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潞《清前期的岛民管理》绪言（上）
一、传统中国的海洋与海岛社会
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产生了不同的族群以及相伴随的生活方式，语言、宗教、政治、社会、文化的区别由之而来，海洋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三大文明形态也由此产生。如同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区隔，地理边界——海岸线区隔开海域与陆域。在以儒家思想为权威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农业秩序被视为维持统治与民众生计的首要事业。相比农耕，海洋需要更有技术性的交通工具和渔猎工具，由于缺乏农耕那样大规模的国家支持，海洋文明经历了长时期迟缓发展。
海岛沟通着陆地与海洋，成为惯于海上求生的人们获取生存资源的延伸地。当面临物质增长与人口增长严重不适应的时候，寻求更多的生存资源就成为沿海民众的必然选择。在传统中国的海上世界，从沿岸的淡水区，近海岛屿周围的浅海区，到远洋深海区的海域空间里，沿海人群的生活形态由定居逐渐过渡为流动性的漂移。沿海民众从追逐渔汛捕捞渔获，到结棚搭寮，依附海岛作为捕捞休憩之所，逐渐演变为在荒岛上繁衍生息，形成渔农聚落。
作为“海中陆地”，近海岛屿是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融合与冲突最突出的地区，这体现在：一方面，作为国家向海洋推进的前哨阵地，岛民是帝国海疆遵循定居生活方式的附产品，陆地资源仍然是岛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这和整日驾船、漂泊于海上的人不同。他们和王朝国家所宣扬的正统文化之间存在向心力，对于王朝来说，这也是变幻莫测的海洋所存在的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因礁石上长有较多的藤壶、牡蛎及低等藻类,是鱼类生存、栖息的好地方，海岛周围往往分布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成为沿海居民栖息渔猎之所。在帆船时代，海岛也是船只航行标识和避风栖泊之处。因孤悬海中，大多数海岛地域狭窄、环境脆弱，由于季风与海浪侵蚀，土层浅薄，水质咸化，耕地、淡水和灌溉设施的匮乏使其很难产生精耕细作农业，孤悬海中的地理位置天然阻挡了同内地农耕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居民不得不从事与海相关的营生，呈现出很强的海洋性特质。因此，农垦与海洋谋生手段在海岛相互交错、更替存在。
无论是海岛地处的边缘位置亦或是它的发展模式，都使得其长期成为王朝鞭长莫及的地带。相比大陆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游走暂住的定居形态、贫瘠的物质条件使得海岛社会发展迟缓。随着精耕细作农业在沿海地区的推进和土地资源的竞争，沿海社会原本靠海为生的人以及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丧失土地的人后退到更加偏僻的濒海和海岛地区。渔民捕捞，商船穿梭，在看似变数无限的海域空间内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和稳定的运行模式和组织结构，并不断向更广阔的海域推进。从海岛社会的组织结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来看，国家权力对于海岛历史的发展形态影响深远，除去军事防守，传统中国对海岛最直接的影响即体现为对岛上民众的管理，探究岛民管理的历史有利于揭示海洋文明演变、适应以及成熟的历史过程。
为明晰本著的研究对象，有必要对本著中提到的“岛”和“岛民”概念作一个大致交待。东汉刘熙《释名》中提到，“海中可居者，曰岛，岛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鸟也，物所赴，如鸟之下也”。因此，岛在东汉时特指孤悬海中且可供居住之地，对于水中可居者，则称为“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同样解释“岛”的含义为可供居住之地，“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屿，岛也”。此后，岛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而今天的“岛”则包括了江海或湖泊里四面被水围着的陆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岛屿”定义为：“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高潮时海面出露的、原称为“礁”和“沙”的区域均被认定为“岛”。
