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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迪生_群體與對立之象征——香港新界地方天后崇拜活動
  发布时间: 2019-08-05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5

群体与对立之象征——香港新界地方天后崇拜活动 

廖迪生 

民间宗教活动每每被认为是表现地方社会的一个主要形式,参与的群众代表着一个地方。当一个地方的居民组织宗教庆祝活动的时候,宗教活动的地方性往往成为研究者所寻找的对象,例如从参与宗教活动群体的地域分布、宗教活动的巡游路线等去重构地方范围界线,再将宗教活动中的神祗诠释成地方社群象征。这个宗教活动的地域诠释很多时候更与地方政治范围相配合,构成一幅美丽的宗教政治图案。

然而在实际的环境里,地方宗教活动所牵涉的包括很多不同的个人与群众。虽然宗教活动的组织者大都有其地方根基,但参与活动的个人及群体往往有其流动性,超越地域聚落界线。本文以香港新界元朗一乡村的天后诞庆祝活动来分析地方宗教象征所代表的复杂本质,探究地方精英如何操纵及控制他们地域范围内的宗教符号,而地方群众如何在这个地域宗教符号下,根据自己的关系网络来参与他们喜爱的宗教活动。香港新界的个案显示,地方宗教团体的运作是控制在地方精英的手里,他们所积极经营维持的是一个属于他们地方政治范围内的活动,但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会参加活动,有些村民会改而参加其他地方的宗教活动。反过来说,也有外面的人员参加该村的宗教活动。相对于管理层的地方性,参与的群众就超越了地域的限制。

在香港,每年农历的三月二十三日是很多社区庆祝天后诞辰的日子。香港的民间庙宇,基本上是公开让任何人进香朝拜的。所以,我们可以在庙宇诞期时看到不同的个人和团体到庙宇进香,而地方精英会通过举办不同的庆祝活动来吸引进香人士,本文研究的乡村所处的元朗区,便有三间规模较大的天后庙,分别是厦村乡的沙江天后庙、屏山乡的鲤鱼山天后庙及在十八乡的大树下天后庙。这三间天后庙每年都在同一天举行庆祝天后诞的“花炮”活动,而乡内各村庄都组织花炮会参与庆祝活动。除此之外,十八乡的大树下天后庙更每年举行大规模的花炮会巡游活动,以舞狮、舞龙、民间舞蹈等方式来庆祝。巡游路线是由元朗市中心出发,穿越市区而至乡郊的天后庙。当巡游队伍抵达天后庙后,主办机构便举行花炮抽签活动,将代表天后的花炮每年重新分配给参与的花炮会。厦村及屏山的天后诞虽然没有巡游,但都有花炮抽签活动。总括来说,三个天后诞的庆祝活动中以十八乡的规模为最大,参加的花炮会数目也最多。 

在这一个元朗区天后诞活动的脉络下,本文以区内厦村乡的一个花炮会为例,研究地方精英与普通村民如何参与天后诞的庆祝活动,从而分析地方宗教活动与象征建构的关系。本文研究的“白坭村花炮会”,是一个以乡村名字命名的团体。从花炮会名字上,我们很自然的会将之理解为一个属于整个乡村的宗教组织。我在研究该花炮会的活动之前,也以为大部分的村民都会参加,因为天后诞是该村全年惟一的一个以乡村名义进行的活动,花炮会的进香活动理应成为乡村的一个集体认同的象征符号。但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所显现的是村民之间的矛盾、精英与村民之间对活动目的的分歧。虽然地方宗教活动是精英可以操控的一个集体符号,但并不是所有村民都会认同这一个符号,村民只会以个人关系的历史和网络来决定参与的方式。 

沙江天后诞

在厦村沙江庙天后诞的当天,除了一些个人及家庭的进香活动外,主要的群体庆祝方式是“花炮”活动。这是一种在香港颇为流行的神诞庆祝形式。“花炮”基本上是庙宇内神像的一个模本,以细小的木像或绘画的图像来代表,木像多安放在一个有玻璃门的小木箱内,而画像则以玻璃相架装镶。在庆祝天后诞时,人们便委托纸扎店制作花炮,用来安放木像或画像,以送还天后庙。花炮有23米高,以竹枝构成框架,外置彩色纸花、纸扎神仙像等饰物。 

