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第三辑）》导言

申斌  吴佩林

一、缘起

本辑《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为“学术史与方法论”专号。收集、整理地方档案文献是目前学界和地方政府极为关注的课题，已经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并且有继续繁荣扩大的趋势。如果从 1947 年戴炎辉先生着手整理淡新档案开始算起，我国地方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已经走过了七十年；如果从 19 世纪末日本殖民者在台湾为进行土地调查和私法调查而收集民间契字开始计算，则已将近一百二十年；如果不局限于档案文书，广义的地方文献收集则更是我国一个悠久的传统，仅以汇集刊刻地方文献而论，就已经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了。值此地方档案文献整理蓬勃开展之际，为了促进我国地方档案文献整理水平及规范化的整体性提高，我们认为很有必要系统地回顾我国档案文献收集、整理的学术历程，从问题意识层面重温开创性工作的学术关怀，从方法论层面探究典范性成果的经验教训。

因此，在本专辑中我们汇集若干篇在档案文献整理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论（有的是典范性整理成果的前言或凡例）以及当下关于档案文献整理方法与学术史的论文，希望借此引起学界同仁兴趣，超越具体区域，在方法论层面思考地方档案整理中的共性问题。

二、地方文献的概念与收集地方文献的传统

文献一词出于《论语》，根据朱熹的解释，“文，典籍也。献，贤者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对其意涵作了引申，“文”是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而“献”是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燕谈、稗官记录。自此，文献被限定为文字记载。地方文献这一概念，有几种不同的界定，一是指本地人的著述，如《江苏艺文志》；二是指以本地为记载对象的著作，如《江苏地方文献书目》，三是兼括前两者，并将地方出版物甚至地方藏书也囊括其中，如《山西文献总目提要》。

南宋以降，地方志修纂的传统绵延不绝，为修志而收集资料可以说是收集地方文献传统中最悠久的，而地方志中的艺文志、金石志则是地方文献书目和地方文献汇刊的雏形。晚明时期开始，汇集刊刻本地士人著述的地方性丛书开始出现。叶德辉认为“会萃乡邦郡邑之书，都为丛刻，自明人《梓吴》一书始，樊维城《盐邑志林》继之”。《梓吴》今佚，明海盐知县樊维城主持编纂的《盐邑志林》刊刻于天启三年（1623），汇集三国至明代海盐历代人士著述，“用张兹邑著记之盛”，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文献丛书。此后经清、民国至今，各地编纂地方文献目录、刊印乡邦文献丛书的活动延绵不绝。在这个传统下，地方文献收集整理的主要目的在于保存本地历史文化典籍。

随着现代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另一个收集、整理地方文献的传统开始了。与前面的地方文献目录、丛书的编纂不同，这是基于明确研究目的开展的史料收集活动，地方文献的收集在保存史料的意义上获得了新的展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地方档案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地方档案的概念与我国地方档案的形成概况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原始记录性是其本质属性。档案的性质与其形成主体情况密切相关。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初，只有官府衙门系统称得上大型复杂组织，非政府的档案形成主体除了个人，主要组织形式有家庭、宗族、村落、会社、店铺商号、书院、戏班、寺庙等。因而保存下来的最大宗档案自然是官府档案，譬如宫中档案、内阁大库档案、淡新档案、宝坻档案、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等。其他个人或组织的档案若按照同一形成主体划分，则较大宗只有孔府档案等极少数几种，多数表现为同一地域的众多不同形成主体（个人、民间组织）留下的档案，如台湾文书、徽州文书、石仓文书、清水江文书等 。19 世纪末开始，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变迁，政府部门愈益庞大，政府之外的大型复杂组织大量涌现。就政治领域而言，不但清政府系统中多出了海关总税务司这种半殖民地色彩的新型机构，还出现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这样带有殖民政权色彩的行政机构，而且政党作为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就经济领域而言，不但钱庄、银号、票号等传统组织业务更加复杂，更重要的是出现了银行、洋行、大型工矿企业、商会商团等新型组织在文化领域，天主教及基督教教会、大学、医院、图书馆、博物馆、报社、文化教育宗教社团等文化机构层出不穷。相应地，这也带来了档案文献形成主体的多样化和档案文书类型、内容的复杂化，而电报、打字、印刷等技术变迁改变着档案的物质形态。