据统计，我国共有海岛10100多个，其中，有居民海岛500余个，无居民海岛近万个，距离大陆小于10公里的海岛占总数的66﹪以上，距离大陆岸线大于100公里的远岸岛屿占5﹪。其中，除海南本岛和台湾、香港、澳门及其所属海岛外，我国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6961个，这些海岛80﹪以上集中分布在江、浙、闽、粤四省。中国沿海岛屿93％为基岩岛；其余，4％为堆积岛，主要分布在渤海和一些大河河口；2.5％为珊瑚岛，主要分布在台湾海峡以南海区；还有少量火山岛，主要分布于台湾岛周边，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大多数海岛面积较小，资源种类单一，基岩裸露，土壤瘠薄，植被面积有限。岛上淡水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但大约85％的年降水量流入大海，因而大多数海岛淡水缺乏。
按海岛与大陆海岸的远近，一般把今天意义上的海岛划为四类。第一类是外海海岛。它们远离大陆，如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第二类是外围海岛，一般离大陆30-50公里，如南澎列岛、佳篷列岛、担杆列岛等。第三类是离岸海岛，一般离大陆10-30公里，这类海岛数量较多，如庙岛列岛、马祖列岛、南澳岛、桂山岛、外伶仃岛、万山岛、上、下川岛等等。第四类是近岸或海湾内海岛，数量最多，有些因泥沙淤积已成为陆连岛。本著中所研究的海岛，并非指今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意义上的中国岛屿，而是针对清代前期的有居民岛屿，主要指上述的第三和第四类岛屿，我们姑且称之“近海岛屿”。
那么，何谓岛民？这一概念并不具有确定性，至今未有学者给过明确定义。在“岛民”一词出现在文献之前，官方史书将居住在海岛上的人称为“夷”，《尚书》载：“岛夷皮服。”据此后为《尚书》作疏作注的《尚书正义》解释“海曲谓之岛，谓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岛之夷，常衣鸟兽之皮，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还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郑玄云：“鸟（岛）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古人常读岛为鸟，因海岛四面环海，鱼类和草本资源丰富，为大批东亚候鸟迁徙、过境、渡冬或繁殖提供了食物，故而沿海岛屿鸟类种类繁多，居住在上面的人常以捕鸟为生。郑玄所云的“鸟（岛）夷”泛指东边的部落，即文献出现的居住在海上的“东夷”，此后，随着中原文化向南方拓展，“岛夷”成为了对靠海为生之人的统称，包括了“南夷”。在中原王朝疆域的不断拓展下，“华”、“夷”观念随之变化。元人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即是介绍“中国之外”、“海外夷国”山川、风土、物产、人情的著作，汪大渊在该著中谈到，“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这里用岛夷“修民职”来强调海外各国对元朝的服膺，“民”与“夷”的区别显而易见。自宋代开始，“岛民”一词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来形容在本国境内岛屿上居住的中国人，从“夷”到“民”的转变反映了海岛居民由域外走向域内的过程。
正如上文所提到，“民”对国家负有责任，岛民的称呼也意味着职责的体现，宋代对获罪流放海岛之人和无籍求生之人称“岛人”，对上纳租赋的普通民众称之为“岛民”，后代延续了这种称法。随着国家对民众户口分类的细化，海岛居住之人有了更多的称呼。明建国之初实行迁民虚岛，曾收编“渔丁、岛人、盐徒、疍户，籍为水军至数万人”，这里包括隐籍之人，也包括活动在海岛、已编入政府户籍册的渔民、灶户、疍民等。因为明政府放弃了对大多数沿海岛屿的军事戍守和行政管辖，明中叶以后，“岛民”与“流民”并称为亡命之徒，“辽之东南崇山大海，海有岛，流之民聚其间者曰岛民，聚于万山者间曰流民，是皆四方亡命流徒，自食其力而罔知官府之法者，置而不问则无以涣天下之群，而有意外之虞绳之法，则是激以贾祸也”。明人梁梦龙《海运新考》则将居住在辽东、山东海域海岛上的流民称为“岛人”。嘉靖时，入住田横岛者甚众，其首领数次“以状乞为编氓”。地方官许诺“以蔡人待之，听其留而税其租”。之后，因岛民中有作奸犯科者，当地官府“以计诱之，登岸悉擒其人，火其居，并田横庙毁焉”，这里的“蔡人”亦指迁徙流亡之人。
清代沿袭“岛民”的称呼，意指居住在海岛之上无匪逆之事的民众。笔者在叙述此群体时，会向前回顾和追溯，故岛民在此为动态身份，意指海岛民众身份合法化的过程，无论是其被政府称为贼寇还是流民，如何被政府认可最终编户齐民是本著讨论的重点。本著所对应的岛民大多原是渔船上的渔民、水手，抑或半农半渔的沿海民众、大陆破产商贩、佣工，也有些声称完全依靠农耕生活的人，他们“耕海作田”逐渐在岛屿上居住下来。
二、海洋史视野下的明清海岛与岛民管理
