瀕海利益之爭與明清鼎革中的粵東沿海戰局
中山大學 楊培娜
摘要：明末清初，閩粵沿海地區呈現紛繁複雜的局勢。清廷與鄭氏在粵東沿海的拉鋸戰中，借助了大量地方豪強的力量，方能與擁有強大水師的鄭氏抗衡。在紛亂的粵東戰事中，充斥的是延續自明代後期以來的不同地方豪強之間的利益爭奪，最終形成吳六奇、許龍、蘇利等三大勢力聯合對抗鄭氏的局面。本文梳理在明清鼎革大變局中，潮州本地軍事勢力如何在鄭氏海上勢力的邊界形成相對平衡的態勢，結合地方社會經濟及海上貿易情況來探析明清鼎革之中地域社會發展的複雜性。
關鍵字：粵東、潮州、海上貿易、地方豪強、鄭成功
明清易代，以鄭成功集團為代表的抗清勢力與清廷在東南沿海地區持續了數十年的拉鋸戰，這與鄭氏集團在當時東亞海上貿易中具有絕對優勢、獲利豐厚直接相關。鄭氏擁有強大的水師，而清廷早期的戰事主要以陸上為主，自身海上作戰能力極弱，其水師都是靠吸納鄭芝龍、黃梧等歸降的水師部隊整編而成，在遷界之前，清廷對東南沿海地區的控制，往往是借助當地軍事集團的力量來實現。
包括潮州、惠州在內的粵東地區，是清廷與鄭氏集團攻防戰的前線。鄭成功在據有臺灣之前，獲取軍糧的管道往往是略地取糧，而在順治十年（1653）清政府試圖與鄭成功議和之前，廣東潮州、惠州地區是鄭部軍糧最主要的來源地。目前，學術界對鄭氏集團的研究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厚的成果。倘若轉換一下角度，從地域社會的視角出發，看看在鄭成功幾乎封鎖了東南沿海島嶼、壟斷海上商貿活動的時候，既被視為處於鄭氏勢力邊緣但同時又是其重要征糧地的粵東地區具體是怎樣的情形，清廷如何在粵東站穩腳跟並與鄭氏拉鋸，什麼人在支持清朝，這些人如何獲取資源，他們跟明清戰局的關係如何，應可加深對明清易代及粵東沿海社會的認識。本文嘗試以順治年間鄭氏集團在粵東地區最大的對手——許龍、蘇利、吳六奇為中心展開分析。
一、明中葉以後粵東豪強紛爭的局勢
明代中期以後，東南沿海地區急劇動盪，閩粵界鄰的漳州、潮州瀕海地域因山海盜寇竊發、海上走私貿易興盛而被稱為「賊之巢穴」。幾乎所有嘉靖年間的大海盜，如許朝光、林道乾、魏朝義、朱良寶、曾一本、吳平等都曾在這裡活動過，甚至在接受招撫後安插於此。以潮州府澄海縣為例，嘉靖四十二年澄海置縣之時，沿海一帶密密麻麻分佈着各大海盜的堡寨，如朱寶良的南洋寨、莫應敷的東湖寨、許瑞的溪東寨、魏朝義的大家井寨等。名為安插，實則是海盜圈地劃界，徵收稅餉，地方士大夫多以「撫賊」稱之。正如陳春聲等學者已經指出的，在這種「海盜」「山賊」不斷侵擾，「撫民」、「撫賊」到處可見的情況下，「官府又沒有足夠能力在一個迅速轉型的社會中維持安定和起碼的秩序，一般的村民就只好自己高築寨牆，架設炮位，聚族合村以求自保了。」這種聚族合村、修堡築寨的鄉村軍事化趨勢，在明清之交，達到頂峰。
崇禎末年，山海鼎沸，漳潮各地借名起義，「沿鄉劫掠，協令助餉」者眾多。豪強自行銜屬，據堡自守，有的還建立自己的政權，如以揭陽霖田等地為據點的「九軍」，僭號「後漢」，紀元「大升」。彼時，幾乎每個重要的居民點都是以寨、堡、圍命名的軍事堡壘。明末清初士人彭孫貽著《靖海志》，在述及明末粵東地區各路豪強時曾如此表述：
時潮屬多土豪擁據，三河壩有吳六奇，黃崗有黃海如，南洋有許龍，澄海有楊廣，海山有朱堯，潮陽有張禮，碣石有蘇利。
這樣的說法多為後來的記述所引用。民國李介丞根據方志及族譜等資料編撰成《明季嶺東山砦記》，記載了明末清初粵東地區124座寨、圍、堡，其中澄海縣是重災區，僅蘇灣都就有黃海如的埭頭寨、許龍的南洋寨和張禮的達濠寨等重要軍事據點。這些寨堡，在鼎革之時，成為了地方民眾的容身之所，有些大的寨堡甚至設立了市場，並且後來發展成為區域內重要的市鎮，如金湯鎮等。