地方档案主要指在本地形成的一切档案，其形成主体是本地居民个人或驻本地组织；广义上还可以包括不在本地形成，但是内容涉及本地的档案。地域和档案形成主体直接地影响着档案群涉及的内容与包含的文书类型，所以一方面需要综合同一地域不同主体所形成的档案来相互参证，探究地方历史脉络并进而开展比较研究；另一方面需要超越地域，探讨不同地方同类形成主体的档案整体性质及其整理方法和技术。

四、选目简介

本专号所选文章约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20 世纪初，随着史学观念转化，档案的价值被重新定位，成为具有独立保存和研究价值的文献。历史档案整理的经验主要是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三家在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和大内档案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经验则为规范明清历史档案整理方法奠定了基础。地方衙门档案自四五十年代淡新档案、吴煦档案发现以来，整理工作陆续展开。地方衙门档案与中央衙门档案的共性远大于差异，其实可以用同一套整理方法。但遗憾的是地方衙门档案整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并没有吸收 20 世纪上半叶中央衙门档案整理中所产生的经验教训，结果重走弯路的情况不在少数。所以，我们首先选取了三篇概述 20 世纪上半叶中央衙门档案整理方法的文章和两篇分别代表 60 年代与 80 年代档案整理方针的文章，因为他们是档案整理工作的先行者，其取得的经验教训也理应成为地方衙门档案整理的他山之石 。

陈垣先生（1880—1971）曾主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文献部，也是史语所明清史料编刊会成员，他提出的档案整理中“秤不离砣”原则是从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1925 年 5 月 27 日，他在燕京大学的演讲（后刊于 1929 年《史学年报》）《中国史料的整理》提出了八种整理档案的方法：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这不仅代表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整理方式，而且对我国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影响深远。

郑天挺先生（1899—1981）曾主持北京大学的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工作，他在《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中，征引了多份工作方针、规章，较为详细地概括了北京大学文科所“整理清代内阁档案会”（1922—1924）“明清史料整理会”（1924—1949）在档案整理方法上的探索经过。从最初的太重形式而忽略档案的内容，只知注意档案本身而忽略对衙署职司文书手续的研究，重搜求珍奇史料而忽略对多数平凡材料的普遍整理；到全面清点，按照内容分类摘由；再到从“全按内容分类”变为“按机关的职掌从新分类”，几经曲折。其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走过的弯路与地方衙门档案整理的历程如出一辙。若地方衙门档案整理之初就能了解到郑先生对北大整理经验教训的总结，或许今天我们取得的成绩会更大些。

徐中舒先生（1898—1991）的《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是应北平社会调查所之约撰写的，最早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1933 年），后刊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2 卷第 2 期《明清档案专号》（1934 年）。该文总结了中研院史语所的档案整理方法。与陈文偏重文件级整理方法、郑文偏重整理原则不同，该文所述方法更多偏重去尘、铺平、分类、捆扎、剩余碎档之处置、裱褙、钞录副本等接近文献保护意义上的工序，这是由史语所整理的乃是再三转手的零碎档案这一性质决定的。

张德泽先生（1905—1998）的《清代历史档案分类立卷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文革”之前这段时间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代表的我国历史档案工作者对档案整理方法的探索与思考。该文反映了当时“迅速赶上”、勇于尝试的氛围，有助于我们理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档案整理工作影响至深的“分类立卷”整理方式产生的时代背景。该文还概括了当时对分类立卷的不同意见并且作了回应，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反思我国历史档案整理经验教训提供了宝贵信息。

秦国经先生（1936—　）的《清代档案的特点和整理原则》发表于 1982 年，实际上是对此前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经验教训的一次总结，反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片面强调整理工作应根据利用工作的要求去做”导致的问题，明确提出清代档案整理三原则：保持历史档案的原貌、充分利用原整理的基础、档案整理要与研究工作相结合。这些原则看似简单，实则是过去近六十年历史档案整理者反复摸索，总结正反两方面体会得出的宝贵经验。遗憾的是，秦先生的正确意见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虽然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但也尚存缺憾；在绝大多数地方档案馆的整理工作中，甚至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切实实践秦先生提出的原则是今后档案整理工作中特别值得注意的。