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是传统中国沿海社会的重要转型期，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近海岛屿成为沿海民众的聚集地和“海盗”的据点，岛屿在国家海防中的“藩篱”作用更加突出，文人对于海岛问题的著述因此层出不穷，也有偶尔涉及岛民管理的内容和见解，这些在海疆治理视角下的论著为今天的海岛研究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和参考。然而，除了台湾、海南等岛屿的研究，具有学术史意义上的中国大多数近海岛屿与岛民管理的研究要晚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此前，多是学者们在不同时段海域主权争端的背景下，为了对海岛主权寻找法理依据，针对远海岛屿地理位置、命名、渔民开发等问题展开的历史考证。这是由于一方面，西方史学传入引发国内学者反思中国的海洋发展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海洋资源开发的推进，中国多元一体的发展轨迹代替以传统农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与海洋有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受到关注，海洋史研究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研究方向。迄今为止，海洋贸易史、海洋移民史、海上交通史、海防史、海洋渔业史等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近海岛屿岛民历史。
海岛如何走入王朝国家，王朝国家如何对海岛民众进行有效管辖，这类个案研究使得海岛在王朝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位置与作用逐渐清晰。其中，学者们对海南岛和台湾岛的关注尤甚，前者在秦朝被纳入王朝疆域，并在宋代以后得到很好的开发和管理，后者在清朝有了系统而持久的军政管辖，在汉人迁入海岛之前，此二岛均有土著居民并已获得一定程度的开发，对此二岛民众治理的考察为理解王朝国家与海岛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目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涉及移民、土著、拓垦、户籍制度、行政设置、官僚体系等诸多内容，尤以台湾岛的研究最为深入。本著对海南岛和台湾岛虽不作特别研究，但作为清代所辖最大的两个岛屿，台湾和海南的管理模式对于周边其他岛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清代开海以后被纳入王朝军政管辖的台湾岛，本著仍会将其放置在清代国家海岛管理的大范围内加以适当讨论。
近年来，学者们对一些大中型岛屿如何走入王朝国家的历史进程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如吴滔从盐业生产和销售的角度探讨崇明岛从盐场到州县的演变过程以及盐场兴废的历史，试图揭示明清“沙洲——海岛型”盐业管理机制及其与州县行政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提出的“沙洲型海岛县级政区”强调了海岛自然地理以及管理制度的特殊性。陈贤波将涠洲岛地方社会与国家制度互动实态放置在明清长时段中探讨，梳理了明清涠洲岛从珠盗贼穴到国家行政架构建立的过程，作者力图呈现官府与民间、内政与外交、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等多元素的复杂互动，为理解国家权力在近海岛屿的扩张以及由此造成的独特的海岛文化结构提供了案例。谢湜在对浙江乐清湾一带的海岛社会与闽粤移民的讨论中，透过谱牒文本，对照官方文书，揭示海岛社区中不同社会身份的各类人群如何在不同时期的制度下谋生、拓殖，重点关注14-18世纪王朝海疆经略对海域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龚缨晏梳理了南田岛封禁与解禁的曲折历程，认为明清时期一直存在着一对矛盾：民众迫切要求开发岛屿，政府则尽力遏制民众的这种要求。朱波则以海岛政区的形成与演变作为切入点，试图揭示海岛政区在地理特征与管理制度上的特殊性，侧重考察清代海岛厅县建立的历史过程与地理基础。刘灵坪则考证了清代南澳厅的行政归属与层级。上述研究对本著诸多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借鉴，然因旨趣所在，这些论著并非从岛民视角讨论海岛治理，也未能系统讨论国家制度是如何一步步向大多数沿海较小岛屿的推及过程。笔者虽曾就乾隆朝沿海岛屿岛民管理之策的讨论和出台进行过初步探讨，但囿于篇幅和材料所限，未能将此问题放置在清前期特别是展界之后海洋政策的大背景下去探讨其变迁过程，也未能对海岛管理之策的推行差异和实效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在中国海洋史和涉海历史研究呈现繁荣的多元化景象时，国内学者前瞻性地对理论构建进行总结和反思。