一方面是豪強分立、爭奪地盤，另一方面，從崇禎末年開始，鄭芝龍集團對海上貿易及近岸諸重要島嶼的控制，強烈衝擊著本地自明中期以來逐漸形成的瀕海資源圈佔和分配原則。地方勢豪巨宦或通鄭氏，或試圖與之抗衡，在此過程中逐漸出現了更為強有力的軍事豪強，他們進一步掌控地方資源，同時也成為地方的保護傘，本文所關注的吳六奇、許龍、蘇利就是其中的代表。
二、寨堡經濟與粵東三總兵的發跡
江日升在《臺灣外記》中把鼎革之際在粵東地區與鄭氏對抗的吳六奇、許龍、蘇利列名為「五虎亂潮」的代表，同被視為地方強權人物的還有黃岡黃海如、澄海楊廣、海山朱堯和潮陽張禮等。他們各有擁有自己的地盤，並根據自身利益和局勢變化決定「明」「清」歸屬。下文就以吳六奇、許龍、蘇利為例，試窺明末清初粵東豪強的發展歷程。
吳六奇，潮州府海陽縣豐政都湯田鄉（今豐順縣）人。《豐順湯田吳氏敦倫堂族譜》載其生於萬曆丁未（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十二日，卒於康熙乙己年（康熙四年，1665年）五月初三日。吳六奇順治七年降清，屢立戰功，順治十一年獲授饒平總兵，順治十七年因捐造戰船加左都督銜，康熙三年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傅，死後追贈少師兼太子太師，諡號順恪。
關於吳六奇的發跡，楊旬瑛《饒鎮順恪吳公墓誌銘》中寫道：
明末紛擾之際，潮郡大盜迭起，滋蔓難圖。公發憤為鄉閭計，偕其弟參戎君廣集精銳，厲師以向，殲逆討叛，遂為一時長城。
吳六奇所在之湯田鄉，舊有通判府之設。吳六奇以通判府城為據點，「訓練鄉勇，捍衛閭里，屢殲群賊，以留隍地濱韓江，為豐政都轄境門戶，聯絡留隍鄉民，促令沿河幹築寨自守，使相呼應。」崇禎年間，豐順設營，吳六奇被任命為豐順千總。順治二年，九軍劉公顯等進攻湯田附近的金甌山寨、金湯寨等，吳六奇作為援兵解圍，並跟金湯寨首領羅萬傑建立聯繫，相互回應。順治三年十一月，吳六奇溯韓江北上，殺原先佔據三河鎮的劉良機，率部進駐三河鎮。
三河是汀江、清遠河和梅江的交匯處，是閩粵贛地區重要的交通樞紐，三河往南即韓江，是粵東沿海通往內陸山區的唯一水道。控扼三河，對控制粵東乃至粵、閩、贛三省邊區具有戰略性意義。三河自明代嘉靖年間即有三河鎮和三河壩市的設立，是閩粵贛邊經濟區的重要貨運中心和中轉地。該地「舟楫輻輳鱗次，兩岸貿易者為浮店，星布洲滸，凡魚鹽布票器用百貨悉備，人謂之小潮州。」吳六奇屯兵三河，與當地望族饒氏關係密切，得到他們的支持，經費有着，地位穩固。跟着，吳六奇以此為基地向周圍擴散。他一方面網羅各地土豪以壯大勢力，另一方面則向各地徵收錢糧作為軍餉，不從則以官府名義征繳。經過數年經營，吳六奇所部成為粵東地方最大的一股勢力，掌控三河、大埔地方長達二十年之久。不過，此時吳六奇活動範圍，仍以韓江中上游山區為主。他的勢力往沿海地區延伸，則要等到順治七年降清之後。
許龍，號慶達，澄海縣蘇灣都南洋人，康熙《澄海縣誌》言其「明末擁眾據南洋，擅海上魚鹽之利，家數十萬。海寇出入，屢為所撓截。投誠後加都督銜。時有斥地之命，挨延不行。平南王至郡，遷之程鄉。數年召入旗，卒。」
南洋寨位於澄海縣東北十里南洋中社，西面與韓江東溪相接，東溪在此分叉橫流，通篷子港出海。其東北面即海山島、柘林灣，東面正對着南澳島。由海山、南澳航往潮州、揭陽等地的船隻多選擇經南洋溪進入東溪，以避開風浪。乾隆《潮州府志》中言「其地環城皆水，直通外海，可泊戰船，四鄉米穀雲集，居民富庶，乃可戰可守之地。」
南洋寨為嘉靖年間海寇朱良寶就撫後的安插之地。萬曆元年，朱良寶與安插在潮陽招收都的林道乾同時「叛撫」，萬曆二年總兵張元勳攻破南洋寨，朱良寶敗亡。崇禎末年，許龍據南洋寨，「擅海上魚鹽之利，家數十萬。」李介丞評價其「保衛有方，商賈四集，遂雄視一隅，海寇出入亦憚之。」
