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潮州士大夫的家族建构与家史重写
——以翁万达的举丁翁氏家族为例
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 黄挺
一
韩江西溪从潮州南厢滔滔而下，来到南桂都，又分成两道支流。西边一支过园头村，在梅溪村前面掉头西拐，从鮀江入海。出海口，有一个小村庄，叫举丁，隶属揭阳县鮀江都（今属汕头市金平区）。举丁村民世代以渔耕为业，未曾出过士人。
嘉靖五年（1526），举丁村终于有人高中进士。他就是翁万达。翁万达（1498—1552）字仁夫，号东涯。经过近30年的宦海生涯，后来官至兵部尚书。这是明代潮州人历官最高品级。《明史》也为他立了传。
当一个普通民人之子通过科举而挤身士大夫阶层之后，除了需要有一种不断向上攀升、通过封荫和免役减赋、来提高整个家族社会经济地位的长期打算之外，他首先要做而且必须做的事，就是宗族建设：修族谱，置族田，在符合制度要求的情况下修建祠堂，等等。
翁万达入仕后不久，翁氏在举丁村建起了家庙“思德堂”；翁氏族田的创置，在当时的潮州也十分惹人注目（详后）。至于族谱的编修，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可能进行。
据说举丁翁氏存有旧谱，但我们经努力寻求而未能够寓目，未知编成于何时。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关于举丁翁氏家族的史料，基本上都集中在1995年由潮州翁氏联谊会蓬洲第内分会出版的《翁氏举丁族谱》中。世系的记录之外，《族谱》还著录了这个家族“历代科名仕宦”，翁万达及其祖、父三代的传记和“恩命制敕”、碑记墓铭等。
对举丁翁氏家族，马楚坚先生的《翁万达的家世》和黄赞发先生的《论明代军事家翁万达》“艰辛的家世”部分，已经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所依据的材料，鲜能超过《翁氏举丁族谱》所汇集者。
在下文，笔者也准备依据《翁氏举丁族谱》所提供的史料，对16世纪潮州士大夫的家族建构和建构过程的家史重写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笔者对这个《族谱》一些材料的理解，与马、黄二位先生略有不同。
二
现存举丁翁氏家族的历史资料，几乎都是在翁万达踏入仕途以后积累起来的。尽管史料并不丰富，但已经足够说明翁氏家族原来的社会地位，以及翁万达仕进以后这个家族社会地位的改变。
《翁氏举丁族谱》将翁氏家族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世系图的编写也相应分为“受姓渊源世系图”、“梁元城世系图”、“梁原城世系图”、“闽莆田世系图”和“举丁世系图”四个部分。“举丁世系图”下又分尚书公、万纪公、介峰公三个房系。“翁山受姓”是一个典型的祖先感生神话，不必细论；即如“原城肇基”和“入闽”两个阶段，与举丁翁氏一族的历史，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或者正因为这样，编谱人很明确地把翁山受姓、原城肇基和入闽三个阶段，放在“渊源述略”中叙说。举丁翁氏的真实历史，是从翁万达的六世祖翁雄开始的。而16世纪的名人们为翁万达及其父亲翁玉所写的众多表状志铭传诔，也都称翁雄是举丁翁氏的始祖。
族谱记载，翁雄是洪武二年（1369）从福建莆田迁到举丁来的。笔者怀疑，莆田在这里只是一个文化符号。潮汕操闽南语的福老民系，大多数自称始祖宗族从莆田迁来，如同珠江三角洲操粤语的民系自言从南雄珠玑巷迁来。这种文化符号的产生，和宗族定居的历史和户籍登记有关，它在意义上有两个方面特别重要：一是否定先世的土著身份，二是证明自己的户籍有来历。
