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華僑的跨境流動與追求“幸福”的家庭策略
——以20世紀20-80年代的石獅永寧蔡氏家書為中心的討論
丁汀 张侃
摘要：闽南民间保存的大量侨批，内容反映华人跨国流动所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影响。本文整理了石狮永宁的蔡天保家族四百多封侨批书信，探讨了华侨家庭与全球网络互动的多方面内容，诸如蔡氏海外营生与侨乡跨国网络，留守妇女与家庭事务的跨国运作，归侨身份与侨乡公益的跨国代理，“冷战”格局与华侨家庭的跨国联系，挤出国门与幸福家庭的策略选择。从而认为，蔡氏家庭的持续跨境流动，目的是利用跨国资源，为家庭成员塑造幸福生活。
华人跨国流动带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影响，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其中以侨批（银信）为基础而展开的侨汇及其网络也很早得到经济史、华侨史学者的分析。侨批是海外华侨寄给国内亲友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说明华侨汇往家里的款项，同时也记录了移民家庭的日常生活，以及海外华侨与侨乡亲友的跨国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情感交流，有意无意地反映全球化背景之下侨乡社会的内在变迁。近年来，研究者从侨批家信入手，关注跨国家庭的生存情况、移民网络、侨乡社会转型和侨妇群体的生活状态。闽南民间保存有大量侨批，近年来，在多方力量的努力下，出版了《闽南侨批大全》第一辑（15册）、第二辑（15册），收录1880年代至21世纪初闽南地区侨批及相关资料1万多封，包括侨批、回批、汇票、汇款单据、电汇单、侨批账册等。其中第一辑的第2册收录了石狮永宁的蔡天保家族约四百多封书信，蔡天保生于1904年，卒于2000年，书信跨度为20世纪20—80年代，主要关涉蔡氏四代人在菲律宾、石狮永宁、香港地区等地的生活境遇以及家庭活动的各种信息。本文希望借助这批相对完整的华侨家庭书信，以微观研究和长时段观察的方式探讨华侨的移民网络、海外营生、家庭事务等内容，在勾勒普通华侨家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图景的基础上，探究华侨家庭的日常琐事与全球网络互动关系，以及他们如何依托跨国资源，面对不同历史情境而为“幸福家庭”奋斗的策略选择。
一、侨乡跨国网络与蔡氏的海外营生
石狮永宁是历代王朝管控海洋的军事要地，宋代设“永宁寨”，元代设巡检司，明代设永宁卫，其辖地甚广，“东滨大海，北界祥芝及浯屿寨，南连深沪、福全，为泉襟裾”。永宁港（包括梅林、外高、沙堤等港口）作为泉州港的属港，也是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元以来，永宁民众不断移居东南亚进行商贸活动，姑嫂塔是航海标识，也寄托从事海上贸易者的家庭情感，史籍载，“宝盖山，山颠有石塔。可以望商舶。宋绍兴中，僧介殊所建，而俗名之姑嫂塔。谓昔有姑嫂嫁为商人妇，商贩每久不至，姑嫂登塔而望之，若望夫石然”。宋末元初，永宁沙堤董氏十四世董柳轩到吕宋谋生；永宁龚氏自元代开始聚居沙堤村，不断至海外经商，以在马尼拉活动最为突出。明代隆庆开港，允许私人出洋，泉州一带居民依靠族亲关系而互相牵引向外播迁，如《安海志》载：“隆庆年间（1567-1572），吕宋开洋，募华人为市，初无应者。镇商李寓西、陈斗岩首航与贸，获利归。安平人乃多从而趋之，几至十家而九。去者或久居不归，间有籍居生长子女者”。蔡氏也有不少人迁移到菲律宾，如《石狮容卿蔡氏族谱》记载了马尼拉第二次屠杀而殁于吕宋的族人。永宁华侨“邻带邻”和“亲带亲”作为海外移民活动的两种基本模式，形成了地缘、血缘、业缘等相结合的多层次网络。
蔡天保家族居住于永宁小街，他们依托海外移民网络而向外迁移，也带有浓厚的“邻带邻”和“亲带亲”色彩。蔡天保的姑姑蔡注嫁给永宁沙堤的菲律宾华侨龚丕领，在1890年代左右，龚丕领开始在马尼拉从事镜商生意，如1932年“龚协益”专用的镜商用笺中登载广告谓：
本号自开设以来历有四十余年，专营镜业，直接选办欧美原料，如各种玻璃片、大小水银镜以及人物山水纸中西镜线等，色色具备，应有尽有，质料优美，耐久不变。并聘良师，专心磨琢，自造玻璃连柜，各款花镜、喜寿联幛，均具特色，既可任意选择，而且价格公平，早受侨界赞许。倘蒙赐顾，极表欢迎，本主人龚显投启。
广告登载人为“龚显投”，是龚丕领和蔡注夫妇的次子，他继承父亲产业并扩大经营规模。1930年，菲律宾六桂堂宗亲总会成立之际，龚显投担任了副主席。其兄龚天赐也继承父业，与弟弟一起经营镜业，在宿务主持“龚益兴镜厂”。乡土社会以家族、家庭为纽带而组成，家族和家庭中的成员一人在国外立足后，就有责任带其他成员出国，因此家庭是移民活动的基本载体。龚氏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蔡注随夫移居菲律宾，就为弟弟蔡强（蔡天保的父亲）来菲提供帮助。蔡强在1919年前到菲律宾投奔姐姐谋生，在龚天赐的商店里工作。而后龚天赐和蔡注又策划让蔡天保以“龚约”的名字申请到菲律宾。因为美国殖民政府制订的《排华法案》规定，在菲律宾的中国商人凡是每年缴纳税收超过250比索者，均可偕妻子儿女前来。按照这一条款，不少具有这一资格的商人有时会在家乡携带一名冒充自己子女的孩子来到菲律宾，也就是伪装证书和身份入境。龚氏在菲律宾开设产业并拥有一定资产，也拥有这一资格，因此也按照这一模式让蔡天保申请来菲律宾。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分别在农历九月廿八、十月初五写信给蔡强之妻董氏，嘱咐蔡天保赴菲律宾时不要出差错。蔡天保在1920年农历二月初十顺利抵达菲律宾，亦在龚家店铺工作。除此之外，蔡强的女婿陈植育也于1924年到菲律宾谋生，长期在宿务“龚益兴镜厂”任职。蔡家父子翁婿获得谋生手段完全得到蔡注的支持，是建立在与龚家的姻亲关系之上海外移民活动，可见姻亲网络在华侨移民活动中所发挥主要作用，而以蔡注为代表的华侨女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