許龍佔據南洋，不僅僅勒船報水、「計舟榷稅」，其所擁有的田糧租稅，數量也非常巨大。順治六年十一月黃海如引鄭成功進攻南洋寨，許龍敗走，鄭氏從南洋寨「搬運糧粟萬餘石，餘軍器船隻稱是。」順治七年，許龍終於又回到南洋寨，同年捐建蘇灣都文昌祠，將「海後十八門田園共一千二百零畝，南畔洲田園共二千二百二十畝」的一半租息捐給文昌祠作為祠產，一半作為許氏子孫自己的產業。其中，「海後十八門」，當地人被稱為「頭塭尾塭」，實為海水淹沒之地，所謂十八門，也稱為「十八桁」，即擁有十八個可供近岸定置漁業使用的桁位。此外，許龍還在海後建「許府」，專為南洋許氏掌管海濱田地和貯存租糧。許氏家族在地方上擁有的資產非常雄厚，即使經歷了遷界的打擊，雍正年間，許龍之孫許捷仍捐海後潮田300畝，作為蘇灣文昌祠祠產。
明末清初，韓江三角洲的濱線繼續外移，瀕海多沙洲、圩田、潮田，土地面積逐漸增加，圈佔海界的許龍擁有對這些新生土地的權力。從十八桁、潮田這些名目可以看出，許氏實際上佔有南洋附近的田園、灘塗、漁業、港口等多種瀕海資源，並能從中徵收租稅，獲取豐厚利潤。當然，許龍的經濟活動不僅僅局限于獲取本土資源。
明代中後期，潮州所處之漳潮海域，是海上私人貿易最繁盛的區域。鄭舜功《日本一鑒·擇海圖經》卷一《萬里長歌》中記載其嘉靖三十五年從廣州出發前往日本的航線：
欽奉宣諭日本國,驅馳嶺海乘槎出。
五羊歌鼓渡三洲,先取虎頭出襆頭。
大鵬飛鳴平海札,看看碣石定鐵甲。
靖海東頭馬耳還,大家井里傍牛田。
天道南陽王莽滅,詔安走馬心旌節。
鎮海先須定六鼇,下門平靜金門高……
鄭舜功從廣州虎門出海，沿著廣東、福建沿岸北航，經大鵬、碣石、靖海、南陽、王莽、詔安、鎮海、金門等港口到日本的有馬島，最後到達長崎。這是明中後期中日貿易的一條重要航線。其中，南陽、王莽都是地名，《日本一鑒》中自注為：
南陽，地名，約去大家井五十里，王莽，地名，約去南陽九十里，皆潮海地方。詔安，縣名，約去王莽六十里。走馬，溪名，約去詔安八十里，皆漳海地方。而我俱道其右。
文中的南陽當為「南洋」，而「王莽」應為「黃芒」，位於南洋東北方的海山島。其他地名，如大家井、牛田洋等，跟南陽、黃芒一樣，都是粵東沿海重要的港口，也是許朝光、朱良寶等人對外走私貿易的活動基地。許龍接續朱良寶佔據南洋寨，也可視為其涉足海上商貿的嘗試。只是當時鄭氏集團幾乎壟斷東南海上貿易，作為鄭成功的敵對一方，他的海上商業活動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蘇利，據傳是潮州饒平東界半島人，後流落惠州海豐，以惠州碣石衛為據點，成為清初粵東沿海幾大實力人物之一。碣石衛設立於洪武二十七年，位於惠州東南部沿海碣石灣，水深山險，海礁錯列，有利攻守。碣石衛除轄前、後、左、中、右等五個內所外，還轄有平海所、捷勝所、甲子所和原屬惠州衛的海豐所。
崇禎末年，碣石衛指揮張明珍掌控碣石衛城，據言此人「殘酷異常」，「居民岌岌」。順治二年，石橋場居民「陰通海寇蘇成，陽與明珍合夥，珍不覺，遂為所擒，囚解至縣，餘黨悉潰」，蘇成入踞碣石衛城，佔據當地重要的鹽場——石橋場，「抽租占業，豐民自是受其荼毒。」
順治五年正月，蘇成死後，其部下蘇利接續蘇成，佔據碣石衛達二十年之久，並以碣石衛為據點，陸續控制了周邊的甲子所、捷勝所、坎下城等軍事要地，與南下征糧的鄭成功也有過數次交鋒。順治七年，蘇利迎降平南王，獲封副將，但並未實授，至順治十一年六月，被正式授予「碣石總兵，升水軍左都督，統本部官兵，駐劄碣石衛，防禦海寇。」
蘇利佔據惠州東南沿海地方，「自稱太師」，境內田地、礦場、鹽場等資源多為其所占，「抽租無處不到」，「衛戶錢糧」也收歸蘇利囊中。除此之外，他也同許龍一樣，參與對日貿易。日本《唐通事會所日錄》中康熙初年尚有數次記錄了「碣石衛船」的信息。