学者杨国桢强调“以海洋为本位的整体史研究，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的主角，从海洋看陆地，探讨人与海的互动关系，海洋世界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的互动关系”，虽然并不否认传统中国海洋社会的边缘地位，但却更加强调“把中国海洋区域——海岸线陆域、海岛和海域作为研究主体”。这种研究方法和理念使我们重新审视以陆地为主的叙事框架，启发我们站在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对我国沿海区域、沿海岛屿及相关海洋区域、海外地区的特殊社会结构及其规律性进行思索。循着这一研究思路，有学者从海岛开发模式、陆岛移民、陆岛贸易、渔民社会等视角探索海上人群在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其中，李德元认为大陆向周边岛屿、岛屿和岛屿间的移民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并从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差异及原因出发分析了近海岛屿由传统单一的开发模式向以渔业、农业、海上走私贸易等为主的多样开发模式的转变过程。欧阳宗书考察了明清两代沿海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的变迁，将国家的渔政管理制度进行了梳理，并对清代海岛渔政管理略有涉及。穆盛博探讨了舟山海洋区域社会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重点考察那些从渔场获利的人群如何分配海洋资源空间。同时，他非常强调人口增长与国家政策对19世纪以来舟山群岛海域渔业资源竞争与生态环境的影响。杨培娜以制度变迁为前提，关注王朝体制转变与沿海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之间的关系，认为清代渔船制度的建立，与地方社会动乱有关，是王朝尝试进一步规范和管理沿海人群尤其是渔民活动的体现。
由关注大人物到更多地关注下层民众，史学界的这种转向也推动了一些中国学的学者将注意力放在特定沿海人群的研究。明清两朝，那些失去控制的海洋社会群体常常被政府指为“岛寇”，海上“盗”与“民”的身份变幻莫测，岛民群体的诸多特征与活动轨迹在这些相关研究中得以揭示。其中，穆戴安有关华南海盗的研究试图探寻乾嘉之际华南海盗积聚增加的原因，作者对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广东水上世界的独特节奏、隐匿于近海岛屿的海上人群所惯有的生活方式等面相的细致勾勒，有益于理解海上中国的运行机制。与此相比，安乐博的海盗研究更加侧重于从地方社会的角度揭示海盗产生的根源与社会背景，但二者都谈及王朝对华南地区沿海人群（渔民、水手）的管理问题。学者张增信认为海岛和海洋文化的兴起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明代中叶以后的“海寇”，正是由于海盗的频繁活动，海岛在明末以后成为了向来以大陆为主流的中央体系的一环。类似的还有郑广南、曾小全、松浦章、刘平等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充分肯定了海盗在开发海岛、建设港口、发展海外交通贸易等方面的贡献，并多有谈及政府应对之策。
与其说王朝的政策推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不如说是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近些年，一些学者致力于突破传统王朝政治与制度史的研究架构，注重考察地理环境、气候、历史沿革、地方风俗等差异下的区域社会历史。王朝对一个区域的军事征讨、行政设置到权力、文化渗透，地方如何参与其中并利用这种规范取得资源和身份认同，这同样不容忽视。学者们将这种研究理念运用于对清初沿海社会的探索，陈春声对韩江流域从明代中叶至清初迁海长时段的考察启发我们探究国家政策变化时，注意沿海社会的反应和变化。鲍炜从国家对区域社会的控制入手，认为展界以后，清廷才真正获得在广东沿海一带的控制权，凸现了国家政策在广东沿海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关于清初迁界、展界之论著颇多，社会史、区域史学者更为关注清初迁界、展界下的地方社会与王朝制度的互动关系，然这些研究也不得不承认清初基层社会在面对迁界政策时的不堪一击，这说明要阐释和理解清前期中国的根本性变动问题，对于国家层面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在社会史、区域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下，从王朝与国家视角出发的整体史研究正面临着边缘化倾向，这种边缘化倾向在海洋史研究中体现得更为突出。