沙江庙天后诞花炮活动的统筹单位是“花炮总会”。在天后诞当天早上,参加活动的花炮会便会各自由他们的乡村出发到天后庙参拜,花炮总会的负责人也在场登记抵达的花炮会。在1991年的天后诞里,共有15个花炮会参加活动。在庙宇现场,有警察维持秩序,以防止冲突的发生。在舞狮子或麒麟的队伍带领之下,各花炮会的成员携同他们所拥有的花炮到天后庙参神。为了减少各花炮会之间的可能冲突,警察每次只会让一个花炮会到庙前参神。当花炮会成员抵达庙宇前的广场后,他们便把花炮放在广场内相对于庙宇正门的一方,让花炮中的神像面对着庙中的天后像。年轻的花炮会成员则在庙前舞狮或麒麟来表演一番,以酬谢天后及娱乐观众。而花炮会的另一些成员便会到庙内献上水果、“烧猪”、煮熟的鸡及“金银衣纸”等祭品,以谢天后。在仪式完毕后,花炮会也会携同自己的花炮和食物祭品离去。 

在所有花炮会参神完毕后,花炮总会便开始进行花炮抽签仪式。在抽签之前,花炮总会主席会同各花炮会的代表先到天后的像前参拜上香。抽签在庙前左侧的树下进行。代表十五个花炮号码的字条在各花炮会的代表前检验后放到一约15厘米高的竹筒内,然后由各花炮会的代表抽签。他们按着花炮会往年所得花炮号码次序来进行,每人以一双筷子从竹筒中取出其中一纸条。这样,纸条上的号码也就变成是他们花炮的新号码。花炮总会随之把一写上花炮号码的圆形纸张及一对灯笼送予花炮会代表。虽然各花炮会所持有的花炮并没有改变,但人们相信花炮的神圣力量会因所属号码的改变而变更。当十五个花炮会完成抽签后,在沙江天后庙的花炮活动也就完结。

白坭村花炮会的活动

在天后诞之前的数天,村民便在村公所的周围插上色彩缤纷的旗帜。在晚上,一些青年男性村民便开始在村公所练习舞狮,预备天后诞的庆祝活动。村公所在平时是当地惟一的幼稚园上课的地方,幼稚园在天后诞当天休课一天以便庆祝活动的进行。在天后诞当天早上七时许,舞狮队伍便到村民的家中把天后的神像接到村公所,开始当日的活动。天后的神像放在一1.5米高的木制神龛里,神像随神龛一起搬动到村公所。对当地人来说,这一神龛也就是花炮,也是该村天后诞庆祝活动的核心宗教象征。接回来的神龛摆放在村公所大厅的中央,在差不多同一时候,另一村民也把另一代表天后的木牌送来村公所。据当地村民说,在某一年他们得到了三号的花炮,由于他们认为三号的花炮会为他们带来好运,他们便复制了该木牌以保留好运。所以该花炮会便拥有两个代表天后的神像。

村民以幼稚园上课用的桌子叠砌成一临时的香案作拜神之用。一些女性村民一早便到达村公所帮助整理和布置现场,她们准备了一盆内置柚子叶的水来清洗神龛及神像。花炮会的几位负责人也从旁协助,整理香案,装饰神龛,并把一些新购买的玉器金饰挂到神像及神龛上面。此外,人们也把有象征生育意义的姜和有辟邪作用的柚子叶挂到神龛上去。一些花炮会的成员会特地送来煮熟并染红了的鸡蛋作为祭品,以感谢天后让他们在过去的一年内得到孩子或孙儿。那些舞狮的年轻人则在村公所外的空地上打鼓为乐,有几位年轻人则到元朗市区取回一“烧猪”作为祭品。之后,在场的人便各自上香朝拜天后。一些中年的女村民在上香完毕后,便把自己带来的“金银衣纸”及“天后衣”在村公所外燃烧。她们所进行的仪式,并不仅是代表她们个人,而是代表她们自己的家庭。在整个村公所的活动过程中,女性担当着洁净及神坛摆设等杂务工作,代表她们的家庭向天后进香,为花炮会布置现场。她们只是停留在参与者的层面上,花炮会所牵涉的地方政治与她们似乎没有直接关系。 