總之，從吳六奇、許龍、蘇利三人的發跡經歷可以看出，紛亂時期的豪強們踞堡自守，往往控扼住地方水陸交通樞紐，或開闢市場，召集商賈，徵收地租和貨稅，或圈佔海界，獲取潮田、鹽場和漁業資源，並且接續本地既有的貿易傳統，獲利豐厚。戰亂之中，他們聚攏資源、訓練壯丁、修備器械，逐漸成為掌控地方局勢的強權人物。
三、與鄭氏抗衡：粵東三總兵勢力的發展歷程
總體而言，以吳六奇、許龍、蘇利三者為主的粵東豪強勢力的發展可分成三個階段：崇禎末年到順治七年之前、順治七年至順治十一年間、順治十一年之後至康熙五年。
如前所述，順治七年之前，粵東地區處於群雄混戰的狀態。其中，澄海地方的黃海如跟許龍、張禮等人的矛盾最大，多次因爭奪地盤爆發混戰，以重兵扼守韓江中上游的吳六奇在黃海如圍困潮州城時也跟黃氏有過交鋒。而此時鄭成功剛剛入海不久，基業未穩，東南沿海一帶島嶼多被其他派系佔據，鄭成功無有定地，只能在廈門、金門到南澳之間的海域遊曳。順治六年，福建糧荒，鄭鴻逵等人南下潮州，據有揭陽，「隨地取餉」，鄭成功也于當年改奉永曆正朔，並在十月自統兵馬下詔安，屯兵於漳潮交界之分水關，欲與「復明潮兵併，」共圖進取。醉翁之意，溢於言表。鄭成功之南下，一來為搶糧，二來更是希望能佔據潮州作為地盤。
此時的潮州總兵為郝尚久，順治五年兩廣都督李成棟叛清歸明之後，郝被馳封為新泰伯，郝與鄭氏「兩家雖同奉正朔，實各按劍。」然而，郝尚久雖為潮州總兵，實則僅僅據有潮州城，潮城之外，是各豪強們自己的地盤。正如當時隨鄭成功駐師漳潮邊界分水關的戶科官員楊英所記錄的：
時潮屬不清不明，土豪擁據，自相殘併，糧課多不入官。黃岡有掛征南印黃海如，南洋有許龍，澄海有楊廣，海山有朱堯，潮陽有張禮。
順治六年十一月，鄭成功進抵黃岡，黃海如請見鄭成功，極力勸說鄭成功駐軍潮陽，因為「潮陽饒富，甲於各邑，且近海口，有海門所、達濠浦可以拋泊海艘，通運糧米次守。」黃海如的建議，無非是要引鄭氏進擊許龍、張禮，而自己坐收漁利,因為占踞潮陽「須假道南洋，由鱟澳過達濠浦至邑」。鄭成功採納了黃海如的建議，以「出師從王」之名發諭許龍，「令除道並備小船以候過師」，許龍拒絕，於是鄭成功以「以陸師搗其巢穴」，許龍僅以身免。鄭成功在南洋「搬運糧粟萬餘石，餘軍器船隻稱是」。許龍敗走後，附近之楊廣、朱堯等人都來歸附，惟張禮拒絕。時達濠有三寨，張禮踞青林寨，「每寨千餘□□，負固自恃，不隸版圖，每歲截海剽掠。先年徑與定國公為難，至是仍復自逞，不遵諭令。」於是鄭軍先攻青林，張禮降（後被鄭鴻逵所殺），達濠等地均歸順。
順治七年正月鄭成功到達潮陽，潮陽知縣率父老郊迎，鄭成功駐師潮陽城，進攻潮陽、普寧等地寨堡，征輸糧米。而後，又往攻揭陽，時佔據揭陽縣城的九軍首領邱瑞、劉公顯等人歸順，「至是追取正供數萬，俱樂輸。」鄭軍一度進攻碣石，不過被蘇利擊退。
順治七年六月，鄭成功、鄭鴻逵合力圍攻郝尚久，包圍潮州城，漳州兵來援，原先被鄭成功打敗的許龍亦「渡載入城」。潮城屢攻不下，鄭軍退回潮陽。當是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所率清軍已經從粵北緊逼廣州，郝尚久於是「削髮歸清」。八月份，原據有金門、廈門地方的鄭彩、鄭聯和鄭芝鵬有隙，鄭芝鵬南下潮陽勸說鄭成功趁機奪取廈門為家，於是鄭成功回到廈門，使計殺鄭聯，「盡收其戰艦兵卒」，其手下將領都歸附鄭成功，鄭彩出逃，後來鄭成功以書招回。至此，鄭成功佔據了廈門、金門，控制了從廈門到銅山、南澳、海山、達濠等閩粵沿海一線的重要島嶼。
就在鄭成功勢力迅猛發展之時，清廷對廣東的另一波大規模軍事行動也正在進行中。順治六年五月，清廷命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進剿廣東，以收復因李成棟反叛而重入南明的版圖。是年十一月，二藩所率清軍進入廣東境內，攻克南雄等粵北重鎮。隨後，清軍在粵北修整，為第二年十月全力進攻廣州備戰。在此期間，粵東豪強如蘇利、吳六奇等，「率所部弁兵迎降」，被授予副將銜。許龍歸附清朝的具體時間不詳，但在順治八年，他已經是「撫兵」的身份了。
