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潞《清前期的岛民管理》绪言（下）
三、清前期的时代意义
海岛历史虽然晚熟起源却非常早，有考古资料显示，近海岛屿从史前时期就开始周期性地吸收大陆移民，只是早期的移民数量不多尚未引起政府关注。随着海岛开发的逐渐深入，国家在一些海岛设置行政机构，如刘宋泰始二年，因“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泰始七年（471）于当时海中之郁州岛（清代已与大陆相连，今连云港市新浦区）侨立青州。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于今舟山群岛之上设立瓮山县。自宋以后，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府和民间对近海岛屿的开发有了显著增长，出于军事防御和经济开发的目的，政府对海岛的管理有所强化。北宋建隆四年（963），沙门岛民被赋予专造舟楫的职责并因此免去赋税，熙宁六年（1073）于舟山群岛设立昌国县，“意其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实海中之巨障，足以昌壮国势焉”。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于香山诸洲岛上设置香山县。乾道年间（1165-1173）政府还曾在沿海岛屿设置“澳长”来管理岛民。在碰到民众与政府利益相矛盾的时候，政府也曾采取激烈的方式平息“盗乱”，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9），为控制大奚山盐业，广州知州“钱之望遣兵入大奚山，尽杀岛民”。在宋元战乱和灾荒的影响下，大批陆地民众移居海中岛屿，南宋小朝廷曾在海岛上躲避元军追击。宋景炎三年（1278），端宗崩于广东省吴川县硇洲岛，陆秀夫等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乙酉升硇洲为翔龙县”。元代政府在山东半岛北面海域设置的“岛社”是海岛聚落在国家行政单位中的体现。但相对于明代中叶以后，此时的海洋经济发展仍非常有限，国家对海岛民众的管理之策多是出于航运、军事等目的，既不持久也不普遍。
元末明初，走私集团、地方豪强和逃避战火的民众，各种人群散布沿海岛屿，为将这群人控制在王权之内，明太祖下令将沿海岛屿迁徙一空。随着倭乱频频骚扰沿海地区，海疆防御被纳入到明朝统治者的决策过程中，明政府将沿海民众的接济视为纷乱根源，严格控制沿海民众出海活动成为打击倭寇的重要办法，海岛“弃而不治”成为常态。明代中后期，随着捕捞方式的转变和帆船制造技术的提高，渔民、商人、灶户等在沿海岛屿的开发走向高潮。有学者指出，明代中叶以后的海岛成为汇集了捕捞、渔盐、贸易等多种开发形式的基地。此时，无限开阔的海洋对于民众而言具有无限深度和广度，却成为政府想要关闭却从未能真正关闭的边疆。
清入关以后，为取得东南沿海控制权而颁发禁海令，将沿海岛屿居民再次迁空。虽然靠政府颇为严酷的法令暂时实现了沿海民众的内迁，然而此后的展界恰恰说明了海洋生计对于滨海民众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二十三年全面开海以后，岛屿向沿海民众逐渐开放。然而，东南海疆近四十余年的动乱不能不让决策者们谨慎对之，为避免海洋的过度开放与过度自由，康熙君臣以限制民众出洋作为防微杜渐之策，由此推出的一系列禁规，将沿海民众控制在近海一带勉强维持生计。面临人口的增长、海洋经济的迅猛发展，沿海民众通过呈请开垦海岛耕地、在海岛晾晒打捞鱼类、临时休憩等方式加快了开发海岛的步子。同时，展界以后，对于沿海岛屿的民事管理制度逐渐清晰和细化，康熙朝颁布的一系列规定诸如禁止民众赴外洋岛屿搭寮、居住的制度在内容和执行力度上不断变化。到乾隆末年，沿海岛屿已居住了数以万计以海为田的岛民，具体到中国漫长海岸线的成百上千的岛屿，情况又各有不同。从康熙展界之初的海疆初定到乾嘉之际夷盗在海洋的活跃，面临不同的内外环境，王朝国家对岛民聚集采取了相应的管理政策。这些约束亦或引导的制度准则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同时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海洋社会的矛盾与需求，而这两者之间又密切相关。
面对海洋社会与农耕社会治理相迥异的统御难题，相比于明代与清初“弃”与“守”之间的抉择，“开”与“禁”的两难伴随着清朝开海之后的君臣。近些年，学者们将清朝历史放置在“帝制晚期”或“早期现代”的叙事时间中审视中国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内在动力，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提出“后十六世纪问题”，她认为清朝与世界上的近世国家（early modern）皆面对的三个共同的问题：即怎样处理国内民族、宗教的多样性问题？怎样统治动乱中形成的社会集团而建立统一的政治制度？怎样控制国际商业而实现既稳定又繁荣的国内经济？简而言之，即这些国家如何面对秩序重建的问题。