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重庆：“好给人勘带”的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郑少雄
缘起
2017年夏天，我和两位社会学同仁回莆田作短期调研，期间《妈祖故里》杂志约我写一篇吴重庆教授的专访。我略为踌躇之后，应承了下来。
我的踌躇是有原因的。吴教授和我大致是主编与作者、审稿人的关系，有一些邮件往来，我也读过他的著作，但在现实生活只见过一次，以这样的交往程度自然不敢谬托知己，也怕写不出吴重庆的风貌。
但我自己对这位乡贤也充满好奇。莆田自古人文鼎盛，高考恢复以后也是高考重地，但近几十年却一直偏重理工，举凡地方宣传的名流，大抵都是院士等科技专才。吴重庆相反，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获得中国古代哲学博士后，又广泛涉猎多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时常组织或参与思想界的各种交锋。重要的是，多年来吴重庆常常近乎高调地为莆田代言，他公开使用“吴莆田”的笔名和邮箱名字，撰写和莆田有关的论著，每年回沿海老家居住一段时间，并且带来许多学术界朋友，也积极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联谊和出谋献策活动。在莆田人遭受累累毁谤之际，这些举动不免让人心生惊叹。
2017年12月我去广州开会，特意拜访了吴重庆教授。在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的西式小楼里，我们就着孙村花生喝了一瓶白酒，聊了近六个小时，在座还有他的两名学生。我没有采访提纲，酒和乡情让我们相谈甚欢。2018年3月，我又在清华大学听了他的一场讲座。事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把清华大学与莆田紧密关连，可以说，吴重庆的生活里几乎随处都在有意无意地凸显莆田标签，自嘲的里子其实是庄重。
本文主要基于这次谈话和有限的“参与观察”，也参考了他的部分著述。这是一个人类学者对吴重庆教授的私人化的印象记。
在清华谈莆田
2018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前后，吴重庆教授分别在中央民族大学和清华大学做了一场“著名学者讲座”和“费孝通学术系列讲座”，在中央民大他讲民间信仰，在清华他讲同乡同业，两者指向一个共同的关键词——莆田人。
清华的讲座本来安排在熊知行楼211会议室，临近开始发现座无虚席，就改到了一楼的教室。即便如此，前后门与过道上还是站满了听众。对于清华这样见惯了大场面的高校而言，如果不是名流政要，普通人文社科讲座出现这样的场景还是颇为难得的。
吴重庆老家孙村是一个以“打金”（金银珠宝）为主业的沿海丘陵地带的村庄。在讲座中，吴重庆提到，莆田人的打金行当能在全国蓬勃发展，是发达的乡土社会网络使然，这种社会网络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特征，背后则隐藏着复杂而热烈的民间信仰体系。这种“离土不离乡”——在吴重庆这里，乡指的不是地理空间，而是社会空间——的同乡同业发展模式，是应对当代“乡村空心化”趋势的一剂良药。几十年来，乡村空心化现象牵动了无数人心，学者、作家、公益组织、乃至顶层设计者，都在对这一现实关切展开积极回应。吴重庆的这一研究获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黄宗智教授的赞誉，其英文论文和专著分别入选他主编的《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和“实践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s of Practice）丛书。英文专著出版不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教授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写了一篇书评，提出如果把孙村案例与郑振满和丁荷生（Kenneth Dean）所做的莆田平原研究做一番比较的话，将会有别样的理论意义。而且，讲座结束后“澎湃新闻”就发了一条关于他清华讲座的详细消息，表明国际学界和中国社会对莆田话题的共同关注。