洪武元年（1368），征南将军廖永忠率水师由福建入潮州，潮州归明。由于举丁所在的韩江口一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明王朝一开始就着力加强对它的控制。洪武二年（1369），置蓬州守御千户所于夏岭村；洪武三年（1370），又设置鮀浦巡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再把蓬州守御千户所迁到鮀江都。
在这段时间里，按珠江三角洲的情况，有许多土著居民被登记进户籍中，成为明王朝的编户齐民。要直接在族谱里找到明初韩江三角洲土著编入户籍的记载相当困难，但另外一些记载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珠江三角洲发生的这一历史过程，也可能曾经在韩江三角洲发生过。
嘉靖《潮州府志》为洪武十八年（1386）潮州知府白叔敏所作的传记说：“时潮多绝户荒田，税粮令民貱纳，至鬻子女不能给，敏奏除之。”隆庆《潮阳县志》引用了嘉靖二十五年（1546）潮阳县知县刘景韶申请豁免虚粮的呈文：“国初兵革之后，流离还集之民，田产多暗昧实迹，钱粮仍旧在户。”这两段材料至少使我们了解到，明初的潮州，一方面有许多土田可以开垦，一方面国家赋税的征收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将土著编户齐民，一方面给予他们垦辟土地的合法权利，一方面要他们纳赋服役，不失为解决困难的好办法。
这种逻辑上的推理，当然不能证明翁雄（秀峰公）洪武二年（1369）的定居举丁，是由土著编户齐民。不过《翁氏举丁族谱》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家族曾经是军户的一些迹象。
族谱对翁万达的祖父翁可（义叟公）以上五代祖先，除了一个代代单传的世系表之外，无只字记载。这个世系，在翁万达为父母所撰的圹志中，记述如下：“先世福建人，始祖秀峰公，一传而为斋公，二传而为居轩公，三传而为怀德公，四传而为义叟公，咸只丁相承。”这正好和严嵩《明封资善大夫兵部尚书梅斋翁公神道碑铭》上“自秀峰至义叟，代有阴功”的说法相合。所谓“代有阴功”，在严嵩《明故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东涯翁公神道碑铭》里表述为“自梅斋而上，世有隐德”。“代有阴功”也好，“世有隐德”也好，实际上只是“乏善可言”的更委婉的说法而已。
从翁可（义叟公）开始，文字记述渐多，但也留下许多有意思的疑问。《翁氏举丁族谱》中翁可的传记《义叟公简传》是一个现代版本，它这样记述翁可的生平：
公嗜书好古，急公好义，藐视权贵。乡人称他是义叟。时因村里里正把持公租，又以修祠为名，向各户摊派银两，以饱私囊。公当时以渔农为生，经济上入不敷出，经不起抽剥，因之挺身而出，抗交派款。里正欺公兄弟无人，势单力孤，立即驱使狗腿恶少，把谷物抢去，又进行勒索，公时血气方刚，顿足擂胸，忍无可忍，遂与恶少斗殴（原文作“欧”），后里正告公造反，逐出家园。公在外漂泊多年，直到里正死后才能回家。去时年力壮，回时鬓发已秋。
我们不清楚传记是否有旧谱为依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在内容上同它最接近而较为原始的文献，是严嵩嘉靖二十九年（1550）所撰的《明封资善大夫兵部尚书梅斋翁公神道碑铭》上面的一段文字：“义叟尤嗜书好古，颛颛守善。然义叟鲜兄弟，卒以寡助，扼于仇家。公（梅斋）生而闳朗，有志问学；为父辩冤，诣吏十有八年；……”两个文本有共同的基本叙事结构：翁可因为没有兄弟，被人欺负，曾经相当长期飘泊在外。但《族谱》显然增加了许多细节。有些具体细节，例如里长把持公租，以修祠为名摊派银两中饱私囊等等，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实在很可疑。因为举丁是个多姓聚居的村子，翁姓原来只有从翁雄到翁可四代单传的这一家，如何有以修祠为名摊派银两的可能？不过像逐出家园这样的细节，似乎暗示，在翁可飘泊在外的这段时间里，这一家是没有户籍的。
严嵩的《神道碑铭》有关翁可的这段记载，是以翁家提供的《行状》为依据的。而有关翁可的生平，在《翁氏举丁族谱》里还保存着更加原始的也更加重要的一个文本：《思德堂记》。大概这个文本在辗转传抄的过程中，有了不少讹误，难以卒读，故尔引用者虽多，而皆不免断章取义，有失本意。为了更好进行讨论，现先把这篇文献的全文抄录在下面：
