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著作集》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陈支平
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在他的学术影响之下，以闽粤地区的一批学者为骨干力量，形成了一个以经济史和社会史等跨学科整合为学术特色的研究群体。这个学术群体被学界称之为“傅衣凌学派”，也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林甘泉先生曾评说这一学派：“傅衣凌学派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少有的几个学派之一，学术风格独特，有成果，有传人，其弟子是沿着先生的足迹走的。……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是学术界的共同财富，不管是不是他的亲传弟子，不管是否属于他的学派，都会从他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中得到教益。”
为了全面总结傅衣凌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就，2006年中华书局约我搜集整理傅衣凌先生生前结集和未结集出版的所有论著，以《傅衣凌著作集》的形式予以重新出版。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及众多研究生的共同努力，《傅衣凌著作集》终于于近日全部出版发行。作为傅衣凌先生的一名学生，我在欣喜之余，感到有责任借此机会，对傅衣凌先生的学术经历和学术贡献，做一梳理和总结，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傅衣凌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傅衣凌著作集》共分六册：原已结集出版过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依旧各自成册；原《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二书合为一册；原《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二书合为一册；其余各种散见于报纸杂志上的论文合为一册，根据傅衣凌先生生前的意愿，称之为《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傅衣凌著作集》六册基本上保存了傅衣凌先生的绝大部分论著，虽然有某些早期的文章，已经很难寻觅，但是相信其数量相当有限。傅先生还有一些译著，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日本学者的《新安商人研究》和《宋代牙行考》等，限于体例，此次整理编辑时一概没有收录。《傅衣凌著作集》的整理出版，相信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前辈学者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艰难历程，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弘扬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学术风格，无疑将产生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傅衣凌先生早年在母校厦门大学和日本法政大学受过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学术训练，这对于他后来创立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注重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关系至深。20世纪30年代，刚刚步入史坛的青年傅衣凌，在学术研究的探索道路上，正经历着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的洗礼。傅衣凌先生有鉴于歪曲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说和一般论说流于空泛教条的弊端，立志写作中国农民论、中国农村经济史、中国商业资本史。他吸收传统学术和日本社会史学、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的长处，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学方法。1939年傅衣凌先生在永安福建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时，根据在黄历乡发现的民间契约文书，整理成三篇文章，编为《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在福建协和大学出版，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引用民间契约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著作。这本小册子，可说是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它形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基本研究特点：在搜集史料时，除正史、官书之外，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以民间文献证史；广泛地利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在探讨经济史中，特别注意区域性的局部分析，以小见大，从微观到宏观，又从宏观审视微观的研究理念。
对于区域农村社会经济的探索，更进一步引发了傅衣凌先生的深层思索，他把研究的领域从农村扩大到商业上面来。1946年前后他写成《明代徽商考》发表。在徽商之外，又发现陕西商人、苏州洞庭商人、福建海商等等都是明代重要的商人，他逐一对这些区域商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解放以后，傅先生把他在以前对于农村问题和商人问题研究的成果充实提升，分别以《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的书名予以出版。
1949年以后，傅衣凌先生倾心于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诸问题。50年代初，他把研究重点放在明代的江南地区，也是先从农村经济开始探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明代江南地区经营地主与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论文。嗣后，他又结合《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讨论，撰写其他文章，辑成为《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书，于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环境逐渐恶化，傅衣凌先生一方面继续进行他的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问题的探索，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较多地关注明清时期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史的研究。在这期间，他撰写了《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的书稿，作为上课的讲义在本科生及研究生中进行讲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多次对书稿进行修改补充。为了使自己辛勤写成的著作能够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版问世，这部著作也不能不带上那个时代的某些烙印。尽管如此，在傅先生生前，这部著作还是未能及时出版。直至1992年才由我略加整理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傅衣凌先生着手对于自己半个世纪来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历程及其构想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1982年，经他自己选编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他又对于自己以往的许多学术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提升。他尤其关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后期封建经济的分析，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二者缺一不可。对前者主要看它的新生的、发展的因素，而对后者主要看它迟滞的、落后的一面。萌芽状态与成熟状态不同，两者又不可等同起来，因而作为衡量的标准，也应该有所区别。”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长期处于“早熟又不成熟”、“死的拖住活的”的状态。傅先生曾形象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比喻为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在这个学术思想指导下，他愈来愈有意识地把这两个表面上看来是矛盾对立的研究课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他长期潜心研讨的心得融会升华，得出比较系统的见解。尤为难得的是，傅衣凌先生在晚年病重期间，仍然坚持不渝地进行新的思考，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的论点，对自己五十年来的学术历程进行了整体的反思和新的总结，发人深省。他认为，在16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已发生走向近代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这种变化起伏跌宕，以至中断、后退，但到最后，并未能摆脱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傅先生在晚年所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和“明清社会变迁论”，“是自梁启超先生提出‘近世’概念以后，对中国近代史最精辟的看法”。“傅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会变迁论’，提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但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有中断以至倒退，但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深佩其说”。
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这是傅先生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基本构架。作为傅先生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另一个基本构架，是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的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阶级斗争与农民战争问题是解放以后中国大陆历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领域，然而傅衣凌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依然是立足于地区间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探索。如他通过仔细的分析提出明清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农民战争更加具有平均主义思想的社会破坏性，而南方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则更注重于经济权益的争取。这些观点，令人深思。显然，傅先生对于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研究的兴趣，也是着重于说明它如何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以及它又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因此，它不是纯粹的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而是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有机部分。
由于这两个基本构架的结合，便形成傅衣凌先生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构架。傅先生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总称为社会经济史，用于区别一般的中国经济史或国民经济史、经济制度史，其理由和特色即在于此。然而我们如果从傅衣凌先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部分来考察，则不难发现，他的所有研究构架和研究结论，无不是从区域性微观分析和区域间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种从局部到一般，又从一般回到局部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可以说是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精髓所在。李伯重先生曾把傅衣凌先生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又称之为“新社会史学派”，他概括说：“新社会史学派的奠基人是傅衣凌。傅氏早年在日本受过社会学的训练，在研究中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注重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把个案追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的把握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注意发掘传统史学中所轻视的民间文献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账籍、碑刻等史料，倡导田野调查，以今证古，等等。在他的影响下，社会人类学的民间取向逐渐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同，并开始以‘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重新审视历史。在此时期，社会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傅衣凌先生在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学术观点，人们所知较多，有的已成为权威性的结论。事实上，傅先生在中国史研究上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在他的著作中，有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述，有关于奴隶制的分析，而封建社会史是他着力所在，从秦汉到明清，多有论述。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如辽、金、元，他也有所探求。甚至近代和民国史，他亦涉足其间，撰有专论。他侧重于社会经济，但对上层建筑，诸如政治制度、阶级斗争、历史人物、思想、民俗等等，亦作过许多探讨。只是这些成就，为他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上的盛名所掩，不大为人所知罢了。80年代以后，他所出版的著作除了《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之外，还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
傅衣凌教授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学者。他和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傅衣凌先生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跨越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注重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与宏观审视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学术探索，与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学人们所主张的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注重人类活动领域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层面研究的学术意趣，不乏许多相通之处。如今，中国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们对于法国年鉴学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傅衣凌教授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特别是区域社会经济史学，也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及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必将发挥更为显著的学术影响力。而《傅衣凌著作集》的出版发行，将作为我国学术拓展的一个契机，吸引着更多年轻的学子，参与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从而把我国的历史学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更为广阔的空间。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史學集刊》2008年第4期，第125-127頁。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