无论是把清朝作为中华帝国晚期最后一个高度专制的朝代，还是早期现代中国的关键转折点，康乾之际有着特别的位置，人口激增、社会流动性、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当属空前，海洋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已为当今学者们所共识。从王朝国家来看，清朝建立给中国沿海带来了巨大变化。自满人入关以来，海上的威胁成为皇帝、官员、文人不可抹去的深刻记忆，康雍乾三朝曾经试图在海上建立军事、行政的绝对控制，在海岛政区设置、岛民户籍、渔业政策、船只管理、汛哨体系等国家制度层面，这一时期所奠定的准则成为后继君臣效法的先例。政府对岛民群体的重视程度更属前所未有，尽管过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和威胁，毋庸置疑的是，清前期王朝对海岛及岛民管理的态度和政策演变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也正是沿海民众对岛屿不断开发的结果。本著一方面从国家制度层面审视清前期沿海岛屿岛民管理政策的演变，另一方面通过海岛个案揭示国家政策在具体时空推行遇到的问题，希望更为全面地呈现王朝国家向沿海岛屿推进的历史过程。
四、资料的运用
“中国志书,只详陆地之事,而海中各岛素多疏略。”自明代中叶以后，海上侵扰不断，出于对军事防御的重视，伴随大量海防著作的出现，海岛历史才逐渐有了较为丰富的记载。当时，利用海岛进行军事防御无疑是首要的，海岛开发并未受到重视，这造成记载岛民的史料稀少而分散。对于大多数沿海岛屿来说，资料的匮乏也使得从国家政策层面对中国近海岛屿尤其是岛民管理进行考察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容易被忽视的是，在精耕细作农业及相伴随的正统文化不断向沿海拓展的过程中，陆地人的海洋观逐渐形成，并最终上升为国家的海洋观，明清文献中，类似“以海为田”、“海岛贼寇”这样由陆观海的表述随处可见，呈现海岛与岛民实况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史料收集与甄别。
学者卢建一曾对明清时期东南海域的部分海岛地方志史料做过点校与整理，为我们了解不同海域海岛的地理、经济、文化等有一定帮助。但若致力于探寻此时王朝政策演变轨迹，档案就成为最能直接反映政府动态的史料。保存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官员朱批奏折、朱批录副、夹片、清册以及朱批谕旨、揭帖等史料是反应清前期君臣对岛民如何安置和管理等问题的最直接记录，这些珍贵档案反映了历朝君臣对于海岛和岛民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如何影响最终的决策。而且，本著所用的相当一部分档案未经公开出版，学界此前也尚未能触及。笔者希望建立在原始档案基础上的讨论，能够近距离审视决策者遇到的问题以及皇帝和官员个人的想法和动机，有益于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近海岛屿以及沿海社会管理的分歧与一致。
在对档案分析的基础之上，笔者积极收集地方文献、族谱、碑刻等，并结合近几年在沿海岛屿的实地访谈，选取个案，在关照大历史走向的同时进一步挖掘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历史，结合地方社会的实态体会岛民管理政策如何在民间的推动下不断调整和变化。
五、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本著的讨论以政策变迁为主线，将政策放置于时间脉络和空间地域下去考察其变化的根源和政策推行的过程。笔者在以中央王朝政策变迁为主线的前提下，尽可能将政策放置到具体的地域来展现政策的实态，探讨政策变迁与决策者、参与决策者、民间力量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不同地区的海岛管理模式能够代表其他地区，而仅是希望通过特定时空地域下的政策推行来更加具体地诠释王朝政策与中央的互动过程。
岛民多由大陆渡海前往，康熙展界之初就对民众赴岛屿开发颁布了一系列规定，意在禁止民众赴外洋岛屿搭寮居住，包括船只成造规格、船只编甲等等。对这些规定的贯彻都要以文武官员对内外洋面和各省洋面的分责稽查为基础，虽然这些政策极大地限制了民众向远洋拓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洋面的管理并未能取得如期效果。以往学者对这部分内容较少深入，而岛民流动性的特质使得考察洋面管理变得异常重要。以此作为基础，方能进一步了解清前期岛民形成的过程以及王朝政策变迁的根源。