移民到东南亚的华侨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往往脱离姻亲关系的依托，独立经营产业。1920年开始，蔡强开设菜仔店（Sarisari Store），如1920年5月，蔡天保给母亲董氏的信中说：“父亲大人现今业菜仔店利路。”菜仔店出售柴米油盐酱醋及其他日用生活必需品，遍布菲律宾的城市的大街小巷与乡村。有学者将菲律宾华侨的商业结构总结为：“卡倍希拉”（头家，Cabecilla ）——华侨代理人——华侨经营的菜仔店——当地农民。菜仔店作为华人商业网络的末端，既是进口货物的分销店，也是本地农产品的收购站，甚至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成为金融借款的主要来源。蔡强经营菜仔店，说明已经有了财富积累。但蔡强单身在外，身染赌博恶习。蔡注无法管束之际，只好写信给弟媳董氏告知相关情形，1920年11月的信中说：“强弟本欲往山顶，因我挽留并劝他回家，而他不肯准，云因无项，故不回归。闻番连回家有言及强弟胜赌，存款寄我处，实无£情。前一所欠西偏£项，现已还清，勿念，专数条利息，£均捨免”。蔡注与董氏通信，一方面让董氏及时了解蔡强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希望董氏劝解蔡强嗜赌的恶习。1921年蔡强回乡，1922年继续南渡，抵达菲律宾后，蔡天保还写信告慰母亲：“严父现已作菜仔店，身体亦已全安，请勿介”。菜仔店是小本生意，时局有变或经营不善，就无法维持。1923年，菜仔店停业另谋出路，蔡强写信告诉董氏：“日前菜仔店经已停止矣，现要再觅他处再整别业。”蔡强的经济困境在于赌博，蔡注给董氏的信描述了相关情形，“赌博输了，我欲责他，尤常触他之怒，不敢到余处，现时身游无项可存，七月间亦无项可寄。天保每月薪水20元，他逐月写信寄10元，且年节加寄，自己亦缺衣裳衫裤，焉有存款”，“至今赋闲四月之久，无意寻觅生理，况自菜仔店收盘所存194元”、“现时尚无做菜仔店”、“现尚未有生理利路”。1924年10月，蔡强不得不回乡，但所染恶习仍未改正，蔡注在信中一直劝告：“近闻吾弟仍是赌博，若此行为何能教于子见耳。”
蔡强返乡后，留在菲律宾的蔡天保出现了问题。他结交番婆，致使店面亏损数千元，蔡注写给董氏的信中说，“两三月来结识番女，置生意于不顾，终日与番女过日，店中亏本千余元，均系耗费无着”、“令郎天保近来££放荡，生理无顾”。蔡注和丈夫龚丕领决定让蔡天保回乡改过自新，1924年末，蔡天保回到永宁。在此情形之下，家庭生计出现了问题。1925年元旦，蔡强计划再次赴菲。但蔡注来信告知，马尼拉掀起排华风气，导致华侨商人受到劫掠，不少菜仔店受到暴徒扰乱而闭歇，劝其暂时不要南渡。计划搁置后，蔡强在1925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去世后不久，董氏为蔡天保操办了婚事，并策划蔡天保在此赴菲律事宜。在此过程中，蔡强嗜赌欠下的债务问题，成为蔡注和董氏常沟通的话题，蔡注让债主宽限期限，等待蔡天保日后外出谋生再奉还欠款。于是，蔡天保在家乡处理完父亲丧事及自己婚事后，再次南渡到“龚协益”工作。
20世纪30年代，菲律宾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商业呈现萧条状态。蔡天保给董氏的信中写道：“店中因市场冷淡，银£困乏，无可支预”。1935年，“龚协益”无法维持而倒闭。蔡天保失业后，只能暂到其他友人店中任职过渡。蔡天保妹夫陈植育一直在宿务的“龚益兴”店内工作，到了1935年，也可能受“龚协益”倒闭影响，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他在给岳母董氏的信中写道：“婿自今冬来菲，仍作漂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植育在美骨地区领导地下抗日组织“抗日反奸大同盟”，后来担任了“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美骨大队”的大队长。由此可见，陈植育辗转从宿务到黎牙实备市发展，并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蔡天保与家人失去联系，无法得知他在菲律宾的具体生计，战后与家乡妻子恢复联系时，他告诉妻子:“夫此处平安，现仍营谋生理”。蔡天保可能与朋友合伙在马尼拉开设了一家名为“首都镜商”的店铺，1947年蔡天保返乡后，仍收到马尼拉蔡火炎寄来书信，报告“首都镜商”的经营状况，并附以侨汇。
