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歷史現場：臺史博的「走入歷史田野」工作坊 

鄭振滿

自2007年以來，臺灣歷史博物館在籌備開館的過程中，連續舉辦了多次「走入歷史田野」工作坊，為拓展辦館模式作出了有益的嘗試。承蒙前任館長吳密察教授的邀請，我和幾位朋友有幸參加了2007和2008年的工作坊，深感受益良多。茲略述觀感，以為開館紀念。

歷史學者的田野工作坊，是近年來逐漸興起的學術活動形式，其主旨在於回到歷史現場， 從在地的觀點理解和解釋歷史發展脈絡。相對於傳統史學，田野工作坊標誌著史學觀念與史學研究範式的變革。這是因為，傳統史學主要依賴於歷史文獻的分析與解讀，而田野工作坊則注重實地調查，力求「以民俗規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以民間文獻證史」（傅衣淩語）。在中國歷史學界，這種立足於區域研究、以文獻解讀與田野調查相結合的學術取向，導源於傅衣淩、梁方仲等前輩學者開創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傳統，吸收了人類學、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現在一般稱之為「歷史人類學」。 

臺史博舉辦的「走入歷史田野」工作坊，主要是為了培養年輕一代的學者，促成跨學科的對話與交流。2007和2008年的工作坊，都邀請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學者集中授課，介紹歷史人類學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其中的主要課程，包括蕭鳳霞教授的「歷史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宋怡明教授的「歷史人類學與近五十年西方學者的漢人傳統基層社會研究」，科大衛教授的「什麼是社會史」，吳密察教授的「博物館與臺灣史研究」，以及蔡志祥、趙世瑜、陳春聲、劉志偉、鄭振滿等關於區域研究的學術史回顧，李文良、李豐懋、石萬壽、戴文峰、吳密察、黃清琦等關於臺灣史研究的專題報告。這些課程從不同的學科背景和不同的學術領域，揭示了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廣闊視野，構成了對傳統史學的超越和反思。 

田野工作坊的重點是田野調查，這是歷史學與人類學結合的重要媒介。對人類學而言，田野調查是主要的資料來源和研究手段，一般需要對社區生活進行長期的參與觀察；對歷史學而言，田野調查是解讀歷史文獻和重建歷史現場的輔助手段，一般僅限於瞭解當地特有的歷史遺跡和人文景觀。儘管如此，田野調查對於歷史學研究仍然具有全新的認識論價值。這是因為，歷史文獻提供的資訊通常是表面的和局部的，而田野調查則有可能提供內在的和整體的資訊。更為重要的是，田野調查有助於揭示歷史與現實的聯接方式，為追尋歷史發展脈絡提供了指路明燈。在田野調查中，借助於考察歷史遺跡、訪問當地耆老、收集民間文獻、參觀儀式表演，不僅可以彌補歷史文獻之不足，而且可以啟迪歷史學者的心智，引發思古之幽情。因此，對於從 事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年輕學者來說，田野調查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必修課。 

2007年的「走入歷史田野」工作坊，主要是考察臺南市區的廟宇系統和儀式空間。從 8月23日至25日，先後走訪了西定坊的接官亭、風神廟、水仙宮、大天后宮、開基武廟，寧南坊的五帝廟、三官廟、鄭氏家廟、孔廟、大南門碑林，鎮北坊的萬福庵、祀典武廟、赤崁樓碑林、海神廟、文昌閣、開基天后宮、縣城隍廟、元和宮、三山國王廟、三老爺宮、總祿境土地公廟、大觀音亭、興濟宮、開基靈佑宮，東安坊的天壇、無極殿、府城隍廟、東嶽殿、奎樓書院、延平郡王祠、馬公廟、德化宮、永華宮。這些廟宇最早創建於明鄭時期，最遲創建於清代後期，承載了臺灣近四百年的歷史記憶，見證了不同時代和不同人群的滄桑變化。

臺南作為清代臺灣的首府，曾經有大量的官方廟宇，即「祀典廟」，其中包括現存的大天后宮、祀典武廟、孔廟、風神廟、海神廟、縣城隍廟、府城隍廟、延平郡王祠等。這些官方廟宇構成了各級文武衙門的儀式空間，象徵著清帝國的政治體制與正統文化。在歷代地方文獻中，都詳細記錄了這些官方廟宇的修建過程和祀典制度，顯示了官方儀式活動的正統性和規範性。然而，在田野調查中可以發現，早在清代後期，這些官方廟宇已經逐漸為民間社團所接管，與民間廟宇並無本質差別。例如，原來隸屬於臺灣知府衙門的大天后宮，自嘉慶年間失火之後，就主要是由三郊商人募資修建，其日常管理和儀式活動也主要是由三郊商人主持。與此類似，臺灣府、縣城隍廟和祀典武廟等官方廟宇，清代後期也主要是由民間社團主持儀式活動。這說明，清代臺南的官方廟宇經歷了「民營化」的轉型過程，其歷史意義值得深入探討。 

