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灵与姐妹之外:国家、族群与新加坡的天后—妈祖信仰的启示

蔡志祥

—、前言

天后-妈祖与地域社会的研究，主要环绕“姐妹”关系和“分灵”关系两个不同论述。前者强调地域社会对等的联盟关系而后者强调层级的、统属的关系。两者都是有关小区用来定义本地文化或“高级文化”的一个宗教策略，也代表了地域人群对正确性和权威性的解释。本文尝试考察19世纪以来新加坡不同族群的天后-妈祖信仰，尝试指出在新加坡的主要的方言群虽然奉祀天后，他们的领导人或在20世纪年代断绝与湄洲祖庙的关系，从而从分灵的层阶结构中分离，或与涉及鬼神的宗教活动保持距离。在这些上层的同乡族群会馆中，天后的灵力随着海外华人在新加坡或中国的重要性而不断升级。虽然如此，在新加坡的一些较小的庙宇，我们观察到另一不同的趋势，即强调他们的皇朝国家的传统以及来自遥远的祖庙内的妈祖的灵力。

在新加坡的两个不同的趋势表明了对主导的同乡族群会馆来说，神明是作为强化族群身份的工具。他们奉祀的天后，不一定是袓庙神明的分身。对于这些会馆的精英来说，他们支持19世纪末以来的反迷信的思想、在取得基层的支持同时对民间信仰保持相当的距离，可以说是一种策略性的正确行为。他们的神明（天后）既为皇朝国家所认可、也为当地政府认可。至少在21世纪以前，姊妹或分灵的选择是海外华人小区一种用以定义本地文化和上层文化的策略。本文尝试指出，这种选择代表了地域群众对宗教正确性和仪式权威的理解。与群众在何种程度上选择把宗教信仰与民族自豪感、地方经济机会或个人的宗教选择挂钩有关。

二、族群与天后-妈祖信仰

新加坡有多少坛、庙供奉天后——妈祖，似乎没有一个完整的统计。徐李颖在2006年根据赖世昭、张克润和她自己的调查，指出新加坡有二十多间。据新加坡三巴旺天后宫的网上调查，新加坡共有40间供奉天后—妈祖的会馆（包括同乡会、宗亲会和同业公会）和庙宇。假如从方言群入手的话，新加坡的五大方言群中，福建、潮州、广府和海南都崇奉天后。这些天后庙都与各该方言群的最高领导机构紧密联系。

福建系的天福宫属于福建会馆。天福宫在新加坡的Telok Ayer Street(直落亚逸街）。建于1839年、翌年落成。庙宇的天后金身据说来在1840年自福建兴化府湄州迎请而来，同年的天后诞，举行盛大的迎神仪式，并且决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盛大的绕境活动。天福宫为战前福建帮领袖和福建商人议事之所。游神绕境的范围，也是福建系船务公司、九八行和米行，以及闽人聚居的范围。妈祖不仅保护在新加坡居住和营商的福建人，妈祖庙也很快就成为福建系领导人和商人讨论政治和业务的地方。在新的福建大厦落成以前，福建会馆就在天福宫右侧，原来是闽帮总机构。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光绪皇帝御赐“溟南靖波”匾额。金碧辉煌的匾额提醒人们庙宇的帝国地位。庙宇的妈祖神像，不时地护送到福建湄洲祖庙，为其宗教的灵力重新充电。每三年一次的绕境巡游不仅提醒人们，天福宫妈祖的湄洲分灵的关系，还定义了新加坡福建人的领域。1915年福建会馆改组，天福宫乃成为会馆的附属机构。“改组后的福建会馆也致力移风易俗。…为了破除迷信，改组后不久，委员会在征得五股头的同意下，决定废除天福宫三年一度的盛大的迎神赛会。…1935年5月17日议决废除所属的迎送香亭…天福宫天后神像于1936年3月30日，由十多名善男信女护送回福建湄洲省亲，5月11日回銮。原来计划是要举行盛大迎接天后回銮仪式，后来顺从福建会馆的意愿而取消”1840年-1935年之间，天福宫周期性的赛神绕境活动在1936年以后完全废止。也就是说，新的领导阶层决定移风易俗、破除迷信。他们取消了盛大的游行，也停止了“回娘家”的进香活动。决定疏远与迷信相关的宗教活动导致了会馆决定让佛教组织来管理庙宇。直到2006年，福建会馆仍然是天福宫的“不在地主”，疏远庙宇的任何宗教仪式。2006年福建会馆重新取回天福宫的管理权。从该年开始，每年在妈祖诞前举行三天的佛教法会，以及在农历三月廿三日举行一天的道教的平安请醮。会馆自2000以后，积极推动闽南文化的活动，出版与在新加坡的福建人和天福宫的书籍。天福宫的女神保护在新加坡的福建人。天福宫天后的灵力，在1936年以后，并非来自湄洲，而是来自世俗国家，即从清朝皇帝御赐匾额到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赋予的文化遗产身份。她的力量是由福建会馆的领导人定义。