第二类选录的是在地方档案文献收集、整理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文章。有的是单篇论文，有的是档案文献整理成果的前言、凡例，都是既建基于扎扎实实的收集整理工作，同时又在方法论层面具有学理深度、代表某种学术取向的作品。

杜定友先生（1898—1967）是我国图书馆界较早提倡收集地方文献并付诸实践的图书馆学家，我们选录的《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即其代表作之一，原作于1957年。在图书馆领域，顾颉刚先生早在 1927 年为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中就力主突破局限于经史子集的正统藏书观念，以“搜集材料”为宗旨，方志、家谱、日记、账簿、档案、科举书、迷信书、唱本、戏本、报纸等均在材料之列。杜先生曾为该计划书立跋言，进一步提出“图书馆收藏应以‘人类的记载’为范围，非但收藏历代文献，而且对于最琐屑、最新近的材料，尤为特别注意”。在本文中，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地方文献指有关本地方的、各种记载形式的一切资料，包括三部分：史料、人物、出版。他还从图书馆实务角度出发，对收集方法、内容分类法、编目、内容服务提出具体意见。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目前各地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门所代表的地方文献收集的理念源流。

淡新档案是最早为学界发现、整理和利用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地方衙门档案，戴炎辉先生（1909—1992）是其整理工作的开创者。我们选录的《清代淡新档案整理序说》发表于 1953 年，在该文中，戴先生不但略述整理经过，展示了工作方法，而且给出了详细的内容分类表。即便我们今天认为档案整理的原始编号应当保持既有状态，但作为揭示文件内容的重要手段，内容分类表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戴先生此文不仅具有开创性，还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台湾民间所藏契字文书自 20 世纪初日本殖民者私法惯行调查时即被收集，是最早进入学界视野的民间文书，但其大规模收集整理却是从王世庆主持的《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项目开始的。这一项目的开创之处在于其收集方法，即不从文书收藏者手上取走原件，而是复制副本，这不但保证了文书在民间继续发挥文化传承作用，而且客观上还为学者追踪调查提供了可能。我们选录的张伟仁先生1977 年给《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撰写的序言较详细地叙述了其工作方法，可资借鉴。

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对其购藏的徽州文书进行编目整理，在编目体例、分类法、时代考证、属县考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选录的王钰欣等编《徽州文书类目》前言的第三部分概述了如何通过官印、避讳、重要事件、历史人物、地名、都图字号、上下手契关系等考订时间与地点，实开探索民间文书考据方法的先河。周绍泉先生的《徽州文书的分类》在界定文书含义的基础上，以内容为主、兼顾类型，给出了一套完整的徽州文书档案分类法，这套办法也被后世徽州文书及其他地方文书整理者所接受，影响深远。

随着实践的深入，按照文书群整理的优势日益明显，有取代内容分类与时间排序之势。早在 20世纪 50 年代，严中平就已经提出要保持徽州文书的完整性，而 70 年代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进行中国土地文书整理中具体实践了这一做法，其成果即 1983 年和 1986 年刊行的《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而杨国桢在《闽南契约文书综录》的《编者的话》中比较了“以文书体系为原则”和“以保留原文书群面貌为原则”这两种整理方法，在综合变通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整理思路，如按照契约对象物所处地点分类，设立文书群索引和人名索引等。这些整理方法或许尚有未尽完善之处，但其中体现的在纸本整理环境下学者对兼顾文书脉络与研究需要的设想仍是我们今天需要汲取的思想资源。

第三类选取的是以若干典范性整理工作为基础，带有理论性、反思性或总结性的论文。吴密察先生曾长期从事淡新档案整理，他的《清末台湾之“淡新档案”及其整理》一文系统回顾了淡新档案的整理历程，与戴炎辉前揭文相呼应。他首先分析了戴炎辉先生整理所确立的“以案为单位，依照其内容之性质加以分类”的原则对后续整理研究的重要影响，其次探析了70年代淡新档案选编出版所面临的完整性丧失、原件信息丧失等种种难题，以及 90 年代前期借鉴图书馆目录卡片，编制十二字段表时面对的困难。最后，吴先生指出档案整理、出版每一个环节必须作出妥协性决策，并且论述了数据库给档案研究带来的新契机。淡新档案是迄今整理时间最长、工作最细致的一个地方衙门档案群，也是各种整理理念、技术方法的练兵场，其中遭遇的问题与困境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吴先生的反思性回顾对其他地方档案整理无疑将有深刻的启示。