主持人张小军教授不但认为吴重庆提出了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经济应该走什么发展道路这样根本性的问题，更激赏他“不断看着自己家乡”的情怀。有一位清华女生甚至问吴教授：是不是你们南方人身上天生自带某种文化优越感呢？和自己日渐凋敝的北方家乡相比，她说孙村简直是一个令人神往的乡土所在。
吴重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边缘人：界外人的自我退守
吴重庆1964年出生在莆田县埭头公社，不满17岁时从莆田六中考入中山大学，在哲学系受教十年，直到获得博士学位，进入广州市社科院工作，后又调回中山大学。尽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名校博士绝对称得上凤毛麟角，在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也收获了很大的声望，但令人不解的是，吴重庆始终怀抱着浓郁的边缘人心态。在著述、讲座、乃及酒后的逸谈中，他常常回忆道，在城里念书时他是“愚昧、落后、闭塞的‘界外人’，得不到城里同学的认同”；在广州他又是“北佬”，“无法加入粤方言的热闹合唱”；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思潮涌动以及此后下海潮的兴起，使得一名清贫的社科院学者的边缘人境遇越发令人唏嘘；如今出入人文、社科多个学科之间，却难以清晰地界定自身的位置……
但是强调自己的边缘人身份，与其说是叹惋，不如说是吴重庆的自我道德期许和学术特色：作为边缘人，既可以感同身受底边社会的情感，又可以抽离、冷静地观察世相。事实上，在博士毕业后的头十年时间里，吴重庆面临过三次重新出牌的机会，但却任其一一溜走了。
第一次。1995年初夏，受“霍英东基金会”的资助，吴重庆和单世联（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花了近半年时间在广东番禺南沙走访了近十个村庄，期间吴重庆也独自去了莆田湄洲、港里和平海，因为霍先生是水上人家（疍民），想在开发南沙的同时也在当地建一座妈祖庙。当吴重庆把手写的20页调研报告提交后，基金会的顾问何铭思先生非常满意。何邀请吴重庆入职基金会，其时，吴重庆的老师——《山坳上的中国》作者何博传先生也在基金会，他告诉吴重庆，说基金会大概请他来担任类似于宣传部长的职位。据说一去就给配车，美国的“道奇”。那时还在社科院的吴重庆薪水低微，诱惑在所难免，但是经过反复思量后，最终没应承下来。他觉得虽然大家都很熟，但是去了就“变成给资本家打工”。据说何铭思先生每次见到他都会打趣说：“老吴啊，我们是请你都请不来啊！”其时吴重庆刚过而立，而何先生已经年逾古稀，却总是称吴重庆为老吴。
霍先生和何先生始终对这些清贫的知识分子礼遇有加。有那么几年，霍先生每年春节都会请他们去白天鹅宾馆小聚，用霍先生自己的带冰箱、电视的专车去接，席中有袁伟时、何博传、叶显恩、张琪几位先生，吴重庆是其中最小的。这是商潮滔滔的1990年代中叶，华南的经济生活热烈而令人目眩。
第二次。香港回归那年，《南方周末》通过他人推荐，找到当时在《岭南文化时报》任主编的吴重庆，希望他来任副主编一职。还不是正式的人呢，他们已经给吴重庆安排了办公桌，让他看八个版，付印之前签字，总之是个比较非常规的安排。
那是《南方周末》的黄金时期，不仅是社会影响力方面的，也包括从业人员的收入。吴重庆在社科院的工资只有二千出头，而《南方周末》轻易可过万，差距显而易见。他在《南方周末》呆了一个月，已经领了各种各样的福利，光羊绒衫就领了两件。当吴重庆最终表示放弃的时候，对方就很诧异。世事难料，如果当时去了《南方周末》，华南的媒体版图和吴重庆自己，谁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第三次。上世纪末，广东刚刚完成全省范围的村民委员会选举，省委领导提出广东省要做到“起步晚起点高”，省委宣传部就请广州社科院副院长和吴重庆一起，以宣传部的名义去全省各地做调研，总结第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经验。省委领导对调研报告非常满意，做了很好的批示。后来宣传部想把吴重庆调过来，走仕途不是自己的追求，吴重庆当时就显得支支吾吾，推辞说自己的能力还不行。
