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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震華《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唐宋之際的文武關系(875~1063)》
  发布时间: 2019-04-06   信息员:   浏览次数: 234

书名: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

作者:方震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4

书号:978-7-5201-3256-5

页数:259

丛书名:索恩系列之九色鹿·唐宋

【内容简介】

本书从描述文官与武官政治权力自唐末至北宋中期的消长过程入手,分析导致双方在文化认同上由模糊转变为严重对立的因素。权力争夺是导致文、武官之间关系紧张的主因。为了争取君主的重视,文士将武人描述为贪婪无知,而强调自身具有学养、道德的重要性。随着文官权力自后周、北宋逐步扩张,文士对武官的歧视日益加深,并透过制度的规范,阻止文、武官身份的转换。文、武官对立因而成为宋代政治上无解的难题。

【作者简介】

方震华,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硕士,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博士论文致谢辞

绪论

第一章 文武分途的序曲

唐代前期的“文武合一”

安史之乱后文官与武官的互动

第二章 武人权势的扩张(875-950

黄巢之乱与中央权威的崩解

新王朝的建立与合法化

重建唐室的努力

战乱时代的再临

第三章 文武关系的转变(875-950

武官的双重形象

文臣的地位与形象

文治传统的延续

第四章 文治政府的复兴(951-997

统一帝国的恢复

文臣权力与地位的增长

外患威胁与武官的政治舞台

第五章 文臣的全面性胜利(998-1063

绥靖政策与和平再临

武人权势的没落

不容挑战的文官优势

第六章 文武对立的深化

文武身份的二元对立

文官与武官的制度性区分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才兼文武的追求——唐代后期士人的军事参与


【绪 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这句出自《左传》的文字指出,国家的主要政务可分为与礼仪相关的“文”,以及与战争相关的“武”。不过,尽管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对于一个理想政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要同时在“文”“武”两方面取得均衡的成就,并非易事。帝制中国的各个王朝,有时会倾向在其中一方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比方说,宋朝(9601276)以其高度发展的士人文化而被称颂,然却因其在战场上的拙劣表现而备受批评。这让宋朝政府与先前的五个短命王朝形成鲜明对比,因为五代时期的政府多受军人掌控。即使将宋朝与汉、唐相比,此特征依旧鲜明。尽管汉、唐政府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由文臣官僚来管理,不过这两个王朝在文治与军事上的成就都受到后世史家的颂扬。宋代政治精英对于文治的推崇胜过军事,显示了对国家治理抱有异于前代的理念。这一发展不仅是研究宋代历史的核心主题,同时也与如何理解帝制中国息息相关。

  宋代政府的文治倾向源于从唐至宋的政治结构转变。从政治演进的角度来看,唐宋之际的历史可以被区分为几个时段。从公元618年到755年,在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唐帝国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发生于755年至763年间的安史之乱终结唐朝的黄金时代,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唐中央政府努力与跋扈的藩镇将领以及强大的游牧族群斗争,以求维系其权威和政权。尽管受制于内、外两方的压力,唐廷仍维系着大部分统治区域的稳定与文化发展,直到875年。从875年至950年,唐朝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陷入分裂。在公元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一连串的叛乱给予唐廷致命一击,各地军阀建立独立政权,并为了扩张领地而相互激战。接续在唐代之后的四个政权,仅能统治北部中国,且一直处于跋扈的藩镇,以及强大的契丹带来的严峻威胁之下。这些政权无力维持和平,也无法在疆域内进行有效统治。然而,自951年开始,强大的中央政府重新在北部中国出现,有效改善了政治上的失序问题。从951年到1004年,重新统一中国的努力由后周发动,并为北宋所接续,再次将中国整合为一统帝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宋廷也与契丹发生战争。1004年缔结宋辽澶渊之盟,终止了宋廷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事,也使宋廷放弃恢复汉、唐疆域的努力。因此,从1004年到1063年,在真宗与仁宗的领导下,宋朝政府将其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学术与经济发展上。武臣因为缺乏展现才能的舞台,失去了影响力。在仁宗朝之后,政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随着改革运动于1069年的展开,整个政府陷入严重的党争,直到靖康之难发生。

   文、武两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从875年到1063年的这段时间特别重要。当875年以降唐中央权威被地方军阀摧毁后,武官逐步掌控绝大部分的政治权力,造成文官的失势。政治的失序导致了统治阶层重武的倾向。在中国北方,武人政治一直延续到951年后周王朝建立。为改善数十年来武官对于政权的控制,后周皇帝开始扶植文官的权势。文人权力与地位的恢复在960年宋朝建立之后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且在仁宗统治的1022年至1063年间达到最高峰。从中央朝廷到地方政府,具备儒学背景的文官几乎全面取代职业军人,出掌各个重要的职位。在行政与军事领域,文官的权力与声望都压过了武人同僚。因此,从875年至1063年,武人的权力经历了一场快速扩张,随后又猛然紧缩的过程,这在帝制中国的历史上极为少见。此一过程以及隐身其后的因素,鲜少被深入探讨。这是因为研究者习惯聚焦于单一朝代的政治史传统,因而倾向过度简化整个过程,狭隘地聚焦在宋代创建者——宋太祖的政策作为上,而不把宋代的政治体制视为建立在先前朝代的基础之上。