到十时许,村民便开始到沙江天后庙进香。花炮会租赁了两辆货车作为运送神龛、祭品及参神队伍之用。在鼓声喧天的舞狮队伍带领之下,村民把神龛、天后的神牌及祭品搬到货车上,向沙江天后庙出发。货车在天后庙旁的路边按警察的指挥停下来,舞师队伍便带领一干人等到天后庙,村民把神龛放在庙前的空地上,面对着庙的正门。舞狮的队伍便在庙前舞动,朝拜天后,表演一番。在庙前有数名警察维持秩序,防止花炮会之间发生冲突。当白坭村的村长抵达现场后,指挥的警察就跟他说,请他看管村民,不要让村民燃放爆竹或与其他人发生冲突。在天后庙前的广场上,焦点落在舞狮队伍上面。负责舞龙或舞麒麟的都是年轻人,虽然是在年长的花炮会领导人带领下,舞队伍之间也容易发生冲突。当两队舞龙或舞麒麟的队伍相遇时,双方要以特别的舞动方式来表示礼貌,任何一方的狮子或麒麟在舞动时都不可以超越对方的高度。不守规则的舞动方式会引发冲突,但这些冲突背后其实都隐藏着地方间的积怨。每一花炮会的表演队伍也就是地方社群向邻近社群显示力量的组织。 

白坭村花炮会在抵达沙江天后庙之后,便向花炮总会报到,花炮总会也准备了一些饮料送给他们。在这个时候,花炮会中的一些负责人及一些女村民便把祭品搬进庙内朝拜天后。他们代表花炮会在庙内上香,然后燃烧“金银衣纸”及“天后衣”。除了花炮会的拜神仪式外,随行的村民也会各自上香。有些更特地购买一些大香在庙内燃点后携带回去,目的是把天后的“香火”直接从天后庙带回家中。也有一些村民跟现场的小贩购买装饰用的小风车回家,他们相信风车会转变他们家人的运程,为他们带来好运。 

当所有的参神工作完毕之后,在舞狮队伍的相伴下,村民便把神龛及祭品送回村公所。他们乘坐原来的货车回去,而花炮会的其中一位负责人则留下来参加花炮抽签仪式。当货车回到白坭村后,村民把神龛、天后的神牌及祭品放回村公所内原来的地方。跟着,一位积极参与活动的村民便把拜神后的烧猪切成小块,让参加进香的村民分享。然后村民便各自离去。花炮会到天后庙参神的仪式部分便基本上完结。 

另一方面,留在沙江庙的花炮会代表则参加了花炮的抽签仪式。他们抽到花炮号码,接过写有花炮号码的黄色圆形纸张和一对灯笼后,便把它们带回村公所,还把号码纸张贴在神龛的上面,同时也把一双灯笼挂到神龛上去。在厦村的天后诞的花炮活动中,花炮会之间并没有交换各自的花炮,这是他们跟香港其他地方的神诞活动所不同的地方。但明显地,纵然白坭村花炮会没有跟其他花炮会交换神像,在人们的眼里,神像的超自然本质也随着神龛号码的更改而有所改变。 

花炮会的晚宴活动在傍晚开始,在村公所旁的空地上进行。事前,花炮会已经聘人在现场周围装上灯泡,晚宴时灯火通明。花炮会从元朗市区请来一饭馆在村公所安排晚宴,当地人称为“到会”。该饭馆负责晚宴所需的所有食物和设施,包括煮食用具及餐桌等。简单来说,花炮会并不需要为晚宴做出特别的安排工作。来参加晚宴的村民,都会先到村公所内向天后的神像上香。在这个时候,花炮会的其中一个负责人也在神龛前主持花炮神像的重新分配仪式。该负责人拿着成员名单,坐在天后神龛的右面,等待村民,参加仪式。当时,香案前的地上铺着一张新购买的藤席,参加者要跪在席上,面向天后像,进行“掷搠杯”的仪式。参加者若获得圣杯的话,便可以连续的重复掷搠杯,每一参加者的圣杯数目都会记录下来。待所有参加者都完成掷搠杯仪式后,在记录上获得最多圣杯的一位便可以将神龛及其天后像带回家供奉一年,而第二名便可以供奉天后的木牌一年。当晚参加晚宴的数十人中,只有约20人参加掷搠杯仪式。一些没有参加的成员解释说,由于他们不是住在村里,如果得到神龛,运送困难,所以他们便不参加仪式。 

