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歷史系中國史沙龍紀要

2018年3月31日，厦门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在南光一202—2举行第二次学术沙龙，讨论本系王炳文老师的《盗杀武元衡——元和削藩与河北藩镇格局的演变》、刘诗古老师的《唐宋时期鄱阳湖的形成与演变》两篇文章。厦门大学历史系刁培俊、吴海兰、梁心、陈瑶、朱圣明、靳小龙、林昌丈等诸位老师出席本次活动。

首先由王炳文老师介绍《盗杀武元衡——元和削藩与河北藩镇格局的演变》一文的问题提出，以及唐后期政治史的研究现状。王老师简要介绍盗杀武元衡案件的历史背景，并将其与河北藩镇问题联系起来。他就武元衡案件的发生展开论述，指出案件的存疑之处，认为盗杀武元衡案件对唐廷来说政治意义大于案件真相，此案与中央削藩政策密切相关；其次，王老师分析张遵与元和四年成德危机的化解，利用张遵的墓志史料，指出在成德军的高层权力并非被王承宗一人掌控；再者，王老师分析“归朝”之风与肢解成德，元和五年，张遵归朝使成德军内部力量发生变化；最后重点讨论王承宗与王承元时期的政局。文章试图借助对盗杀武元衡事件的重新分析，以及影响朝中各方面的态度，希望对唐后期唐与河北藩镇的关系做重新审视。

聆听完王老师的报告后，朱圣明老师指出，“盗杀”这个词出自《册府元龟》，盗杀应该有特殊意味，盗杀、谋杀、贼杀都有不同含义；刁培俊老师建议结合政治生态背景，将政治事件往前追溯；梁心老师建议关注当时人的设想，是否能从案件中获利的设想可能与后来局势的实际走向并不相符。如果从当时人来看似乎就是一个扑朔迷离的状况（或可与近代宋教仁案舆论有比较清楚的指向相比），对于案件的讨论或可更偏重各方面对其的利用，看看各自如何利用这一突发事件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

接着，刘诗古老师介绍《唐宋时期鄱阳湖的形成与演变》一文，就问题缘起、史料版本问题、鄱阳湖之名的由来、鄱阳南湖的形成等方面进行论述，试图重新梳理鄱阳湖基本形成的历史脉络。

首先，刘老师就史料版本进行梳理。在谭其骧先生和张修桂先生对鄱阳湖的经典研究中，他们主要根据光绪金陵本《太平寰宇记》有关“莲荷山”与“康郎山”的两条记载，认为如今鄱阳湖的水面范围大致在唐末五代基本形成。然而在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并没有上述两条史料。王文楚先生认为，金陵本《太平寰宇记》的部分内容是后来明清时人所加，如金陵本出现了东乡县的记载，而该地是明代以后才设立的，不能反映北宋时期的实际情况。因此，鄱阳湖的形成时间值得重新思考。

北宋所修的地理总志，除《太平寰宇记》外，还有《元丰九域志》和《舆地广记》，但都仅载有“彭蠡湖”，并没有出现“鄱阳湖”的任何记载，也没有发现“彭蠡湖”的范围扩展到饶州、洪州境内的相关记录。在地理志书中首次提到“鄱阳湖”一词，以及“鄱阳湖”源于“鄱阳山”的说法，最早记载出现在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然而，在唐末五代诗词中，却出现了以“鄱阳湖”为题的诗，如唐释贯休的《春过鄱阳湖》，韦庄的《泛鄱阳湖》。这种矛盾与冲突的出现，目前不能排除有诗词的标题是后人所加的可能性。

此外，有史料记载，唐元和四年（809），李翱经浙江过江西玉山至信州，然后顺江而下经余干至洪州的路线。此时，李翱是渡“担石湖”逆流至洪州，尚未见“鄱阳湖”的记载，经由的航道应该主要是河流而不是湖泊，这条通航河道可能是赣江过洪州后分出的支流。由此可见，唐代中期在鄡阳平原的南部一带，即余干水之下游水口，确实已经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担石湖”的水体，但对于“担石湖”的范围以及与“鄱阳湖”的关系仍模糊不清。

而据南宋《舆地纪胜》、《方舆胜览》所载，表明彭蠡湖已经侵入都昌县东南地区，横跨鄱阳、余干与南昌等县。南宋的大量诗词、游记都确定无疑表明，北部的彭蠡泽水体已经向鄡阳平原扩张，“担石湖”被“鄱阳湖”取代，原来一系列小的湖泊水体合为了浩淼的鄱阳湖，南界余干，东界鄱阳，西界南昌。最后刘老师指出，根据目前的史籍文献，仍有很多的疑点留待进一步的解释和论证，从相对保守的态度看，今天鄱阳湖的基本范围和形态，最早应该在北宋末至南宋初才形成。这一保守论点的提出，主要基于有多条且性质不同史料的互证，而唐末、北宋的相关史料或单一、或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尚需进一步的考辨。

林昌丈老师提出，地理总志的编修过程中，存在抄录前代地理志书的情况，并不一定代表当时的地理状况。同时，地理总志的编修是由地方向上传达地理情况，并不代表地理志书编修者亲历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建议结合考古材料，对鄱阳湖形成的范围进行考证。刁培俊老师建议从史源学、版本学入手，追溯这两篇诗词出现的最早版本，从而断定“鄱阳湖”出现的时间。

本次的学术沙龙十足精彩，敬请期待下期的“群雄论战”。

（撰稿/厦门大学历史系  洪钰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