在国内外局势极为不稳局面之下，华侨网络发挥着联络互助作用。1938年，厦金地区被日军占领，晋江南部民众的粮食来源被断，永宁也面临严重的缺粮情形。旅菲永宁同乡会组织救济委员会向菲律宾各地华侨发动募捐，陈植藻、陈植育即被派往菲的棉三美示等地进行劝捐款项。后来通过福建救济会协助，购买的大米运到永宁平籴。同年8月，宿务旅菲永宁同乡会派名誉顾问陈汉宗、特派专员陈植藻回国指导工作。陈植藻与陈植育为族亲，后来与蔡天保成为亲家，陈植藻在菲律宾也从事镜商，开设“昌明镜厂”。蔡天保娶妻施双治，其妻弟施性谈、施性水等人亦在菲律宾谋生，就与蔡天保形成了亲友圈，互相支援。可以说，姻亲、同乡、同业所交织构筑的社会网络为蔡天保等人的海外生计提供基本保障，也是应对国际变局的有效手段。
二、董氏留守与家庭事务的跨国运作
华侨家书内容包括万象，涉及家庭事务的方方面面，诸如婚姻嫁娶、岁时习俗、祖先祭祀、宗教生活等。由于在海外谋生的主要以男性为主，虽然他们寄回侨汇维持家计，并要求留守家乡的妻子要孝敬老人、服从家庭，但是侨乡女性也因此在延续家庭、周旋乡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陈达讨论华侨社区女子地位时，对此已有深刻说明：“男当家人如旅居南洋，年长的妇女如在乡，即做家主，处理一切家务”，“女子当家以后，凡家庭经济、儿女训晦、社交及家长所应负的责任都托付于她，因此女权的伸张是必然的趋势”。
董氏作为留守侨乡的家主，在蔡天保家庭事务的处置上具有极大权威。子女婚事均以董氏意见为主，起了决定性作用。1923年正月，小女儿水贝过世之后，董氏即按照闽南风俗，赶在百日之内让大女儿蔡文雅出嫁成婚。此事未与丈夫蔡强商议，以至蔡强来信质询：“为何一成就要过门，不挨延几月。先付信前未通知也，未知男家有父母兄弟否，或出外，或在家，何乃太速就要迎娶，何也？”董氏并不理会蔡强的反对意见，反而叮嘱蔡天保帮忙置办嫁妆，蔡天保遵从母命，从菲律宾寄去花线毯一块、大镜一个、布三庄小镜二个、山水镜一个、茶盘一块等物，并托人从厦门购买手表一块。在菲律宾的蔡注、龚天赐、龚显投等人也汇款回永宁祝贺婚事。董氏极为关注蔡天保的婚事，希望将自己外甥女可变为儿媳，因此在书信中不断催促让蔡天保回家娶亲。蔡强对此有不同意见，1923年4月写信告知董氏暂缓婚事，其理由是蔡天保没有存款，尚未自立，而菲律宾生意一时难以获利，如果筹办婚事，家中还要修缮房厝，资金不足。由于蔡天保为男丁，其婚事的意义有别于女儿，为了支持弟弟意见，12月，蔡注写信给董氏，董氏之前选的女子年龄过大，认为应选择十五、十六岁的女子为宜。1924年，蔡强回乡后，开始亲手操持蔡天保婚事，即使人在病中，仍心系此事。蔡强不久病故，按照闽南风俗，儿子定亲之后，父母一方不幸去世，必须提前举办婚事，即丧事百日内可办喜事，否则要等到三年“脱孝”才能嫁娶。民间将提前举行的婚礼称为“尽孝娶”、“拖孝娶”、“趁孝娶”。如地方民俗学者描述的，“孝服内孙男娶亲，以儒家为违礼。但泉俗可以容许，称‘尽孝娶’。其事为子已订婚，媳妇未过门而翁姑死，家务乏人主持，若要待三年除服才娶亲，未免旷日持久，故权宜之计，在丧期内娶亲”。董氏赶着蔡强逝世百日内为蔡天保举行了婚事，并写信给姑姑蔡注，告知天保将于1925年农历四月完婚。蔡注并不清楚女方的具体情况，只能在回信中重申亡弟蔡强不同意聘董氏外甥女的意见，另外嘱咐董氏要调查女方家中是否妥当。
祖先祭拜是家庭日常事务的重要内容，侨乡社区对此尤为重视，他们除了相信祖先具有操纵儿孙祸福能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各种隆重的祭祀礼仪彰显海外经济状况，维系他们在侨乡社区的身份与地位。蔡注等人在海外无法按照年节参与祭祖仪式，就寄钱托付弟媳董氏做好先父先母忌日的祭祀活动，这成为她在多年家书中一定要嘱咐的事宜，如1922年的信中写，“顺便付上清银贰元，以作先君忌辰之用，祈笑纳”；“兹付上洋银40元，20元以作食先母之忌”；1924年的信中则为“此2元系欲与八月十三之用”；1925年的强调为母亲作忌，“四月做先母忌神，此款欲添用”，1926年信中再特别说明，“四月间先母忌辰，姐因烦心一时忘记，兹逢便付上银贰元”。除了家祭之外，普渡作为闽南社区的重要风俗，其功能在于抚慰无所归属的孤魂野鬼。所谓“普渡”，就是每年要在农历七月的“中元节”举行宗教仪式，以丰盛的食物超度饿鬼。由于普渡对于侨乡家庭和社区均极为重要，海外亲友也常常委托在乡亲属主持举行或汇款贴补。蔡强在菲经营不善，资金并不充裕，普渡之际，在信中嘱董氏不必太过丰富,若节俭更妙。蔡强去世后，蔡天保赴菲律宾经商，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供给者，董氏也想让蔡天保回乡举行普渡，但蔡天保回信也以经济条件不佳为由而拒绝回乡，承诺等经济好转再回家。相对而言，蔡注的经济条件较好，永宁举行普渡之前，她就分批汇款给董氏贴补费用。
华侨虽然远在海外谋生，但他们对原乡的地方神明极为尊奉。一方面在侨居国分香建庙，构造精神信仰空间；另一方面也委托家乡亲人代向原乡神灵祈福求愿。其中后者就常常通过书信往来沟通而实现。1922年，蔡注写信给董氏，请董氏代她为丈夫龚丕领向沙堤村三王府祈运。三王府即祭拜王爷的宫庙。王爷信仰在闽南民间社会十分盛行，其职为“代天巡狩”，具有驱疫送瘟、消灾赐福、保境安民的责任。王爷宫有祭祀一位王爷，也有祭祀多位王爷。台湾以祭祀池、朱、李三位王爷最为普遍，永宁祥芝港的“斗美宫”是祭祀池、朱、李三位王爷。17世纪以后的诸府王爷香火就随着海洋贸易的船只和闽南移民传播到南洋各地，在菲律宾华人中，王爷信仰极为兴盛并长期传承。虽然我们在书信中并不了解蔡注为龚丕领向王爷祈运求福的原因，但显而易见，他们仍笃信原乡神明的灵验与庇护功能，因此会委托家人前往举行仪式或捐赠钱财。永宁城隍庙为永宁城的核心庙宇，凭永宁设立卫的军事地位而得以建造。虽然为王朝祀典庙，但是随着卫所地方化的进程，城隍也演变成地方神明。蔡注儿媳妇蔡香身在菲律宾，也托舅母董氏去永宁城隍土地公求财，请求土地公保佑其丈夫和小叔有财气，表示日后回家定当谢神还愿。