  在从唐至宋文武权力剧烈演变的过程里,文武官员的分途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现代史家如陈寅恪业已指出文武关系在唐代经历了重大变化。在唐代前期,政治精英倾向于将文武关系视为互补而非对立,因此尝试兼备文武之才。在唐廷内部,文武官员的区分相对模糊,一个官员的职位经常在文职与武职之间来回更替。但在唐代的后半期,文武之间的区隔逐步扩大。职业武将取代了短期统兵的文臣,掌控了绝大部分的军队。相对地,读书人主要致力于科举或文学,并以之为获取政治权力的方式。文武两端之间的转换逐渐减少,因此官员的仕宦生涯通常只会待在文官或武官体系。在此情况下,文官与武官很容易形成不同的阵营。文武的分途在唐代以后持续进行。政治倾向上从“重武”到“重文”的转变,正反映了两个阵营对政治权力的竞逐。

  文武官员的分途,也影响到他们与皇帝的关系。由于统兵工作的职业化,在8世纪之后,被长期赋予军事指挥权的将领,很容易与士兵发展出更紧密的关系。在士兵的支持下,有野心的将领足以挑战君主的权威。如何有效控制军队,遂成为唐代及其后各王朝皇帝维系其政权的关键。相对地,自唐代后半期开始,文臣拥有更多机会在朝廷供职,他们和皇帝变得更为亲近,其仕宦生涯与权力地位也与中央权威的消长息息相关。因此,文官大多倾向于拥护皇帝,支持中央集权,压制跋扈的藩镇。在政治因素之外,10世纪的皇帝有着多元的文化背景,改变了君臣的互动关系。在文武分途的趋势下,皇帝、文官与武臣之间的三角关系,构成了从唐至宋政治上主要的变化动力。

  由于8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官与武官关注并从事不同的事务,因而发展出截然有别的工作风格与价值体系。因此,文武官不仅拥有不同的头衔或职位,也对国家发展、道德行为与政治结构有相异的看法。举例来说,文官着重道德领导在治国上的功能,并质疑军事行动的必要性;而武官则坚持军事力量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对礼乐仪式的实质功能感到怀疑。基于不同的价值体系,文武官员开始形成相互区隔的文化认同,这反映在他们相互的批评中。文官认为将领们既残忍又粗鲁,武官则批评文官胆小且无能。文武官员之间的文化差异,也随着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而有所改变。当政治情势改变时,文武官员会进行自我角色的调整,借以保持在政府中的特权和地位。角色的改变进而影响他们的价值系统,因为新的政治角色会使官员面临过去所不熟悉的课题,迫使他们学习新的知识技能以应付变局。当文官、武将试图获得新的能力时,其文化倾向也就跟着改变。例如,当武官们在10世纪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军事之外时,他们开始研读经史,以求驾驭行政管理,因而产生文儒化的现象。出于同样的理由,当文官得以统率军队或参与军事决策时,他们也重新考虑兵学研读及学习武艺的价值。职是之故,跟随着政治发展的进程,文武官员身上也产生显著的文化转变。

  文武官员的不同价值体系,导致他们在仕宦发展上渐趋分化。向往政治权力的人往往要先在文职与武职二者中择一作为生涯目标,而其选择将会决定他们所要具有的能力与知识。由于训练与能力的不同,文士与武人在社会上也分化成两个相区隔的团体。在承平时期,武人缺乏展示其才能的舞台,文职因而吸引了绝大多数社会精英的注意力。在此情况下,武官与军人的地位就下降了。相对地,在战乱动荡的时代,武职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即便是文士也可能想要去从事军事工作。文武权力的演进,决定了文士与武人阶层的组成。另外,文士以及武人的背景,则传达出文臣或武将的文化倾向与道德形象。

  帝制中国文武官员的区分,先由政治因素形成,再因文化因素而强化,使其繁杂而难以理解;而官僚体系与制度的演变又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到了唐代,中国官僚业已发展成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组织。一个官员总是拥有数个头衔,分别表示他的职务、位阶、薪资及特权。由于部分官员只是拥有虚衔而不是拥有实际行政职务,用来表示官员在官僚体制中位置的头衔,往往与他们的实际职务毫无关系。在宋代,这样的头衔被称作“官”。通过“官”的称号,官员被分为两个阶序系统,一个提供给文臣,另一个给武臣。实际从事政府日常运作的官员,拥有另外一个表示其职掌与责任的头衔,一般称作“差遣”。拥有“文官”的官员通常会承担与文事相关的“差遣”,就如同拥有“武官”的官员去承担与军事相关的“差遣”。不过,有些职掌无论是带“文官”或“武官”头衔的官员都可以承担。一个官员的“官”也可以由武转文,即便他依旧承担的是相同的差遣。因此文官与武官的区别,并不完全与他们或文或武的职权一致。当代学者对这个复杂的官僚组织已有讨论,也分析了其特质。然而,他们没能解释文武官员源自“官位”而分离现象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因素,此乃理解宋代文武分途的关键。显然,官僚机构的新发展与文武势力的分流趋势密切相关,而区分文武官员的明确制度规范则进一步加强了双方隔离的程度,最终使得文武的分离难以扭转。

  875年至1063年,政治、文化与制度的纠结,造成文武官的分途,且在两个阵营之间制造紧张,甚至是敌对的情绪。唐代前期将文武视为互补元素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尽管如此,部分文士还是反复提起才兼文武的传统,且以此为理想。由于双方的分离,文武官员开始竞逐权力,进而导致政府的政策方针在文武两端之间游移,鲜少能维持其平衡。从政治结构、文化认同,以及制度发展的角度着手,本书尝试分析这个复杂的议题。为了追索这个问题的源头,我的研究将始于文武分途的发端——唐代前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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