福建天福宫的发展，从与祖庙密切联系的分灵的女神到由方言社群的领导人来定义寺庙的这种发展，并非孤立的现象。属于潮州人的粤海清庙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道路。粤海清庙也被称为“双庙”。它是由天后宫和北帝两座相邻的庙宇组成。庙宇在1826年前建成。它很可能是新加坡最早的华人寺庙。该庙由潮州府人士组成的“万世顺公司”兴建和管理的。在其早期的日子，庙宇是来自广东省包括广、客、琼、潮不同方言群侨领议事和祭祀的场所。每年从农历10月27日开始，“…例有请神及回銮的盛举，游神之日，潮、广、惠、肇、嘉应、茶阳及琼州各属人士联合参加游行…”有份的街道或会馆组织分别轮流迎请神灵供奉，到12月27日才送回寺庙。1845年，潮州义安公司成立后。寺庙即成为公司的资产，并逐渐成为一个属于潮州方言群的庙宇。其他各属旅新华人，分别建立会馆和祭祀机构。在义安公司和潮州八邑会馆成立以前，粤海清庙是潮人社群的仲裁机构。义安公司是一间物业控股公司。直到20世纪20年代新的大厦建成以前，其办公室一直设在庙内。像福建人的天福宫一样，粤海清庙有1906年清朝皇帝赐予的牌匾，同样地20世纪70年代，成为新加坡政府的文化遗产。和天福宫一样，在新的潮州八邑会馆成立后，神明的巡游在20世纪20年代被取消了。庙宇为世俗团体控制、从而，庙宇以及其神明疏离了超自然力量来源的祖庙。义安公司和万世顺公司继续赞助庙会活动，如提供资金，天后诞时聘请潮州木偶剧团在庙前演出。然而，公司以至会馆的成员除诞期到庙宇祭祀外，并没有积极参与或推动其他宗教仪式。庙宇并没有由僧、道等仪式执行人实行的仪式性的活动。潮属社团的领导机构以至粤海清庙也没有与湄洲妈祖庙有任何的联系。这样的疏远，最明显的是每年天后诞时木偶戏的表演，总是冷冷清清的。也就是说，祭祀从集体的、会馆的行为转为个人的、家庭的信仰。粤海清庙除了匾额外，并无碑记，也没有和湄州祖庙有关的记录。

新加坡的海南方言群的天后宫于1854年建立。天后宫现在设于海南会馆之内。海南天后宫可以说是在组织内的组织。海南同乡会负责社会活动，而天后宫负责财务事宜。董事同时担任这两个组织的职务。天后宫以其资本，积极促进如墓地、养老院和教育等社会福利，为在新加坡的海南人服务。虽然注册为两个不同的组织，他们担任的董事为同一批人。海南会馆每年有三次主要的祭祀活动，即3月23的天后诞、8月初三祭108兄弟和10月15水尾娘娘诞。海南天后宫并没有皇朝国家的封赠、也非新加坡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除了2006年莆田湄洲妈祖祖庙赠送的匾额外，海南天后宫和会馆并没有和湄洲建立任何的社团或宗教关系。