董氏作为留守主妇，代理了蔡注作为华侨主妇在侨乡应处理诸多家务，而这些事务也都是通过家书而完成的，比如蔡注孙儿要过十六岁的成人礼，需要筹备若干礼品分发给乡邻与亲友，蔡注让董氏去永宁街上询问粿店和粽店做粿粽的价格，以为筹备。蔡注曾汇款银8元给董氏，交代其中4元是拨给姑刘的侄女做周岁打脚链的费用，等等。
婢女、螟蛉子也是华侨家庭内部书信特有的交流话题。华侨家庭的主要劳动人口跨国流动之后，国内家庭的劳力就缺少了。为了补充劳力或者为了保持侨眷的体面，部分华侨家庭购买婢女来充当劳力，“凡家内的扫除、烹饪及一切杂务均由婢女担任”。蔡注在回乡前，曾托董氏代为购买婢女，后以270元买了一名五六岁女婢。对于购买幼女为女婢的做法，陈达认为具有经济核算的理性成分在内，“因为买入幼女，家主妇只须给她饮食及衣服，将来她长成了，做工是不付工资的”。蔡注返菲后，将女婢寄养在董氏身边，让董氏好好教育女婢。但女婢被买进家门后，没有为家中增添财气，蔡注对此非常不满意。就想让董氏转卖给乡里需要者，再买一个美貌的女婢，其在信中询问董氏：“女婢不知乖巧合用否，若不合用者而逢有贩者发卖婢女，祈即将此女婢与其交换，但要选择其乖巧伶俐方可收买”。随后，蔡天保亦来信与母亲讨论此事，并建议：“听闻前杆柄阿米家中想要买一婢女，可让母亲代询问。”华侨出洋后，往往是数年或十余年才回家，因家中没有儿子或少子，常常以采取抱养螟蛉子（也称为义子或契子）以为后裔。陈达认为目的在于（一）要使祖祠的香火不致断绝；（二）要使外洋的事业有人继承。新加坡《三州府文件修集》卷三《通商书札》中的“本坡福长春号之才副洪作霖遗嘱书”是一份相当特殊的侨批，这份遗嘱写于19世纪末，其中部分内容就涉及购买螟蛉子之事，“将其银随时代弟买螟蛉一子，交于大姊，代为抚养。买童子之项，约一百元之左右，其余则附交殷实铺户生息，以作养儿使费”。具体而言，抱养一般为6岁以下的孩童，与抱养家庭并不一定具有血缘关系，接近人口够，因此需要以一定的资金为基础。除了购买费用外，抱养家庭还要准备培养孩子成长的费用。对此家庭内部要进行较为周密的讨论，其中也会发生不同意见。比如蔡天保内弟施性谈因与妻子在抱养之事上存在分歧，于是在写给姐姐施双治信中，表示自己因为经济不宽裕，暂时不同意妻子要购买螟蛉子。
一般而言，侨汇是华侨家庭的基本经济来源，相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他们在日常生活开支之外，也留有余资，他们往往采取放贷进行生息保值。其中比较富裕的侨属的放贷数额也相当大，放贷对象有周边乡里民众，也有店铺商人，蔡注的经济条件较为优渥，董氏成为其侨乡债务代理人，其资金通过侨汇到董氏手中再转贷到周边乡民。与此同时，债款利息和本金也由董氏收取。如债务发生周折与纠纷，蔡注就在通过书信嘱托。比如1934年的信就是讨论此事：
郭扁君前欠贰佰元，余令天保查问，而他答于去年十月寄回清还矣，祈暗查向般仔，是否有还也。前水用及贴旧欠余之项至今均未还清，祈即通知般仔可也。而般仔欠余贰佰元，嘱余向杭仔讨来，但因生理零淡，余虽有通知，但亦未还也。郭宅欠余之项未知还否，此后人家若来清，还不可再借他人，切切。而乌长欠余之项，嘱向其子讨还，余乃令天保向他讨，答一店员只作度食耳。”
根据这封书信可知，依托董氏的中介作用，蔡注向郭扁君、般仔、杭仔、乌长等人放贷，200元金额也非小数，可见蔡注的生利资本具有一定规模。从书信表述内容看，借款因各种原因而被拖欠，也说明当时民间放贷风险，她自己又远在万里之外，只好通过书信予以嘱托交代董氏处置。
三、蔡天保与侨乡公益的跨国代理
随着抗日战争结束，百废待兴，海内外华人对祖国与家乡的建设充满期待，华侨在同乡会的推动下，捐资参与地方公益建设，以推进侨乡的现代化进程。抗战期间，涵镕小学因侨汇短缺而停办。此时则由旅菲永宁同乡会理事长陈植鱼以及陈增沛、倪泽芳、倪泽民、陈植萼、陈植藻、陈松根等人组成校董会着手复校。与此同时，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主席、《华侨导报》社长许敬诚和总部部长吴紫清主动与马尼拉中华商会主席薛芬士、副主席施性水等人共同商议战后华侨恢复旧业等事项。因此如何筹集华侨资金，如何使用公益资金，如何实现公益事业，如何达到公益目的，如何反馈公益效果，均为当时面对的问题。1947年6月，蔡天保从菲律宾回到永宁居住，积极参与家乡的公益事务，一直服务到1949年9月再度赴菲为止。蔡天保在两年多的归国居留期间，除了在永宁经营家业之外，以归侨身份充当在菲律宾的永宁同乡会与在永宁的旅菲永宁同乡会驻乡办事处的桥梁，扮演了侨乡公益的跨国代理人角色。旅菲永宁同乡会成立于1934年，旅菲永宁同乡会驻乡办事处成立于1947年6月15日。设立目的就是联系海外华侨和承办永宁地方事务的作用，该办事处在1947年12月在《泉州日报》刊登多条鸣谢乡侨捐赠启事，即为例证：
本次永宁蔡泽洽先生在菲为令郎完婚。蔡君本其节约与热心公益事业之精神，相应本处之节约建设故乡运动，乐将婚事节省用费国币二千万捐献本处，作为重建永宁孝女姑祠（寄骸所及旅客殡仪馆）之用，钦佩之余，谨此鸣谢。
此次永宁蔡木燕先生为其新构荔£山庄举行落成典礼。蔡君本其节费用热心公益事业之精神，遵奉本处节约公约节约从事，并将亲友贺礼（建设礼券）及节省费用国币一千五百万元捐献本处作，为重建永宁孝女姑祠（寄骸所及旅客殡仪馆）之用，钦佩之余，谨此鸣谢。
