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海上丝路棉织文明传播的中继站
郑学檬
摘要：12世纪后期，泉州及漳州已是南中国最发达的棉纺织业地区之一。黄道婆自海南岛“附海舶”返回松江府应附泉州商舶，至泉州逗留，然后经海路转至杭州，去松江府；她在松江府“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的经验亦应传自泉州和漳州，因为南宋时只有泉、漳两地才有“轮车”和“弹弓”的明确记载，而海南、松江则无。黄道婆只有从泉州中转，才可以学到这些工具的制造技术，教会乡人制造、使用。
关键词：海上棉织文明传播 泉州 黄道婆
一、印度棉织文明东传东南亚地区
古代棉织文明起源于非洲、南美洲、印度等地。海岛棉“原产地为美洲”，草棉则源于非州，传入印度，东渐东南亚、中国。印度棉织文明先随东南亚印度化而传入该地区。《吉打历史》记载说：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3世纪，印度的印度教持续占有的充份证据。”就是说，马来西亚北部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进入印度化时期。在漫长的印度化过程中，佛教和印度教的传播、贸易把印度文明（包括棉织文明）带到缅甸、泰国、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及爪哇等地。棉织文明伴随着宗教、移民和贸易，遍及以上各国，及至越南和我国海南、岭南各地。
5世纪以前，包括中国西向航行的船只都在占城南向航行至金瓯角之后，一直西渡泰国湾，在今泰、马连接的地峡登陆，在从陆路到孟加拉湾东岸下船。所以这一带才有顿逊（Tenasserim即谌离国）、盘盘（panpan、pranpuri）、哥罗（kra）、狼牙修（Langkasuka即羯荼、吉打）等国的繁荣时期。这些小国都是印度移民建立的印度化国家，出产棉花，穿着棉布。《梁书》卷54《海南》记载：林邑国、扶南国、丹丹国、干陁利国、狼牙修国、婆利国的物产都有吉贝（棉花）和穿着棉布——斑布、班丝布、干漫、都缦、云霞布的习俗，充分说明棉织文明已普及东南亚各国。
二、唐宋时期棉织文明传入西南、岭南
棉花、棉布传入西南的云南较早。戴尔（Stephen F.dale）认为：在公元世纪之初，南亚的印度化国家早已暗渡陈仓卖棉布给中国。
至唐代，云南西部的棉织业已见，樊绰《蛮书》记载说：“白银生城、柘南城、寻传、祁鲜已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唯收婆罗树子破其壳，其中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之为笼段。男子妇女通服之。”所谓“婆罗树子”，疑其即为野生草棉，只有这种草棉，“破其壳，中白如柳絮”，其棉絮可以组织为“方幅”（布）。用草棉缉花作布，名曰白㲲，《旧唐书·南蛮传》、《新唐书·南蛮下》都有记载。
至于两广地区，唐时广西有桂管布，宋时钦州“吉贝如小桑花，似芙蓉，葺为席。”海南棉织业，方勺、李纲、范成大、崔与之、陶宗仪等均有记述。李纲诗《次琼管二首》之二有“黎户花缦服，儒生椰子冠。槟榔资一醉，吉贝不知寒。”句，足见海南黎族人在南宋初即以普及棉衣。方勺《泊宅编》记载了岭南闽广棉织文明传播情况：“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秋即开，露白绵茸然。土人摘取去壳，以铁杖杆去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织为布，名曰吉贝。”元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也有较详细记录。其文称“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巾。”清赵翼《陔余丛考》指出：“迨宋子京修《唐书》时，已知为草本，故不曰木，而曰草耳。史昭，北宋人，（见《文彦博传》），又在子京之后，并习知其碾弹纺织之技，故注解益详。”在北宋中后期，确实已有人习知棉花的“碾弹纺织”技术。
三、宋元时期棉织文明在泉州的传播
《八闽通志·物产·泉州府》引宋林夙詩：“玉腕竹弓弹吉贝，石灰荛叶送槟榔。泉南风物良不恶，只欠龙津稻子香。”林夙，闽县人，南宋淳熙二年（1175）忝列詹骙榜，大约与崔与之同辈，晚于范成大一辈，晚于方勺两辈。所以他的诗句“玉腕竹弓弹吉贝”很有价值，说明在12世纪后期，泉州的棉纺织业工序中，已使用竹弓弹棉，证实了比他早几十年方勺《泊宅编》“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织为布”的记载有据，甚至可以认定方勺《泊宅编》的记载或以泉南棉纺工具为本，且“竹弓”可能已非“小弓”，功效定会更好。