思德堂记
东涯公代梅斋作
堂以思德名，思我考及妣也。先考讳可，字本权，号义叟。质直好古，遇事必焚香告天，卜从而后行。性至孝，动不逾礼。乡子弟有业儒者，则欣然爱之，犹己子。然猬（疑应作“狷”——引者注）介不屈，用见嫉于里之渠杰，摘指兵戎，旁午构祸。事入佐腹不能自明。我先妣杨氏，痛先君无兄弟手足之援，凡百家蛊，以身当之。一日，见童持戟从戎绝域，泣下不能为情，曰：“我夫之难未解，后世子孙亦当如是。誓必雪此，然后朝夕始宁。”乃抵燕叫阃，前后四至，于是先君之冤始伸。不肖辈乃克有今日也。不肖恒念我先考索履无媲，弘济时艰；先妣平生不踰阃，不得已任以丈夫之难者，故予若孙免戎行，并生宁。稍事褒传，亦惟天丕前人，我当敬念之无斁（原误作“数”——引者注）也。是故以思德名堂，使触目动中，不敢忘前人之德，用图有永耳。
一开始应该讨论的是这篇《记》的写作时间。《族谱》说：“思德堂有二：一外祠在举丁，梅斋公追思先德之所也（现迹无存）。一在蓬洲内祠，后人绍述先型者也。”原注，“内祠即现今第内‘大司马家庙’”。大司马家庙原来是翁万达迁居蓬洲所城内的府邸，明清之间毁于兵燹。清初，翁氏后人就其旧基，筑起祠堂。那么，上引《思德堂记》，明显是为举丁外祠而作。举丁的祠堂建于哪一年呢？史料无明确记载。不过，《思德堂记》说，祠堂是翁玉为他的父亲翁可建造的。按照明代律令的规定，只有正六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建家庙。嘉靖八年（1529），翁玉因为翁万达实授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受封敕赠予同一职衔。明代六部各清吏司主事，都是正六品的级别。大约，举丁外祠就是在这一年建造的。《思德堂记》的写作时间也在这年。如果推测无误，《思德堂记》的写作要比严嵩所撰的《明封资善大夫兵部尚书梅斋翁公神道碑铭》早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翁氏家族的历史，显然被重新写过。
《思德堂记》的文字虽然难读，所叙述的事件仍然清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翁可“见嫉于里之渠杰，摘指兵戎，旁午构祸”的遭遇，就是说，翁可为乡里豪强所不容，横加构陷。其结果可能是获罪而谪发外地充军，导致举丁翁氏的这一家，失去了民籍。碑记的下文可以证成这一点。我们知道，明代的军籍是世袭的，因此才有下文的描写：翁可之妻杨氏“一日，见童持戟从戎绝域”，即看到未成年的军人赴戍边疆，马上想到“我夫之难未解，后世子孙亦当如是”。于是乎悲愤交集，立下了替夫伸冤誓愿。而且经过前后四次上北京告御状的不懈努力，终于如愿以偿，使丈夫得以垂老之身脱离军籍，重返故乡，子孙“免戎行，并生宁”。对这件事，翁玉有特别深刻的感触，甚至我们可以说，《思德堂记》最重要的内容是翁玉对母德的颂扬。
20年后，当翁氏家族把翁玉的《行状》提供给严嵩时，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义叟公“质直好古”的品性评价被修改为“嗜书好古”，他也就在生平的描述中被给予了“士”的身份。而见嫉于乡里豪强、谪发充军的经历，也被“扼于仇家”四个字轻描淡写地掩饰。这样一来，翁氏家族有可能隐藏起自家曾经是军籍的真相，“诗礼传家” 的家族史也在叙述的过程被重新建构。
接下来，必须通过文献确立翁玉的“儒者”身份，这对重新建构的家族史十分重要。于是，《思德堂记》用浓重的笔触绘画出来的杨氏的母德，在《神道碑铭》里被翁玉坚持18年“为父辩冤”的孝行所取代。《神道碑铭》又写道：
公以己废学弗克成祖志为憾，及尚书（翁万达——引者注）生，有奇质，则抚之曰：“其在兹儿乎？”乃自诵说经义以授尚书。海乡居人渔，尚书幼，时戏渔，公见，恚怒曰：“而不闻考亭沙中画卦事，而顾以居人之业戏邪？”坐客有言显贵人富田宅者，尚书侍侧，公正色曰：“大丈夫际世运，当轰轰有所树立，岂以是为哉！”