上述致谢辞提及的“孝女姑祠”即“孝女姑庙”，也称为“孝女姑宫”，位于永宁西门外，奉祀刘氏孝女，此次重建目的是改为寄骸所并作为旅客殡仪馆，纯属地方公益，这说明旅菲永宁同乡会驻乡办事处已通过华侨网络筹资建设地方事业。启事中所鸣谢的蔡泽洽早年赴菲经商，后担任菲律宾华侨商会会长、永宁同乡会会长，后来成为1954年成立的菲华商联总会“主席团”的成员。蔡泽洽在1925年与旅菲侨亲组成校董会12人创建了永宁小街蔡氏宗祠的鳌峰小学。蔡泽洽在1948年回乡，被推荐为永宁镇商会维持会会长。可见他在菲律宾或家乡永宁均热心参与公益事务。
公益事业的展开需要“可信之人”的运作。也就是说，海外华侨华人捐助侨乡事业，都希望自己的资金能用到实处，但因无法在场监督以及不熟悉乡情，就选用他们信任的中介人协助相关事务的展开。蔡泽洽、蔡木燕等人逐渐返回菲律宾，就寻找代理人展开地方公益，蔡天保成为了他们的人选。蔡泽洽与蔡天保在菲律宾就互相熟悉情形，蔡泽洽回乡之前，他写信给蔡天保：
天保宗兄惠鉴：敬启者，忆自别后，念念殊深，遥祝迩来起居清吉，诸凡顺适为颂。兹逢快轮之便，付上国币贰拾万元，又内夹票一张国币壹佰万，到希笑纳自备香烟之敬。外地安善，顺此告慰，专此并祝万安。宗弟蔡泽洽启，西历1948年5月9日。
在书信之中，蔡天保与蔡泽洽两人以宗兄、宗弟相称，可见他们在菲律宾的交情匪浅。鉴于蔡天保的海外网络，旅菲晋江永宁同乡会驻乡办事处的常务理事张清泉于1948年4月4日致信蔡天保，邀请他参加驻乡办事处并担任理事，该信内容为：
查本处理事蔡木燕等人因事先后出国，本处第十二次会议讨论，素仰台端热心公益，决议聘请递补理事之缺用，特函请查照希于本月五日下午三时出席就职，事关桑梓福利事业，谅蒙允诺为荷，此致蔡天保先生。
蔡天保出任驻乡办事处的理事之职后，不仅处理驻乡办事处的公益事务，而且也接手海外宗亲会倡议的各种事务。如农历的五月、六月、七月之间，蔡天保不断收到来自菲律宾华侨捐款，倡议修缮蔡氏宗祠。1948年农历六月廿六日，蔡宗华写给蔡天保和蔡泉孝的信中告知募捐者为厚助、友走、泉渊、国桂、国良、国的、友福、友意等蔡氏族人，他们各自捐助20元用于修缮位于永宁小街的蔡氏祠堂。蔡宗华还在信中要求蔡天保回信报告汇款开支，以便募捐者知晓详情。再之，就是催促蔡天保尽快开工，以便在农历八月迎祖祭祀。1948年，蔡泽洽与大仑蔡孝忍倡议大修港边蔡氏家庙之际，蔡宗华也在给蔡天保的信中提到，让蔡天保等蔡泽恰回乡后共同商议。农历七月十二日，居住在马尼拉的蔡国的寄给蔡天保信，之名共有十一人捐款菲律宾币670元，用作农历八月忠烈公迎办之用和修缮宗祠，在菲同人会议将捐款交给蔡天保处理。1949年1月，蔡宗华再次写信给蔡天保、蔡泽洽、蔡泽堧，感谢他们对家乡的鼎力支持。可知，蔡天保作为代理人，对家乡地方事务的精细处理，获得了海外宗亲的满意和赞赏。
正因为蔡天保在公益事务上的尽责尽心，海外华侨也委托他保帮助亲友和调解问题。如1948年4月，蔡国的写信委托蔡天保和施双治照顾即将在家乡分娩的妻子，即认为，“兄乃忠实可靠之人，又以至戚至亲££故，敢再烦扰也”。蔡天保还受亲友的委托代为调查对象的情况。“兹因小儿年屈弱冠。家室犹虚。近有一知己友人介绍内坑乡姓李者。其父在菲谋生。李仔昌。其母名蔡甲。现该女入学读书。请表兄代为一行。细详探查其德从如何。容貌如何。请于下邦来函示知。对于此事望兄切勿外扬。因£他日有所阻扰之时。免被外人所笑焉。”这是蔡天保在菲的表妹吴夜治写来信札，起因是有人为吴氏儿子介绍对象，此事较为私密，吴氏不希望外扬，就请蔡天保代为调查此对象的品德与容貌情况。
四、“冷战”形势与华侨家庭的跨国分布
1949年9月，蔡天保再度赴菲律宾。此后，受到“冷战”形势的影响，菲律宾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渗透为理由，大幅度减少中国移民进入菲律宾的名额，人数大幅度减少了，从每年500名限额到50名，1950年，菲律宾完全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入境。在此情况之下，侨眷无法通过申请移民到菲律宾与家人相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赴港会亲”应运而生，即让华侨与侨眷分别前往香港会面，香港成为海外华侨与侨乡亲友沟通的中转站。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归侨和侨眷经常受到不公正对待。1961年中侨委、省侨委发布妥善处理归侨、侨眷财产、侨汇被侵犯的问题的指示，但是当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实际未能得到解决。在此情形之下，1962年，蔡天保之妻施双治已申请到香港生活，而蔡泉清、蔡金鹏、蔡秀琴等三孩子留在永宁家中。后来蔡秀琴嫁给陈植藻之子陈民钦，移居到马尼拉。蔡泉清娶妻施玉璇，生育三儿一女：蔡铭峰、蔡健康、蔡显荣和蔡美美。此外，蔡天保在菲律宾还娶一菲女，并育有一子名为蔡金典。
永宁位于闽南沿海，在台湾海峡长期维持军事对峙中，此地属于“冷战”前线，局势也相当紧张。在此“冷战”态势下，蔡家形成菲律宾、香港、永宁三地居住的局面，蔡天保、施双治与他们留在永宁的儿女保持书信往来，以三地通信模式维系跨国家庭的信息沟通与情感交流。1962年7月，蔡天保担心沿海发生战事，通过香港妻子的书信得知儿子们情形后，写给蔡泉清信中讨论内迁德化的利弊：
泉清吾儿收知，前日接来信，谓恐战事发生，搬迁往德化暂避。当时余则去信表反对，该信未知收到。据尔母来信谓：尔们已迁往曾厝坑尔岳家暂避云云。……当时时局不定，人心惶惶，沿海一带居民暂内地搬退，以防万一，固为上策，但且不可迁徙遥远的地方。德化地处交通不便利，且向该处冷热不常，尔们儿女幼小，万一不合风土，可奈何？余意除非当局指定迁移地点，迫使前往居住，否则万勿搬家过于遥远。一方面时局安定时搬回来较为便利；一方面亦是£££故乡家中家具以防失落。理尔暂居岳家甚为妥当，非到万不得已，切勿另迁别处至要。