宴会在晚七时许开始,但晚宴的主要目的不是吃饭,而是竞投“圣物”。圣物是指那些沾附上神圣力量的物品。这些竞投用之圣物或由花炮会成员送出,或由花炮会特意购买,或是一些曾在活动中使用过的物品,如掷搠杯用的藤席、切烧猪用的刀和砧板等。一些较为贵重的物品,如黄金玉器等饰物,都曾被放在神龛里带到天后庙参神。在晚宴期间,几名较为年轻的村民往返穿梭于各酒席之间,一手持扩音器高声劝买,另一手高举竞投圣物吸引买家。他们不断以吉祥和幸运的意义加到圣物的名称上面,希望能以高价售出圣物。在席间,花炮会的几个负责人,则坐在同一桌上,记录圣物的出售结果。他们也同时不停地估计当晚竞投圣物的可能收益,因为花炮会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出售圣物。当他们觉得竞投圣物价格偏低的时候,他们便会跟主持的年轻人商量改善的方法,修改圣物的出售底价。当天出售的圣物种类繁多,有饰物、拜神用具以至日常用品等数十件。由于要有充足时间进行竞投圣物,令每一道菜之间有着很长的空隙,晚宴要到11时才完结,有部分参与者更没有等待晚宴结東便离去。晚宴完结之后,舞师队伍便将神龛及天后木牌送到获得最多圣杯和第二名的花炮会成员家里。至午夜12时,一年一度的花炮会活动便告一段落。

  地方精英架构 

厦村是一个很大的邓姓宗族,族人居于相邻的十六条乡村里,他们在香港新界元朗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更与香港及邻近东莞的邓姓宗族同属一源。厦村邓氏曾经控制元朗西部一大片适宜种植稻米的土地。宗族组织是厦村的基本地方政治结构,在祖先崇拜及族产的基础上维系着一个单姓亲属集团。在现时香港的地方行政体系上,厦村也属于一地方单位,设有一个由所有乡村代表组成的“厦村乡事委员会”,向政府提供有关地方事务的意见。此外,该区也选出一代表进入“元朗区议会”,就元朗地区事务向政府提供意见。在港英政府管治的时候,虽然这两个地方政治架构都没有行政权力,但却是地方精英所希望进入的组织。元朗区议会的代表范围较大,要成为这些组织中的成员,一是通过政府委任,二是通过直接的民间选举。至于白坭的村民,他们都是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移民,他们在当地的历史较浅,影响力有限,村长纵然是厦村乡事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但影响力自是有限,村民要成为元朗区议会的议员的可能性就更小。但由于村民可以参加选举他们的村长,选举元朗区议会的议员,地方精英便不可太忽视村民的活动而致影响他们所需要的选票。 

厦村范围内有大小不同的社坛和庙宇,但以沙江天后庙最为当地人所重视。每年都有庆祝天后诞的活动,而每十年举行一次的“太平清醮”也是以天后为主神。每年参加天后诞的十多个花炮会,都是来自厦村范围内的乡村。该庙可以说是担当着联乡庙宇的角色,将厦村内的乡村连结起来。当十五个代表不同乡村的花炮会参加厦村天后诞的活动的时候,花炮总会所扮演的就是一个统筹的角色。 

在安排天后诞的活动时,地方精英与地方警察有着紧密的合作。花炮总会配合地方警察的要求来统筹和协调活动,花炮总会的负责人及各花炮会的代表在天后诞前召开一次筹备工作会议,讨论当日之安排。在天后诞的当日,花炮总会的负责人则在现场登记抵达的花炮会,并通知各花炮会不得携带武器和燃放爆竹。警察控制花炮会进香的次序,把他们分隔,以确保花炮会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当各花炮会的负责人都到达之后,来自厦村的花炮总会统筹者便跟各花炮会的代表一起到天后像的面前朝拜。然后,他们便进行抽签仪式,将各花炮的号码重新分配。在这个分配的过程中,就正如其他地方政治的统筹安排,地方精英操控了天后花炮的分配工作,而在既有花炮会相互抽签的安排下,巩固了参加活动的花炮会,外来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进入。

