可知明初南京城市规模有限，文士活动空间尚囿于城内及近郊，成熟的游冶空间格局还未形成。
永乐迁都之后，南京的政治地位大受打击，随之相伴的是城市文人文化品味的转变。嘉靖以后，吴派文人主导了金陵文化圈，地方文化格调亦为之一变，表现城市的方式带有较多文人色彩，典型例子为文伯仁之“金陵十八景图”。由该图品赏胜景的方式可见，文人士大夫理解城市的方式已经脱离了对政治属性的强调，转而关注城市本身的历史和文化。
作为明中期以来金陵文化圈出现的“地方意识”的实践方式，晚明文人士大夫之间兴起了游冶观览胜景的风潮，此类活动风行的另一内在原因来自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文士们利用胜景品赏活动，一方面强化了阶层的外在边界，另一方面巩固了社交网络内部的联系。由余孟麟、焦竑、朱之蕃、顾起元四位金陵文化圈的要角发起的“金陵雅游”活动，即为此种观照下的典型行为。
朱之蕃作为“金陵雅游”活动的亲历者，认为历来的胜景品赏活动皆有遗憾之处，因而自选“金陵四十景”，这代表了他对城市文化的理解趣味。朱之蕃调和了金陵之王气与文人之品味，并顺应城市想象的惯性路径，远追南京的六朝文化，从而形塑了记忆城市的格局，至于经他选评的金陵胜景所指涉的城市游冶空间，也使得日后南京城市被观览与解读的角度得到了确立。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4年6期，第76-90頁。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