入商、出仕、加入现象级媒体，全都烟消云散了。吴重庆在努力开拓自己的世界。
场面人：报人、杂志人、专栏作家
吴重庆办报办刊的热情，始于中大学生生涯，他主编过全校性的学生刊物《中大青年》。到社科院工作后，吴重庆联合了单世联、陈少明、李公明几个人（时称“岭南四君子”），拿着同事朋友的入股金和断断续续的资助，于1993年10月创办了《岭南文化时报》，吴重庆担任主编。《时报》虽然是省内刊号的所谓“内部报纸”，但得益于广东省彼时开明的政策，既可以接广告，也能够上街卖，几乎和一份真正的报纸无异。到1998年正式停刊，五年多里虽屡遭挫折，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1996年底，在庆祝报纸出版100期的庆典上，连任仲夷先生都亲自来道贺。
《时报》虽然是地方性报纸，却有全国性影响。那时候北京的知识圈流传广州有“两报一刊”，一刊是何博传主编的“现代与传统”系列出版物，两报指的是《南方周末》和《岭南文化时报》。当年中国思想界知名、或不知名但有分量的学者，大多在《时报》上发表过文章。《时报》不仅网罗名家，也不断强化自己的独特判断力。九十年代中期王小波已经出版了《黄金时代》，但还没有暴得大名，《时报》是全国第一家用整版篇幅评论《黄金时代》的报纸，作者是广州外国语学院的薛忆沩。那时候《时报》是被当做一个偏自由主义立场的重要媒体来看的。因为这份报纸的关系，吴重庆交游甚广，包括朱学勤、高华等人来广州时往往都要找吴重庆聊天喝酒。
由于种种原因，1998年最后一天，《时报》出完144期后无疾而终。最后一期的头版和二版配图都是一根燃烧的火柴，几个月之后吴重庆写的关于《时报》的回忆文章也命名为《风中的火柴》，道尽了一个场面人的悲凉。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吴重庆的媒体之路又出现了新的契机。2001年吴重庆被委任为《开放时代》主编，旋即次年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2003年7月回国，真正履行主编职务、带入其个人风格和意图是从2004年第一期开始。《开放时代》在中国社科期刊界颇为“另类”，部分原因在于打破学科界限，将敏感的社会议题设置为学术议题，通过种种途径回应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开放时代》固然引人关注，但对《开放时代》的评价则见仁见智，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的评价体系认为其在综合性期刊中名列前茅，但在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中则因其主办单位仅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而被列为三类期刊，分歧较为明显。2003年夏，一批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为了声援一位资深编辑而联名退出《开放时代》学术委员会，成为当年中国知识界引人关注的一个事件，很大程度上《开放时代》被认为慢慢演变成新左派学者的重要平台。后来在编辑部有意识的努力之下，对不同立场的学者采取了保持一定距离、适当平衡的原则，个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重回《开放时代》。吴重庆认为国内越好的大学越重视《开放时代》，且杂志在东亚学界的声望很高，更重要的是，杂志得到读者的喜爱。吴重庆在一篇文章中称，葛兆光曾经说，他去过国内许多大学的图书馆，发现被翻得最脏的总是《开放时代》。
吴重庆自己也被外界视为左派阵营中的一员。相比《时报》时期，吴重庆的这一转变令许多人感到惊奇。自然，吴重庆不大接受这种简单化的标签，并且一方面，他强调自己仍然拥有大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朋友。他甚至觉得，自己可能是国内学界交游最广的人之一，举凡我们谈话中提到的人物，他几乎都会无意识地说：熟啊，我们一起喝过酒；另一方面，他也并不讳言自己学术立场上的一些转变和偏好。原因则是，在他看来部分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多少有理念先行之嫌，也多少失之于简单化和抽象化，相对而言左派学者更有历史脉络感。简言之，他认为对中国问题的理解，不宜过于强调断裂，而应关注其延续性。