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是由16个粤语和客家方言群组成的机构。15个在19世纪末设立，为客死新加坡的同乡，提供和管理坟山。20世纪70年代，因为政府收地作为城市的发展，碧山亭乃由坟山组织转为通过骨灰坛、祖先牌位的服务死后的组织。碧山亭内设有碧山庙，据说原来祭祀天后，后来改祀观音。在碧山亭的坟山地区居住的广惠肇三府人有“甘榜山亭天后会”的组织，也设有小庙，奉祀天后。从1922年到2012年间，碧山亭共举办了13次称为万缘胜会的普度仪式。万缘胜会邀请僧、道、尼举行佛教和道教的仪式。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虽然天后会都会义务在万缘胜会服务，然而其奉祀的天后并没有在万缘胜会的仪式中出现。对碧山亭的理事来说，他们强调在清明、重阳和万缘胜会等和祖先祭祀、孝有关的节日。他们希望通过这些节日，达致两个主要目的：安抚亡魂，并籍仪式得到的利润来扩充和发展教育和社会福利事务。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政府封山和收地之后，碧山亭举办的万缘胜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获得足够的资金，建设新的碧山亭办事处和安放骨灰的灵灰阁。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值理会把万缘胜会定期每五年举办一次，强调碧山亭作为推广儒家孝道的中心。从组织者的角度看，万缘胜会这类的普世救赎仪式，满足了地方精英对死者和生者服务的道德伦理。这是符合儒家的孝道，慈善和反迷信的仪式。虽然1922年举办的万缘胜会得到的利润中，兴建了一座奉祀天后的碧山庙。可是，除了每年庆祝天后的诞辰的简单祭拜仪式外，碧山亭并没有组织游行，也没有建立任何与湄洲的关系。碧山庙随政府封山而毁。20世纪80年代碧山亭以政府归还的8亩土地，兴建安放骨灰的地方，由原来管理坟山转为管理骨灰坛的组织。20世纪90年代以来，碧山亭的管理阶层努力把碧山亭打造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孝道的组织。1998年碧山庙重建后，庙宇正殿供奉的是佛教的观音。天后也只是以牌位的方式，和洪圣、北帝等神明供奉在大殿左侧的偏殿。

与粤、客方言群精英控制的碧山亭不同的是由广惠肇三府人以及一些居住在碧山地区的印度人组织了“甘榜山亭天后会”。据波东巴西联合庙内的云峰天后庙的副总务王先生，新加坡有两座属于广府人的天后庙。现在在“汤申（联合）庙的“甘榜山亭天后会”的天后是从云峰庙分香而来。因此，每年天后诞的早晨，“甘榜山亭天后会”的天后，都会回娘家“云峰庙”。云峰庙原址是居住在圣迈克地方的广西人管理。1931年政府发展该地，于是从圣迈克搬迁到波东巴西(Potong Pasir)，“用数片白锌盖成”建于1911年。1936年广西人“放弃，于是由广东人筹款建庙”。庙宇是一种寮屋。“正面安神、侧面出租作茶室”茶室为村民聚会的地方，也是村中的“小法庭”。据唐忠忆述，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村民关于“水利、地界，或牲畜从篱笆跑出来、破坏邻家的农作物”等纠纷，会到天后庙茶室评理。由天后会理事调停。理亏者付茶钱。唐忠“曾付过这些茶账”。庙宇在1958年重建成瓦屋。1974年因为政府发展波东巴西地区而拆除。1987年与其他原来在波东巴西的庙宇，在宏茂桥地方建立联合庙。战后从云峰天后庙分香颇多。每年天后诞，“分香出去的天后娘娘有‘回娘家’的习俗，从各角落的分香乘上轿子…在信徒护送下，浩浩荡荡地返回本庙”。1924年，建立云峰庙，供奉天后。并且在天后诞时，举办三天的庆祝仪式、演出粤剧。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小庙奉祀的天后和碧山亭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甘榜山亭天后会大概在1924年成立，理事两年一任。理事认为天后诞是“神”的事、而碧山亭办的是“先人”的事，两者没有关系。天后会的天后并非从湄洲分灵，他们也没有到湄洲进香、割火。在天后诞的临时神棚上放了三尊称为头、二、三炮的天后神像。在正诞日晚上的宴会时为价高者投标得，奉祀家中一年，翌年必须送回。因此，从云峰庙、甘榜山亭天后会和作为“炮身“的天后的关系来看，天后的分香是新加坡地域方言群的岛内关系。这样的关系，在福建、潮州的坛庙之间同样可见。例如以福建人为主的义勇宫天后娘娘，以神明附体的“乩童”到三巴旺天后宫换香。潮州人为主的钟头庙，没有“炮身”，但信众以天后令旗的方式，把天后的灵气，请回家中供奉。无论是“炮身”、乩童或令旗，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坛庙和新加坡过去的村落（甘榜)人群关系的密切关系，以及从这关系延伸出来的地域神明和民众的关系。这种关系以及神明灵力的依赖，没有也没有必要和福建系统的湄洲祖庙拉上关系，当然也没有必要和皇朝国家的认可。