蔡天保认为德化交通不便利，加上天气冷热无常，担心年幼的孙辈会不适应环境而生病。他特别指出，除非政府有指定地点搬离，否则不要搬到过远住所。蔡天保赞成儿子暂避到附近曾厝坑岳父家，便于回迁且能顾全房宅。8月，蔡天保又写信给蔡泉清：“尓们还在岳家暂避，余意时局较为平静可以搬回自己老家，一切较为便利，此系余之意思。至时局是否安定，则须尓们身居内地方能明白情形也。” 面对不稳定的时势，在外的家庭成员以求神抽签等方式来获得指示成为民间社会平复焦虑的一种选择，施双治挂念儿女安危，就到宫庙祈福求签，并将结果寄给蔡泉清：“我日前曾问佛祖抽签询问你等返家的情况，家乡若是平定，你们要快回家。”
动荡不安的时局状态下，家人安危最容易成为跨国家庭书信关注的焦点。不过，毕竟家庭生活由日常事务组成，家庭成员在书信中所论及的内容仍以家长里短为主，诸如家庭纠纷、亲友交往、孩子教育等。在华侨家庭中，妯娌关系也颇为复杂，其和谐与否也常是海外亲友关注的问题。在香港的施双治常常写信劝告蔡泉清之妻，即大儿媳施玉璇要其与蔡金鹏之妻处理好关系，若妯娌关系不和，会被他人贻笑。而蔡秀琴与施玉璇通信时，亦提到妯娌关系不睦问题，蔡秀琴表示已写信去批评蔡金鹏。信中安慰施玉璇，并说日后大家都要去香港居住，但不会一直住一起，凡事要忍让，以免让旁人议论。亲友交往方面，当女儿乔迁新厝之际，施双治特别写信，吩咐儿子蔡泉清要准备送母鸡庆贺妹妹搬入新家，并要将鸡仔笼要抹红。而当亲家翁大寿以及侄女十六岁成人礼时，施玉璇写信给施双治，请教如何准备才是妥当之举。施玉璇在准备了一系列的食物及贺礼后，写信向婆婆汇报情况，请婆婆再拨汇款项到家。1975年，蔡泉清申请赴港成功后，留下其妻施玉璇留守永宁。此后，蔡泉清经常写信回家，关切孩子的教育和日常行为。在书信中，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以便日后来港发展等等。同时也叮嘱帮助母亲干活，要团结友爱。当他从书信中得知孩子学会抽烟及与人打架时，就写信威胁，如果他们不改正就停止寄钱，并勒令各自写信告知具体情况。
从家书内容看，蔡家保持了畅通的资金输入渠道。施双治移居香港后，蔡天保就将汇款寄给施双治后，再由施双治转汇内地，现在保存的资料中就有“香港交通银行人民币信汇通知书”、“香港浙江兴业银行人民币信汇通知书”。蔡天保在菲律宾组建了家庭，需要负责家庭开销。与此同时，香港和永宁两地家人的日常生活也由其负担，经济压力相当之大。当蔡泉清等人因欠款而写信求助时，他在回信中叮嘱要节省开支，并表示下不为例：
前接来信，谓在家尚欠人家二三百元，云云。近日曾汇款给尔母亲，嘱其在香港设法转汇内地给尔，以便还清前欠债项。今后尔们在家，对于费用切须尽力节省。因现在汇水高，且外地商况不振，余要负担尔们港、内二地家费，其实不胜负担之苦，以后百事侵借，余无法再为尔请还。
在中国大陆执行计划经济的时代，物资匮乏，物资供给较为紧张，华侨家庭颇难适应，海外亲友频频寄去或托人带回食物、药品、衣服布料、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尤其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赴港的施双治对物资紧缺的状况深有感触。而当时国务院为了缓解困难时期物资供给的压力，已决定对归国华侨及港澳同胞自带、代带和邮寄进口的粮食、副食品等一律免税放行。1962年12月10日，施双治给蔡泉清等儿女寄送物品后，就另外发信交代清：“古历八月间寄去包裹五件，咱家三件，一包给乌瑾，一包乌纯。包里有金微素，麦片一罐给外婆乌爱，一罐给妹妹秀琴，一罐自用，咱家三罐麦片、片糖二公斤，其他物品是乌硕要交给乌勒用的。”1969年12月，施双治来信又说：“9月付去包裹三个，一包草绿及一包红灯绒给阿美做一套，一包绒泥给阿萍，剩下给孙儿做……特来告诉我们买一块彩可预备给秀琴应酬，如果没有处买，可以来信告知，我寄去。两包红灯绒给秀琴之子做周岁，是四码或二码……你们不要误会，不是全给她……前寄两个包裹肥皂，每包三条。如果打税若轻，可再寄，但如果税重，就不可能再寄。”1973年12月，施双治在信中说：“母八月间付去三包雪文，十一月付去一大包裹十二码丁心良布，又二小包裹也是丁心良布。二包雪文，二包味精。……如果粮食贵，可将布去换粮食薯干来保存”。除了药物、麦片、布料、肥皂、味精外，施双治还寄去大米和面粉，并建议蔡泉清，如果粮价贵，可用布料去换取粮食等。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华侨家庭受到海外和香港亲友的物资支持，并以多余物资换取所需其他东西，维持了较好的生活水准。
由于物资紧缺，因此分配过程中，家庭成员之间也容易发生矛盾，为此需要海外亲人写信调节。如1971年4月，在家乡的蔡秀琴特意写了两页纸的信件详细向哥哥蔡泉清说明物资情况，表明并非自己故意留用。从信的内容和语气可知，蔡秀琴不满哥哥的误解，只好将物资经手及全程在场的亲友一一列出，让哥哥自己去询问对质。
自母亲往港至今，由我处转你东西要给谁，我从来没有贪心留下用，而不给人们，或者换坏的留好的。……这些东西不止是阿美看见，玉燕、陈扁也看见。内面只有一包糖果，这包糖果我只有拿十粒左右分给阿£、一心吃。拿这几粒时，阿美也在场。这是我待人老实，不然我也会拿一半，也没有什么可说的。那知你还不相信，还认为是寄两包。你可写信问母亲一下……若实如何，请你到我家与我家姑坐谈，询问一下。……一切可与我家姑坐谈询问，写信问母亲，一切可了解清楚，最后你才会知道你妹及民钦是什么样的人。