相对于有着较为清晰流传脉络的衙门档案，民间保存的档案文书情况更为复杂。一类民间文书是研究者进村入户收集得来的，另一类则是通过市场收购而来的。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持的“清水江文书”整理和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持的“石仓契约”整理，可以作为入户收集文书整理的典范。张应强的《民间文献与田野调查：“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论》强调了田野调查与文献解读相互结合的历史人类学路径的重要性，蒋勤的《清代石仓文书的“在地”与“有机”分析》指出在地分析可以将史料放回其产生的社会情境，而有机分析则可实现以人物为中心重构文书网络。无论何种来源渠道，在整理中有若干共性原则。刘伯山先生的《文书整理的“两尊重” 原则》提出尊重民间文书档案的历史形成与历史留存，并且结合所见举例说明。赵思渊、汤萌的《上海交通大学馆藏地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数字化》则给出了数据库环境下文书档案编目的一个可资参考的范本。

第四类选取的是近年对地方档案文献整理方法的学术回顾文章与揭示未来整理工作可能方向的展望性文章。杨培娜、申斌的《明清民间文书收集整理的变迁、现状与展望》系统回顾了 20 世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整理明清民间档案文书理念与方法的变迁，对目前的文书收集整理方法作了具有操作性的介绍，最后从法制保障、人员队伍、辅助工具、理论前景、数字技术五个角度展望了未来民间文书档案整理研究的方向。

涂丰恩先生的《台湾契约文书的搜集与分类（1898—2008）》细致地梳理了台湾契约文书收集整理的历史，并对分类法这一纸本时代档案文书整理的主要课题给予特别关注。他指出多数契约文书的分类只是针对手中所握有的数据而非着眼于分类的普遍法则，这种由下而上的分类具有务实性的同时也在文书量倍增的状态下面临困境，“台湾契约的分类学，尚待集思广益”。涂先生提出的课题，恰好是我们编纂这期专号的旨趣——引起关注、集思广益。

吴佩林根据其长期整理南部县衙档案的经验，在《地方档案整理向何处去——基于清代地方档案整理现状的反思》中明确提出若干原则：档案初次整理必须保持原貌，在数字化环境下后期再作分类；采取原件原色影印并对少数难以辨识的文字、图像、难解词句、制度附加考证说明；通过纸本与数据库结合方式出版全部档案。

那么未来地方档案文献整理有哪些可以深化的进路呢？目前逐渐明朗的至少有三：郑振满先生提倡的民间历史文献学、黄正建先生提倡的古文书学以及项洁先生提倡的数字人文。

近二十年来，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在我国历史学中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而郑振满先生主持的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中心正是其主要基地。郑振满先生在文中指出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间历史文献，反映了民间的实际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通过研究民间历史文献，从中国本土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切合实际的基本概念，是中国本土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突破点所在，更关系到民族文化传承。他认为构建民间历史文献学，需要掌握三个要点：系统、源流和语境。即需要对不同文献类型、文本形式作出科学分类，并找出内在联系以建立文献系统；梳理每一类文献的历史源流以分析其文本传统演变；与田野调查结合， “找到文献的主人”，将文献放回当时当地的历史语境，探讨民间历史文献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看不同的人（包括不识字的人）如何看待和使用文献。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挖掘文献背后人的关系，揭示社会文化变迁的逻辑，更好地理解历史与现实。