在当代的湄洲妈祖祖庙挟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下，新加坡的上层架构的方言群团体并没有重新嵌入祖庙分灵的层级里。新加坡的下层社会群体的横向和纵向联系也只是建基于岛内过去的地域和方言的关系，湄洲祖庙并非地域神明威力的来源。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湄洲祖庙在国家和国际地位的再确定，提供了新加坡一些中间层阶的会馆和庙宇一个新的灵力来源的根据。例如在保赤宫陈氏宗祠供奉天后——妈祖的左殿里，张贴了两张2006年来自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的证书：一张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天后祭祀载入祀典的诏书的复印本，说明湄洲祖庙妈祖在皇朝国家的地位；另第一张为“分灵证书”，强调保赤宫妈祖和湄洲祖庙的分灵关系。这样的与祖庙的分灵关系，并不限于保赤宫。新加坡的兴安天后宫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由南来的莆田乡亲从湄洲祖庙请来香火，在小坡奎因街133号祀奉。1972年庙宇迁Madras Road。1981年获新加坡政府批准注册。兴安天后宫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1987年10月1日南洋莆田会馆与兴安天后宫共同主办湄洲祖庙妈祖羽化一千周年纪念朝圣团，并赠祖庙匾额《泽施四海》”，到了“2006年9月湄洲祖庙董事会会长林金榜先生率领代表团11人到访本天后宫，代表祖庙向本宫颁赠《泽被四海》匾额、分灵证书及赠给本宫清代皇帝圣旨复制本。”也就是说，湄洲祖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重建，重新确立祖庙的地位，并且作为一种强力的摄石、吸引海外分灵庙宇的重新朝圣。妈祖信仰先后在21世纪成为国家的和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海外华人与祖庙再联系的动力。在新加坡，我们观察到祖庙对于地方的中层社群和庙宇尤其具备吸引力，提供他们在新加坡本地的神灵灵力来源的根据。

三、小结

仪式时常体现了社会和政治功能。正如Debarnardi指出，在槟城的华人精英，利用中元节等祭祀孤魂野鬼的节日仪式，亲近群众从而获得基层支持他们的政治活动。曾玲在其关于关惠肇碧山亭的研究中也指出仪式用来巩固团结海外华人的工具，从而加强了方言群自身的族群认同。在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城市拓展以前，乡村村民关于“水利、地界，或牲畜从篱笆跑出来、破坏邻家的农作物等纠纷，会到天后庙茶室评理，由天后理事会调停。”乡村的天后庙和其他的村庙一样，扮演地域协调的角色。即使新加坡的城市发展、政府收取土地，把不同的乡村庙宇合拼成为联合宫，也没有促成乡村里的地域庙宇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庙宇仰赖乡落的人脉关系。这与都市方言群奉祀天后不同。在都市的方言群体的领导人或在20世纪20年代断绝与湄洲祖庙的关系，从而从分灵的层阶结构中分离，或与涉及鬼神的宗教活动保持距离。在这些会馆中，天后的灵力随着海外华人在新加坡或中国的重要性而不断升级。虽然湄洲天后宫的董事自2006年以来多次的拜访这些庙宇，赠予这些庙宇访问的匾额，他们并没有成功地重新建立一个已经断裂的湄洲祖庭和新加坡之间的分灵关系。在湄洲妈祖祖庙的宗教地位迅速增强，新加坡主要的方言群会馆奉祀的天后并没有臣服其下。虽然如此，在新加坡的一些中型的会馆和庙宇，我们观察到另一不同的趋势、展示了当代宗教势力再不是来自皇朝国家，而是来自遥远的祖庙内的妈祖的灵力。在新加坡不同的妈祖——天后信仰的趋势，表明了对主导的同乡会馆来说，神明是作为强化族群身份的工具。他们奉祀的天后，不一定是祖庙神明的分身。对于这些会馆的精英来说，他们支持19世纪末以来的反迷信的思想、在取得基层的支持同时对民间信仰保持相当的距离，可以说是一种策略性的正确行为。他们的神明（天后）既为皇朝国家所认可、也为当代政府认可。海外华人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日益增长，把他们奉祀的神明定位为一个分身的话，只有低贬了“海外”中国人的世俗地位。

（本文經作者發佈，原載《弘揚媽祖精神，共話美麗天津·中國夢：第七屆中國·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專題研討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90—98。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