事实上，除了学理原因之外，他更强调学者天生应当具备的批判性，以及自己对底层的同情、对公平的追求、对社会团结的捍卫。这当然和他近二十年来的农村研究有关，从他的专栏写作也可以体现出来。
吴重庆的主要时评阵地是《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这些专栏文章后来结集为《白昼之子》出版。他关注慈善事业、公益组织、扶贫工作、教育公平等领域，聚焦佛门、小贩、乞丐、农民工这样的群体。譬如，他批评三、四流大学的盲目扩张实质上是向农村兜售伪劣教育产品，侵害了乡村家庭的利益并扼杀了农家子弟的希望；他以台湾慈济功德会和证严上人为例，认为制度设计应当为佛门回馈社会提供通道，从而让佛教团体免于单向汲取社会资源的指责；他主张小贩不是都市的敌人，资本和权力的联姻才侵犯底层生活空间；乞丐没有真假之分，不管一个人的真实状况为何，当他放下尊严当街乞讨时，他已经开启一个场域，使得个体和社会得以实践并确证自己的良知；他还主张世界工厂里的农民工应该获得“生活工资”而不是“最低工资”，庶几可以保证有幸福感的生活。他呼吁重提“劳工神圣”“保卫社会”的价值观，从而创造尊严、和谐的世界。
这些专栏文章，背后有其情感积累和理想追求。1988年吴重庆就读到龙应台的《野火集》，是同学从台湾带回来的。2004年吴重庆去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JMSC）访问，那时龙应台也在JMSC，住在沙湾径25号。吴重庆和原《南方周末》主编钱钢等去龙应台家喝酒，聊了他年轻时读《野火集》的兴奋。吴重庆很佩服龙应台，说她句子很短，但很情境化，推动叙事的情感又特别充沛。当《南都》约他写专栏时，他在心里暗自较劲的是，“我给你弄一个《野火集》出来”。
学术人：从高头讲章到学术世界
吴重庆的学术领域十分丰富。他受过系统的中国古代哲学训练，1993年相继在《哲学研究》发表《论儒道互补》并出版了专著，此后虽然在哲学领域时有文章发表，但并没有形成特别专注的研究对象。他的正式身份是哲学系教授，主要招生方向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同时在宗教学民间信仰研究、人类学文化与认知研究等专业方向也招博士生，而他最希望的是学生的选题要和农村研究有关。
转向农村研究是因缘际会的产物。首先，南沙调查报告1997年公开发表后，次年《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被“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看到了，杜打电话给广东省农委，农委主任杜瑞芝就亲自跑到社科院找吴重庆进一步了解情况。这个经历起到了最初的推动作用。其次，世纪之交广东省首届村委会选举调研，给了他从面上了解农村状况的一个良机。再次，虽然是书生办报，主要关注思想前沿和理论批评，但也使吴重庆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大量现实问题，农村是其中重要一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回到家乡，从面上沉进了线和点。
《时报》停刊后，吴重庆忽然处于失重状态，于是回到故乡，开始和他父亲的对话，这一对话后来演变为从2005年开始长达五年的不同专题采访。这个春节起，吴重庆进一步加大了对乡土社会空间的关注。后来因为担任《开放时代》主编，没有科研任务考核的要求，吴重庆对孙村的参与观察，得以从容地坚持了十几年。虽然他自认没有足够多的人类学知识储备，但是却扎实地做了颇具整体论旨趣的民族志考察，分别涉及孙村的亲属制度（通婚圈和姻亲网络）、宗教（阴阳鬼神）、经济（同乡同业）和政治（乡村的权力结构）等基本面向，而且这些面向是相互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吴重庆的研究体现了在地、贴地的内部人视角，他认为自己的方法与其说是“参与观察”，毋宁说是参与体验、参与生活。吴重庆强调人文学者一定要打开心灵世界，用同情心去感受研究对象的生活。他做访谈从不录音（除了与父亲的系列访谈），也不记笔记，每天晚上回去才整理。他说，情感世界打开的话，所有情境化的场景都能回想起来，什么都记得住。编杂志让他阅文无数，他认为真正热爱学术的人写出来的文章是有温度的。