隨著清軍在廣東的軍事推進，各地多改易旗幟，鄭軍在潮州的糧餉無法繼續追征。順治七年十一月，鄭成功再次南下潮陽，圍攻潮州城，此時，清廷將福建、川湖等地兵力亦調來協助尚可喜，十二月潮州解圍，鄭成功退回南澳。順治八年鄭成功改廈門為思明州，斬殺鄭芝鵬，解除鄭鴻逵兵務，重新佈署閩粵一線島嶼兵將，與清廷展開長期的對峙。
此後，粵東地區幾番易幟，鄭氏集團和清廷將領亦叛服不常。隨著戰局的發展，許龍、蘇利、吳六奇三人的地位日益突出。
順治十年三月，潮州總兵郝尚久宣佈反清復明，八月，遭到平南王、靖南王親自率兵全力圍攻，不久戰敗投井身亡。在此期間，吳六奇扼守程鄉大埔等處，並先後協助清兵解除潮州府城、揭陽等多處危機，出力甚巨。蘇利亦「調集本部弁兵船只，忘身盡職，毫無遲誤。」許龍原歸屬郝尚久，後在澄海知縣王躬允的勸說之下，轉而投清。三人聯合對抗郝、鄭軍隊，得到清廷的嘉獎。順治十一年，許龍授水師副將，駐紮南洋，後又「以總兵官用」。蘇利和吳六奇則分授碣石總兵和協鎮潮州總兵，而後又再得超擢：
蘇利着升水軍左都督，統本部官兵，駐劄碣石衛，防禦海寇。吳六奇着升左都督，統本部官兵，駐劄饒平衛，防禦鄰境盜賊。俱換給敕印。
如此，許龍、蘇利的勢力得到鞏固，吳六奇的勢力範圍也開始延伸到潮州沿海之饒平南部，並在平南王尚可喜的支持下除去原先盤踞黃岡、大城所等饒平沿海的余仁勢力，掌控了漳潮邊界的戰略要地黃岡、柘林等地。至此，粵東沿海逐漸形成了吳、許、蘇三足鼎立之勢。
當時，擅長陸戰的滿漢騎步兵根本不足以跟鄭氏的兵船抗衡，清廷所能利用者就是這些佔據閩粵瀕海十數年的地方豪強。許龍、蘇利，久居海濱，「饒獲魚鹽之利，其所團練勁旅，俱系土著，且多自備海船。」清廷在廣東沿海的戰事，多借助他們的人員和船隻。如清軍進剿海南，所用船隻即主要來自蘇利，郝尚久之亂，也是調用蘇利兵船「往潮協剿。」而後，清廷也開始修造戰船，但只能巡行內海，出外海船隻還是需要借助許、蘇二人之力。至於發跡于山區的吳六奇，其下屬多為陸兵，不諳水性，「向無戰船及熟悉航海之官員」。順治十五年，有海寇攻破饒平大城所，寇降之後，吳六奇重整饒平沿海軍事要地柘林的兵力，從廣州、南雄、惠州、羅定、肇慶等地「抽足缺餉千名移給」充柘林水兵，捐造戰船數百艘。不過還是不能與蘇利、許龍的水師戰備相比較。許龍的汛地在南洋、萊蕪一帶，蘇利則以碣石為基地，勢力擴張到潮州惠來縣，接近潮陽一帶，二者正處於潮州重要的產糧區揭陽、潮陽的兩翼，是對抗鄭氏的關鍵地帶。尤其是許龍的地盤，隔海與控扼閩粵航道、地當鄭軍南下要地的南澳隔海相對。康熙元年正月，平南王尚可喜以「南洋與南澳相對，最為要地」，加之許龍自投誠以來屢建功績，請命授許龍為潮州水師總兵官，駐紮南洋，得到批准。第二年，清廷更將進攻南澳的任務交給許龍，吳六奇的船隊也統歸許龍代管。故而，鄭成功在粵東沿海最防備的就是許、蘇二人，多次要求駐守南澳的猛將陳豹小心提防蘇、許二處會師；而許、蘇與陳豹之間攻防數百餘戰，按許龍的說法，彼此是「有不共戴天之仇。」
不過，在鄭成功勢力逐漸鞏固壯大之時，清廷也在醞釀着對鄭氏的招安。從順治十年開始，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順治十一年二月，清廷與鄭成功達成和議，鄭成功接受清廷「海澄公」封號，掛「靖海將軍」印，防剿浙、閩、粵海寇，得到的好處是「海洋船隻，俱令管理稽察，收納課稅；所部官員，照舊管轄」，同時得在泉、漳、潮、惠四府安插兵馬，四府水陸寨游營兵餉均屬鄭氏部下官兵。根據此和議，鄭成功除了可以合法壟斷東南沿海貿易稅額之外，還可統率泉、漳、潮、惠四府兵防。