五、挤出国门与幸福家庭的策略选择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蔡天保即有意让长子蔡泉清做大字赴菲发展。“字”在闽南话中，指的是各种文书凭证，所谓“大字”，就是“出国居留证”（residence card）。这种“大字”在闽南侨乡是公开买卖的。无奈因各种缘由，蔡泉清并未赴菲，留在永宁家乡从事教师工作。“冷战”时期，蔡天保的妻子施双治抵达香港生活，并从香港开始接济和支持内地亲友。1971年6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华侨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并放宽华侨侨眷出入境限制。虽然手续复杂，条件严苛，但拉开了侨乡新移民的序幕。香港当局也放宽国内华侨侨眷赴港定居的条件，若其父母在南洋或香港，经向公安部门申请，获准后可移居香港。香港成为侨乡新移民的主要中转站，根据港英政府年报，1971年获准移居的中国大陆人为2530人，1972年即激增到20355人，带来一个新移民的小高潮。蔡天保家族成员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陆续申请前往香港。1973年蔡泉清申请赴港，1974年，获批前往香港。1975年，蔡泉清成功抵港。蔡泉清顺利赴港后，蔡天保也开始考虑让孙子申请来菲律宾接业，如蔡天保写信给蔡健康说：
余现已七十多岁孱弱之躯，犹如风烛残年，每值操理商务，精神则感不济。对余菲地独营一间商铺，目下生意无甚兴旺，可谓缺乏人手助理商务。孙儿年轻之人才并有文化之程度，故余即急切汝速向人民政府申请来菲接余之财产。查余今年以来助数封信给汝向人民政府申请未卜，汝为何至今尚未能获得人民政府批准出国。
与此同时，蔡泉清也写信给妻儿，说明蔡天保想让施玉璇及四位孙儿一同申请来港团聚，并催促妻子一旦收到信件，立即向人民政府申请赴港。于是施玉璇开始在1975、1977年申请赴港。1976年，蔡天保从菲律宾寄了一笔钱让蔡泉清在香港开设四和中药行。为了有生意帮手，1977年的家信往来中，蔡泉清就不断催促妻儿快点来港团聚和帮忙照顾在港的母亲：
妻夫分别天各一方，未稔夫妻何时可重逢，实系使夫万分焦急。据家父的意思，急切汝暨四个男女儿速申请来港，侍奉余家母。他云，如母子五人若抵达港地，议决要购一层楼给汝母子居住。余父答应汝母子，若荣幸抵港之后，要给余及余长子往菲接业。余目下万分火急，汝母子五人早日来港未卜，汝母子申请出国手续如何，希速示知。
1978年5月，蔡铭峰写信给祖父请求做调字，并告知祖父永宁大队95%的侨属都做了调字，表明自己也想赴菲接业。所谓“调字”，就是侨乡居民申请出国，必须向出入境管理部门提交的国外亲属或相关机构提供的信函或证明材料。一般情形是申请者在国外的亲属向所在国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如果所在国同意探亲申请，就发动一份准许申请者前往该国探亲的文件，一般为一份贴有申请者照片、填有申请者基本信息的表格。由于其形式类似国内的“调令”，被侨乡民众俗称为“调字”。蔡天保随后即寄去来入境证和财产证明，并在信中表示自己年事已高，需要孙儿来菲律宾帮助自己的事业，希望政府能早日批准让孙儿来菲。1978年10月，蔡铭峰获批准出国，前往香港。施玉璇非常开心，写信给蔡天保：“此乃幸福之开端，即以时念梦翁姑大人棠荫，则今朝幸福之道路是皆大人之功勋也。”
蔡铭峰顺利赴港后，蔡泉清督促蔡健康申请出国。1981年10月，蔡泉清写信给儿子蔡健康，让其早日来香港帮忙规模宏大的中药行，还说明祖父允诺要健康一份股份，催促早日申请出国来港接业。1982年12月，蔡泉清再次写信给蔡健康，要求与已有四五年感情基础的高丽珠订婚，由此高丽珠可以申请出国。在信中，蔡泉清叮嘱蔡健康要勤俭孝顺，来港与父亲一同创造富裕又幸福的生活。同年12月12日，施玉璇、蔡健康、蔡显荣母子三人往港会夫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
蔡天保女儿蔡秀琴及其孩子申请赴菲亦经过海外亲友的多重努力而得以实现。1975年6月，菲律宾总统马斯科访问中国前，发布了两项法令,以解决了逾期游客问题和简化入籍手续鼓励华侨归化，为华人加入菲律宾国籍打开方便之门。借助形势转变之际，1975年12月，陈植藻为让儿媳蔡秀琴和孙儿赴菲团聚，致信晋江县公安局：
侨民陈植藻，原籍晋江永宁乡，自少旅菲律宾。现在宿务开设昌明镜厂，规模可观。前此为次男陈民钦家眷（即媳妇蔡秀琴及其子女）申请出国来菲作永久居留，曾经奉上数函及菲华晋江永宁同乡会证明书，慨子申请迄今未蒙批准，引以为念。良以菲律宾政府移民政策刻变时翻，深恐投资条例有所改版受则影响，所及对于次男民钦所决定之投资事宜以及在菲继承父业等事将成泡影。况藻年事已高，风灼残年，且长男嘉种（其妻蔡丽卿及其子女现居家乡永宁）一度来务视察曾经表示无意接业，是以决定将权交与民钦管理，藉以维持内外家庭之生活，现民钦已在鄙厂店经理一切事物，只待家眷来菲办理投资手续，便为菲律宾永久居民。藻最近到垊市迳赴我驻菲大使馆拜访萧特办，就此事征求他的意见，经蒙竭力指导，并谓我人民政府对于侨眷出国尽量放宽，几中有申请大都批准。藻再度行函呈请以期早日批准放行，为此用将特据清奉达，惟希贵执事体念侨情，而予媳妇蔡秀琴及其子女以利便则无任感荷之至。