吴重庆也熟谙跨文化、跨区域比较之妙。他注意到，同样是农村，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之巨大，类型之丰富，简直叫人咋舌。近年来，展示在媒体上的中国乡村图景常常是：农村凋敝、老人自杀、基层（干部）黑恶化，这一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华中乡土派”较高的媒体曝光度，以及梁鸿、黄灯等人出色的非虚构写作，在普通读者心目中形成的。
由于和“华中乡土派”贺雪峰的密切学术互动，吴重庆多次踏访过江汉平原。吴重庆问一位村支书他们的行政村下面有几个自然村，对方无法理解，吴重庆就继续描述道：“自然村嘛，就是有人聚居的村落。行政村就是以前的大队，大队下面有几个这样集中住在一起的点？”支书说，晓得了，然后就坐在那里抽烟，可是一支烟抽完了，还是没有给出答案，只好又把会计叫来，两个人掰手指算半天，说有三、四十个。吴重庆心想不能吧，他们村有这么大？结果他们就把他拉到门外去看，指着说，这一个那一个。吴重庆就明白了，江汉平原简直没有村庄的概念，到处是零零星星的几户人家，连个土地庙都没有。
莆田不是这样的，吴重庆说，莆田有境、有社、有祠堂、有土地庙。
“随性而行，风云际会”
有一次乡党郑振满带他的团队来访，在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的小楼里，大家都喝美了，吴重庆在席间狂草了一幅“风云际会”表白心迹，他认为随性而行方可风云际会。但他认为自己是有方向的随性，“人生苦短，一定要做事情”。他把自己和某位北大朋友的每次喝酒称为“一期一会”，意思就是要把每次都当成最重要的一次，相互碰到了就要尽情展示自己的性情。儒释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他认为没有道家、佛家不行，但是太道家、太佛家了也不行。大体上，他是个开放的儒者。
他还试图打通儒学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联。不久前他出席韩国教育部和中国社科院共同举办的“中韩人文学论坛”，做了题为“东亚视野下的儒学与社会主义”的演讲，在会议现场激起了热烈的辩论。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潮出现在东亚各国的时间比较一致，第一和东亚人地关系普遍紧张的小家户经营有关，资本主义力量一旦进来，一定会破坏、瓦解小农的生计空间，小农走投无路了就会欢迎社会主义；第二就是共同的儒学背景。小康和大同社会的主张，是儒学开出来的一个生活图景，和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吴重庆不无惊人地说，莆田人和社会主义是有关系的，同乡同业就是社会主义。
一般人认为儒家的爱是不平等的，吴重庆认为这是误解。他在《读书》上刚发表了一篇新文章，说儒家“爱有差等”的差等只是时序上的先后而非程度上的高低。为什么要先爱家人、亲戚、朋友？因为这些人是真实的，只有把对这些人的爱落实了以后，才能找到爱人的体验，才能找到最真实的基础和原点，然后才一步一步往外推，爱及世人。儒家的仁爱可能更具有普遍价值，因为这种时序上的先后更能得到日常生活经验的支持。
吴重庆平时不抽烟，但是包里一定会揣一两包。如果客人抽烟，他也会陪着抽两根，以示亲密或尊重别人的习惯；他自己喝酒时，则一定需要抽烟，这是多年延续下来的一个身体习惯。若回到乡里和父老在一起，他也很善于不断劝茶递烟，长期做农村田野工作的人多半如此。吴重庆时常有些价格昂贵、牌子稀罕的好烟，据说大都是在广州的莆田人送给他的。
吴重庆在讲座中提到，他经常问莆田的乡党们：“你们都已经不在乡里住了，为什么还要盖那么大的房子，不是太浪费了吗？”有个老板回答说：“房子盖在这里，好给人勘带”。
“勘带”字面上的意思是打招呼、问候。“好给人勘带”意即好给乡里人展示自己的体面。吴重庆认为，这是许多莆田人的底色，人生意义，泰半在此。但是读过这么多书、走过这么多路、见过这么多风雨的吴重庆是否把自己包括在内，怕是他自己也未必明了。
（原载《妈祖故里》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