可想而知，清廷開列的這份招撫清單，勢必引起泉漳潮惠等地原有將領，尤其是吳六奇、蘇利、許龍等本地豪強的極大不滿。而對於鄭成功而言，這卻是一個「將計就計，權借糧餉，以裕兵食」的大好時機。他在順治十一年二月接到順治皇帝的敕諭之後，立即分遣各提督總鎮上至福州、下至惠潮派助捐輸，同時派出部下欲行統管四府兵備，在惠潮各地招募兵丁。鄭成功在福建漳、泉、福、興等地征派助餉時，各地「以和議未定」，「無敢阻抗。」但在粵東的遭遇就大不相同了。如前所述，至順治十一年，惠潮瀕海已經逐漸形成吳、許、蘇三足鼎立的局勢，此時清廷以四府作為鄭氏兵卒安插之地，並同意鄭氏原轄武官聽其酌量委用，勢必將當地漸趨平衡的軍事勢力劃分重新打破，首當其衝的就是剛剛升任總兵不久的吳六奇。
吳六奇于順治十一年初在平南王尚可喜的推薦下被授予「協鎮潮州總兵」，統兵一千，駐防漳潮交界之饒平地方。而就在順治十一年二月初十日，鄭成功得到了清廷應允，十五日，即命部下李為榮為饒平總兵，火速赴饒平上任。十七日，李為榮人馬到達饒平縣城，吳六奇派發部下開門出戰，李氏敗走。吳六奇的解釋是沒有接到部文，真假難分；而事實上，吳六奇的背後是有平南王尚可喜等人的支援。鄭氏若與清廷和議，尚可喜等人的力量和利益也將被削弱。
儘管如此，鄭成功繼續增派部下為總兵前往詔安、漳浦、黃岡等地，也繼續遭到潮州方面官兵的堵禦。時任潮州總兵劉伯祿在九月份的塘報中說：
照得海澄公佔據福建島嶼，距潮州甚近，紅頭兵結黨結夥，接連不斷，且差總兵來潮，塘報頻繁，因不知其意圖，人心浮動。
此時，許龍、蘇利等人也感受到鄭氏的威脅，故而當鄭成功派部下朱躍前往饒平沿海佔據海山島時，許龍以「汛地相近，聚眾防禦。」蘇利亦表態「荷蒙皇恩，捨身報效，至死不忘。」其實言外之意，卻是欲誓死抵擋鄭軍。
無論如何，順治十一年，在和議的名義之下，鄭成功以「海澄公」之名，將觸角延及福州、浙江紹興一帶，甚至要求「以浙、閩、東粵近沿各郡與其安插，並支糧餉」，直至當年十二月，清廷決定放棄對鄭氏的招撫政策，「特命世子充定遠大將軍，統率大兵征剿。」第二年，鄭成功再次攻陷漳泉地方，進攻潮州，吳六奇等人再次與之交鋒。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北征失敗，清廷糾兵圍剿廈門、銅山等地，福建總督李率泰行文請蘇利、許龍二人發兵前往福建協同作戰，二人迅速調集兵船，未獲邀請的吳六奇也主動請求一併出戰，甚至不等總督批示，「業移蘇鎮、許龍訂約旗幟色號，及將戰船移送潮道驗閱出海。」
吳六奇等人的舉動，與其說是對清廷的效忠，不如說是想利用鄭氏北征失敗之機，對屢次侵佔自身地盤的鄭氏的一次反攻。
康熙元年陳豹降清之後，鄭成功又派杜輝等人前來駐守。不久，鄭成功亡，鄭氏內部因承繼問題內訌，許龍認為此時正是進擊南澳、削弱鄭氏勢力的大好時機，於是極力贊成康熙二年五月針對南澳的進攻。但是，在五月的備戰過程中，吳六奇、蘇利二人均試圖脫身在外，吳六奇以舟師不備為名，蘇利則以碣石汛防為由，並不打算親自前往督戰。最後雖然在鎮海將軍王國光、提督楊遇明等人的督促下，吳六奇親率額定官兵船隻等候進擊，蘇利則仍以不可擅離駐地轉派副將前來。進兵過程中，惟許龍船隊較賣力，吳六奇部將雖待命，然而「雙方言語不通」，許龍派下將領難以駕馭；蘇利的船隊則放開缺口，「放走賊船」，銅山鄭軍來援南澳，蘇利船隻即不知去向，剩許、吳二人船隊停泊在萊蕪，「得不償失」。於是，平南王尚可喜等人同意了許龍的奏請，將進擊南澳的任務交由許龍，「相機獨自奮進，相應將攻打賊船之兵飭交許龍，並增補吳總兵官之船兵，統歸許龍管帶。」如果不足，還可以從總督、提督下的水師各營抽調，「渡海之船，仍交給許總兵官備辦為宜。」