清代臺南為五方雜處之地，幾乎所有的移民群體和同業組織都在臺南建立了自己的廟宇，因而使臺南的廟宇系統和儀式傳統都極為龐雜。追尋這些廟宇和儀式的來龍去脈，對於探討臺南歷史上社會文化的建構過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例如，地處鎮北坊的三山國王廟，原來是潮州會館的廟宇，廟中尚存集資建廟的題名碑。由此可見，三山國王原來是潮州人的認同標誌和文化象徵，而今人一般認為三山國王是臺灣客家人的保護神。那麼，清代臺灣的潮州人和客家人是否屬於同一移民群體？他們是否都以三山國王為認同標誌？這是耐人尋味的問題。又如，地處西定坊的水仙宮，清代曾經是三郊組織的總部，因而被視為三郊商人的廟宇。然而，廟中現存乾隆三十年的修廟清界碑記，主持者署名僅有「北郊」商人，可見當時水仙宮並非三 郊商人共有的廟宇。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來自於田野調查過程中的觀察和討論，自然還不可能有完滿的答案，但無疑都是引人入勝的問題。 

在臺南現存的廟宇系統中，最為常見的是「境主廟」，如六合境的馬公廟、總祿境的土地 公廟、三老爺境的三老爺宮等。這種隸屬於特定社區的廟宇，最初可能是土地廟，也可能是某些移民群體或同業組織的廟宇。清乾隆至嘉慶年間，為了抵禦林爽文和蔡牽之亂，動員府城民眾武裝自衛，建立了劃境聯防制度，導致了「境主廟」的普遍設立。在此基礎上，後來又陸續形成了各種聯境組織，如「八協境」、「六合境」、「六吉境」、「四安境」之類。這些儀式聯盟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臺南社區生活的基本格局，至今仍是民間儀式活動的主要場域。在此次田野工作坊中，由於時間及行程的限制，未能深入探究此類廟宇的來龍去脈，但已引起了學者們的高度關注，建議啟動更全面的調查與研究。

2008年的「走進歷史田野」工作坊，主要是考察臺灣府城周邊地區的聚落環境與生態變遷。從8月5日至8月8日，先後考察了臺江內海的陸路沉浮、大東門內外的聚落形態、大西門內外的五條港街區、大北門內外的環境變遷。在臺南城市史上，這些地區各有不同的區位特徵，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過程，形成了不同的人文景觀。考察這些地區的聚落環境與生態變遷，有助於揭示府城發展的時空背景。 

昔日的臺南市區，據說原來是海中的沙丘，後來由於泥沙沉積，逐漸演變為陸地。荷據時代的赤崁樓，就是建立於沙丘之上，而清代的臺灣府城，也是環繞沙丘而建的。臺灣府城創建之初，由於受到地形的限制，北、東、南三面略顯弧形，西面瀕海為一 直線，故有「半月沉江」之稱。道光年間，相繼在大西門和大東門外擴建外城，使臺灣府城形成近似龜狀的橢圓形空間。日據時期實施「市區改正」，拆除了臺南的四周城牆和大小城門，使街區呈放射狀向郊區延伸。在目前的臺南舊市區，仍可找到殘存的大東門、大南門、小西門等城樓建築和城牆遺跡。這些遺跡不僅展現了臺灣府城的空間格局，同時也標示了臺南城市發展的歷史年輪。 

地處大西門內外的五條港地區，歷來是臺灣府城的商業中心。清乾隆四十九年以前，臺南是臺灣與大陸對渡的唯一合法口岸，五條港地區是海峽兩岸人員和物資交流的主要集散地。晚清以來，由於臺江內海的港道淤積和通商口岸的轉移，五條港的經濟地位趨於衰落，但仍然保存了原有的街區格局與人文景觀，使我們可以追尋當年的繁榮景象。五條港一帶的主要街區，如媽祖港街、關帝港街、南河街等，原來都在大西門內，康熙至雍正年間已陸續擴展至大西門外。在大西門外的周邊地區，後來又逐漸形成了仁和街、福壽街、杉行街、南勢街、北勢街、看西街、新興街、媽祖樓 街等商業街區和佛頭港、安海港、蕃薯港等航運碼頭。清道光年間修建的從小西門至小北門的外城，實際上就是為了護衛大西門外的商業街區，可見五條港在當時的 重要戰略地位。在五條港地區，現存清代的官方建築接官亭和風神廟，郊商廟宇水仙宮和海安宮，以及當地居民和碼頭工人創建的景福祠、藥王廟、金華府、西羅殿 等廟宇，其中收藏了大量的歷代碑銘、匾額、香爐、神像等歷史文物，可以說是「在地化」的歷史和民俗博物館。 