由林夙同时代高僧净善整理重编的《禅林宝训》，记载了一则故事：“佛鉴曰：先师节从俭，一囊鞋袋，百缀千补，犹不忍弃置，尝曰：此二物相从出关，仅五十年矣，讵肯中道弃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裰（粗棉布僧衣），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则温，夏服则凉。先师曰：老僧寒有柴炭、纸衾，热有松风水石，蓄此奚为终？却之。”这则故事说明棉布是僧衣的通行布料。《新唐书》记载骠国（今缅甸）“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衣用白㲲、朝霞，以蚕帛伤生不敢衣。”也就是说佛教不杀生的信仰，导致僧众以棉料为僧衣。晁说之《闻圆机游山政为梵供复用前与韵作》：“丹砂不逐飞仙去，白叠甘从佞佛归。”句，反映了“白叠”（又称吉贝）和佛教信仰有关，“白叠”是随佛教传播而来。晁说之卒于南宋初，亦可说明，南宋南方佛教的传播，特别泉州的佛教传播和棉织文明传播有关，棉织文明的传播是海上丝路文明传播的内容之一，于是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裰（粗棉布僧衣），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温，夏服則凉。”的事。至于那位“先师”说：“老僧寒有柴炭、纸衾”，不要棉褐布裰，他可能是律宗高僧。近代律宗高僧弘一法师是在闽南期间也常着单衣过冬，类似“老僧寒有柴炭、纸衾”状况，其苦行修炼，令人肃然起敬，仰之弥高。
四、黄道婆传播棉纺技术和泉州的关系
泉州棉织业的兴起早于黄道婆传播棉纺技术事件，上引林夙詩、《禅林宝训》的记载可证。宋代有一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泉州是国家三个设置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之一，和海外诸国及海南岛的密切关系。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航海外夷》记载说：“国家绥怀外夷，于泉广二州置提举市舶司”。曹勋的一道奏折也反映出泉州的对外贸易情况：“窃见广、泉二州市舶司，南商充牣，每州一岁不下三五百万计。若今两州除苎麻、吉贝等粗色物货许依旧抽解外，应细色权移就临安府抽解，候事定日依旧，庶得上供物货既皆真的，又免起发脚夫之用，是易十五之蠧耗为十全于行在也。加以四方商旅悉来奔凑，则投回二税並在城下，茶盐钞法当倍售于昔时。舶船闻之，亦必欢忻承命，以就利源。比负担竭蹙，犹且趋响。况许以全船竭货而来哉。”这一段文字表明当时泉州的进口货物价值在三五百万（贯）之多。原文“三五百万”后无单位名，据当时统计惯例，应该是“贯”（1000钱）为是。其次，苎麻和棉花（吉贝）是大宗，以区别“细色”货物。复次，苎麻、吉贝等粗色物货许依旧在当地抽解，“细色”货物“移就临安府抽解”，“庶得上供物货既皆真的，又免起发脚夫之用”，确保利归中央。最后，实行这一政策，则“四方商旅悉来奔凑”，“舶船闻之，亦必欢忻承命，以就利源。”由此可见，曹勋的奏折，披露了泉州海上贸易中，棉花（棉布）占有重要地位。
曹勋之后的赵汝括曾提举福建路市舶司兼泉州市舶，于1225年撰《诸蕃志》，该书记载说：海南货物“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指明泉商和海南的贸易，买进货物主要是槟榔、吉贝。这里所说的吉贝，应包括棉花、棉布。泉州与海南贸易为什么以槟榔、吉贝两物为主？方大琮的记载可能是最准确的回答，他说“吉贝布，自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近见舶司有捉泉布为南布，透漏者亟与办放。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但南船至广为近，且多至泉为远。且少泉能织，以相及此，岂不能织以自用，名曰木绵，足当挟纩。近闻南妇能缲能纺以为纱，则（织）而为布甚易。虽曰绸、曰絁、曰蕉，皆是女工，若更推力及此，可使阎闾细民俱暖有布自着，虽不必仰泉可也。□劝织妇。”
方大琮的《劝织吉贝布》一文，说明当时海南和泉州是主要棉织地区，所以其他地反的棉布都来自这两地，以致市舶司当局查扣广州方向来的南布时，把泉州出产的棉布也查扣了，即所谓“捉泉布为南布”事件。其次，也是非常重要一点是泉州既种棉花，又善纺织棉布，所以南船虽然以广州为近，泉州为远，但泉州能织棉布，广州缺少棉织业，所以南船必来泉州。方大琮认为南方妇女“能缲能纺以为纱，则（织）而为布甚易”，可以自织，“不必仰泉可也”。且不论他的话有否实行，南宋时期泉州的棉纺织业确实居闽广之首。
黄道婆自海南岛“附海舶”返沪。（元）王逢《梧溪集》记云：“道婆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附海舶归，纺棉织崖州被自给。”王并作辞，有“前闻黃四娘，后称宋五嫂。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紃云粲花草。片帆鯨海得风归，千轴乌泾夺天造。”等句。那么黄道婆乘何海舶返沪的？直航返沪抑或中途转船返沪？检索资料，难得肯定的答案。
从当时海上航行资料看，松江府（上海）直航海南或海南直航松江府的记载未见，倒是浙、闽之广、琼的直航常见。学者已指出，赵汝适《诸蕃志》所记南宋与印度、阿拉伯乃至北非航线的距离、日程、方位，多以泉州为基准。南宋后期李曾伯的《奏乞調兵船戍欽仍行海運之策》折也明确说到海路运粮虽有风险，“然商舶涉者如常，既可以至闽、至浙、至琼，則亦可以至钦明矣。”也就是说，南宋后期，浙、闽至广、琼海运畅通，“商舶涉者如常”。