自宋代政府就颁布保甲制试图对海岛“游众”加以约束，明初这些人多被称为“逋逃之徒”。随着中央王权的强化，将这些民众纳入到王朝管理之下的愿望就愈加强烈。尽管自康熙以来，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学者们至今存在很多分歧。但得到普遍肯定的是，人口增长推动了国内移民，使得帝国疆域扩大，随之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即是户籍问题。尤其在摊丁入亩、丁银并入田赋以后，农民对于土地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而流动性相对加强，这些社会问题使得行政管理更加复杂化。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康雍乾三位皇帝均不同程度地将控制人口流动作为维持稳定的办法。保甲长、族长、里长、乡长等都曾作为代政府登记人口的民间力量。与大陆相比，近海岛屿作为人类繁衍生息之地，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沿海民众开发海洋的依托和延伸地，因此，这里的人户流动性更为明显。当清代清查海岛居民时，无论是就地编甲还是拆毁房屋、迁回内地，其实质都是试图对人口进行控制。因此，从基层治理的角度来看，清代的岛民管理问题实质上成为对岛民户籍的管理。
当部分岛屿的人口增加到一定规模并便于设汛稽查时，王朝会考虑在岛屿设置行政机构。相对于户籍编甲，它体现了王朝对岛民管理的强化。不同海域所采取的不同行政设置正体现了国家管理岛民的地域性差异。那么清前期海岛行政设置与王朝对海疆的侧重、各地方人群的身份、经济活动等存在怎样的关系？不同执政者采取的管理模式又存在怎样的发展轨迹？这些管理模式对当地居民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都将有利于大范围地梳理国家政策在岛民管理问题上的共性与差异性。
综上，本著将主要从洋面管理、岛民户籍编查、岛屿行政设置三个方面探讨从康熙展界前后到乾嘉之际，面对民众向海岛的流动以及地方与中央的博弈，王朝如何一步步调整政策，进而从王朝国家的视角审视海岛人群合法化的过程。行文中力图呈现不同地域管理模式的差异，由此讨论国家政策制定和地方社会的关系。笔者深信，透过岛民管理所折射出的国家机器运作、社会经济及相应问题的增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动与矛盾等问题，皆是理解王朝统治之道和海洋社会面貌的重要指标。而本著所使用的“洋面”、“展复”、“开复”、“呈请”、“牧民”等文献中的表述，相信能够更好地将海岛与岛民走入王朝体制的过程放置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这些词汇所蕴含的政治、社会、文化内容。
作为一本史学著作，本著按时间序列梳理政策变迁，却并不以时间长短决定详略，而因各朝所采取的政策差异有所侧重。本著在集中讨论清前期的同时会适当追溯历代岛民管理的政策演变，并在案例分析中讨论乾隆朝以后海岛问题的走向，以期放置在历史脉络下审视清前期的岛民管理政策。大体框架安排如下：
本著的绪言部分主要阐明本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关键概念，交代本著所用材料和研究思路、基本框架。除绪言和结语之外，本著分为上编、中编、下编。上编由第一章和第二章组成，侧重呈现王朝海上秩序初建过程。重点考察迁界、展界过程中国家对岛民的安置、国家在海岛建立的军事戍守和洋面会哨稽查制度，旨在揭示展界以后王朝逐步确立的一系列政策，如何影响着沿海民众在海岛的活动。中编由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组成，主要在国家权力触角不断深入的背景下，考察王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强化了海岛民事管理。透过对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海域岛屿行政设置情况和民间自下而上呈请开复情况的个案分析，试图探讨国家对不同海域的不同管理模式，国家与地方在海岛开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下编由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组成，前两章侧重考察面对民众向海岛的拓展，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反映与决策，以及产生的影响。重点放在乾隆皇帝与大臣的讨论以及大臣之间的争论，以此分析各方对海岛开复的不同态度。乾隆末年因“盗”治岛，从而将岛民治理提上了国家决策层面，为了完整呈现乾隆朝政策的流变和影响，第八章在大规模海盗集团兴衰背景下，梳理了乾嘉之际的岛民问题。本编在呈现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过程时，以下问题将被重点关注：是什么影响了政策的出台和推行？哪些岛屿的岛民成为编户齐民，哪些岛屿的岛民被加以驱逐？不同的对待上，遵循的规则是否仍是康熙朝所制定的禁规。
最后一部分是结语，笔者将以岛民管理政策为线索综述清前期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并将王朝对洋面管理、保甲编排、行政设置等政策的转变纳入到国家对岛民管理的链条中，总述研究宗旨的同时论述清前期海岛管理对当时和清后期士人海疆观念的影响。
（本文为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十卷，王潞著《清前期的岛民管理》之绪言，人民出版社2016年，注释从略。）