在欧洲中古史和日本史研究中，古文书学是一门极为重要的辅助学科，可以说是入门钥匙。我国史学中虽然有敦煌文书研究、明清档案研究等专门之学，但尚缺乏统一的理论性把握，古文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以黄正建先生为代表，包括阿风等先生在内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人自2010 年以来努力推动中国古文书学研究。黄正建先生《中国古文书学的历史与现状》一文回顾了日本“中国古文书学”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中国古文书学” 的建立与最近几年的发展。文中指出的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的二分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四模式（样式、形态、机能、传承），加上文书内容研究，对我们今天开展地方档案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档案整理工作是在纸本环境下展开的，90 年代以来，档案数字化日趋成为主流。数字化环境解决了很多纸本时代的难题，而且展示出档案整理利用的诸多新可能性。项洁先生主持的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中心长期以来致力于中文数字人文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项洁、翁稷安两先生的《多重脉络——数位档案之问题与挑战》不但回答了数字化档案可否保存档案既有脉络的质疑，而且指出数字档案使得挖掘档案的多重脉络成为可能。此文对大陆同行展开数据库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本专辑没有收录关于 19 世纪末以来新型组织所产生档案的整理方法的文章。除了篇幅因素，更因为海关档案、近代企业档案、商会档案、外债档案、盐务档案以及司法审判档案等的整理有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学术脉络，需要另文专门总结。

五、基本共识

在编纂本次专号过程中，我们认为，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基础上，目前学界对明清档案文书的收集整理方法，似可达成如下几点共识。

首先，档案文献收集、整理中必须重视对来源信息的记录，注意记录并保持所发现档案文献的完整性和既有系统性，并据此给定文献的原始馆藏编号。这是因为档案文献的流传史和保存信息对我们判断档案的完整性、决定档案整理使用方法至关重要，而地方档案的既有系统性很有可能与档案形成、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结构分类有关，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必须得到尊重。

其次，辅助工具学科的完善是提高档案文书整理研究精细化水平的根本保障。如果说传统古籍整理需要版本、目录、校勘等古文献辅助学科的帮助，那么档案文献整理水平的提高同样有待古文书学、印章学、手写体字（草字、俗字）等一系列辅助学科的进步与完善。

再次，数字技术的进步不但可以解决老困难，还能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数据库环境解决了很多文献整理的传统两难困境。现在既可以保持文献既有系统性，整理者又可以根据研究对文献进行归户、内容、形式等多种分类，以更全面揭示文献特性；既可以通过全彩原色扫描反映文献原貌，又有能对应的文字标点版以方便使用。这给数据库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有学者提出需要建立数据库的文献学 。

最后但却最重要的，是必须放开视野，在更广阔和深刻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地方档案文献的价值，开掘其学术潜力和社会效益 。

六、其他说明

本辑编纂始于 2014 年，那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举办了“明清契约文书国际暑期学校”。在吴佩林的课堂讨论环节，师生意识到目前的地方文献整理虽方兴未艾，但各地做法不一，亟须对过去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课后申斌积极响应。双方随即分工，由申斌提供拟选篇目，并撰写引言初稿。吴佩林负责组织录入及出版工作。期间以申斌为主，两人分别与拟选篇目作者取得版权。文字录入由西华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白莎莎、李增增、仲雨婷、王楚强、张加培、罗林军完成。为确保录入的准确性，且系统学习、消化这些文献，2017年2月开始，在西华师范大学《地方文献解读与研究》课上，师生一起阅读、讨论这些文献，每篇论文又安排两位研究生校对，最后再由吴佩林核校、统稿。本辑所选篇目，除赵思渊、汤萌与杨培娜、申斌的两篇文章为首次发表外，其他均为既刊论文（其中郑振满先生的访谈为网络发表）。因此，我们在对原论文进行整理时遵循以下原则：（一）除错别字、繁体字、异体字予以处理外，均原文照录。（二）已刊论文有重新修订的，尊重作者意愿。（三）在征得作者同意前提下，对格式进行了统一，如删除文后参考文献，统一改为页下脚注；对原发表于期刊的论文，删除了中英文摘要、关键词等内容。但对已逝作者的早期专论，其注释格式尊重原文，不按新标准处理。（四）作者的供职单位和职衔以文章发表时情况为准。

非常感谢所选篇目作者或其后人对我们这次工作的支持，谨致谢意。虽然我们在联系作者或著作权持有人上花了不少功夫，但仍有几位老先生的著作权持有人未联系到。我们考虑到他们的文章在我国档案文献整理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忍割爱，故冒昧地直接刊出。敬请著作权持有人看到本书后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奉上刊物。

（本文为《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第三辑）》导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