可以說，此次進擊南澳雖然失敗了，許龍卻由此得到了清廷的信任，並完全獲得潮州沿海水師的管治權。只是未幾，康熙二年十一月，許龍即被奏報其兵船秘密將揭陽、潮陽等地米糧運到廈門、南澳貿易，遭到警告。
四、海上之利與遷界中的三總兵
粵東豪強與鄭氏之間的競爭，既表現在潮州本土，又波及他們在海外的活動。
有學者認為明末清初鄭芝龍控制和掌管海上貿易事務，為海商活動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安全保障，在他的保護下，福建海商每年可避免數百萬商貨銀錢的損失。不過，這種保護大概主要是指福建而言，對處於鄭氏勢力邊緣的潮州地方而言，這樣的保護或許存在限制的性質。例如崇禎末年，鄭氏部將鄭彩任潮州參將，曾經對潮州的貿易加以限定，伏下了潮州本地商人與鄭氏之間的矛盾。鄭成功掌控了東南海上對荷、對日和東南亞貿易之後，與之敵對的粵東豪強的海上活動必因此大受影響。
為防止接濟鄭氏，清廷在順治年間即對沿海居民出海貿易進行限制。順治十八年，清廷開始在東南沿海地方實行遷界，尤以福建、廣東最嚴。然而，既有研究也已經表明，清廷所厲行的遷界和禁海，對於控制沿海的藩王和地方實權人物而言，非但沒有太多約束力，反而更利於他們壟斷瀕海貿易之利。
如前所述，康熙元年、二年，清廷還多次催促許龍、蘇利、吳六奇三人對南澳用兵，所以三人在沿海的主要據點並沒有內遷。從《華夷變態》、《唐通事會所日錄》等日本文獻看來，就在康熙初年遷界令最嚴格之時，同樣存在潮州商船前往日本貿易的記錄，只是相較于鄭氏集團，所占份額極小。
《唐通事會所日錄》卷一還記錄了一個潮州商船索賠事件。康熙二年七月，有一艘潮州商船在日本五島沖被荷蘭船撞沉，大概跟荷蘭人要報復鄭成功奪取臺灣有關。但是，荷蘭人分不清楚鄭氏船和其他中國商船的區別，於是誤傷了潮州船。為此，潮州船船主和另外一艘「碣石衛船」船主一併在康熙三年九月二十日向長崎奉行提出申訴。隨後，「潮州許龍」和「鄭經」都分別寫信給長崎奉行，最後許龍方面同意和解。而在後續處理中，日本方面要潮州商船的人員乘坐鄭氏的「廿四番船」回國，但是被拒絕了，因為該船跟他們是敵對關係，所以不能乘坐這艘船回去，最後改為乘坐荷蘭船回國。
這一事件充分證明，在嚴厲的遷海期間，許龍還是可以派出商船前往日本做生意，並且，從潮州商船與碣石衛船一併提出賠償的舉動看來，面對鄭氏在海上的壟斷勢力，許龍和蘇利二人的聯合不僅僅是在粵東陸上，他們在海上貿易方面同樣存在合作關係。
當時的東亞貿易，以中國-東南亞-日本三角貿易最盛。許龍等人的海上活動也應放在這一貿易圈中理解。如《華夷變態》中記，康熙五年，有兩艘潮州商船于當年二月二日從潮州南洋出海，先到暹羅、廣南，六月六日啟程回南洋。結果到了附近，才發現此時許龍所在的南洋地方也被遷界，許龍已經被帶走。於是，這艘船隻能轉而航向日本，最後在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分別自長崎出船回國。
此外，海上貿易網路中各方勢力彼此交織，在變幻的時局中、利益驅動下，政治上對立的勢力偶爾聯手，進行秘密交易亦非罕見。雖然許龍等與鄭氏各屬不同陣營，雙方爭鬥持續十數年，但如前所述，康熙二年，有官員舉報許、蘇二人竟將揭陽、潮陽等地米糧運到南澳、廈門等處貿易，這一情況可為例證。
康熙元年之後，鄭氏與清廷在東南沿海的力量逐漸發生逆轉。鄭成功去世，鄭氏集團內部矛盾公開化，康熙二年、三年間，有大批鄭氏部將降清。對粵東局勢影響最大者，當是南澳守將杜輝降清。康熙二年十月，杜輝開始與吳六奇接觸，醞釀降清，號稱所帶「官兵有五千，大船肆拾只，中船百餘隻，民有二十萬。」十一月杜輝家眷及部兵被接往揭陽安插，民眾則被安插于饒平黃岡等地，南澳島內城郭屋宇遂毀，清廷在粵東沿海的最大威脅消失了。