《神道碑铭》为翁玉塑造了一个“笃行君子”的形象，一方面极力将自己的家族与同乡以渔为业的居人区别开来，一方面则为了说明翁万达的举进士、致显位，自有其“家学渊源”。翁氏家族的前期历史，就这样被重新写了。
当然，这里证明的，只是翁玉这一辈之前翁氏家族社会地位的真相和所谓“诗礼传家” 的家族史的建构过程。举丁翁氏家族的族贤们，在笔者的研究过程中，给过许多便利和帮助。如果笔者的推论，对他们的情感过于唐突，请他们原谅。同时，笔者也并不否认，翁玉已经开始了通过业儒来改变家族社会地位的历程。这是那个年代社会流行的规则，许多人都这样做。而到了翁万达，从翁玉开始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
翁万达自幼就在翁玉的督导下读书，嘉靖四年（1525），以郡学生身份参加省试，中举，嘉靖五年（1526），又登进士第。翁万达出仕后，举丁翁氏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据翁万达的堂弟翁万化所撰写的《明故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揭阳东涯翁公圹志》说，翁玉前后四次受朝廷封赠；后两次，翁可也跟翁玉一样受封为兵部右侍郎，晋兵部尚书。翁万达的弟弟万程和儿子思佐也依例受荫。
家族的制度化建设开始了。由于翁万达长时间在外为官，责任由翁玉承当起来。严嵩《明封资善大夫兵部尚书梅斋翁公神道碑铭》说：“尚书历官久，归俸于公，公为置义田，供祀事、恤族之孤寡贫乏者。”据说，翁氏所创义田多达千石。与此同时，这个家族也开始在地方上发挥自己的影响，严嵩在《梅斋翁公神道碑铭》中接着说：“又购地建亭，月旦集父老读乡约其中，以化导乡人……公之居乡也，岁歉，为有司主赈事，序给惟允；不足，益以己赀，乡人多所全活。盗劫其邻，公缨冠往谕曰：‘虐贫不仁。’盗愧谢解去。”通过科举，举丁翁氏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默默无闻的小姓，迅速完成家族的建构，上升成为地方望族。
三
本文开头，笔者说过马楚坚先生和黄赞发先生已经对翁万达的家世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对举丁翁氏家族的建构过程，马先生特别注意翁可和翁玉两代人的经历，特别注重其学业和功名的获得。这些内容同样是黄先生关注的重点，而黄先生更加强调举丁翁氏并非渔农小民，而是一个诗礼世家。二位先生所依据的，是笔者在上文引用过的《翁氏举丁族谱·义叟公简传》和严嵩《明封资善大夫兵部尚书梅斋翁公神道碑铭》两个材料，对其它材料，包括翁万达代翁玉所作《思德堂记》基本上不涉及。
其实，在利用族谱资料做历史研究的时候，总是要面对“如何看待我们所能够读到的族谱资料”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个家族在不同时间编撰起来的家族历史资料，会有不同程度的重写。这一点，对于现在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应该说已经是一种常识了。笔者对举丁翁氏家族的建构过程的看法，之所以与马、黄二位先生有些不同，只不过因为笔者没有完全相信《翁氏举丁族谱·义叟公简传》的记述。笔者同样把《义叟公简传》与严嵩所撰写的《明封资善大夫兵部尚书梅斋翁公神道碑铭》的相关内容进行对读，却从对读中发现前者所累增内容的不合理处。而当笔者将族谱里写作时间更靠前的《思德堂记》再添加进来对读的时候，马上发现从《思德堂记》到《梅斋公神道碑》，再到《义叟公简传》，有着明显重写的迹象。
笔者并不敢自认这个回答必定合乎历史事实，欢迎读者、专家们批评指教。
（本文收入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1—249页。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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