陈植藻在信里阐明前有永宁同乡会的证明书，无奈未通批准。接着，陈植藻将1975年菲律宾的移民政策、陈民钦的接业和投资计划，与蔡秀琴家眷南来的关联性进行分析。陈植藻特意言明已拜访了驻菲大使馆的萧特办，从官方渠道认定蔡秀琴及家眷的申请是符合现下人民政府对侨眷出国尽量放宽的情况。以现有资料来看，虽然不明确蔡秀琴是何时抵菲，但可以肯定，至1978年她已在菲律宾生活了一段时间。可见海外华侨能灵活及时利用中菲双方的政策形势和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策略说明。从蔡家、陈家成员在申请赴港赴菲的过程可以看出，除了有长年坚持不懈的精神外，他们具备了处事灵活的作风。譬如，在蔡铭峰顺利申请赴港后，施玉璇在新年之际就嘱咐蔡铭峰要从香港寄送贺卡问候永宁派出所和公社的诸位同志，以保持联络。
蔡家、陈家申请赴港赴菲，除了为家庭成员的团聚和家族接业的考虑外，他们形成了追求创造“富裕幸福家庭”的共同目标，他们常在三地往来的家信中互相鼓励要创造“幸福生活”，全家应团结一致为此目标努力奋斗。蔡天保在菲与番婆育有一子，名为蔡金典。蔡秀琴到菲律宾后，写信给蔡泉清、施玉璇告知自己在菲的情况，提到番婆和蔡金典。蔡秀琴在信中说，蔡金典很令人疼惜且温和可亲，对外甥也十分疼爱。之后，施玉璇与在香港的蔡泉清、蔡铭峰联系时，得知蔡金典来香港相聚见面，表示非常欣慰，提议让婆婆施双治与丈夫蔡泉清带着小叔蔡金典回乡游玩。随后施玉璇还亲自写信给蔡金典，盛情邀请他回乡一游和欢度春节。十天后，施玉璇又写信给在香港的婆婆，建议婆婆带小叔金典一同返乡过节。
六、结语
在国际移民理论中，“推-拉”曾是揭示人口动因的重要观点，由此形成全球体系的跨国移民的分析认为，跨国移民的实质是边缘国家融入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中，结果边缘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剧变，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于是在推力与拉力的综合作用下，产生了国际移民。当然，移民形态千变万化的，国际移民学者（Alejandro Portes）由此指出，千万不要指望有一种宏大理论能够解释移民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层面。号称面面俱到的理论只能是空谈，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独立提供解读国际移民的捷径。上述逻辑在大尺度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将移民活动放置于微观的家庭个案之中，需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分析。家庭为跨境移民提供了经济、情感、网络等方面的资源，移民策略选无法摆脱家庭条件的束缚。在此脉络之下，家庭被作为移民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生活史成为展现华人跨国生活的重要方法。张少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移民跨国实践的“做家”之分析概念，以此讨论移民家庭再造的过程和逻辑,展现流动的家庭如何在传统文化理想和跨国生活现实之间被塑造，指出移民家庭的实践建立在成员跨国移动的空间轴和生命历程的时间轴之上，表现为各种家庭关系被不断重组，一方面是空间形态上不断“做家”，另一方面是在代际更替的意义上持续“做家”。
蔡天保家族书信的时间跨越将近一个世纪，勾勒出了一个闽南华侨家族四代人跨国的生活状态、生活习俗、经济活动等内容，同时也是众多华侨家族的缩影。在“做家”的理论参照下，将不同时代的蔡家跨国流动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到，蔡氏家庭的跨境流动，核心目的就是为家庭成员塑造美好生活。比如蔡强开始依托侨乡跨国网络，通过姐姐、姐夫的帮助赴菲营业，而后经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经济独立，迈出了跨国行动的第一步。其妻董氏也积极予以辅助，并借助家庭国际化的态势，成为海外侨亲委托进行侨乡日常事务处置的代理人，并已女性权威维持家庭在乡土的地位。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蔡天保利用海外营业而建立的人际网络，回乡参与侨乡地方事务，服务公益，得到好评，建立起了社会权威。“冷战”对峙时期，同一家庭成员离散各方，于是海外华侨与国内侨眷以香港为中转，延续信息、经济、物资等方面交流。而后借助政治局势放松，大部分蔡氏家族成员赴港，他们利用香港的经济优势而落地生根，并在此谋求“幸福家庭”。这种形态如陈国贲研究华人家庭得出的两个观点：其一，华人家庭的（短期）分散是为了保存家庭而作出的理性决定，“家庭的分离是为了超越时空的相聚”；其二空间上分散的家庭形成了一种持续跨国的策略模式，推动了华人全球扩散的可能与延续。这种追求“幸福”的美好向往所产生的移民动力，已非推-拉理论能进行充分解释的。所以，从个体家庭的家庭策略出发分析全球化的深刻影响，是理解跨国生活和全球社会的重要视角。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全球史评论（第十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00—124页。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