康熙三年，遷界令再次下達，此時的粵東三總兵已經失去了直接對陣鄭氏的「防火牆」價值，此後他們的命運也各有不同。
康熙三年（1664），瀕海再遷，吳六奇所統領的饒平沿海如大城所、黃岡等地軍民均需內遷。吳六奇呈請平南王，將「大城之兵移處界上，爰就西林度地建寨而駐守之。」西林位於饒平縣黃岡河上溯十里的地方，屬於界內，吳六奇在此修築城寨，將軍民分別安置。總體看來，吳六奇的舉動顯示其對清廷的高度配合。八月，在抗拒不遷的蘇利被殺之後，吳六奇上書請調任別省。而後，他又以身負重病、饒平地方重要，上書奏請次子吳啟豐承襲饒鎮總兵,《清聖祖實錄》中載：
（康熙四年七月己亥）平南王尚可喜疏言廣東饒平總兵官吳六奇老疾不能供職,上念吳六奇有投誠防汛功，命其子吳啟豐以副將管廣東饒平總兵官事。
清廷一開始同意了吳六奇的請求，不過到康熙十一年，還是把吳啟豐調任貴州安籠總兵官，以遠離吳氏的大本營。
三總兵中，相較于吳六奇的全身而退，蘇利的結局最為悲慘。
康熙元年，蘇利所在的碣石衛尚不需內遷，成為了粵東沿海界外遷民的避難之所。至康熙三年要求續遷海界時，他已「擁眾數萬」。此時蘇利拒遷，其部下私自毀掉界石墩台，被副將曹志密告平南王抗遷，康熙三年八月十二日，平南王下屬鎮海將軍王國光等進剿碣石衛，蘇利出城迎戰，中箭而死，蘇利餘黨逃散，海豐、碣石沿海續遷。
至於許龍，則一直保全至康熙五年。其所在南洋地方，康熙元年免於遷斥，康熙三年瀕海再遷時仍保留下來，俗稱「兩河中間」。至康熙五年，南洋一圈居民亦需遷入內地，澄海縣撤銷建置，歸併入海陽縣。許龍家屬被遷往程鄉，許龍被帶到北京入旗。康熙二十七年樟林寨上林氏所撰《古跡大觀》記錄了這一過程：
時幸新授總兵許龍保蔭，是以緩遷。眾荷其功，鄉紳里老乃題捐派湊，買鄉中林家祠堂邊空地，築蓋一祠以奉許公生辰。不意蓋建未成，即復有奉旨斥地之令。隨於康熙三年甲辰，我澄全斥，僅留南洋、澄洋岡、南沙寨等鄉一圈，名曰兩河中間。我鄉先斥，屋宇、磚石、物件、樹木，悉被未遷之人搬砍已盡。後至丙午年，南洋等鄉也斥。即有奉旨着許眷屬搬程鄉。未幾，又欽差大人同提督拘許上京歸旗。
至此，顯赫一時的粵東三總兵全數消散，粵東沿海地區延續了一百多年的軍事性豪強基本被剷除。
五、結論
自明代中期以來伴隨著瀕海資源的爭奪和海界的圈佔過程，漁鹽與市舶之利成為閩粵地方社會經濟的三大來源，而所謂「紳裔強族」往往自專其利。前文提及的許朝光、朱良寶、許龍、蘇利等人均佔有瀕海大量資源。同時，鄭氏家族也在閩南粵東沿海擁有大量鹽田、莊園外，還以「海主」之名「占管南澳海面」。
鼎革之間，以吳六奇、許龍、蘇利為代表的粵東強有力軍事豪強成為眾多地方資源的壟斷者。鄭芝龍鄭成功集團則從崇禎到康熙年間，幾乎壟斷了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利益，從反面也限制了其他非鄭氏集團商人的利益；其南下潮州征糧協餉的舉動，更直接衝擊了本地自明中期以來所逐漸形成的瀕海資源的圈佔和分配原則。
戰爭使得粵東地區作為清朝與鄭氏對抗的前線，地方政權旗幟多番反復。自順治末年至康熙初年，在粵東地方逐漸形成了以吳六奇、許龍和蘇利為主力的三大陣營，他們跟鄭氏之間存在軍事上、經濟上的競爭關係。但是，因為他們事實上又都處於同一貿易網路之中，秘密交易同樣存在。總之，在特殊時局中，前者歸入清朝，助長了清廷的水師力量，同時以清廷的名義與鄭氏進行抗衡。這種對抗，實則延續了明代中後期對地方資源和海上利益的爭奪，亦凸顯了鼎革之際地域社會發展的複雜性。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收入李孝悌、陳學然主編《海客瀛洲：傳統中國沿海城市與近代東亞海上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