花炮总会基本上在每年的天后诞前便开始活动,但在天后诞之后也就沉寂下来。这个组织的运作是由几个厦村的精英负责,其中一位曾经是厦村乡事委员会的要员。在白坭村,搞花炮会的也就是村长,其他负责人也是乡村事务的活跃分子。总的来说,从白坭村花炮会与厦村花炮总会的组织来看,他们的地域阶序关系与地方政治的阶序结构是相吻合的。这一宗教的活动模式,反映了地方宗教与地方政治组织在精英网络和运作层面上的紧密关系。

地方冲突

1991年研究白坭村花炮会活动的时候,有村民问我为什么要研究他们的活动,他们说他们的花炮会规模很小,没有值得看的东西。反过来,他们提议我到元朗市区观看大型的天后诞巡游活动,因为那里参加的花炮会数目众多,且有精彩的舞龙及舞狮活动。也有一个村民说他不会参加自己村内的花炮会,而是参加另外一个花炮会在元朗的舞龙活动。另外一个村民更悄悄地劝我不要参与他们花炮会的活动,他认为天后诞当天一些相邻社区花炮会的成员或许会借该次天后诞活动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纷争。如果有冲突的话,会把我也牵涉到里面。我最后还是参加了花炮会的进香活动和他们晚上的宴会,过程中没有冲突出现,但我观察到的确是只有部分村民参加这一组织的活动。

白坭的村民大都是在1949年后从珠江三角洲不同地方迁来的移民,在定居白坭之前,这些移民之间基本上都没有地缘或血缘关系。在白坭,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或财产,在抵达当地之后,他们在政府或地方宗教的土地上居住。而地方上的资源便每每成为移民之间的争夺目标。人们争相开垦荒地和开拓灌溉水源,而令一些村民之间有不愉快的历史关系。所以纵然有一个名义上代表整个乡村的花炮会,也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参加。但反过来,则有一些已迁出的村民回来参加天后诞的活动,延续他们从前已建立的联系。所以花炮会的成员包括一些现在及从前的村民。

花炮会及花炮总会虽然是宗教组织,但它们依然是地方政治的一部分,是地方精英集结的地方。例如在白坭村,地方上就有两群意向不同的村民,两群人基本上都不会走在一起。当一群人在搞活动时,另一群便会诉说对方的短处,劝我不要参加他们的活动。在厦村,地方精英也一样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基本上不与筹办天后诞活动的精英发生关系。总的来说,花炮会是一个代表整个乡村的统一的象征,但对村民来说,天后诞活动变成一条划分两个不和的地方团体的界线。地方政治所隐含的冲突与纷争,往往是透过群体组织活动显现出来。

社会地位与个人财富

在香港,很多花炮会都在神诞活动的晚上举行晚宴,会员一起吃饭,并在席间把一些花炮上的装饰、日常用品、摆设及黄金饰物等以竞投的方式出售给参加晚宴的人,价高者得。人们相信这些“圣物”沾有天后的神圣力量,而能为拥有者带来好运。有时候一些有特别意义的花炮装饰物可以卖得一个可观的价钱,例如人们相信装在花炮边缘的红布,人称“长红”,有“红运当头”的意思,会特别为商人带来好运。这也往往是整个竞投中价格最高的圣物。 

晚宴中的圣物竞投活动,可以视为花炮会把天后的神圣力量分配给其他会员的一个方法。但同时也是一个让村民表现自己财富的场合。打个比方说一个村民以五千元去买一幅花炮上的红布,他可能相信那红布会为他带来好运。但在天后诞之后,不论是花炮会的成员,还是其他村民,都会知道他是竞投活动的胜利者,愿意付出高昂的价钱,在竞投过程中击败其他对手而获得圣物。提升竞投者的社会地位,这显然是花炮会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

花炮会的另外一个社会功能是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我在1991年的一次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我希望通过参与观察来研究花炮会的活动。我觉得我应该像其他花炮会成员一样缴付定额费用,这样花炮会便不会因我的参与而有所损失。我跟花炮会的负责人说我很有兴趣参加花炮会,并愿意跟其他村民一样付出150元,希望他可以让我参加那次活动。但那负责人则多番说我是学生,不用付钱,嘱我直接去参加活动便成。后来我还是坚决地表示要付钱,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只好收下了我的150元。在第二天,他便给了我一张参加天后诞晚宴的餐券,三张烧肉券,凭一张“烧肉券”就可到元朗的肉店换取一斤烧猪肉。当时在市面购买一斤烧猪肉要三十多元,我获得的烧猪肉及天后诞的一顿晚宴的成本,就大大的超过我所付出的150元。无可置疑地,花炮会活动是给予村内富有的村民一个表现他们个人财富的机会,而普通的成员则可以享受花炮会活动所带来的利益。