清代臺灣府城的大北門和大東門，分別是北上和南下的陸路交通要道，因而也各有不同的軍事與經濟地位。從大北門外北上，經開元寺、三崁店、大武壠、溪邊塘等地，進入諸羅（嘉義）縣境內，然後分為二路：一路經茅尾港街、下茄冬汛、水堀頭汛到達嘉義縣城，一路經麻豆街、蕭壠街、鐵線橋街、鹽水港汛、樸仔腳街到達笨港；二路最後交匯於虎尾溪塘，進入彰化縣境內。這一陸路通道所經之地，為清代臺灣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同時也是社會動亂頻發之地，因而歷來為軍事防衛重點。在大北門內，清代設有臺灣總鎮署、城守營、左中右營、中協衙門、道標都司衙門及臺郡軍裝局等軍事機構，在大北門外又設有校場、演武所、班兵義塚等附屬設施。因此，清代大北門內外始終未能形成大規模的商業街區，直至日據時期修建臺南輕便鐵路之後，才推動了大北門內外街區的形成與發展。 

從大東門外南下的陸路通道，先向東經舊社塘、內門汛至羅漢門，而後向南進入鳳山縣境內的下淡水溪流域，經阿里港汛、九塊厝汛到下淡水（阿猴），最後經萬丹到東港，與鳳山縣至恆春縣的沿海通道交匯。由此可見，清代臺灣府城與下淡水溪流域的陸路交通，主要是經由大東門外的牛車大道，因而大東門也是控制下淡水溪流域的軍事要衝。清道光年間擴建大東門外城，並增設南北砲臺，就是為了強化大東門一帶的防衛能力。大東門內的商業街區，最初主要為大人廟境和祝三多境，後來又發展出彌陀寺街和東門大街，至晚清時期形成了東門外街。從現存的祝三多廟和彌陀寺等修建題捐碑記中，可以看到大量清代的商號、煙廠、爐戶、糖廍等業主，可見當時此地的工商業經濟頗為發達。據說，清代大東門一帶還有不少大地主，在大東 門外也有世家大族的收租公館，可見他們的地產主要分佈於大東門外牛車道沿線，甚至遠至下淡水溪流域。此外，晚清時期建立的臺南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神學院、教會醫院等，也主要是分佈於大東門一帶，其歷史成因值得深究。 

在臺南歷史上，安平是相對封閉的社區，因而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歷史記憶。早在荷蘭時代和明鄭時期，安平已有較為完整的商業街區和行政中心，而入清之後似乎並未得到持續的發展。如今在安平可以看到的文物古蹟，主要是六大古社、市仔頂老街和重建後的熱蘭遮城、開臺天后宮，這一歷史景象彷彿定格於明鄭時期。清代在安平留下的歷史遺跡，幾乎都與水師官兵密切相關，如城隍廟和班兵會館，而未見有重要的商業設施。這說明，在清代臺南的城市發展過程中，安平逐漸趨於邊緣化，其存在意義主要是作為控制海疆的軍事基地。清道光年間以降，由於臺江內海的陸浮和四草湖港口的興起，尤其是光緒初年創建了西門外安平橋之後，安平與臺南城市經濟的發展逐漸趨於一體化。

參加2007和2008年工作坊的學者和學員，大多從未到過臺南，更談不上對府城歷史有深入的研究。然而，在前後不過數日的田野考察中，大家對府城發展的時空特徵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這種與現實世界密切聯繫的歷史知識，對於解讀歷史文獻和重建歷史現場，無疑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每次田野考察之後的綜合討論，都可以提出富有學術意義的問題，激發出學術思辨的火花。時過多年，當我撰寫本文之際，仍然可以相當清晰地回憶當年討論的問題和爭辯的情景。本文所記述的觀感，實際上就是歷次討論會的綜述，可以說是濃縮了集體的認知，當然也難免夾雜了個人的成見。

迄今為止，臺灣歷史博物館已經舉辦了四屆「走進歷史田野」工作坊。繼2007和 2008年的府城工作坊之後，2009和2010年又舉辦了以尋訪原住民史蹟為主題的工作坊。我雖然未能參與近幾年的工作坊，但從互聯網上查閱了相關資訊，得知臺史博同仁的不懈努力，甚為欣慰和感佩。我相信，以臺史博特有的學術資源和區位優勢，借助於舉辦田野工作坊等靈活的辦館方式，必將對推進臺灣歷史研究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有進者，我希望臺史博可以充分利用本地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吸引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臺灣歷史教學與歷史研究，而不僅是作為傳統的歷史文物收藏和展覽機構。這是我對新世紀博物館事業的理解，同時也是我對臺史博的祝愿與期許。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榮耀台灣：台灣歷史博物館開館特輯》，臺灣歷史博物館，2011年，第88-95頁。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