元时嘉兴路寻改为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故名。当时虽有海船往来沿海，但未见经常航线营运，而杭州则有多条航线，因为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会。当时有个叫张存的人，独眼，装了一个瓷假眼，人莫能辨。他后来流寓泉州，“起家贩舶”，过了六年回到杭州。这就为我们提供一条思路，黄道婆亦有可能从海南附舶至泉州，再从泉州附舶至杭州，转至松江府乌泥泾老家。因为南宋以来，泉州商人往来海南贸易频繁，许多闽南人定居海南，从海南经泉州中转，较为方便。
历史研究中，一般不能假设的，但是，当你发现若干有关问题的蛛丝马迹时，为了进一步论证，是可以暂作假设的，以便寻找新的证据或新的论证方法，因为科学研究的“研究”问题，说到底是分析方法问题。黄道婆到过泉州吗？仅仅是上面所举出的浙江、泉州、海南“商舶渉者如常”的海上交通条件是不够的，下面拟就棉紡织技术转移问题再作论证。
黄道婆回松江如何教民棉纺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说：乌泥泾“初无踏车推弓之制，率用手剥去子，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其功甚艰。”黄道婆回来，“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细读王逢《黄道婆祠·序》：“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绵花，织崖州被自给，教教他姓妇不少倦……。”可知王逢没提黄道婆回到乌泥泾后，“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一事，只说“躬纺木绵花，织崖州被自给”。
清人的记载基本上沿袭陶说，但有出入。如褚华《木棉谱》记云：道婆“携纺织具归，传其法于乌泥泾”。把“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改为“携纺织具归”。而《授衣广训》沿袭陶说：黃道婆“至松江为织具教人多巧异，所制遂甲他处。”比较客观地看，黄道婆“携纺织具归”不大可能，以陶说为可信。那么，她所教造的纺织具是什么？从有关记载看是脱棉子的搅车和弹棉花的竹弹弓。
前述清赵翼《陔余丛考》关于北宋中后期，确实已有人习知棉花的“碾弹纺织”技术的看法；宋林夙“玉腕竹弓弹吉贝”诗句以及方勺《泊宅编》“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织为布”的记载，就可以得出结论：闽南至少在元初黄道婆返回松江之前一个半世纪，已有比较先进的弹花、纺织工具。先说搅车，原来海南和松江府都没有，而闽南已可见。元胡古愚《树艺篇·草部》引《漳州府志》记载：“绵布即吉贝布也。……今本地生者只有三四尺，春种夏秋开花结蒲，蒲中有茸，细如鹅毳茸，中有核，大如豆，用轮车绞出之，乃以木竹为弓弹，碎之，纺以为布。其布多品，宋志引白㲲谓即吉贝布。”胡古愚大约晚黄道婆二三十年人，他引用的《漳州府志》应是宋志，“宋志引白㲲谓即吉贝布”句即可为据，所以可以断定宋元之交，漳州已有脱落棉子用的轮车，即陶宗仪所讲的“踏车”、明代的搅车。弹弓，林夙诗中就提及；又见《树艺篇·草部》引《漳州府志》“乃以木竹为弓弹，碎之，纺以为布”的记载。泉、漳是邻郡，都用轮车绞出之棉子，弹弓弹松棉花，然后纺与织。当时海南和松江府的棉花加工均未见有轮车、弹弓等文献记载。坊间传说黄道婆把海南黎族的“棉扎车、弹弓等纺弹工具传播至上海乌泥泾”，并无文献记载可据，所引用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亦是现代扎、弹工具复制品，不足为据。据此推测，黄道婆乘海舶从海南到泉州，必曾逗留若干时日，学习了闽南，特别是泉州的棉纺织经验，并把闽南先进的纺织工具轮车和竹弹弓制造技术带到松江乌泥泾，教会“初无踏车推弓之制”的乡亲，做造这些工具。她还把海南岛黎族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新织法，教会乡亲，改变了当地棉织业，惠及一方。
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南宋至元初，泉州的棉花种植、棉纺织业是比较发达的，能向不善纺织棉布的广州输出棉布。至于黄道婆的评价，我认为她既把海南黎族的织造花布技术，即“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新织法，又把闽南先进的纺织工具轮车和竹弹弓制造技术，带到松江乌泥泾，其功之巨，无人可及。此结论一旦得到新资料的进一步确证，将改写中国历史上棉织文明的传播史。
南宋闽南漳、泉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是一项产业结构的“异质化”，当被黄道婆带到松江府后，引发了棉纺织产业“同质化”过程，加速衣料供给侧变化，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可与南粮北调相比美的供给侧改革，其意难以估量。
2018年12月29日于厦门大学海韵北区新点涛斋寓所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文史知识》，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