笔者认为，沿着中华文明逐渐扩展的方向，整个国家从南到北、自西向东存在一种内在的共性。无论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这种共性在帝国的统治者心中比实际还要大许多。这对于理解传统中国的历史相当重要。海洋内在机制以及海洋特性对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什么样的深刻影响当然是深具意义的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洋与陆地的对立，海洋历史还应包括王朝国家、政治制度等陆地性内容，如同无法忽视海洋对大陆带来的深刻影响，刻意回避和否认大陆对海洋的影响也必适得其反。尤其对清前期海岛历史的观察，农业区域的扩张是不能够被忽视的前题。然而，如何在海洋视野下，突破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范式，探索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海洋制度史，则是需要持续思索的问题。
抱着使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研究齐头并进的期望，许多学者转向讨论国家对海洋疆土的拓展过程和管辖方式，呈现注重制度史的研究取向，海洋疆域是随着对海岛的发现、命名、开发、管辖而逐步形成、演进的，故而不少海疆史论著涉及海岛管理，但这类研究多将台湾岛、海南岛及南海诸岛、钓鱼岛等岛屿的管辖作为重点，而未留意到众多近海小岛的管理。卢建一的《明清海疆政策与东南海岛研究》是近年来专门针对海疆与海岛管理问题进行探讨的专著，该著通过地方志资料对台湾、海南、舟山、金门等岛屿的历史进行了梳理。鉴于海岛在疆域史方面的学理性价值，李国强主张构建以海岛为核心的海疆史学术体系，并以此为旨趣对我国岛屿的主权问题追根溯源，相比从前将海岸区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海疆史研究，李国强对于海岛在海疆历史中重要研究地位的呼吁有助于海疆史研究更加完整和全面。
海疆史研究将海岛历史放置于王朝与国家层面，同时也将海洋与陆地、沿海与内地、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关系推向极致，美国学者卫思韩更为强调这种关系的冲突性，在《从王直到施琅的海洋中国：以边缘历史为主题》一文中，从边缘政治的角度审视明代中叶到清代初期的沿海社会，他认为由于沿海地区包括沿海岛屿所处边缘位置的弱点，使传统中国海上力量难逃衰落命运。也有学者更加关注海岛与大陆的互动关系，包伟民将舟山群岛放置于东亚海域的地理大环境中，强调其作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前哨位置，同时，作者认为不应过于强调海岛“孤悬海外”的特征，近海岛屿因长时期受大陆文化的强度辐射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其在与大陆地区的文化比较中，“似皆共性大于特征”。
无论是主张从海洋看陆地，还是强调兼顾海洋和陆地来探讨海陆互动下的中国社会，对近海岛屿诸多问题的考察便于在这两种研究旨趣中寻找着力点。这些“海中余地”与大陆腹地联系密切，岛民与大陆居民同样需以陆地为依托，不同的是，岛民或以海为生，或半农半海，这也决定了他们流动浮居的海洋特性更为凸显。有关海岛及沿海人群的历史，有很多杰出学者从文化、经济、政治、贸易、环境、生态等不同层面做过非常精湛的研究。这些研究呈现出个别岛屿和海域的若干特点，揭示了边缘地域及人物的历史参与性，对沿海岛屿在传统中国的重要位置给与了肯定，令笔者受益匪浅。因视角不同，本著在绪言部分不一一回顾，而在正文的相应部分进行详细讨论与引证。
前贤成果启发笔者意识到：一、中央集权国家对于海岛历史发展形态之影响不可小觑，梳理国家政策的形成与演变是理解岛民管理实况的基础。由此，方能进一步拨开迷雾、揭示海上世界的特质。目前，学界缺乏对岛民管理宏观政策的呈现与挖掘，这是当下亟待解决的课题。鉴于此，本著从王朝国家的角度针对清前期岛民管理问题的政策变化和规律性进行初步探索，以期为了解中国海岛管理的历史渊源提供参考。二、探究宏观政策的成因、出台、结果固然重要，然而，要阐述政策变迁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清晰把握制度的实际操作以及操作中又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本著力求从帝国秩序尤其是海域局势的变动去理解岛民管理政策的生成，同时，从地方社会之实况去体验国家政策如何推行与演变。然而在海岛星罗棋布的中国海域，面面俱到的整体性研究显然并非短时期和一己之力可以完成。“关山初度路犹长”，所未尽及舛谬之处，尚祈学界同仁指教批评。
（本文为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十卷，王潞著《清前期的岛民管理》之绪言，人民出版社2016年，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