宗教象征

天后是在香港比较多人崇拜的一尊神。在每年的天后诞,各地方花炮会都会参加他们所认同的天后庙的庆祝活动。花炮会带着他们的花炮或天后神像到天后庙朝拜。这一刻,花炮会便通过花炮与天后庙结合起来。地方的花炮总会担当了花炮会之间神像之重新分配的工作。在天后庙的仪式及庆祝活动完结之后,各花地会便会领回属于他们的花炮,然后再将之在会员之间分配。虽然分配的是天后的神像,但人们认为其所代表的是天后的灵验和庇佑。为了确保分配的公平,人们多是透过“抽签”或“掷搠杯”等随机方式来进行分配。但在分配天后的灵验上,人们也并不单以运气为准。花炮会也创造机会,以竞投方式让会员以他们的财富来换取天后的灵验。但无论如何,村民所得到的都是来自同一个天后的庇佑。

20世纪70年代初期,白坭村的首任村长创立了一个参加厦村沙江天后庙花炮活动的花炮会。初期的花炮会活动在该村长的店铺内举行。在村公所盖成之后,花炮会活动便移至该处举行。这也就是说,该村的第一位村长创立了该村的花炮会,也就是创造了该村的第一个集体宗教象征。总的来说,移民在定居白坭之后,渐新地建立了自己的乡村组织,选出自己的村长,也同时在厦村的范围内获得沙江天后的一份庇佑。总的来说,在象征的层面上,沙江天后庙的涵盖范围重叠了厦村的乡村组织。 

今天白坭村花炮会的成员人数不是太多,一部分村民并没有参加花炮会的宗教活动。纵然如此,当首位村长有计划地去创造了这一花炮会后,它便变成了一个群体性或地方性的宗教象征,白坭村花炮会在整个厦村的地方宗教体系上占有一固定的位置。

 

本文所论述的主要是香港新界的一个花炮会,但这个花炮会的活动可以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理解。与厦村相邻的地区都有天后庙,北面的屏山有鲤鱼山天后庙,东面的十八乡有大树下天后庙,而南面的屯门则有后角天后庙。所有这些天后庙都同时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廿三日举行天后诞庆祝活动。在不同的天后庙活动中,他们的成员花炮会都是与他们的地域行政范围相配合,例如沙江庙的花炮会便全来自厦村的范围,鲤鱼山的都来自屏山的范围,十八乡及屯门一样都是来自本地域范围内的乡村。若单从参加花炮会所属乡村来说,这几个天后诞中花炮会的分布,基本上可以构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政治与地方宗教结合的分布图像,充分表现祭祀圈与地方政治界线的结合。但在我研究的白坭村花炮会的活动中,情况却不是那么简单和直接。在白坭村里面,有部分村民是花炮会的成员,但也有部分村民从不参加自己乡村的花炮会,而是到其他地方参加庆祝活动。相反地,一些早已迁居其他地方的成员每年都回来参加花炮会的活动,维持他们与当地村民的关系。由此可见,花炮会纵然成为一地方性的宗教象征,但部分村民的不参与及成员的超地方背景,则破坏了那看似清楚且独立的祭祀范围。

花炮会是一个地方精英去表现自己和确定自己社会地位的重要场合,所以地方精英都试图去争取管理宗教活动的权力,构成了一个管理花炮会的精英与参加花炮会的普通成员有不同的意图的现象。精英所统筹管理的是地方名义上的花炮会,他们所重视的是地方政治上的关系,而普通村民所面对的是他们与邻居的关系及他们对沙江天后的信仰。他们可以选择不参加花炮会,去相信另外一个天后,或去参加别的花炮会。在这个天后诞的例子上,管理与参加的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及地方政治范畴,但是当宗教象征被人们创造了之后,它便变成一个地方的象征,与地方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宗教活动可以变成是一些地方精英的工具,但普通村民则有他们的自由去选择如何参加宗教活动。所以,在一个明确的祭祀范围里,存在着很多复杂的超地域的参加情况。

(本文經編者授權發佈。原載鄭振滿、陳春聲主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2—398頁。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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